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哲学具有科学和人学两个固有的向度，科学向度旨在探求关于客体世界的确切知识，人学向度则关涉主体世界的不确切知识。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科学与人学两个向度经历了由合到分再到合的历程。当前时代是科学主导的時代，而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必然要求科学与人学的重新统合。
　　【关键词】哲学史；科学；人学
　　“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为止仍为确切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罗素，1982：11）。从罗素的说法中，不难发现哲学自身所固有的两个向度——确切知识与关于不确切知识。
　　笔者认为，哲学的两个向度可称之为科学向度与人学向度，前者为确切的知识，后者为不确切的知识。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分，是因为科学处理的是主观与客观、人与自然的关系，它向外寻求主客观相一致的体验，而客观自然乃无理性思维之物，具有恒常稳定性；而人学处理的是主观与主观之间的互动与协调关系，它向内反求诸己，但主观内心世界则具思维理性的特质而变动不居，难以达到共享的确切知识而加以实践。从西方哲学的发展史来看，哲学对两个向度——科学与人学的关照经历了一个由合到分再到合的历程。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从世界本原问题介入哲学探索，关注的是存在的问题，并希望通过对自然的探索构建城邦生活的规则。柏拉图以“善”的理念统摄世界万物，认为“善”一方面将真理赋予客观对象，具有实然规律性；另一方面也是万事万物追求的终极目的，具有应然规范性。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反对苏格拉底将美德等同于知识的做法，认为存在两种美德——心智方面的知德与道德方面的行德，可见亚里士多德对哲学两个向度的区分已经较为清晰。
　　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分离主义、自由主义、小国寡民的希腊城邦文明，民主政治成为强权的附庸。庞大帝国以及随之而来的公民身份扩展与泛化使得人们不再关心神与国家这样的宏大主题，而是潜心于个人的幸福与解脱。此时的哲学，“日益被纳入伦理学的窄轨”。如果说古希腊哲学偏重于探究客观自然，那么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则处于向主观世界聚焦的过渡阶段。典型代表有伊壁鸠鲁主义和斯葛多主义：前者将快乐等同于幸福，而到了罗马帝国时期被发展成为一种纵欲主义和恣肆放荡的肉体享乐主义；后者将美德等同于幸福，主张顺应自然、服从命运，通过理性摆脱一切快乐、欲望、恐惧和悲哀的纷扰，实则带有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
　　蛮族入侵和罗马帝国的崩溃彻底摧毁了西欧的古典文明，整个西欧社会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将眼光投向了主观精神世界，其核心问题不再是世界的本原，而是精神的本质。早期的教父哲学通过高扬信仰、贬斥人的理性来树立上帝的权威；而到了后期的经院哲学家那里，理性作为对上帝论证的必要手段最终却造成了对上帝的解构，人的理性得以发展和推崇，并被理神论者确定为是上帝的本质。
　　过渡到近代，经验论与唯理论哲学的发展促成了人类理性的极大解放。经验论的先驱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霍布斯将哲学的目标定位为利用已有的知识“为人生谋福利”；而唯理论哲学的代表斯宾诺莎则提出哲学的目标在于人的自由和解放。休谟认为，理性处理的是认识问题，即事实问题，以求真为目标；而“善”则属于实践范畴，涉及的是价值问题，事实判断中并未蕴含有价值判断的根据。
　　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来，尤其是工业化与18、19世纪科技革命时期，科学技术理性得以迅速发展并极大的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使得科学的发展迅速占据了主导地位，甚至可以完全无视人的尊严与价值。马克思等对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无情剥削和异化进行了揭露和尖锐批判，主张无产者实现由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转变，以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共产主义理想社会。马克思·韦伯则敏锐的洞察到，现代社会任何物质财富的增加总是伴随着压制和泯灭人的价值的科层制的发展，而其根源则在于科技理性（工具理性）在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渗透与控制。
　　当前社会中依然是科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科学技术进步一方面带来了物质财富的暴增，与此同时，科学发展的遗留症也日渐暴露。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能源资源危机、核危机、军备竞赛、贫富两极化、剥削与压榨、不平等、人的尊严与价值的漠视、道德的滑坡等等，这些问题日益白热化并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整个世界已成为一个风险世界。如果我们仍旧不能正视以上种种问题，那么任何一项问题都足以带来灭顶之灾。所以，我们的时代强烈呼唤人学，重新实现哲学两个向度——科学与人学——的统合显得尤为紧迫而必要。
　　参 考 文 献
　　[1]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上）．商务印书馆．
　　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