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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低、工作压力大、风险高，这些是我国基层法官几乎都要面临的问题。一些人选择了离开，而更多的人面对实际问题，却依然坚守。
面对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真实的工作状况、内心想法是怎样的？带着问题，记者走进了蒲江县法院。
承受工作、心理双重压力
2014年12月10日，蒲江县法院民庭法官高红城和平常一样忙碌。上午的第一个庭审结束后，高红城着一身黑色法官服回到办公室，面对记者的采访，高红城并没有法官一贯的严肃表情，不过他也只有短短20分钟的休息时间能坐下来聊聊。
在高红城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他的全年工作量统计表，从2013年12月10日到2014年12月10日，民庭结案747件，分配给他个人的有397件案件，现已结案374件。“快到年底了，工作还得抓紧。”高红城看着自己将近一年的工作量统计表说，“工作量确实很大”。
记者采访高红城的当天，蒲江县银河出租车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曹纪成再次来到法院，他来主要是听出租车保险理赔纠纷如何宣判的。
三天前，他将事件情况说明交到了法院，高红城接到案子后，立即和书记员到事故现场、出租车公司以及保险公司进行事件调查。繁琐的调查工作需要一个星期甚至更多的时间，但因为手上还有其他案件，他们只能将本案调查工作压缩到一至两天内完成。
“能够在诉前调解成功，是我们最大的期望，这样能避免矛盾的激化。”高红城说。经过多次调解后，出租车公司并未和保险公司达成一致，最终他们还是选择走司法程序。今天就是宣判的日子，曹纪成说他相信法院，因为他们的证据是充分的，保险公司是理亏的。
作为法官，高红城一直秉持客观公正的信念。然而公正并不能满足当事人的所有诉求。法官在面对情与法的选择上始终将天平更多地倾向于法。于是，一些期望过高的当事人会感到信任垮塌，甚至认为法官和另一方串通，导致诉求的达成与他们的愿望不一致，这种偏见让高红城无可奈何，而这也正是法官这个群体所感受到的巨大压力。
高红城拿着一大沓审判材料，顿了顿，语气低沉地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几年前一个案子在宣判结束后，当事人一方采取了自杀行为。经过调查，法官在审理和判案中没有偏颇或不当的行为，但是由于当事人自杀，造成了这名法官的职业污点和职业心理上的严重阴影，最终他选择不再继续担任法官一职。
“虽然对于审判过程我们问心无愧，但是作为法官，我们不愿意看到类似事件发生。”高红城说。
工作量大、压力大几乎是所有基层法官面临的共同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对基层法官工作量的统计显示，目前，不少基层法官每年人均办案数量已超过200件，有的甚至在300件以上，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2年人均办案数竟高达411件。除去双休日和节假日，法官平均每个工作日的办案数量超过1件。
有一些和高红城共事过的年轻法官因为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工作和心理压力最终选择了离开。有调查显示，从全国基层法官流失的流向来看，离职法官选择最多的是去其他党政机关，占比为31.6%，调到上级法院的占比17.5%，调到其他企事业单位或者从事律师职业的分别为1.5%和1.9%。
说到此，高红城站起身看了看办公室里的年轻同事们，略显激动地说：“培养一个法官真的很不容易，留住他们应该是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面临职级、待遇实际问题
相对于蒲江法院这样的基层法院，还有一类法院更为基层——派出法庭。派出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相当于法院的一个庭室，它具有法院的审判职能，履行法院审判职责。
