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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张平写完处女作《祭妻》，将小说寄给了《山西文学》杂志社。
因为题材敏感，能不能发表，敢不敢发表，编辑部的几个编辑传看时虽然都掉了眼泪，却都拿不定主意。最后，这篇小说落到了主编和副主编手里，由他们来做决定。当时《山西文学》的副总编周宗奇、主编李国涛，都是山西知名作家、评论家，他们思考商量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略作修改后发表。后来张平才知道，李国涛在决定发表前，曾和编辑部的编辑们说：发表后如果出了问题，那就由我来担责吧，要撤职免职，撤我免我。
《祭妻》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小说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刊物转载，张平这个名字，以这样一种方式，从此出现在中国的文坛上。
张平的小说，总给人置之死地而后生之感。提到张平，我们总会将他与反腐文学联系在一起。他也曾因《法撼汾西》《天网》而坐上被告席，十年官司缠身，几遭灭顶之灾，但他没有屈服。
2000年，反腐电影《生死抉择》横空出世，在票价只有五元的前提下，成为中国第一部票房过亿的国产影片。
《生死抉择》上映后，张平去现场看，电影院里多次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原作小说给他带来了莫大的荣誉和收获，《抉择》被评为“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并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殊荣。
2008年，以反腐小说成名的作家张平出任山西省副省长，同时，他又是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事务缠身，千头万绪，张平逐渐淡出了文坛，14年，他没有创作一部小说。2013年，张平卸任山西省副省长之后，又重新拿起了这支笔，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重新生活》，这是张平的重新生活，也是他对政坛和文学的重新思考。
《新民周刊》：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你写出了《血魂》《较量》《无法撰写的悼词》《刘郁瑞办案记》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和纪实文学，这时候的视野已经由家庭转向社会，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做出这样的转变？
张平：今天回过头来再看，当年文学视野的转变，是一个思索的结果，一个抉择的结果，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看到社会的不公和非正义，你还能气得发抖吗？——这比文学更重要！记不得这是哪位圣贤的话了，今天想来，这可能就是一个作家如何看待人生和社会、如何看待文学和创作的基本准则。
回顾我所有的创作和作品，可能有一点一直都是相通的，或者说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对腐恶的反抗，对弱者的同情，对压迫与剥夺的呐喊和奋争。
上图：当年，观众确实深深被《生死抉择》所打动。
张平：《抉择》是1997年出版的作品，说到《抉择》，就得说起我的另一部作品《凶犯》。《凶犯》写了一个复转军人舍身保卫国家林场的故事，村民们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和村霸一起把新来的刚正不阿的残疾退伍军人打得浑身是伤，多处骨折。这个退伍军人捂着肠子都流出来的伤口，一个人拼死爬回林场，取回那杆老式步枪，又爬回村子里，把恶霸四兄弟三个打死，一个打成重伤。这个复转军人最后也因流血过多而亡。《凶犯》后来改成了一部电影，名字就叫《天狗》。《天狗》这部电影几乎囊括了当年所有的电影大奖，金鸡奖，华表奖，上海国际电影节大奖等等，都得了。
全国十佳女导演斗琪看到我的这部小说《凶犯》后，觉得这部作品可以拍成一部很好的电视剧，但希望能把《凶犯》的背景放在城市里。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不同的是这个复转军人保卫的不是林场，而是工厂。如果能这样，电视剧的故事就会丰富很多。
