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图书馆奖得主、华裔作家哈金在接受南风窗特约记者河西的专访中，最打动我的是这一段话：“我想讲一个普通士兵面对战争心灵挣扎的故事，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故事，而并非集体经验。战俘作为失败者，他们的声音被无情地剥夺了。我意识到，《战废品》可能会给那些被遗忘的人带来一丝希望，使他们的声音为他人所听到。”近代中国的战俘问题，因为意识形态的限制，几乎从来没能真实地进入公众的视野，包括内战、抗战以及抗美援朝时期的战俘，他们似乎在历史上整体地消失了，无论是虚构性的文本，还是历史学家都缺乏对战俘群体的关注。
　　但只要有战争，就会有战俘问题，而如何对待战俘，基本上能展现战争中文明的底线共识达到怎样一个程度。如果不是极少数优秀的历史学家或作家的重构或再现历史的努力，也许历史中相当庞大的这一个群体就将作为“沉默的大多数”永远地沉没了。哈金在访谈中谈到张纯如的自杀，谈到美国相当多接触过南京大屠杀主题的人的精神创伤。确实，当一个作家或学者直接面对历史暗区中那无边无际的黑暗、灾难、死亡时，他会有一种艰于呼吸的苦闷与压抑，他的工作也可能会一点点地吞噬其对人性可能性的希望。
　　或许正因为此，不少中国作家在想方设法地绕开当代史上的黑暗时刻，而活在一种看似辉煌实则空洞的生命之轻中。记忆被自我深度压抑，过去只剩下一种干瘪的诉苦或教条。但没有个人化的记忆，以及记忆在公共空间中的显现，并且通过这种众声喧哗的言说来抵达被遮蔽、扭曲的历史真相，所谓“团结一致向前看”而不纠结过去的“和解”，就只能是一种虚假的和解或和谐。被压抑的创伤性记忆，极可能在某个历史的时刻以一种暴戾的形式爆发并造成新一轮的灾难。
　　面向历史苦难记忆的写作，对于哈金来说，不啻于一种自我疗伤或自我拯救。这正如晚年格拉斯，作为德国二战后知识分子的良心，会在回忆录《剥洋葱》中披露年轻时参与纳粹党卫军的隐秘“历史”，并没有任何个人、集体或体制强制他“坦白从宽”，而是内在的良知压迫他焦虑的灵魂。灵魂得救，心才自由。因此，哈金在访谈中才会坚决地反对過多地赋予小说以一种历史责任感，艺术的极致首先是对写作者内在自由的抵达和想象力的表达。他说的这段话也许值得长期生活在选择性遗忘文化中的我们深思：“过去不可能，也不必被完全抛弃，但是它必须被重新改造和利用，以帮助艺术家们活下去。对我而言，那是意义深远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