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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京东城，府学胡同63号，听起来有某种阴森的神秘感，像一座深藏着无数秘密的王府。当我问路时，哪怕是老北京，一下也反应不过来。一个坐在小板凳上的北京大爷朝我翻了翻眼皮，以一种近乎警惕的神情问，您说的那是啥地儿？
但顺天府学很多人都知道，不知道府学的也知道孔庙。去那儿，先要穿过一条苍老而瘦小的胡同，这条胡同只因有一座顺天府学而得名。岁月中有太多的阴差阳错，而偶然又往往变成必然。顺天府学的前身据说是元末的一座报恩寺，寺庙刚刚盖好，连佛像还来不及安放，明军便一举攻入元大都。报恩寺僧人在兵荒马乱中生恐寺院被明军强占。而和尚出生的朱元璋对佛庙之类满不在乎，却特别在乎孔孟等圣贤的庙堂，严令明军不得擅自闯入。众僧在惶急之中便将一尊孔子像置于庙堂，一座佛庙由此而变成了孔庙，再也改不回来了。永乐元年，在燕王朱棣以其“圣武神功”夺得天下后，升北平为顺天府，孔庙又成为顺天府学，而一条府学胡同，穿越600年岁月，从明朝一直贯穿至今。
我来这里，不是来拜谒一座孔庙或府学，而是来拜谒一座比府学还早一百多年的前身，一座几乎处于遗忘状态的土牢。在宫殿、王府和大夫第此起彼伏的老北京，眼前出现的是一座看上去很不起眼的建筑，一座寂静的门楼连接着一座坐北朝南的老宅院，土灰色的墙，土灰色的瓦，连北京深秋的阳光看上去也是土灰色的，愣愣地照着这土灰色的一切。它的表情是安详的、自在的，仿佛天生就是这个样子。
我瞅了瞅那个门牌号码，如同历史的指证，就是这里了。
没有丝毫震惊，也没必要仰望。走进大门，一目了然，远没有我想象的那样阴森神秘、深邃复杂，在一棵枣树向南倾斜的稀稀疏疏的树影下，大门、前殿、后殿，以安稳的节奏不紧不慢地展开。穿过一道狭长的过厅，如同穿过一个人的一生一世。这是一种设计，人类真是充满了智慧，他们可能连想也没想就这样决定了，用这样一道过厅来展示一个人的平生，这让一个人和一段历史有了一条不再拐弯抹角的捷径，也让一个人走进历史的途径变得直接而简单。然而，走过这段历史的过程还是比我预料的要漫长得多。
除了我，这院子里几乎没有别的人。这其实很适合一个历史旁观者在这里旁若无人地游走与遐思。回忆中的岁月如同倒流，与其说是回忆又不如说是想象。但无论如何想，还是难以想象，这里曾经是一座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的土牢，这土牢隶属于元朝兵马司，又称兵马司土牢。一个王朝的开国皇帝，就是用这样一座土牢来囚禁另一个王朝的末代丞相，这让一座土牢成为时空中的一个坐标，既是历史的开端，也是历史的结局。但要找到那座兵马司土牢已经不可能了，连一座当年的元大都如今也剩残余的土城遗址。不说元代建筑，哪怕要寻找一座能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明代古建筑也是一件奢侈的事。但我还是情愿相信，一个王朝最后的守望者，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二
文天祥被押解到元大都的确凿时间，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十月。当他从广州上路时还是春夏之交，抵达大都时已是深秋，秋风拂过枯败的黄叶，连同那薄如叶片的时光，从一个俘虏身上纷纷掠过，犹在我走过来的这条胡同里无声地飘飞。一个王朝灭亡了，这个秋天多么寂静，但还有一些前尘往事并未尘埃落定。
接下来的历史，只能按元朝的纪元来进行。这样意味着，又一个由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已被中华民族奉为了一个正统的王朝。对文天祥而言，这无疑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而他接下来的存在，事实上已是时空中的一个悖论。从胜利者来看，在征服了一个王朝之后，接下来要征服的是人心，而要征服南人之心，最好的方式就是从一个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的代表性人物开始。这其实就是文天祥最后剩下的利用价值，而眼下，他们俘虏的还只是文天祥的躯体，若要利用这个俘虏，还必须俘获他的心灵。
换一种视角，从文天祥来看，一个王朝已经灭亡，一个忠贞不渝的忠臣事实上已丧失了忠诚的对象。这样一个事实，在文天祥被押到广州时，那位俘获他的元将张弘范就及时点醒过他：“南宋灭亡，忠孝之事已尽，即使杀身成仁，又有谁把这事写进国史？文丞相如愿转而效力大元，一定会受到重用。”但文天祥却执迷不悟：“国亡不能救，作为臣子，死有余罪，怎能再怀二心？”张弘范微微一笑，不复再言。按张弘范的想法，他是不想带着这样一个累赘上路的，从他与文天祥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也知道这个人的愚忠已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既然留着这没用的东西，那就不如干脆杀掉，兴许还能让南宋那些依然心存幻想的人们，在绝望中死心塌地归顺大元帝国。但张弘范还没有权力擅自杀掉一个亡国的丞相，决定文天祥生死的是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在灭宋之后突然变得仁慈了，慨然道：“谁家无忠臣？”他命张弘范对文天祥以礼相待——这实际上又反映了统治者的另一种心机，善待另一个王朝的忠臣，说穿了也是对本王朝忠臣的一种激励。
有了元世祖殷切的关照，一个走在穷途末路上的亡国丞相一路上都受到了优待。抵达大都，他仿佛不是一个俘虏，而是上宾，他被安置在朝廷专门接待宾客的会同馆里。当然，接下来便有人来劝降招安了。第一个来劝降的是留梦炎。此公和文天祥一样，也是状元出身的南宋丞相，他于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降元后，命也保住了，官也保住了，从礼部尚书迁为翰林承旨，后又拜相。从南宋丞相到元朝丞相，可见这个人是何等的识时务，识时务者方为俊杰。而他也的确为元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宋元交战之际，他为元朝招降了一大批 “弃暗投明”的宋臣宋将，让蒙元大军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大片大宋江山。现在，他以自己的现身说法来规劝文天祥，很谦恭，很真诚，很有说服力。但文天祥一见留梦炎就没有好脸色，搞得留梦炎只好“悻悻而去”。紧接着吕师孟又来了，此人原为南宋兵部尚书，德祐二年（1275年）正月，文天祥奉命与元军谈判，双方在谈判桌上正相持不下，吕师孟竟提前向元军献上降表。这让文天祥还怎么谈呢？回朝之后，文天祥立马上书请斩吕师孟，而吕师孟却干脆投降了元军。此时，作为降将吕师孟穿着一身元朝的官服，大摇大摆地走到了文天祥的面前。他就没有留梦炎那样谦恭了，一开口就挖苦文天祥：“丞相请斩叛逆遗孽吕师孟，现在我来了，丞相为何不杀了我呢？”文天祥厉声呵斥：“你叔侄都做了降将，没有杀死你们，是本朝失刑。你无耻苟活，有什么面目见人？”吕师孟讪讪地说了声“丞相骂得痛快”，便转身走了。 眼看着一个个降臣降将的现身说法都未奏效，忽必烈又把一个投降的皇帝请出来了。文天祥不是南宋的忠臣吗，宋朝灭掉了，但皇帝还在。