我接受了这个建议，然后就开始采访那些正在转制的、濒临破产的、只剩了一个空壳子的大型企业。我们希望得到的素材是，这些企业在转型或破产期间，工人们纷纷偷盗和抢劫工厂的机械和财产，最终被复转军人以生命的代价给制止了。
但采访的结果完全相反，誓死保卫工厂的恰恰是那些在工厂干了一辈子的工人们。企业转制了，濒临破产了，但已经下岗的工人们还在自觉地保护着这些工厂，那些车间里的机器和车窗，一个螺丝钉也不允许任何人私自拿走。而偷走整个工厂的恰恰是那些借转制之名，化公为私，把国家财产转为自己财产的工厂的一些腐败干部。
经常有数以百计的工人围在我们身旁，工人们讲到自己的遭遇和对工厂的感情时，一个个嚎啕大哭，情不自禁，现场泪流成河，哭声一片。
二十多天的采访结束后，我和导演的思路都彻底改变了，她回去以后自己动笔创作了一部反映下岗职工生活的电视连续剧，我回来以后，就写了这么一部长篇小说《抉择》。我在小说中痛斥了这种赤裸裸的个人腐败和集体腐败，描写了工人们在腐败处境下的生活艱难。 《十面埋伏》是以一个真实的案件为素材创作的作品。一个让公安通缉多年的特大杀人案的要犯，竟然一直因为另一起案件在监狱里服刑，而且很快就将刑满释放。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临时调来值勤的狱警发现了疑点。以此为契机，终于发现了这名案犯身后牵连的黑社会团伙，他们与一些腐败司法官员相勾结，策划了一起重特大案件。而这名在监狱服刑的案犯，就是这一黑团伙的顶级老大，一直在监狱里坐镇指挥监外的团伙作案。
中国的体制就是这样，不管你写得多么真实多么正面，但你写的事件涉及到哪个部门，哪个部门的领导确实会不高兴。
不过对这样的事情，我已经习惯了，只要读者认可，只要人民喜欢，我就知足了。如果我对他们妥协了，我也必然会失去这些读者。
《新民周刊》：正如你所说的：“作家绝不可以远离时代和人民”，“我的作品就是要写给那些最低层的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永生永世都将为他们而写作。”是从《天网》开始树立你的这一基本写作立场的吗？
张平：我个人觉得，从古至今，对文学情有独钟的大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我每次去新华书店，让我感慨万端的就是那些坐在书店角落地板上专心阅读的孩子们。他们没钱买书，就在这里悄悄免费阅读。这些人堆里也还有很多大学生，甚至成年人。图书管理员从来也不驱赶他们，也许他们知道只有这些读者才是他们最应该保护的读者。日理万机的领导，苦心钻研的专家，风情万种的白富美，风流倜傥的高富帅，忙得脚不沾地的经理老板，他们会这样在一个角落里，凝神静气，全神贯注地阅读你的小说、诗歌？一个人到了被万般宠爱万众瞩目，时时被媒体和新闻包围的境地时，让他或她生发悲悯愁思的文学情怀，应该是件很难的事情。只有那些生活清苦，孤独寂寞，被冷落被无视，几乎被生活遗忘，但仍然对生活抱有希望抱有激情的人，才往往是文学最忠实的受众。
上图：《法撼汾西》《天网》强烈的社会反响也给张平带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但他耗时十年，他赢了。
《新民周刊》：你也曾因《法撼汾西》《天网》而坐上被告席，十年官司缠身，几遭灭顶之灾，那段时间你是怎么挺过来的？
张平：《法撼汾西》《天网》强烈的社会反响也给我带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几个当地的干部对号入座，联名把我告到了出版社所在地的丰台法院。受理这场官司的法官明确无误地告知我，这场官司你必输无疑，因为即使是罪犯，你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一旦判定你侮辱了对方的人格，你将面对巨额赔偿，因为对方要求赔偿名誉损失20万元，而当时我这两本书的稿费总共五万多元。
法官举出书中的一个例子，说那个被乡长铐在树上的农妇，大骂乡长是恶霸，法官说，一旦认定你写的就是这个干部，这就足以证明你侮辱了对方人格。我说农妇的双手被铐得鲜血直流，至今留有伤痕。一个农妇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官司打了几年，法院判她败诉，无奈以命抗争，结果被铐在了村头一棵大树上，她一介草民，到了这步田地，也只有骂人了，但就这样骂了几句，却要被法院认定侮辱了对方人格。我止不住问，农妇骂人有罪，他残害百姓，难道就没罪？法官说乡长有罪没罪，那不是你和村妇能认定的事。村妇可以上告，法院可以依法审理。而你在作品里说乡长是恶霸，无凭无据，就等于诽谤，就是侮辱了对方人格。