黄玉彬是蒲江县法院的派出法庭石象湖人民法庭的庭长，当高高瘦瘦的他穿一身法官服出现在记者面前时，颇有些威严的气质。
2011年设立的石象湖人民法庭总共由4人组成，一名庭长、一名书记员、一名诉讼服务人、一名法警。这4个人要管辖成佳镇、朝阳湖镇和白云乡三个乡镇，共计17个行政村、2个居委会，3.1万人口的各种民事、刑事案件。
对于派出法庭的法官来讲，下乡调解是基层法院的重要工作。记者见到黄玉彬已是午饭时间，因为下午还要到一个村民家里进行纠纷调解，黄玉彬的午饭时间只有10多分钟。吃饭时，黄玉彬几乎没有说过话，匆忙而内敛。
吃完午饭，黄玉彬和书记员何娇回到法院，法警关好了法院大门，将“法官出外办事，有事请打电话”的牌子竖立在院门口。“这样方便需要咨询、调解纠纷的村民能够及时找到我们。”黄玉彬说。
到了村民屋外，村民却因为有事外出。面对这样的情况，黄玉彬已经习惯了，“我们多跑几次不要紧，只要能找到当事人，调解他们的纠纷就好”。
然而，想要成功调解好纠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一次，他们去调解一桩民间纠纷案，双方当事人在互相指责时都很强势，坚决不退让，而遇到需要调解的关口时又都不发表意见，各自抽烟，一冷场就是几个小时，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个多月。不少村民甚至希望通过家族里的人来解决矛盾，他们认为那些人才说得起话。
在黄玉彬看来，建立老百姓的法律信仰、树立法官的权威性显得尤为迫切。
另一方面，职级低、待遇低似乎是所有基层法官面临的问题。干了三年庭长，黄玉彬的工资也只有3000元，一年下来不到4万元钱，如果干一辈子庭长，最终的职级只相当于一个副科级。而刚刚大学毕业到法院工作的年轻人工资可能就只有1000多元。
相比较西部地区，在东部一些基层法院，法官的工作也只有2000元左右。低收入水平和高工作压力导致不少法律专业学生不愿到基层法院，宁愿选择和专业毫无关联的其他行业。书记员何娇已在石象湖法院实习了一年，因为是实习，所以没有工资，只有微薄的一点补贴。“基层法院的人手很少，所以我一毕业就被调到这里来实习，现在还没听说有其他实习生来。”（责编：彭纳）
面对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真实的工作状况、内心想法是怎样的？带着问题，记者走进了蒲江县法院。
承受工作、心理双重压力
2014年12月10日，蒲江县法院民庭法官高红城和平常一样忙碌。上午的第一个庭审结束后，高红城着一身黑色法官服回到办公室，面对记者的采访，高红城并没有法官一贯的严肃表情，不过他也只有短短20分钟的休息时间能坐下来聊聊。
在高红城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他的全年工作量统计表，从2013年12月10日到2014年12月10日，民庭结案747件，分配给他个人的有397件案件，现已结案374件。“快到年底了，工作还得抓紧。”高红城看着自己将近一年的工作量统计表说，“工作量确实很大”。
记者采访高红城的当天，蒲江县银河出租车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曹纪成再次来到法院，他来主要是听出租车保险理赔纠纷如何宣判的。
三天前，他将事件情况说明交到了法院，高红城接到案子后，立即和书记员到事故现场、出租车公司以及保险公司进行事件调查。繁琐的调查工作需要一个星期甚至更多的时间，但因为手上还有其他案件，他们只能将本案调查工作压缩到一至两天内完成。
“能够在诉前调解成功，是我们最大的期望，这样能避免矛盾的激化。”高红城说。经过多次调解后，出租车公司并未和保险公司达成一致，最终他们还是选择走司法程序。今天就是宣判的日子，曹纪成说他相信法院，因为他们的证据是充分的，保险公司是理亏的。
作为法官，高红城一直秉持客观公正的信念。然而公正并不能满足当事人的所有诉求。法官在面对情与法的选择上始终将天平更多地倾向于法。于是，一些期望过高的当事人会感到信任垮塌，甚至认为法官和另一方串通，导致诉求的达成与他们的愿望不一致，这种偏见让高红城无可奈何，而这也正是法官这个群体所感受到的巨大压力。