应该说，在对待南宋君臣上，元世祖忽必烈还真是表现出了一个胜利者足够的仁慈，只要投降，一律予以善待。文天祥尊敬的谢太后在归降之后被封为寿春郡夫人，文天祥所效命的天子宋恭宗（或称宋恭帝）赵也被封为瀛国公。在宋元交战的最后几年里，这老太后与小皇帝也被屡屡恭请出来，以规劝他们的臣民放弃抵抗，让天下归心，而天下自然是元朝的天下。这样的劝降很有效果，与其说是来自一个老太后、一个小皇帝的号召力，弗如说是让那些在降与不降中挣扎的臣子们有了一种伦理上的解脱。既然太后和皇上都归降了，他们的归降就不能说是叛国投降，而是对太后和皇上的忠诚追随。从后世对谢太后是非功过的评价看，也并未把谢太后简单地看成投降派卖国贼，并且对她最后下诏降元抱有情有可原的体谅。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对于南宋末年那样一个孤儿寡母式的残破危局，这位太皇太后选择降元实在有太多的无奈，后世也实在不能苛求她抗战到底。又从历史大势看，汉民族可以接受异族的统治，却不能接受分裂，谢太后能舍半壁江山，求一统天下，与其说是投降，不如说是主动接受国家的统一。这就不是什么投降卖国了，这是一种政治智慧，有着更深远的历史眼光。谢太后在灭国之后又活了7年，享年74岁，也算是寿终正寝了。
宋恭宗5岁随太后降元，元世祖让他来劝降文天祥时，还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又知道什么呢？他甚至连自己当过皇帝都懵懂无知。但在文天祥眼里，这孩子却依然是天子、圣上，一见赵，他便北跪于地，痛哭失声，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对赵说：“圣驾请回！”——关于赵，还有一段后话：他18岁那年，忽必烈忽然赏给他许多钱财，叫他去西藏萨迦寺当喇嘛，法号和尊。他很有悟性，也很有佛性，在萨迦寺学会了藏文，还曾将《百法明门论》《因明入正理论》这两部汉传佛教经典翻译为藏文，在藏传佛教中影响很大，他也成了藏传佛教的高僧。据说，直到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他年过天命时，才知晓自己从前的皇帝身份，在悲哀与惆怅中赋诗一首：“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然而，一个人知道了自己天命中的秘密，也就天命将尽了。他这首对自己的命运颇有些不甘心的绝句，很快就成了生命的绝唱。其时已是元英宗当政，英宗读了他的诗，遂下令赐死。赵死时53岁。关于这位亡国之君的结局，在正史中没有记载，但在汉文《佛祖历代通载》有这样一句：“至治三年（1323）四月赐瀛国公合尊死于河西，诏僧儒金书藏经。”
从南宋的灭亡到宋恭帝最终的命运，说穿了也是一种难违的天命。换句话说，这是历史大势之下的一种必然宿命。从长远的历史眼光看，当忽必烈从一个入侵的强寇，成为君临天下、为天下人所尊奉的大元帝国开国皇帝，当蒙古人建立的大元帝国被汉民族视为一个正统的王朝，当中华民族甚至以这样一个在开疆拓土上表现出巨大能量的王朝而倍感荣耀和自豪时，文天祥的忠诚和坚守是否还有意义？他忠诚的对象又到底是什么？对文天祥的忠诚是非常有必要解读的，这其实也是解读中国历史上那些爱国英雄、民族英雄的一个难解的症结，又正是这样一个难解的症结，一直支持着文天祥。我等后世，也只能基于历史事实来揣测他当时的心理。从士大夫的伦理看，摆在第一位的是忠君，宋恭帝投降前，他起兵勤王，可以说是忠君的具体表现。而宋恭帝投降后，他没有跟着投降，坚持“君降臣不降”，又追随一个南宋小朝廷而赴汤蹈火，这就不是忠君而是效忠于朝廷了。而当南宋小朝廷在大海里沉没，他所有的忠诚对象都已丧失，他忠于的又到底是什么呢？按照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正统儒家信仰，此时他效忠的应该是社稷了。一个王朝灭亡了，但国破山河在，社稷还在，只是改朝换代了，如果他效忠于元朝，并没有改变他对社稷的忠诚。经过这样一番推理，他所忠诚的对象，就只剩下民族与人民了。而当宋朝的臣民一变而为元朝的臣民，也不会改变他对人民的忠诚。而最后剩下的就是对民族的忠诚了，这也正是他最后忠诚的对象——汉民族。他忠贞不渝的唯一意义，就是对汉民族的绝对忠诚。这就是他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形象，他是一位民族英雄，一位汉民族的坚贞不屈的英雄。而当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包括了蒙古族等众多少数民族组成的伟大民族，一个汉民族英雄也就失去了伟大的意义，而文天祥也就完全沦为一个狭义的汉民族英雄。
历史逻辑严谨而残酷，但我不想作模糊处理。基于这一历史逻辑，重新审视这一历史形象，我不得不问，他对历史大势是否出现了误判？文天祥被俘时才40出头，若能归顺元朝，还大有出头之日。而以元世祖对他的敬重和器重，甚至三番五次要拜他为丞相，而以元朝的天下之大，作为一国之宰相，也有足够的空间让他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若按他为南宋设计的政治思路，他非常有可能成为一个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政治家，而这样的选择，是否比成为一个狭义的民族英雄更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对天下百姓更有实用价值？他的历史意义乃至接下来的整个历史是否可以重新改写？但在文天祥的坚守之下，历史注定已经无法改写。
由于多次派人劝降不成，元世祖终于忍无可忍，对文天祥“遂用酷刑”。文天祥从会同馆原本还算优待的软禁状态，带着一身受刑后的伤口与血痕被关进兵马司监狱。从此便被囚禁在这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的土牢里，而他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也就处于这种半活埋的状态。对七百多年前的那个现场，我只能根据历史的残片来拼凑还原。那是一间如同墓穴般的土牢，冬天冷得像一个冰窖，春夏又潮湿闷热，由于不通风，空气恶浊，臭秽不堪。一个囚徒，戴着沉重的枷锁和脚镣手铐被狱卒呼来喝去，还要经受住一次又一次酷刑的折磨，哪怕一个铁打的汉子，也经受不住这炼狱般的痛苦。这样你就理解了，为什么他要一心求死，实在是生不如死。他在狱中绝食过，自杀过，然而，当一个曾经主宰天下的宰相一旦沦为囚徒，连死也不能自作主宰了。
只要文天祥一天不死，元朝统治者就不会放过他。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折磨后，文天祥又被押到枢密院大堂，这一次是大元帝国丞相孛罗亲自审讯他。此时他已经一身是病、形销骨立，却依然昂然而立。进门时，他只对孛罗抱了抱拳，就算打过招呼了。孛罗这次是来硬的，他喝令左右强迫文天祥跪下，他拼命挣扎着，哪怕被按倒在地，他也没有跪下。而经历了这样一番折腾，被折腾的好像不是文天祥，而是孛罗，那故作高深的一张脸，此时连青筋都暴出来了，他用低沉而疲倦的语气问：“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 文天祥平静地说：“天下事有兴有衰。国亡受戮，历代皆有。我为宋尽忠，只愿早死！”