面对法官的“法理”，我万般不解，一整夜都没睡着，长这么大，第一次彻夜失眠。但最终这场前后耗时十年的官司，竟然是我赢了，法院二审当庭驳回上诉。胜诉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百姓的支持。一审开庭后，因为是公开审理，数十家媒体对这场官司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来自全国各地的声援信很快雪片般地寄往法院，寄往媒体。山西农村的几个老农民，千里迢迢来到北京，也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找到我，把整个村里的捐来的几百元塞给我，要我补补身子跟他们好好打官司。如果输了，等到宣判的那一天，他们就集体来北京当场给我挂匾送花。由于电视台的追踪报道，我一下子成了“名人”，挤在公共汽车上，常常有人悄悄对我说，我们都支持你，你输了在我们心里也是赢家。我当时住在一个朋友家里，晚上常常出来在门房打电话，有时忘了交钱，常常遭到门房老人的呵斥，回来！交钱！但当他看了报道，认出我就是那个作家时，脸上顿时竟堆满了慈祥的笑容。说，孩子，真不知道你就是那个作家，你听着，以后打电话只管来，一分钱也不收你的！在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饭，吃到半截，饭馆老板亲自端着两大盘子热菜放在饭桌上，小伙子，这两盘子菜是我亲手做的，以后天天来我这里吃，不用买单！
即使到今天，一想到这些场景，仍然止不住眼圈发热。我前面说过了，我要至死为老百姓写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什么也不是。这是一个作家的立场，与艺术无关，与文学理念也无关。
《新民周刊》：刚刚推出的这部长篇《重新生活》是阔别文坛十四年之后的作品，2004年的《国家干部》之后一直没有推出新作品，是什么原因？
张平：不是不想写，而是没有时间写了，尤其是没有整块的时间来写东西了。2004年年底当选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2007年当选为民盟山西省委主委，2008年当了副省长。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这么多职务，脑子里整天千头万绪，考虑和需要尽快解决的事情那么多，不可能静下心来去构思，去写作。其实你所处的环境也不允许不支持你去写作，当作家不写作，那叫懒散；当副省长写小说，那叫不务正业。
長篇小说创作是需要连续性的，不能今天写一段，过几天再写一段。情绪、感觉、思维、激情凝聚在一起，需要有一个铺垫和延续的过程，任意打断它，都会损害甚至重创文学创作。《重新生活》是在2013年卸任副省长以后写成的，写成后又断断续续修改了几年。其中有些重大的改动，都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但这样理性而冷静的修改，是否对作品更有益，还有待读者的检验。
《新民周刊》：这部小说和你之前的反腐小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张平：这是很多读者都问到的一个问题。《重新生活》与过去我的那些小说完全不同，没有那种叱咤风云、拍案而起的优秀干部，也没有流血牺牲、视死如归的英雄人物。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职务的“小人物”，通篇中并没有刻意的、正面的、震撼人心的反腐行为。但为什么却说，这也许是一部真正的反腐作品？
之所以这么写，因为我觉得只有揭示出腐败是对所有人的戕害和剥夺，才能激发所有人对腐败的反思和痛恨。我在后记里说了，只有全民反腐，制度反腐，才有可能有效遏制大面积的腐败行为。腐败行为并不只是贪污受贿了多少财物，而是它制造了一种与老百姓完全隔绝也完全不同的特殊生活。这种特殊生活的长期存在，渐渐地会融入并腐蚀我们的思想道德，以致沉淀为我们的文化基因。
一个地方主要领导的腐败，会导致所在区域整个社会和系统的腐败。本来属于政府官员的分内职责并应该施与人民的工作，反倒成了老百姓必须感激的施舍和恩赐。这种本末倒置的生活形态，已经让很多人无动于衷、毫无感觉，甚至成为习惯。如果政府官员和老百姓都意识不到这一点，这就实在太可怕也太悲哀了。腐败通吃通杀，最终无人可以幸免。
所以揭示这种反常的、而我们却又司空见惯的生活本质，铲平官员和民众之间的那道鸿沟，是反腐的一项重要工作和基本任务。贫富悬殊、腐化堕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悲剧，不能也不允许再度发生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和社会，这需要每一个公民的不懈努力，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奋争。
从这个角度说，《重新生活》是一部真正的反腐作品。