高红城拿着一大沓审判材料，顿了顿，语气低沉地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几年前一个案子在宣判结束后，当事人一方采取了自杀行为。经过调查，法官在审理和判案中没有偏颇或不当的行为，但是由于当事人自杀，造成了这名法官的职业污点和职业心理上的严重阴影，最终他选择不再继续担任法官一职。
“虽然对于审判过程我们问心无愧，但是作为法官，我们不愿意看到类似事件发生。”高红城说。
工作量大、压力大几乎是所有基层法官面临的共同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对基层法官工作量的统计显示，目前，不少基层法官每年人均办案数量已超过200件，有的甚至在300件以上，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2年人均办案数竟高达411件。除去双休日和节假日，法官平均每个工作日的办案数量超过1件。
有一些和高红城共事过的年轻法官因为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工作和心理压力最终选择了离开。有调查显示，从全国基层法官流失的流向来看，离职法官选择最多的是去其他党政机关，占比为31.6%，调到上级法院的占比17.5%，调到其他企事业单位或者从事律师职业的分别为1.5%和1.9%。
说到此，高红城站起身看了看办公室里的年轻同事们，略显激动地说：“培养一个法官真的很不容易，留住他们应该是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面临职级、待遇实际问题
相对于蒲江法院这样的基层法院，还有一类法院更为基层——派出法庭。派出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相当于法院的一个庭室，它具有法院的审判职能，履行法院审判职责。
黄玉彬是蒲江县法院的派出法庭石象湖人民法庭的庭长，当高高瘦瘦的他穿一身法官服出现在记者面前时，颇有些威严的气质。
2011年设立的石象湖人民法庭总共由4人组成，一名庭长、一名书记员、一名诉讼服务人、一名法警。这4个人要管辖成佳镇、朝阳湖镇和白云乡三个乡镇，共计17个行政村、2个居委会，3.1万人口的各种民事、刑事案件。
对于派出法庭的法官来讲，下乡调解是基层法院的重要工作。记者见到黄玉彬已是午饭时间，因为下午还要到一个村民家里进行纠纷调解，黄玉彬的午饭时间只有10多分钟。吃饭时，黄玉彬几乎没有说过话，匆忙而内敛。
吃完午饭，黄玉彬和书记员何娇回到法院，法警关好了法院大门，将“法官出外办事，有事请打电话”的牌子竖立在院门口。“这样方便需要咨询、调解纠纷的村民能够及时找到我们。”黄玉彬说。
到了村民屋外，村民却因为有事外出。面对这样的情况，黄玉彬已经习惯了，“我们多跑几次不要紧，只要能找到当事人，调解他们的纠纷就好”。
然而，想要成功调解好纠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一次，他们去调解一桩民间纠纷案，双方当事人在互相指责时都很强势，坚决不退让，而遇到需要调解的关口时又都不发表意见，各自抽烟，一冷场就是几个小时，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个多月。不少村民甚至希望通过家族里的人来解决矛盾，他们认为那些人才说得起话。
在黄玉彬看来，建立老百姓的法律信仰、树立法官的权威性显得尤为迫切。
另一方面，职级低、待遇低似乎是所有基层法官面临的问题。干了三年庭长，黄玉彬的工资也只有3000元，一年下来不到4万元钱，如果干一辈子庭长，最终的职级只相当于一个副科级。而刚刚大学毕业到法院工作的年轻人工资可能就只有1000多元。
相比较西部地区，在东部一些基层法院，法官的工作也只有2000元左右。低收入水平和高工作压力导致不少法律专业学生不愿到基层法院，宁愿选择和专业毫无关联的其他行业。书记员何娇已在石象湖法院实习了一年，因为是实习，所以没有工资，只有微薄的一点补贴。“基层法院的人手很少，所以我一毕业就被调到这里来实习，现在还没听说有其他实习生来。”（责编：彭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