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与鄂伦春族萨满歌舞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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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萨满教是中国最原始的宗教,信奉薩满教的民族有很多。本文选择蒙古族和鄂伦春族进行比较,目的是突出两个民族地域上的“同一”性。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和鄂伦春族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两个少数民族,两个民族都是从远古时期开始信奉萨满教,并且直到现在两个民族仍然信奉萨满教。由此而产生的两个民族的萨满教歌舞,是否有相似之处便成为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关键词】蒙古族;鄂伦春族;萨满歌舞;比较
  【项目】本文系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北民族萨满音乐的治疗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1B019;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北方民族萨满音乐的治疗学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421034171005
  【中图分类号】J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3-0104-2
  
  萨满教最早产生于母系社会,它是一种原始的多神宗教。“萨满”一词,出自通古斯——满语的汉译音。意为“激动不安的人”或“狂怒的人”。萨满教没有庙宇,也没有成文的经典,祭祀时的唱词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流传。萨满神歌是伴随着萨满祭祀产生的,它是萨满与神沟通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娱神的重要手段。萨满歌舞是集歌、舞、乐,三位一体的综合表演艺术形式。蒙古族和鄂伦春族都是从远古时期开始信奉萨满教的民族,下面就两个民族的萨满歌舞音乐进行比较。
  一、蒙古族与鄂伦春族萨满歌舞仪式
  早在远古时期,蒙古族中就盛行萨满教。蒙古族称萨满教为“博希幸”,即博教之意。博教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出与蒙古的国教地位,为统治者所尊崇和信仰。直到公元16世纪中叶,以俺达汗为首的西南蒙古各部宣布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为“国教”后,博教才从“国教”的宝座跌落到民间下层。时至今天,蒙古族内部仍分为萨满教和佛教两种宗教信仰。
  蒙古族萨满教歌舞由多个部分构成,即请神歌舞,娱神歌舞、精灵歌舞和结束(送神)歌舞。除此之外,还有祭祀歌舞、巫术歌舞等。每个部分里又有若干的小部分,形成完整的萨满教歌舞系列。(1)请神歌舞:请神歌舞部分包括:设坛、亮鼓、入场、祈祷、迎神等几个部分。设坛是民间萨满歌舞表演的序歌,是不可缺少的部分。歌曲开始部分的低沉长音从宗教功能上说是萨满巫师向着苍天大地、神灵祖先以及诸多图腾发出的热切呼唤。(2)娱神歌舞:这是蒙古民间萨满教歌舞的主体部分,这个部分的歌舞主要由慢步舞蹈和快步舞蹈两个部分构成。其宗教功能是娱神和娱人。(3)精灵舞蹈:又称为图腾舞蹈,即民间萨满巫师表演的拟兽舞蹈,一般是在精灵降神附体前表演。常见的萨满教精灵舞蹈有老虎、棕熊、豺狼、羚羊等野生动物,还有雄鹰、天鹅、蜜蜂、金丝雀等飞鸟昆虫。(4)巫术歌舞:它是指直接同巫术活动相结合,配合作法而表演的萨满歌舞。巫术歌舞的目的是驱鬼,为患者治病去灾,多在荒郊野外表演,富于神秘色彩。(5)祭祀歌舞:它是在祭祀神明的宗教仪式上表演的,属于特殊歌舞节目。祭祀仪式是定期举行的,目的是祈求自然神和祖先神的保佑,并请萨满巫师主持。祭天、祭敖包、祭神树以及祭火等主要的几项祭祀仪式。
