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是郑和七下西洋的首航600年纪念。西洋，是沿用当时的旧称，指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孟加拉湾、印度洋、阿拉伯海、红海以及非洲东岸的海域。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这个海洋大国，在历史上也曾有过自己的辉煌，也曾是世界历史上头等的海洋强国。600年前，從1405年至1433年，郑和先后统率威武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横跨印度洋，遍访亚非三十余国。这一航海壮举，想起来就令人感到鼓舞，感到自豪。

　　可惜自郑和以后，中国的海洋开拓精神消失了。郑和这一壮举，也被执政当局视为弊政，连有关档案资料也被视为废物，遭到销毁。郑和和他开拓的伟大事业，也被人遗忘一空。幸好在1905年，梁启超先生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吸引了人们对郑和航海壮举的注意，揭开了郑和研究的序幕。由梁启超先生开创的“郑和研究”距今正好一百年，这也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由于郑和远洋航行的档案资料被销毁一空，许多基本问题至今仍是一团迷雾，甚至是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销毁了这批档案，也说不清楚。正史中没有记载，几种明人笔记上提到是刘大夏销毁了这批档案，但似乎还是证据不足，“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还不能定案。
　　顾起元的《客座赘语》卷一说，刘大夏“取而焚之，意所载必多恢诡谲怪”，烧毁的动机难以服人。陆树声《长水日抄》却是另一种说法，说刘大夏“已先检得，匿其籍”。只说是“匿”，未说是“毁”。再晚些时候，焦竑在《玉堂丛语》卷五中说：“刘先检得之，匿他处。”也是只说是藏匿，没有说是销毁。后来有人诘问：“库中案卷，安得失去？”刘大夏微笑说：“三保下西洋时，所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亦以万计，纵得珍宝，于国何益？此大臣所当切谏。旧案虽在，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有无邪？”如果这个记载是可信的，充其量只能说明刘大夏知道这批档案的去处，还不能肯定是他销毁的。也可以据此说他敌视、藐视这批档案，有销毁的动机，但也不能肯定是他销毁的。而销毁的动机与顾起元所说的这些档案内容诡谲怪诞又完全不同。
　　如果说郑和远航的档案被销毁，毕竟找到了一个嫌疑人刘大夏，但郑和的那支庞大的“特混舰队”的下落呢？是谁藏匿起来了，还是被谁销毁了？是焚烧，凿沉还是拆解？那么多的庞然大物，藏匿或销毁都比档案资料更难掩人耳目。可是至今还没有找到嫌疑人。