因为题材敏感，能不能发表，敢不敢发表，编辑部的几个编辑传看时虽然都掉了眼泪，却都拿不定主意。最后，这篇小说落到了主编和副主编手里，由他们来做决定。当时《山西文学》的副总编周宗奇、主编李国涛，都是山西知名作家、评论家，他们思考商量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略作修改后发表。后来张平才知道，李国涛在决定发表前，曾和编辑部的编辑们说：发表后如果出了问题，那就由我来担责吧，要撤职免职，撤我免我。
《祭妻》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小说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刊物转载，张平这个名字，以这样一种方式，从此出现在中国的文坛上。
张平的小说，总给人置之死地而后生之感。提到张平，我们总会将他与反腐文学联系在一起。他也曾因《法撼汾西》《天网》而坐上被告席，十年官司缠身，几遭灭顶之灾，但他没有屈服。
2000年，反腐电影《生死抉择》横空出世，在票价只有五元的前提下，成为中国第一部票房过亿的国产影片。
《生死抉择》上映后，张平去现场看，电影院里多次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原作小说给他带来了莫大的荣誉和收获，《抉择》被评为“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并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殊荣。
2008年，以反腐小说成名的作家张平出任山西省副省长，同时，他又是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事务缠身，千头万绪，张平逐渐淡出了文坛，14年，他没有创作一部小说。2013年，张平卸任山西省副省长之后，又重新拿起了这支笔，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重新生活》，这是张平的重新生活，也是他对政坛和文学的重新思考。
为正义和良知呼喊
《新民周刊》：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你写出了《血魂》《较量》《无法撰写的悼词》《刘郁瑞办案记》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和纪实文学，这时候的视野已经由家庭转向社会，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做出这样的转变？
张平：今天回过头来再看，当年文学视野的转变，是一个思索的结果，一个抉择的结果，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看到社会的不公和非正义，你还能气得发抖吗？——这比文学更重要！记不得这是哪位圣贤的话了，今天想来，这可能就是一个作家如何看待人生和社会、如何看待文学和创作的基本准则。
回顾我所有的创作和作品，可能有一点一直都是相通的，或者说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对腐恶的反抗，对弱者的同情，对压迫与剥夺的呐喊和奋争。
张平：《抉择》是1997年出版的作品，说到《抉择》，就得说起我的另一部作品《凶犯》。《凶犯》写了一个复转军人舍身保卫国家林场的故事，村民们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和村霸一起把新来的刚正不阿的残疾退伍军人打得浑身是伤，多处骨折。这个退伍军人捂着肠子都流出来的伤口，一个人拼死爬回林场，取回那杆老式步枪，又爬回村子里，把恶霸四兄弟三个打死，一个打成重伤。这个复转军人最后也因流血过多而亡。《凶犯》后来改成了一部电影，名字就叫《天狗》。《天狗》这部电影几乎囊括了当年所有的电影大奖，金鸡奖，华表奖，上海国际电影节大奖等等，都得了。
全国十佳女导演斗琪看到我的这部小说《凶犯》后，觉得这部作品可以拍成一部很好的电视剧，但希望能把《凶犯》的背景放在城市里。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不同的是这个复转军人保卫的不是林场，而是工厂。如果能这样，电视剧的故事就会丰富很多。
我接受了这个建议，然后就开始采访那些正在转制的、濒临破产的、只剩了一个空壳子的大型企业。我们希望得到的素材是，这些企业在转型或破产期间，工人们纷纷偷盗和抢劫工厂的机械和财产，最终被复转军人以生命的代价给制止了。
但采访的结果完全相反，誓死保卫工厂的恰恰是那些在工厂干了一辈子的工人们。企业转制了，濒临破产了，但已经下岗的工人们还在自觉地保护着这些工厂，那些车间里的机器和车窗，一个螺丝钉也不允许任何人私自拿走。而偷走整个工厂的恰恰是那些借转制之名，化公为私，把国家财产转为自己财产的工厂的一些腐败干部。