孛罗立马露出一副强盗般的凶相，咬牙切齿道：“你想死，我偏不让你死！”
对这样一个认死理的人，无论是丞相孛罗，还是元世祖忽必烈，还真是无计可施了。一个看上去那么文弱的书生，他的骨头、他的脑袋，竟然比岩石还硬。你越来硬的，他越是坚硬无比。忽必烈只得下令解除了他的脚镣手铐，过了半个多月，才给他卸去枷锁。又一轮优待开始了，狱卒奉命给他端来了香气扑鼻的饭食，文天祥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了，一个饥饿的囚徒，痴痴地望着那精心烹制的鱼肉，拿起筷子忽然又放下了，“我不吃官饭数年了。”这下，轮到那狱卒痴痴地望着他了。在一个狱卒眼里，这是一个他永远也难以理喻的囚徒。
文天祥在这间土牢里被关押了四个年头，从劝降、逼降到诱降，元朝君臣倍感让一个囚徒俯首称臣，要比让一个王朝俯首称臣难得多。他们为此而绞尽脑汁，几乎把各种软的、硬的，能够想出来的手段使尽了，无论是参与劝降者之多、威逼和施暴的手段之狠，还是许诺的条件之慷慨优越，都远远超过了其他被俘或投降的宋臣，如此无所不用其极，达到了一种令人惊叹的地步。从囚禁的时间来看，还没有哪个王朝有这样长久的耐性，居然把一个誓死不降的人关押了三四年之久。时间也是一种逼人就范的力量，很多一开始誓死不屈的宋臣，后来纷纷被时间打败。这其实也是最狠的绝招，很多人可以在某个瞬间壮烈献身，却难以忍受这长时间的、缓慢的、如同凌迟的身心折磨，而一个人在长时间的孤独中感受着自己时，又会蹿出多少各种各样的念头？而人生也好，命运也好，往往就在一念之间决定了。
三
此时，我依然在一条狭长的过厅里踟蹰，窗外依然是北京灰霾密布的天空，我的脑子里也有各种念头频频闪现。在历史的背后，还有多少我们看不见的存在。当暗淡的阳光在土灰色的墙壁上照出我恍惚的身影，我的眼光下意识地瞟向了那个看不见的深渊，不止一次蹿出一个疑问：文天祥是否动摇过？又是否对自己的信念产生过怀疑？
我相信有过。这让我充满了道德的焦虑感。我一直在寻觅，又一直在排除这种发现的可能，而一个载于《宋史·文天祥传》的证据又是难以排除的，其中记载了文天祥的一段自问：“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所谓“以黄冠归故乡”，也就是回故乡当道人。当时，一些降元宋臣也曾奏请忽必烈，在生死两端之间给文天祥第三种选择，恩准他回庐陵当道士。又有史载，在文天祥被囚期间，曾有一个叫灵阳子的道人来狱中跟他论道，这也勾起了他对三十多岁时那段隐逸生活的忆念。“谁知真患难，忽悟大光明，日出云俱静，风消水自平。功名几灭性，忠孝大劳生。天下惟豪杰，神仙立地成。”——这是文天祥写给灵阳子的一首赠诗，让我们看到了时空中还真有两个文天祥的存在，一个是以一曲《正气歌》抒发其舍生取义、正气凛然的文天祥，一个是在佛道中徘徊的文天祥。设想一下，如果忽必烈能放文天祥归山做道士，让他重返隐逸林泉的生活，从此一生不问政治，他也是能够接受的，也是情有可原的。这是一种寻求解脱的囚徒心态，也是中国士人“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传统，而佛道就是最好的隐逸之境。然而，在文天祥对道士表示“可也”的同时，紧接着还有一句“他日以方外备顾问”，这个意思很明显，也很危险，他若答应将来以“方外之人”来充当元朝顾问，对他忠贞不屈的形象无疑是一次重创，这虽不是投降，但至少有变节之嫌，一个完美的英雄形象，至少有了瑕疵。当然，这一切都是假设，忽必烈最终也没有给文天祥第三种选择，那个第一个来劝降的留梦炎及时点醒了他：“文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就是这句话，彻底了断了文天祥在生死两端之间的另一线可能的生机，把文天祥的命运推向了生死抉择，一端是投降归顺以求生，一端是坚贞不屈而就死。而无论有多少种选择，我深信文天祥只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无损一个士人的大义与名节。
从文天祥留下的诗文看，他在内心里挣扎过，也在选择上彷徨过，但他从未动摇自己的底线，那就是他恪守的大义与名节，他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这也正是他超越了一切的信仰或信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他给历史留下的证词。但对此，他也同样有过疑虑。当他被押到大都后，就在另一首诗中发出了对自己的疑问：“亡国大夫谁为传，只饶野史与人看。”他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表达了自己选择舍生取义却未必就能“留取丹心照汗青”，这种担心其实是他在理智上表现出来的另一种清醒。所有历史都是胜利者写的，成者英雄败者寇，而作为胜利者的元朝又会公正书写一个誓死抗元的志士吗？他们很可能会篡改和歪曲事实，是故，文天祥断定自己身后“只饶野史与人看”。而劝降者对他这种“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信念也一再予以打击：“国亡矣，忠孝之事尽矣。正使杀身为忠孝，谁复书之？”他们以为，这是文天祥唯一的信念，只有把这一信念打消之后，文天祥自然就豁然顿悟了。那个熟谙“良禽择木”之术的宋降臣王积翁，还苦口婆心地写信劝解文天祥。但文天祥的回信却未给他留下任何余地：“管仲不死，功名显于天下；天祥不死，遗臭于万年。”从“留取丹心照汗青”到“只饶野史与人看”，再到“天祥不死，遗臭于万年”，一步一步地让后世看出，文天祥在一步一步地设想之后，对所谓青史留名已作了最坏的打算。这既表明了他誓死不降、时刻准备殉命的意志，也表明他已清醒地意识到了历史的另一种评价，如此坚守，不一定是青史留名的结局，也有遗臭万年的可能。这也澄清了后世对他的误解与偏见，以为他最后的坚持只为身后名。好在文天祥以异常坚定的方式提前回答了：“殷之亡也，夷齐不食周粟，亦自尽其义耳，未闻以存亡易心也。”他是为信仰和信念而殉命，而绝非为了博得一个名垂青史的身后名。
当一座土牢将一位孤臣置于与世隔绝的绝境，在漫长而孤寂的囚禁生涯中，最考验一个人的还是骨肉亲情。文天祥膝下有二子六女，原本是一个洋溢着天伦之乐的大家庭，后在“毁家纾难”中家破人亡，只剩下了夫人欧阳氏和柳娘、环娘两个女儿。当文天祥率勤王之师奔赴临安时，两个女儿还只有十来岁，一别之后，从此永别。三年里，他给两个女儿写了很多诗，不只是悲切的思念，还有不尽愧疚。如《二女第一百四十八》：“床前两小女，各在天一涯。所愧为人父，风物长年悲。”就在他思念着妻子女儿时，他竟在狱中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也被元军掳至大都，如今都在宫中为奴。而柳娘的信能到他手上，自然也是元朝统治者使出的又一招数。他知道，只要他一句话，哪怕点一下头，一家人就可以重新团聚，然后过上一个士大夫之家应有的生活。但肝肠寸断的文天祥却又心如铁石，他在写给妹妹的一封信中倾诉：“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当一个人连骨肉亲情都能割舍，除了等待死神降临，他已没有了任何牵挂。他只是从容地等待着死神，却没有主动扑向死神。他没有自杀，而是一直安顺守命地在这土牢里读书、写字、吟诗，或透过一线微弱的天光辨认着南方的季节…… 春去秋来，季节深处已经历了七百多载轮回，当年的土牢之上，如今已是一座隔世的祠堂，当往事化为虚空，便有了一种禅意——空和静。这让我谛听到了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那是一个囚徒在纸和笔之间发出的声音，如同那时间深处发出的隐秘的回声。当一抹斜阳或一盏青灯勾勒出他的侧影，他又在伏案疾书。在这元朝的土牢、明朝的祠堂里，还保留着文天祥的一些遗物和手迹，他的《指南后录》第三卷、《正气歌》等，据说都是他在这土牢中写的。不看别的，只看这些文字，这些墨迹，就能理解，为什么忽必烈那样敬重他的人品与才学。我深信这样的敬重是真实的，也是真诚的。