  鄂伦春族古祭礼歌舞的实例,可以从其流传至今的自然崇拜习俗和万物有灵的宗教观念的遗留中找到。鄂伦春人认为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河流山川、动植物等都有着相应的神灵,这些都在早期渔牧生活中主宰着牧民的命运。鄂伦春族的萨满神歌的形式主要有黑熊丧礼歌、祖先祭礼歌和丧葬礼仪歌等。(1)黑熊葬礼歌:鄂伦春族信奉熊图腾,人们认为它是祖先变化而来,对它极其敬畏,不敢直呼其名,而叫它“领尔哈”(大姬)或“叼玛哈”(大爷)等等。他们既奉熊为祖先,视为图腾,又要杀熊、食熊肉,内心充满了矛盾。所以,每当射猎黑熊之后,将吃剩的熊头、熊骨用柳条包好,为其举行隆重的风葬仪式。并希望不要因此而受到“报复”。(2)祖先祭礼歌:祭祖是萨满教及族人的重要活动。对先人的怀念和供奉是原始人类英雄不死、灵魂永存意识的表现。他们认为祖先生前为民族部落办好事,死后还能保佑族中的人畜平安,狩猎丰收等。每一个氏族萨满基本上都有一首固定的祭祖神歌曲调。(3)丧葬礼仪歌:鄂伦春族葬俗主要是风葬(树葬),尤其在二次葬,即周年葬的仪式上,都要请萨满来驱鬼送魂。此时,将头年风葬时架在树上的棺木抬下,把尸骨拣出放入新棺木,然后摆上祭品,请萨满跳神进行安魂仪式。这种丧葬仪礼歌内容,主要是希望死者的灵魂不要惦记家人,安心离去,更不要回来危害族人及子女等。安魂仪式后再进行土葬。(4)母系氏族遗风歌:在鄂伦春族萨满教神坛上,女性神占有重要地位。在鄂伦春人的传统大祭—春祭和秋祭中,至今保留着讴歌女性神的歌舞仪式。
  二、蒙古族与鄂伦春族萨满音乐特点
  蒙古民间萨满教歌舞是狩猎文化的产物,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先民的狩猎生活是萨满教歌舞音乐形态的唯一源泉。其音乐形态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1)快速的奔跑节奏与音调:这是与神歌舞节奏的基本形态,多用16分音符,配合以简洁的吟诵性音调。产生这种音调的原因与他们在深山中奔跑的狩猎生活是分不开的。蒙古族萨满教歌舞的这类快速均衡节奏,是狩猎神会的真实写照。(2)短促的切分节奏与音调:这类音调与节奏多用于舞曲结构内部,似与萨满神鼓的敲击节奏有关。产生这种音调的原因与狩猎过程中的心理感受有一定关系。这种切分的节奏是狩猎生活的缩影,即有原始艺术的气氛。(3)悠长的呼唤式节奏与音调:这类节奏与音调多出现在舞曲开头或中间部分。开头的悠长音调节奏多用来做舞曲的引子,是先民向祖先发出的虔诚呼唤。中间部分出现这类音调节奏多半是用来制造高潮的,表现出人们相互之间的呼唤和狩猎后的呐喊。这种音调与节奏使舞曲更加丰富多彩。(4)平稳的“三点式”节奏与音调:此类节奏音调多用于舞曲的终止式,通常与击鼓结合起来。这种“三点式”节奏与古代蒙古氏族的集体舞蹈有关。平稳的“三点式”节奏,代表着先民们踏歌时的铿锵有力的顿足,表现出部落的集体形象。
  鄂伦春族萨满调——萨满跳神时所唱的祷词、咒语等曲调。这一时期的萨满调唱词,还明显保留着氏族部落的宗教特点。虽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观念的产生,产生了一些保护私有制财产的新神。但因私有制观念还很薄弱,公有制仍然存在,平均分配仍占有一定的地位。所以,无论是自然崇拜、图腾崇拜或是祖先崇拜中的新神、老神,都是平等的,没有很大区别。因此,每当出猎、迁徒、丧葬、驱邪等还是摆酒摆肉祈求神灵保佑。鄂伦春萨满音乐的曲调由最初的三音列音乐模式上,大约以四、五度关系的移位、模仿及变化重复等扩展方法,形成了五声音阶,其中羽调、徵调、宫调居多。并以一问一答式两乐句单乐段曲式为主,曲调具有神秘、粗犷、高亢、平直、阴郁的色彩。节拍多为2/4、4/4或3/8、6/8拍子,并有部分较自由的呼唤式散板节奏。衬词较特殊,装饰音多样,且有语言夸张的痕迹,但问答式符合人们语言基本逻辑的完满感觉。
  三、蒙古族与鄂伦春族萨满歌舞之比较
  在时间上来看,蒙古族和鄂伦春族都是从远古时期开始信奉萨满教,并在远古时期产生了萨满祭祀歌舞,如蒙古族的《吉雅奇》和鄂伦春族的《双飞鸟》等。不同之处在于蒙古族从元朝开始立藏传佛教为国教,萨满音乐转入了民间,和佛教形成长期共存的局面,并吸收了大量的佛教观念;而鄂伦春族是自始至终信奉萨满教。