经常有数以百计的工人围在我们身旁，工人们讲到自己的遭遇和对工厂的感情时，一个个嚎啕大哭，情不自禁，现场泪流成河，哭声一片。
二十多天的采访结束后，我和导演的思路都彻底改变了，她回去以后自己动笔创作了一部反映下岗职工生活的电视连续剧，我回来以后，就写了这么一部长篇小说《抉择》。我在小说中痛斥了这种赤裸裸的个人腐败和集体腐败，描写了工人们在腐败处境下的生活艱难。 《十面埋伏》是以一个真实的案件为素材创作的作品。一个让公安通缉多年的特大杀人案的要犯，竟然一直因为另一起案件在监狱里服刑，而且很快就将刑满释放。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临时调来值勤的狱警发现了疑点。以此为契机，终于发现了这名案犯身后牵连的黑社会团伙，他们与一些腐败司法官员相勾结，策划了一起重特大案件。而这名在监狱服刑的案犯，就是这一黑团伙的顶级老大，一直在监狱里坐镇指挥监外的团伙作案。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读者群，也都有自己各自不同的写作立场。我的读者群就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普通通的读者，为他们写作我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中国的体制就是这样，不管你写得多么真实多么正面，但你写的事件涉及到哪个部门，哪个部门的领导确实会不高兴。
不过对这样的事情，我已经习惯了，只要读者认可，只要人民喜欢，我就知足了。如果我对他们妥协了，我也必然会失去这些读者。
《新民周刊》：正如你所说的：“作家绝不可以远离时代和人民”，“我的作品就是要写给那些最低层的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永生永世都将为他们而写作。”是从《天网》开始树立你的这一基本写作立场的吗？
张平：我个人觉得，从古至今，对文学情有独钟的大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我每次去新华书店，让我感慨万端的就是那些坐在书店角落地板上专心阅读的孩子们。他们没钱买书，就在这里悄悄免费阅读。这些人堆里也还有很多大学生，甚至成年人。图书管理员从来也不驱赶他们，也许他们知道只有这些读者才是他们最应该保护的读者。日理万机的领导，苦心钻研的专家，风情万种的白富美，风流倜傥的高富帅，忙得脚不沾地的经理老板，他们会这样在一个角落里，凝神静气，全神贯注地阅读你的小说、诗歌？一个人到了被万般宠爱万众瞩目，时时被媒体和新闻包围的境地时，让他或她生发悲悯愁思的文学情怀，应该是件很难的事情。只有那些生活清苦，孤独寂寞，被冷落被无视，几乎被生活遗忘，但仍然对生活抱有希望抱有激情的人，才往往是文学最忠实的受众。
《新民周刊》：你也曾因《法撼汾西》《天网》而坐上被告席，十年官司缠身，几遭灭顶之灾，那段时间你是怎么挺过来的？
张平：《法撼汾西》《天网》强烈的社会反响也给我带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几个当地的干部对号入座，联名把我告到了出版社所在地的丰台法院。受理这场官司的法官明确无误地告知我，这场官司你必输无疑，因为即使是罪犯，你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一旦判定你侮辱了对方的人格，你将面对巨额赔偿，因为对方要求赔偿名誉损失20万元，而当时我这两本书的稿费总共五万多元。
法官举出书中的一个例子，说那个被乡长铐在树上的农妇，大骂乡长是恶霸，法官说，一旦认定你写的就是这个干部，这就足以证明你侮辱了对方人格。我说农妇的双手被铐得鲜血直流，至今留有伤痕。一个农妇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官司打了几年，法院判她败诉，无奈以命抗争，结果被铐在了村头一棵大树上，她一介草民，到了这步田地，也只有骂人了，但就这样骂了几句，却要被法院认定侮辱了对方人格。我止不住问，农妇骂人有罪，他残害百姓，难道就没罪？法官说乡长有罪没罪，那不是你和村妇能认定的事。村妇可以上告，法院可以依法审理。而你在作品里说乡长是恶霸，无凭无据，就等于诽谤，就是侮辱了对方人格。