历史没有遗忘这样一个细节：某日，忽必烈忽然问左右大臣：“南方和北方的丞相，谁最贤能？”他这样问，其实是明知故问，而群臣心中似乎也早有答案：“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这个答案，似乎也是一生杀人如麻的忽必烈，一直对文天祥迟迟下不了杀手的原因之一。在文天祥就义的前一天，忽必烈决定再作一次努力，他要亲自劝降。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文天祥也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文天祥依然是彬彬有礼，对元世祖长揖而不跪。元世祖倒也没有强迫他下跪，只是说：“你在这里的日子久了，如能改心易虑，用效忠宋朝的忠心对朕，朕可以在中书省给你一个位置。”这已不是转述，而是元世祖对一个俘虏的当面许诺，所谓中书省的位置，不是丞相就是枢密使。但文天祥又是淡然一笑：“我是大宋宰相，国家灭亡了，我不当久生，但愿一死足矣！”元世祖摇了摇头，又挥了挥手，随即下了处决令。一个不可一世的帝王，可以战胜一个王朝，甚至可以征服大半个世界，但他最终却无法战胜一个手无寸铁的南宋士人，这让忽必烈多少有些悲哀。在经历了三四年的较量之后，那即将喷溅的鲜血，最终将见证一个帝王的失败。在忽必烈叱咤风云、纵横捭阖的一生中，还很少有这样的挫败感。
四
北京东城，府学胡同63号，那被土灰色的背景衬托着的两扇厚重的朱漆大门，关不住一棵苍老而遒劲的枣树，传说此树为文天祥手植。所有树木都会朝着天空生长，但这棵树的枝干却向南倾斜，一根根硬得像黑铁一样。我小心翼翼地看着它，谛听着，这北国的枣树仿佛听见了来自遥远南方的召唤。然而，哪怕真的还能听见700年前的马嘶、3000里外的潮汐，那也是非常渺茫而又极其可虑的消息。又想，当一个王朝的丞相，被另一个王朝的皇帝囚禁在这里，他用了多少年时间才能栽活了这样一棵树，又是否看到了一棵枣树开花、结果？我情愿相信，他曾亲口品尝过自己亲手种出来的枣子，这该是一个生命最后品咂到的滋味儿。然后，就在忽必烈劝降的第二天，他以一个士人的优雅姿态擦擦嘴，穿上一身宋臣的官服，迈开一个宋臣的脚步，一步一步地走出这囚禁了他多少年的院落，沿着这枣树的枝干指引的方向，在元朝的天空下去完成一个大宋国士的献祭。
那是一个必将载入史册的日子，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公元1283年1月9日，一个王朝最后的丞相，被押到府学胡同西口的柴市，那里将成为他的祭坛。那一天，兵马司监狱内外，布满了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的元兵。数以万计的市民听到文天祥就义的消息，早早就伫立在胡同两侧。从监狱到刑场，文天祥走得神态自若，如同最后一次上朝。行刑前，文天祥再次辨认了一下南方的方向，随即向着空茫的南方拜了几拜。
监斩官问：“丞相有什么话要说？回奏尚可免死。”
文天祥淡然一笑说：“吾事已毕，心无怍矣。”
这个人一直到死都文质彬彬，他没有像岳飞那样发出怒发冲冠的呐喊，也不像辛弃疾那样血脉偾张地仗剑疾呼。作为一介书生，他似乎一直缺少这样的英雄气概，只有永远的微笑和一身的书卷气。他以一个读书人的形象，完成了一个民族英雄的另一种造型，一个引颈就戮的过程，对于他，仿佛是一次深呼吸。当一颗头颅坠地，一腔热血飞溅，瞬间让你觉得，这个人的生命能量是在最后一刻爆发的。又一次验明正身，刽子手在身首分离的血腥中翻检着一个士人的身躯，在他被鲜血浸透了的衣服中，有一片如同偈语的《衣带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是一个大宋国士以47年人生书写的一段生命偈语。
三年前，当文天祥被押往大都途经故乡吉州庐陵时，有个曾追随他起兵勤王的庐陵人王炎午，且深受他器重，本拟留军重用，但此人以父死未葬、母又病危辞谢而归，既当了逃兵，还博得了一个至孝的好名声。当他听说文天祥被俘后将押往大都，便在他的必经之路上张贴了数十张《生祭文丞相文》，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活祭，每一张祭文都在催命，催促文天祥舍生取义。文天祥何尝不想死，死是他铁了心的念头，“惟可死，不可生。”他一路上服毒，绝食，却又怎么也死不了。在一种求死而不得、欲逃又不能逃的状态下，他只能一步一步走向自己最后的归宿。如今，文天祥终于死了，那个像催命鬼一般的王炎午终于如愿以偿了，又从活祭变成了死祭，而一篇《生祭文丞相文》也变成了《望祭文丞相文》。他赞颂文天祥之死使“山河顿即改色，日月为之韬光”，此举又让他博得了一个“忠肝义胆，凛然如秋霜烈日”的英名。而王炎午自己却在大元帝国的天空下一直活到了73岁才寿终正寝，并于明嘉靖年间，受祀大忠祠，至今仍与文天祥一样作为庐陵先贤享受着后世的祭祀。若这样的人也可以作为爱国志士、民族英雄，文天祥也死得太不值了。
在文天祥死后四十年，他终于魂归少年时代瞻仰过的吉州学宫的先贤堂里，在“庐陵五忠”之列又多了一座肃然端坐的国士，他与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周必大、杨万里合称为“五忠一节”，一个少年见贤思齐的意念，从此化作永世的祭祀、永恒的存在。在他死去一百多年后，明洪武九年（1376年），一个隔代的王朝，又为一个隔代的丞相，在当年的土牢上建起了一座文丞相祠。而后世对他的评价，一种是比较低调但也比较公正的：“事业虽无所成，大节亦已无愧。”他一生的意义，其实不是作为一位名相，而是以名相而成为烈士。对此，还有一种更崇高的评价：“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
在一个囚徒远逝七百余年后，我突然想来这里看看，来了之后我才发现，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年头。那个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的土牢，我已无从进入，我能走进来的，是一座模棱两可的老宅院，既像是一座宅院，又像是一座祠堂。而一个被捆绑住了双手、戴着枷锁和镣铐的囚徒，已经冠冕堂皇地端坐于庙堂之上。看着他，像他，又不像他。
天下有太多的文丞相祠，但我觉得北京这一座最有纪念意义。毕竟，这是他最后的归宿。而每一个王朝的最后，都会有这样一个绝望而忠诚的守望者来为之送葬。这个人，既是一个王朝的最后守望者，其实也是一个王朝真正的尾声。一个王朝虽已灭亡，一个亡国之臣最终血祭的方式化作一座永生的大都之魂。从大都到北京，无论改朝换代风水流转，在一座京都的骨骼与经络之间都不能缺少这样一个灵魂，而时空中的一个坐标，也从此成为一个灵魂的坐标。在这里，北京东城，府学胡同63号，一个日渐丧失自身、越来越看不清自己的游走者或旁观者，在这里寻寻觅觅，又能寻觅到什么呢？
秋风骤然猛烈起来，我突然感到了自己的多余。
