政治生活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政治学研究如果离开了历史和现实，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理论应有的实践价值。如何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出发，创建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政治学学者的重要使命。只有建立在中国历史和现实基础上的政治学理论，才有可能揭示中国模式的政治内涵，才有可能把握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走向，才有可能对现实的政治发展起到理论应有的作用。黄福寿教授所著《中国协商政治发生与演变逻辑》一书，以协商政治为视角，用实证方法分析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协商政治形态的发生与演变逻辑，尤其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协的政治形态及其演变规律，就是循着上述研究思路的一种尝试。就笔者看来，迄今未见这一角度的同类研究成果。某种意义上说，该研究成果拓展了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视阈。
　　《中国协商政治发生与演变逻辑》一书主要由上下两篇组成。上篇“历史实践：近现代中国协商政治的基本形态”，研究了近现代中国协商政治的几种典型形态：资政院和谘议局、国民参政会、旧政治协商会议、新政治协商会议。作者对这几种政治形态各自产生的历史背景、制度安排、政治内容、政治功能和作用等进行了具体分析，并确立了“中国协商政治”的概念。下篇“个案研究：中国地方协商政治理论与实践”，以上海市政协为对象，对建国后的中国协商政治形态及其演变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研究。作者通过对中国协商政治形态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其政治运行的基本过程，解析了经济社会基础的变化与协商政治形态演变的关系以及应对内外部挑战与协商政治形态演变的关系，揭示了中国协商政治形态演变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动因。
　　本书的核心概念是“中国协商政治”。20世纪西方民主理论演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从规范的民主理论向经验的民主理论转换，由关注实质民主向关注程序民主转换，人们放弃了理想主义式的民主价值探讨，而追求对民主的实证分析。西方协商政治理论，既是西方民主政治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展开，又是西方民主政治实践的经验总结。本书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套用西方协商政治理论来审视当代中国的协商政治实践，或者用西方的协商政治模式来评判当代中国的协商政治实践。作者认为，在西方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的同时，在20世纪的中国，先驱者们对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也进行了积极和全方位的探索，尽管这种探索的过程与西方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存在这样那样的联系，但它却是按照自身的逻辑和历史路径展开的，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路径。在中西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大背景下，一种在程序(政治运作过程)上以协商为主要特征的民主政治——中国协商政治，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重要历史形态。这种政治的基本特征是：不同的政治行为主体，基于某种利益要求，在一定的政治架构或制度平台上，通过协商的方式，寻求共识，期望共赢的政治过程；在其政治运作过程中，往往存在一个核心的政治主体，对政治的运作起主导作用。尽管从发生学意义上看，中国协商政治内涵着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的价值因素，但由于中西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政治传统不同、民主政治发展的路径也不同，因此，中西协商政治的具体内容、运作方式、政治效力有很大差异，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协商政治，人民政协是中国协商政治的当代形态。本书作者力求从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寻找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探讨中国协商政治形态演变的规律。
　　《中国协商政治发生与演变逻辑》一书，不仅为中国政治发展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且为展开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尤其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一提：
　　1　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作者在研究当代中国人民政协政治形态演变时，并不局限于当下的政治实践，而是把它放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百年历史的大变迁中来考察。作者用“中国协商政治”这一概念来表达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一条独特线索。纵观近百年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协商政治”贯穿其中，尽管其演变的路径曲曲折折，但其始终存在并运行着。作者对这种曲折的历史现象背后所隐含的规律性内容以及这种政治形态运行的基本过程进行了揭示和探讨，这的确为“深化我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的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提供了新的视角”。
　　2　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探索政治发展的逻辑。作者在研究“中国协商政治”时，并不是就“中国协商政治”论“中国协商政治”，而是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角度对中国协商政治形态演变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分析，尤其是在对地方协商政治进行实证研究时，从社会变迁和政治发展的互动关系中，对中国地方协商政治形态演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经济社会基础的变化和应对内外部挑战的过程与人民政协政治形态演变的内在关系，深化了对人民政协政治形态演变规律的研究。
　　3　资料翔实，史论结合。通读全书，深深感到全书有扎实的历史资料和文献资料基础，资料涉及档案、方志、年鉴、资料汇编、文集、中外论著、传记、期刊、研究报告等。但作者又不局限于就史论史，而是做到了史论的有机结合，既立论有据，又观点鲜明。作者认为制度是人的选择，但选择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根据客观历史条件进行的。人们是在客观历史条件提供的可能性空间中选择和设计制度的。作者通过对经济社会结构演变过程、内外部条件、具体事件的分析，提出多元社会是协商政治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要条件。多元社会既可以选择协商政治，也可以选择竞争政治。中国协商政治形态的产生和演变，既受制于中国经济社会的结构状况，又受制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时还受制于中国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当然这种需要也是由客观因素引起的)，因此，中国协商政治发展的基本进程是由中国历史自身发展进程定义的。同时，作者指出，政治发展的基本进程虽由历史定义，但并不排斥人们对历史发展的主动选择。人类是历史发展的主体，能主动应对环境，从而改变政治发展的具体过程。这种理论逻辑表达的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实践逻辑，自觉推进中国政治发展，是当代中国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4　拓展了“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综观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过程，总体上说，政治文明的发展使人类的政治生活越来越平和、越来越合理、越来越能够有效地解决人类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也越来越有利于良好社会秩序的形成。一种持续稳定的统治秩序一定是基于权利和义务关系上的秩序，而不是基于暴力的政治。政治文明演进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暴力政治走向协商政治，注重以协商为政治手段，通过妥协、让步来获得政治问题上的共识和认同。西方协商政治理论和实践是在西方历史、文化、社会背景下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这种大趋势的一个角度的反映；而作者表述的当代“中国协商政治”是在另一种历史文化背景下展示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这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拓展了“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概念到概念的阐述是简单的、容易的，但也是难以使人信服的。理论研究，难就难在理论联系实际，切实地、逻辑严密地论证问题。对中国协商政治形态及其演变的实证研究，不仅可以在经验和规范(历史和逻辑)的辩证关系中探讨中国协商政治形态演变的历史逻辑，丰富当今世界“中国模式”的政治内涵，而且有利于我们把握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路径，坚定走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