面对法官的“法理”，我万般不解，一整夜都没睡着，长这么大，第一次彻夜失眠。但最终这场前后耗时十年的官司，竟然是我赢了，法院二审当庭驳回上诉。胜诉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百姓的支持。一审开庭后，因为是公开审理，数十家媒体对这场官司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来自全国各地的声援信很快雪片般地寄往法院，寄往媒体。山西农村的几个老农民，千里迢迢来到北京，也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找到我，把整个村里的捐来的几百元塞给我，要我补补身子跟他们好好打官司。如果输了，等到宣判的那一天，他们就集体来北京当场给我挂匾送花。由于电视台的追踪报道，我一下子成了“名人”，挤在公共汽车上，常常有人悄悄对我说，我们都支持你，你输了在我们心里也是赢家。我当时住在一个朋友家里，晚上常常出来在门房打电话，有时忘了交钱，常常遭到门房老人的呵斥，回来！交钱！但当他看了报道，认出我就是那个作家时，脸上顿时竟堆满了慈祥的笑容。说，孩子，真不知道你就是那个作家，你听着，以后打电话只管来，一分钱也不收你的！在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饭，吃到半截，饭馆老板亲自端着两大盘子热菜放在饭桌上，小伙子，这两盘子菜是我亲手做的，以后天天来我这里吃，不用买单！
即使到今天，一想到这些场景，仍然止不住眼圈发热。我前面说过了，我要至死为老百姓写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什么也不是。这是一个作家的立场，与艺术无关，与文学理念也无关。
这是一部真正的反腐作品
《新民周刊》：刚刚推出的这部长篇《重新生活》是阔别文坛十四年之后的作品，2004年的《国家干部》之后一直没有推出新作品，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只有揭示出腐败是对所有人的戕害和剥夺，才能激发所有人对腐败的反思和痛恨。
张平：不是不想写，而是没有时间写了，尤其是没有整块的时间来写东西了。2004年年底当选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2007年当选为民盟山西省委主委，2008年当了副省长。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这么多职务，脑子里整天千头万绪，考虑和需要尽快解决的事情那么多，不可能静下心来去构思，去写作。其实你所处的环境也不允许不支持你去写作，当作家不写作，那叫懒散；当副省长写小说，那叫不务正业。
長篇小说创作是需要连续性的，不能今天写一段，过几天再写一段。情绪、感觉、思维、激情凝聚在一起，需要有一个铺垫和延续的过程，任意打断它，都会损害甚至重创文学创作。《重新生活》是在2013年卸任副省长以后写成的，写成后又断断续续修改了几年。其中有些重大的改动，都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但这样理性而冷静的修改，是否对作品更有益，还有待读者的检验。
《新民周刊》：这部小说和你之前的反腐小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张平：这是很多读者都问到的一个问题。《重新生活》与过去我的那些小说完全不同，没有那种叱咤风云、拍案而起的优秀干部，也没有流血牺牲、视死如归的英雄人物。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职务的“小人物”，通篇中并没有刻意的、正面的、震撼人心的反腐行为。但为什么却说，这也许是一部真正的反腐作品？
之所以这么写，因为我觉得只有揭示出腐败是对所有人的戕害和剥夺，才能激发所有人对腐败的反思和痛恨。我在后记里说了，只有全民反腐，制度反腐，才有可能有效遏制大面积的腐败行为。腐败行为并不只是贪污受贿了多少财物，而是它制造了一种与老百姓完全隔绝也完全不同的特殊生活。这种特殊生活的长期存在，渐渐地会融入并腐蚀我们的思想道德，以致沉淀为我们的文化基因。
一个地方主要领导的腐败，会导致所在区域整个社会和系统的腐败。本来属于政府官员的分内职责并应该施与人民的工作，反倒成了老百姓必须感激的施舍和恩赐。这种本末倒置的生活形态，已经让很多人无动于衷、毫无感觉，甚至成为习惯。如果政府官员和老百姓都意识不到这一点，这就实在太可怕也太悲哀了。腐败通吃通杀，最终无人可以幸免。
所以揭示这种反常的、而我们却又司空见惯的生活本质，铲平官员和民众之间的那道鸿沟，是反腐的一项重要工作和基本任务。贫富悬殊、腐化堕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悲剧，不能也不允许再度发生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和社会，这需要每一个公民的不懈努力，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奋争。
从这个角度说，《重新生活》是一部真正的反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