责任编辑 张颐雯
北京东城，府学胡同63号，听起来有某种阴森的神秘感，像一座深藏着无数秘密的王府。当我问路时，哪怕是老北京，一下也反应不过来。一个坐在小板凳上的北京大爷朝我翻了翻眼皮，以一种近乎警惕的神情问，您说的那是啥地儿？
但顺天府学很多人都知道，不知道府学的也知道孔庙。去那儿，先要穿过一条苍老而瘦小的胡同，这条胡同只因有一座顺天府学而得名。岁月中有太多的阴差阳错，而偶然又往往变成必然。顺天府学的前身据说是元末的一座报恩寺，寺庙刚刚盖好，连佛像还来不及安放，明军便一举攻入元大都。报恩寺僧人在兵荒马乱中生恐寺院被明军强占。而和尚出生的朱元璋对佛庙之类满不在乎，却特别在乎孔孟等圣贤的庙堂，严令明军不得擅自闯入。众僧在惶急之中便将一尊孔子像置于庙堂，一座佛庙由此而变成了孔庙，再也改不回来了。永乐元年，在燕王朱棣以其“圣武神功”夺得天下后，升北平为顺天府，孔庙又成为顺天府学，而一条府学胡同，穿越600年岁月，从明朝一直贯穿至今。
我来这里，不是来拜谒一座孔庙或府学，而是来拜谒一座比府学还早一百多年的前身，一座几乎处于遗忘状态的土牢。在宫殿、王府和大夫第此起彼伏的老北京，眼前出现的是一座看上去很不起眼的建筑，一座寂静的门楼连接着一座坐北朝南的老宅院，土灰色的墙，土灰色的瓦，连北京深秋的阳光看上去也是土灰色的，愣愣地照着这土灰色的一切。它的表情是安详的、自在的，仿佛天生就是这个样子。
我瞅了瞅那个门牌号码，如同历史的指证，就是这里了。
没有丝毫震惊，也没必要仰望。走进大门，一目了然，远没有我想象的那样阴森神秘、深邃复杂，在一棵枣树向南倾斜的稀稀疏疏的树影下，大门、前殿、后殿，以安稳的节奏不紧不慢地展开。穿过一道狭长的过厅，如同穿过一个人的一生一世。这是一种设计，人类真是充满了智慧，他们可能连想也没想就这样决定了，用这样一道过厅来展示一个人的平生，这让一个人和一段历史有了一条不再拐弯抹角的捷径，也让一个人走进历史的途径变得直接而简单。然而，走过这段历史的过程还是比我预料的要漫长得多。
除了我，这院子里几乎没有别的人。这其实很适合一个历史旁观者在这里旁若无人地游走与遐思。回忆中的岁月如同倒流，与其说是回忆又不如说是想象。但无论如何想，还是难以想象，这里曾经是一座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的土牢，这土牢隶属于元朝兵马司，又称兵马司土牢。一个王朝的开国皇帝，就是用这样一座土牢来囚禁另一个王朝的末代丞相，这让一座土牢成为时空中的一个坐标，既是历史的开端，也是历史的结局。但要找到那座兵马司土牢已经不可能了，连一座当年的元大都如今也剩残余的土城遗址。不说元代建筑，哪怕要寻找一座能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明代古建筑也是一件奢侈的事。但我还是情愿相信，一个王朝最后的守望者，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二
文天祥被押解到元大都的确凿时间，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十月。当他从广州上路时还是春夏之交，抵达大都时已是深秋，秋风拂过枯败的黄叶，连同那薄如叶片的时光，从一个俘虏身上纷纷掠过，犹在我走过来的这条胡同里无声地飘飞。一个王朝灭亡了，这个秋天多么寂静，但还有一些前尘往事并未尘埃落定。
接下来的历史，只能按元朝的纪元来进行。这样意味着，又一个由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已被中华民族奉为了一个正统的王朝。对文天祥而言，这无疑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而他接下来的存在，事实上已是时空中的一个悖论。从胜利者来看，在征服了一个王朝之后，接下来要征服的是人心，而要征服南人之心，最好的方式就是从一个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的代表性人物开始。这其实就是文天祥最后剩下的利用价值，而眼下，他们俘虏的还只是文天祥的躯体，若要利用这个俘虏，还必须俘获他的心灵。
换一种视角，从文天祥来看，一个王朝已经灭亡，一个忠贞不渝的忠臣事实上已丧失了忠诚的对象。这样一个事实，在文天祥被押到广州时，那位俘获他的元将张弘范就及时点醒过他：“南宋灭亡，忠孝之事已尽，即使杀身成仁，又有谁把这事写进国史？文丞相如愿转而效力大元，一定会受到重用。”但文天祥却执迷不悟：“国亡不能救，作为臣子，死有余罪，怎能再怀二心？”张弘范微微一笑，不复再言。按张弘范的想法，他是不想带着这样一个累赘上路的，从他与文天祥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也知道这个人的愚忠已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既然留着这没用的东西，那就不如干脆杀掉，兴许还能让南宋那些依然心存幻想的人们，在绝望中死心塌地归顺大元帝国。但张弘范还没有权力擅自杀掉一个亡国的丞相，决定文天祥生死的是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在灭宋之后突然变得仁慈了，慨然道：“谁家无忠臣？”他命张弘范对文天祥以礼相待——这实际上又反映了统治者的另一种心机，善待另一个王朝的忠臣，说穿了也是对本王朝忠臣的一种激励。
有了元世祖殷切的关照，一个走在穷途末路上的亡国丞相一路上都受到了优待。抵达大都，他仿佛不是一个俘虏，而是上宾，他被安置在朝廷专门接待宾客的会同馆里。当然，接下来便有人来劝降招安了。第一个来劝降的是留梦炎。此公和文天祥一样，也是状元出身的南宋丞相，他于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降元后，命也保住了，官也保住了，从礼部尚书迁为翰林承旨，后又拜相。从南宋丞相到元朝丞相，可见这个人是何等的识时务，识时务者方为俊杰。而他也的确为元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宋元交战之际，他为元朝招降了一大批 “弃暗投明”的宋臣宋将，让蒙元大军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大片大宋江山。现在，他以自己的现身说法来规劝文天祥，很谦恭，很真诚，很有说服力。但文天祥一见留梦炎就没有好脸色，搞得留梦炎只好“悻悻而去”。紧接着吕师孟又来了，此人原为南宋兵部尚书，德祐二年（1275年）正月，文天祥奉命与元军谈判，双方在谈判桌上正相持不下，吕师孟竟提前向元军献上降表。这让文天祥还怎么谈呢？回朝之后，文天祥立马上书请斩吕师孟，而吕师孟却干脆投降了元军。此时，作为降将吕师孟穿着一身元朝的官服，大摇大摆地走到了文天祥的面前。他就没有留梦炎那样谦恭了，一开口就挖苦文天祥：“丞相请斩叛逆遗孽吕师孟，现在我来了，丞相为何不杀了我呢？”文天祥厉声呵斥：“你叔侄都做了降将，没有杀死你们，是本朝失刑。你无耻苟活，有什么面目见人？”吕师孟讪讪地说了声“丞相骂得痛快”，便转身走了。 眼看着一个个降臣降将的现身说法都未奏效，忽必烈又把一个投降的皇帝请出来了。文天祥不是南宋的忠臣吗，宋朝灭掉了，但皇帝还在。应该说，在对待南宋君臣上，元世祖忽必烈还真是表现出了一个胜利者足够的仁慈，只要投降，一律予以善待。文天祥尊敬的谢太后在归降之后被封为寿春郡夫人，文天祥所效命的天子宋恭宗（或称宋恭帝）赵也被封为瀛国公。在宋元交战的最后几年里，这老太后与小皇帝也被屡屡恭请出来，以规劝他们的臣民放弃抵抗，让天下归心，而天下自然是元朝的天下。这样的劝降很有效果，与其说是来自一个老太后、一个小皇帝的号召力，弗如说是让那些在降与不降中挣扎的臣子们有了一种伦理上的解脱。既然太后和皇上都归降了，他们的归降就不能说是叛国投降，而是对太后和皇上的忠诚追随。从后世对谢太后是非功过的评价看，也并未把谢太后简单地看成投降派卖国贼，并且对她最后下诏降元抱有情有可原的体谅。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对于南宋末年那样一个孤儿寡母式的残破危局，这位太皇太后选择降元实在有太多的无奈，后世也实在不能苛求她抗战到底。又从历史大势看，汉民族可以接受异族的统治，却不能接受分裂，谢太后能舍半壁江山，求一统天下，与其说是投降，不如说是主动接受国家的统一。这就不是什么投降卖国了，这是一种政治智慧，有着更深远的历史眼光。谢太后在灭国之后又活了7年，享年74岁，也算是寿终正寝了。