  蒙古族与鄂伦春族关于所信奉的神的记载,都有关于“吉雅奇”神的内容。区别在于蒙古族的“吉雅奇”神在原始社会时是狩猎的守护神,在游牧封建社会时转变成为牧业守护神。而鄂伦春族的吉雅奇神是命运神,主要是牲畜有疾或久猎无获时祈求得到护佑,也有人认为鄂伦春族的吉雅奇是由蒙古传入的。从吉雅奇职能的转变上,我们也可以看出祭祀神明也是为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但生产方式转变时,神明的职能也会随之转变。
  从图腾崇拜上看,两个民族都信奉熊图腾,不同点在于蒙古族的熊舞是拟兽舞蹈,即模仿熊的动作,是带有滑稽色彩的原始舞蹈;而鄂伦春族奉熊为祖先,但不得不猎熊为食,为了不受到“报复”,祭祀图腾是在为熊举办葬礼,祈求被猎杀熊的宽恕和保佑。除了熊图腾外,还有很多动物的图腾存在,上文中已经介绍过,这里不再多赘言了。从文化上来看,两个民族同是山林狩猎文化。这和他们的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两个民族最初生活在深山中,靠狩猎为生,他们的萨满祭祀活动都有祈祷狩猎成功的目的,祭词中也常常带有描写自然风光的内容。
  从行萨满的流程上看,两个民族的流程大致为:请神歌——降神(即娱神歌舞)——送神歌。蒙古族的萨满流程要更复杂些,在结束前加入了祭祀歌舞、巫术歌舞等,每个部分里又有若干的小部分,形成完整的歌舞系列;而鄂伦春族的萨满流程是比较传统的,中间并未加入其它的祭祀内容和形式。但是鄂伦春族的萨满请神歌并不是由萨满一个人完成的,而是由萨满主唱,二神(扎列)或群众帮唱完成的。这也是鄂伦春族萨满调与其他民族萨满调的最大区别。
  从音乐的曲调、节奏、调式调性等方面来看,两个民族的萨满教音乐的曲调具有神秘、简短、粗犷、高亢的色彩,有较强的吟诵性和呼唤性。节奏急促,多为2/4或3/8拍子。区别在于蒙古族的萨满音乐节奏发展的更为复杂多变,有奔跑节奏、切分节奏、呼唤式节奏和“三点式”节奏四种类型;而鄂伦春族的萨满音乐则出现了4/4和6/8拍子,并有部分较自由的散板节奏,装饰音多样。语句上都有一问一答和复沓的特点,多采用领唱和齐唱的歌舞形式。音乐中都融入了各自民族的音乐元素,蒙古族萨满音乐融入了民间音乐中的长调、短调和说唱风格;而鄂伦春族萨满音乐中较多的融入了民间音乐的说唱元素。调式是以五声调式为主,蒙古族萨满教音乐以徵调最为典型,宫调也比较常见;鄂伦春族萨满音乐以羽调、徵调、宫调最为常见。音乐织体都是单声部式,蒙古族虽然有多声部式,但已不多见。
  通过上文的记述和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两个民族的萨满教歌舞,有很多相同之处,这也说明生活在同一或相邻地区的两个民族,或是拥有同一宗教的两个民族,在音乐上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这种相似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民族融合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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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袁炳昌、冯光钰.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吕净植(1974- ):女,吉林长春人,讲师,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大学艺术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民族音乐学及音乐史学。李婉莹(1986- ):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萨满音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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