　　由于档案被销毁一空，郑和下“西洋”最大的船有多大也是一个谜。顾起元的《客座赘语》卷一中有《宝船厂》一条，内载：“今城之西北有宝船厂。永乐三年三月，命太监郑和等行赏赐古里、满剌诸国，通计官校、旗军、勇士、士民、买办、水手共二万七千八百七十余员名。宝船共六十三号，大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船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明史·郑和传》中记载与此大致相同：“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成书最早的《瀛涯胜览》也有同样记载，而作者是随船的翻译，应该是可信的。但是折算成今天的公制，最大的船长约150米，宽约61米，排水量约在2万吨以上，相当于一艘航空母舰。宝船的主桅杆高达72米，相当于24层楼房那么高（按每层高3米计算）。这些数字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木材能否制造成这么大的帆船？木质帆船能否承受洋面上的狂风巨浪？仅以风帆为动力能否推进这样的庞然大物？这需要多大的风帆？9桅12帆需要多少人来操作？这样大的船如何入港靠岸？据雍正《崇明县志》记载，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郑和远航归来，由于船大吃水深，竟进不了浩荡的长江。有的学者则用他们的船舶专业知识结合历史文献肯定地说，9桅万吨级木质帆船，不仅在明代，即使在当今高科技的时代都是建造不出来的。以当时中国的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造不出来，要完成下西洋的各项任务也不需要这么大的船舶，古今中外也没有过那么大的木帆船。另一部分学者则用船舶专业知识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和水下考古资料肯定地说，考古出土船舶文物、大量的文献资料以及木帆船建造工艺的调查研究可以证明，肯定可以造出44丈长、18丈宽的郑和宝船，并预言水下考古还会进一步给以直接的确证。
　　由于郑和远洋航行的档案资料被销毁一空，不仅宝船的大小成了一道待解的难题，甚至连郑和最远究竟到哪里也说不清楚，于是又引发了一团又一团的迷雾，而这些迷雾又化合成了一个接一个的“世界第一”。比如：郑和最早发现了南极大陆，郑和比哥伦布早72年发现美洲大陆，郑和是环游世界的第一人，“唐人街”是郑和七下西洋形成的，郑和七下西洋之前还曾下过东洋。这些说法虽然足以令人兴奋，引为自豪。但冷静考察一下，究竟有多少可信的论据支撑这些说法？
　　由于郑和远航的档案被销毁，郑和留给我们最有价值的是他的极具远见卓识的名言：“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据说这是郑和向明仁宗朱高炽说的一段话。这么精辟的言论，对我们这个具有辽阔海疆和漫长海岸线的国家，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凭他说出了这句至理名言，他就是我国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比“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说得更富有进取精神，更具有积极意义。这句话只出现在法国学者费朗索瓦·德勃雷的《海外华人》一书中。此书由赵喜鹏译，1982年新华出版社出版。这一段至理名言，不知为什么在中国典籍中至今还没有找到踪影。由于此书发行范围很小，不易找到，有的学者只能从郑一钧先生《论郑和下西洋》一文中转引，大多数文章干脆不注出处。如果当年郑和对海洋力量确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并且还说得那么透彻那么明确，此后历朝历代治国平天下的帝王将相们都应该受到批评。我们的国家落后挨打，不就是自郑和以后不重视海上力量，“置海洋于不顾”吗？

　　当然，破解这些谜的希望还是有的。虽然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被销毁了，但随郑和出航的幕僚、译员留下了许多重要的亲历记录，如《星槎胜览》、《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等书，还有当时一些文人的笔记和近年出土的水下考古资料。现存资料使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横渡印度洋实现洲际航海的郑和，率领的船队规模之大，造船技术之精巧，航海经验之丰富，航程之远，结交国家之多，在世界航海史上都是空前的，远非几十年后称霸海上的葡萄牙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所能相比。
　　可惜自郑和以后，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事业，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停滞甚至倒退了。

　　明清两代政府为了对付东南海疆的敌人，采取了消极的禁海政策。以封锁敌人为目的的“迁界”、“禁海”，实行的结果却是封锁了自己。这种消极防御战略延续了几百年。这几百年，正是欧洲各国奖励航海的时代。欧洲资产阶级掀起了以掠夺殖民财富为目的的航海探险高潮，各国竞相扩展海外贸易，争夺海上霸权，寻找新航线，形成一股持久不衰的航海热。而这一时期的中国，明清两代政府，扼杀了曾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的造船和航海事业。造船和航海事业衰落，海军建设无从谈起，万里海疆实际上是有海无防。执政者长期不重视海洋，缺乏海洋意识，没有认识到海上力量关乎国家富强。两次鸦片战争接连惨败，才惊醒了清朝统治者，感到海防落后的危险性，部分督抚大员在自己权力范围内，办洋务以求自强。从“天朝无所不有”到“师夷之长技”，这个认识过程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而这个认识主要是从战败中得出来的，对战败的认识又主要归结为武器不如人，因而“自强运动”又是从购买洋枪洋炮开始的。明末清初从外国引进了红衣炮，两百年后仍然要从外国引进新一代的枪炮。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靠购买那些居心叵测的侵略者的武器来巩固国防，那国防还能巩固得了吗？
　　一个拥有近二万公里海岸线的国家，竟然没有一支由中央统领的远洋舰队。一个曾经拥有海上优势的国家，曾几何时竟然沦落成只有几支互不统属的类似近代海岸警察的外洋水师，甚至是不合格的海岸警察。对付海盗，對付走私分子都难以胜任，如何守卫祖国的海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