宋恭宗5岁随太后降元，元世祖让他来劝降文天祥时，还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又知道什么呢？他甚至连自己当过皇帝都懵懂无知。但在文天祥眼里，这孩子却依然是天子、圣上，一见赵，他便北跪于地，痛哭失声，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对赵说：“圣驾请回！”——关于赵，还有一段后话：他18岁那年，忽必烈忽然赏给他许多钱财，叫他去西藏萨迦寺当喇嘛，法号和尊。他很有悟性，也很有佛性，在萨迦寺学会了藏文，还曾将《百法明门论》《因明入正理论》这两部汉传佛教经典翻译为藏文，在藏传佛教中影响很大，他也成了藏传佛教的高僧。据说，直到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他年过天命时，才知晓自己从前的皇帝身份，在悲哀与惆怅中赋诗一首：“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然而，一个人知道了自己天命中的秘密，也就天命将尽了。他这首对自己的命运颇有些不甘心的绝句，很快就成了生命的绝唱。其时已是元英宗当政，英宗读了他的诗，遂下令赐死。赵死时53岁。关于这位亡国之君的结局，在正史中没有记载，但在汉文《佛祖历代通载》有这样一句：“至治三年（1323）四月赐瀛国公合尊死于河西，诏僧儒金书藏经。”
从南宋的灭亡到宋恭帝最终的命运，说穿了也是一种难违的天命。换句话说，这是历史大势之下的一种必然宿命。从长远的历史眼光看，当忽必烈从一个入侵的强寇，成为君临天下、为天下人所尊奉的大元帝国开国皇帝，当蒙古人建立的大元帝国被汉民族视为一个正统的王朝，当中华民族甚至以这样一个在开疆拓土上表现出巨大能量的王朝而倍感荣耀和自豪时，文天祥的忠诚和坚守是否还有意义？他忠诚的对象又到底是什么？对文天祥的忠诚是非常有必要解读的，这其实也是解读中国历史上那些爱国英雄、民族英雄的一个难解的症结，又正是这样一个难解的症结，一直支持着文天祥。我等后世，也只能基于历史事实来揣测他当时的心理。从士大夫的伦理看，摆在第一位的是忠君，宋恭帝投降前，他起兵勤王，可以说是忠君的具体表现。而宋恭帝投降后，他没有跟着投降，坚持“君降臣不降”，又追随一个南宋小朝廷而赴汤蹈火，这就不是忠君而是效忠于朝廷了。而当南宋小朝廷在大海里沉没，他所有的忠诚对象都已丧失，他忠于的又到底是什么呢？按照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正统儒家信仰，此时他效忠的应该是社稷了。一个王朝灭亡了，但国破山河在，社稷还在，只是改朝换代了，如果他效忠于元朝，并没有改变他对社稷的忠诚。经过这样一番推理，他所忠诚的对象，就只剩下民族与人民了。而当宋朝的臣民一变而为元朝的臣民，也不会改变他对人民的忠诚。而最后剩下的就是对民族的忠诚了，这也正是他最后忠诚的对象——汉民族。他忠贞不渝的唯一意义，就是对汉民族的绝对忠诚。这就是他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形象，他是一位民族英雄，一位汉民族的坚贞不屈的英雄。而当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包括了蒙古族等众多少数民族组成的伟大民族，一个汉民族英雄也就失去了伟大的意义，而文天祥也就完全沦为一个狭义的汉民族英雄。
历史逻辑严谨而残酷，但我不想作模糊处理。基于这一历史逻辑，重新审视这一历史形象，我不得不问，他对历史大势是否出现了误判？文天祥被俘时才40出头，若能归顺元朝，还大有出头之日。而以元世祖对他的敬重和器重，甚至三番五次要拜他为丞相，而以元朝的天下之大，作为一国之宰相，也有足够的空间让他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若按他为南宋设计的政治思路，他非常有可能成为一个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政治家，而这样的选择，是否比成为一个狭义的民族英雄更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对天下百姓更有实用价值？他的历史意义乃至接下来的整个历史是否可以重新改写？但在文天祥的坚守之下，历史注定已经无法改写。
由于多次派人劝降不成，元世祖终于忍无可忍，对文天祥“遂用酷刑”。文天祥从会同馆原本还算优待的软禁状态，带着一身受刑后的伤口与血痕被关进兵马司监狱。从此便被囚禁在这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的土牢里，而他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也就处于这种半活埋的状态。对七百多年前的那个现场，我只能根据历史的残片来拼凑还原。那是一间如同墓穴般的土牢，冬天冷得像一个冰窖，春夏又潮湿闷热，由于不通风，空气恶浊，臭秽不堪。一个囚徒，戴着沉重的枷锁和脚镣手铐被狱卒呼来喝去，还要经受住一次又一次酷刑的折磨，哪怕一个铁打的汉子，也经受不住这炼狱般的痛苦。这样你就理解了，为什么他要一心求死，实在是生不如死。他在狱中绝食过，自杀过，然而，当一个曾经主宰天下的宰相一旦沦为囚徒，连死也不能自作主宰了。
只要文天祥一天不死，元朝统治者就不会放过他。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折磨后，文天祥又被押到枢密院大堂，这一次是大元帝国丞相孛罗亲自审讯他。此时他已经一身是病、形销骨立，却依然昂然而立。进门时，他只对孛罗抱了抱拳，就算打过招呼了。孛罗这次是来硬的，他喝令左右强迫文天祥跪下，他拼命挣扎着，哪怕被按倒在地，他也没有跪下。而经历了这样一番折腾，被折腾的好像不是文天祥，而是孛罗，那故作高深的一张脸，此时连青筋都暴出来了，他用低沉而疲倦的语气问：“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 文天祥平静地说：“天下事有兴有衰。国亡受戮，历代皆有。我为宋尽忠，只愿早死！”
孛罗立马露出一副强盗般的凶相，咬牙切齿道：“你想死，我偏不让你死！”
对这样一个认死理的人，无论是丞相孛罗，还是元世祖忽必烈，还真是无计可施了。一个看上去那么文弱的书生，他的骨头、他的脑袋，竟然比岩石还硬。你越来硬的，他越是坚硬无比。忽必烈只得下令解除了他的脚镣手铐，过了半个多月，才给他卸去枷锁。又一轮优待开始了，狱卒奉命给他端来了香气扑鼻的饭食，文天祥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了，一个饥饿的囚徒，痴痴地望着那精心烹制的鱼肉，拿起筷子忽然又放下了，“我不吃官饭数年了。”这下，轮到那狱卒痴痴地望着他了。在一个狱卒眼里，这是一个他永远也难以理喻的囚徒。
文天祥在这间土牢里被关押了四个年头，从劝降、逼降到诱降，元朝君臣倍感让一个囚徒俯首称臣，要比让一个王朝俯首称臣难得多。他们为此而绞尽脑汁，几乎把各种软的、硬的，能够想出来的手段使尽了，无论是参与劝降者之多、威逼和施暴的手段之狠，还是许诺的条件之慷慨优越，都远远超过了其他被俘或投降的宋臣，如此无所不用其极，达到了一种令人惊叹的地步。从囚禁的时间来看，还没有哪个王朝有这样长久的耐性，居然把一个誓死不降的人关押了三四年之久。时间也是一种逼人就范的力量，很多一开始誓死不屈的宋臣，后来纷纷被时间打败。这其实也是最狠的绝招，很多人可以在某个瞬间壮烈献身，却难以忍受这长时间的、缓慢的、如同凌迟的身心折磨，而一个人在长时间的孤独中感受着自己时，又会蹿出多少各种各样的念头？而人生也好，命运也好，往往就在一念之间决定了。
三
此时，我依然在一条狭长的过厅里踟蹰，窗外依然是北京灰霾密布的天空，我的脑子里也有各种念头频频闪现。在历史的背后，还有多少我们看不见的存在。当暗淡的阳光在土灰色的墙壁上照出我恍惚的身影，我的眼光下意识地瞟向了那个看不见的深渊，不止一次蹿出一个疑问：文天祥是否动摇过？又是否对自己的信念产生过怀疑？
我相信有过。这让我充满了道德的焦虑感。我一直在寻觅，又一直在排除这种发现的可能，而一个载于《宋史·文天祥传》的证据又是难以排除的，其中记载了文天祥的一段自问：“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所谓“以黄冠归故乡”，也就是回故乡当道人。当时，一些降元宋臣也曾奏请忽必烈，在生死两端之间给文天祥第三种选择，恩准他回庐陵当道士。又有史载，在文天祥被囚期间，曾有一个叫灵阳子的道人来狱中跟他论道，这也勾起了他对三十多岁时那段隐逸生活的忆念。“谁知真患难，忽悟大光明，日出云俱静，风消水自平。功名几灭性，忠孝大劳生。天下惟豪杰，神仙立地成。”——这是文天祥写给灵阳子的一首赠诗，让我们看到了时空中还真有两个文天祥的存在，一个是以一曲《正气歌》抒发其舍生取义、正气凛然的文天祥，一个是在佛道中徘徊的文天祥。设想一下，如果忽必烈能放文天祥归山做道士，让他重返隐逸林泉的生活，从此一生不问政治，他也是能够接受的，也是情有可原的。这是一种寻求解脱的囚徒心态，也是中国士人“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传统，而佛道就是最好的隐逸之境。然而，在文天祥对道士表示“可也”的同时，紧接着还有一句“他日以方外备顾问”，这个意思很明显，也很危险，他若答应将来以“方外之人”来充当元朝顾问，对他忠贞不屈的形象无疑是一次重创，这虽不是投降，但至少有变节之嫌，一个完美的英雄形象，至少有了瑕疵。当然，这一切都是假设，忽必烈最终也没有给文天祥第三种选择，那个第一个来劝降的留梦炎及时点醒了他：“文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就是这句话，彻底了断了文天祥在生死两端之间的另一线可能的生机，把文天祥的命运推向了生死抉择，一端是投降归顺以求生，一端是坚贞不屈而就死。而无论有多少种选择，我深信文天祥只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无损一个士人的大义与名节。
从文天祥留下的诗文看，他在内心里挣扎过，也在选择上彷徨过，但他从未动摇自己的底线，那就是他恪守的大义与名节，他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这也正是他超越了一切的信仰或信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他给历史留下的证词。但对此，他也同样有过疑虑。当他被押到大都后，就在另一首诗中发出了对自己的疑问：“亡国大夫谁为传，只饶野史与人看。”他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表达了自己选择舍生取义却未必就能“留取丹心照汗青”，这种担心其实是他在理智上表现出来的另一种清醒。所有历史都是胜利者写的，成者英雄败者寇，而作为胜利者的元朝又会公正书写一个誓死抗元的志士吗？他们很可能会篡改和歪曲事实，是故，文天祥断定自己身后“只饶野史与人看”。而劝降者对他这种“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信念也一再予以打击：“国亡矣，忠孝之事尽矣。正使杀身为忠孝，谁复书之？”他们以为，这是文天祥唯一的信念，只有把这一信念打消之后，文天祥自然就豁然顿悟了。那个熟谙“良禽择木”之术的宋降臣王积翁，还苦口婆心地写信劝解文天祥。但文天祥的回信却未给他留下任何余地：“管仲不死，功名显于天下；天祥不死，遗臭于万年。”从“留取丹心照汗青”到“只饶野史与人看”，再到“天祥不死，遗臭于万年”，一步一步地让后世看出，文天祥在一步一步地设想之后，对所谓青史留名已作了最坏的打算。这既表明了他誓死不降、时刻准备殉命的意志，也表明他已清醒地意识到了历史的另一种评价，如此坚守，不一定是青史留名的结局，也有遗臭万年的可能。这也澄清了后世对他的误解与偏见，以为他最后的坚持只为身后名。好在文天祥以异常坚定的方式提前回答了：“殷之亡也，夷齐不食周粟，亦自尽其义耳，未闻以存亡易心也。”他是为信仰和信念而殉命，而绝非为了博得一个名垂青史的身后名。
当一座土牢将一位孤臣置于与世隔绝的绝境，在漫长而孤寂的囚禁生涯中，最考验一个人的还是骨肉亲情。文天祥膝下有二子六女，原本是一个洋溢着天伦之乐的大家庭，后在“毁家纾难”中家破人亡，只剩下了夫人欧阳氏和柳娘、环娘两个女儿。当文天祥率勤王之师奔赴临安时，两个女儿还只有十来岁，一别之后，从此永别。三年里，他给两个女儿写了很多诗，不只是悲切的思念，还有不尽愧疚。如《二女第一百四十八》：“床前两小女，各在天一涯。所愧为人父，风物长年悲。”就在他思念着妻子女儿时，他竟在狱中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也被元军掳至大都，如今都在宫中为奴。而柳娘的信能到他手上，自然也是元朝统治者使出的又一招数。他知道，只要他一句话，哪怕点一下头，一家人就可以重新团聚，然后过上一个士大夫之家应有的生活。但肝肠寸断的文天祥却又心如铁石，他在写给妹妹的一封信中倾诉：“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当一个人连骨肉亲情都能割舍，除了等待死神降临，他已没有了任何牵挂。他只是从容地等待着死神，却没有主动扑向死神。他没有自杀，而是一直安顺守命地在这土牢里读书、写字、吟诗，或透过一线微弱的天光辨认着南方的季节…… 春去秋来，季节深处已经历了七百多载轮回，当年的土牢之上，如今已是一座隔世的祠堂，当往事化为虚空，便有了一种禅意——空和静。这让我谛听到了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那是一个囚徒在纸和笔之间发出的声音，如同那时间深处发出的隐秘的回声。当一抹斜阳或一盏青灯勾勒出他的侧影，他又在伏案疾书。在这元朝的土牢、明朝的祠堂里，还保留着文天祥的一些遗物和手迹，他的《指南后录》第三卷、《正气歌》等，据说都是他在这土牢中写的。不看别的，只看这些文字，这些墨迹，就能理解，为什么忽必烈那样敬重他的人品与才学。我深信这样的敬重是真实的，也是真诚的。
历史没有遗忘这样一个细节：某日，忽必烈忽然问左右大臣：“南方和北方的丞相，谁最贤能？”他这样问，其实是明知故问，而群臣心中似乎也早有答案：“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这个答案，似乎也是一生杀人如麻的忽必烈，一直对文天祥迟迟下不了杀手的原因之一。在文天祥就义的前一天，忽必烈决定再作一次努力，他要亲自劝降。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文天祥也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文天祥依然是彬彬有礼，对元世祖长揖而不跪。元世祖倒也没有强迫他下跪，只是说：“你在这里的日子久了，如能改心易虑，用效忠宋朝的忠心对朕，朕可以在中书省给你一个位置。”这已不是转述，而是元世祖对一个俘虏的当面许诺，所谓中书省的位置，不是丞相就是枢密使。但文天祥又是淡然一笑：“我是大宋宰相，国家灭亡了，我不当久生，但愿一死足矣！”元世祖摇了摇头，又挥了挥手，随即下了处决令。一个不可一世的帝王，可以战胜一个王朝，甚至可以征服大半个世界，但他最终却无法战胜一个手无寸铁的南宋士人，这让忽必烈多少有些悲哀。在经历了三四年的较量之后，那即将喷溅的鲜血，最终将见证一个帝王的失败。在忽必烈叱咤风云、纵横捭阖的一生中，还很少有这样的挫败感。
四
北京东城，府学胡同63号，那被土灰色的背景衬托着的两扇厚重的朱漆大门，关不住一棵苍老而遒劲的枣树，传说此树为文天祥手植。所有树木都会朝着天空生长，但这棵树的枝干却向南倾斜，一根根硬得像黑铁一样。我小心翼翼地看着它，谛听着，这北国的枣树仿佛听见了来自遥远南方的召唤。然而，哪怕真的还能听见700年前的马嘶、3000里外的潮汐，那也是非常渺茫而又极其可虑的消息。又想，当一个王朝的丞相，被另一个王朝的皇帝囚禁在这里，他用了多少年时间才能栽活了这样一棵树，又是否看到了一棵枣树开花、结果？我情愿相信，他曾亲口品尝过自己亲手种出来的枣子，这该是一个生命最后品咂到的滋味儿。然后，就在忽必烈劝降的第二天，他以一个士人的优雅姿态擦擦嘴，穿上一身宋臣的官服，迈开一个宋臣的脚步，一步一步地走出这囚禁了他多少年的院落，沿着这枣树的枝干指引的方向，在元朝的天空下去完成一个大宋国士的献祭。
那是一个必将载入史册的日子，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公元1283年1月9日，一个王朝最后的丞相，被押到府学胡同西口的柴市，那里将成为他的祭坛。那一天，兵马司监狱内外，布满了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的元兵。数以万计的市民听到文天祥就义的消息，早早就伫立在胡同两侧。从监狱到刑场，文天祥走得神态自若，如同最后一次上朝。行刑前，文天祥再次辨认了一下南方的方向，随即向着空茫的南方拜了几拜。
监斩官问：“丞相有什么话要说？回奏尚可免死。”
文天祥淡然一笑说：“吾事已毕，心无怍矣。”
这个人一直到死都文质彬彬，他没有像岳飞那样发出怒发冲冠的呐喊，也不像辛弃疾那样血脉偾张地仗剑疾呼。作为一介书生，他似乎一直缺少这样的英雄气概，只有永远的微笑和一身的书卷气。他以一个读书人的形象，完成了一个民族英雄的另一种造型，一个引颈就戮的过程，对于他，仿佛是一次深呼吸。当一颗头颅坠地，一腔热血飞溅，瞬间让你觉得，这个人的生命能量是在最后一刻爆发的。又一次验明正身，刽子手在身首分离的血腥中翻检着一个士人的身躯，在他被鲜血浸透了的衣服中，有一片如同偈语的《衣带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是一个大宋国士以47年人生书写的一段生命偈语。
三年前，当文天祥被押往大都途经故乡吉州庐陵时，有个曾追随他起兵勤王的庐陵人王炎午，且深受他器重，本拟留军重用，但此人以父死未葬、母又病危辞谢而归，既当了逃兵，还博得了一个至孝的好名声。当他听说文天祥被俘后将押往大都，便在他的必经之路上张贴了数十张《生祭文丞相文》，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活祭，每一张祭文都在催命，催促文天祥舍生取义。文天祥何尝不想死，死是他铁了心的念头，“惟可死，不可生。”他一路上服毒，绝食，却又怎么也死不了。在一种求死而不得、欲逃又不能逃的状态下，他只能一步一步走向自己最后的归宿。如今，文天祥终于死了，那个像催命鬼一般的王炎午终于如愿以偿了，又从活祭变成了死祭，而一篇《生祭文丞相文》也变成了《望祭文丞相文》。他赞颂文天祥之死使“山河顿即改色，日月为之韬光”，此举又让他博得了一个“忠肝义胆，凛然如秋霜烈日”的英名。而王炎午自己却在大元帝国的天空下一直活到了73岁才寿终正寝，并于明嘉靖年间，受祀大忠祠，至今仍与文天祥一样作为庐陵先贤享受着后世的祭祀。若这样的人也可以作为爱国志士、民族英雄，文天祥也死得太不值了。
在文天祥死后四十年，他终于魂归少年时代瞻仰过的吉州学宫的先贤堂里，在“庐陵五忠”之列又多了一座肃然端坐的国士，他与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周必大、杨万里合称为“五忠一节”，一个少年见贤思齐的意念，从此化作永世的祭祀、永恒的存在。在他死去一百多年后，明洪武九年（1376年），一个隔代的王朝，又为一个隔代的丞相，在当年的土牢上建起了一座文丞相祠。而后世对他的评价，一种是比较低调但也比较公正的：“事业虽无所成，大节亦已无愧。”他一生的意义，其实不是作为一位名相，而是以名相而成为烈士。对此，还有一种更崇高的评价：“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
在一个囚徒远逝七百余年后，我突然想来这里看看，来了之后我才发现，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年头。那个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的土牢，我已无从进入，我能走进来的，是一座模棱两可的老宅院，既像是一座宅院，又像是一座祠堂。而一个被捆绑住了双手、戴着枷锁和镣铐的囚徒，已经冠冕堂皇地端坐于庙堂之上。看着他，像他，又不像他。
天下有太多的文丞相祠，但我觉得北京这一座最有纪念意义。毕竟，这是他最后的归宿。而每一个王朝的最后，都会有这样一个绝望而忠诚的守望者来为之送葬。这个人，既是一个王朝的最后守望者，其实也是一个王朝真正的尾声。一个王朝虽已灭亡，一个亡国之臣最终血祭的方式化作一座永生的大都之魂。从大都到北京，无论改朝换代风水流转，在一座京都的骨骼与经络之间都不能缺少这样一个灵魂，而时空中的一个坐标，也从此成为一个灵魂的坐标。在这里，北京东城，府学胡同63号，一个日渐丧失自身、越来越看不清自己的游走者或旁观者，在这里寻寻觅觅，又能寻觅到什么呢？
秋风骤然猛烈起来，我突然感到了自己的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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