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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全国肉价扶摇直上的盛夏，去寻找一个农村养猪专业合作社的十年成长史。串联它十年的风景不过是为了寻找更远的风景和希望……
铜鼓镇所在地，是“全国养猪第一县”重庆荣昌。这个曾将红极一时的《猪之歌》选作县歌的小城，近年来一度名号响亮。
在2007年肉价飞涨的盛夏，从总理到百姓都将目光聚焦到肉市的挂钩之时，素描这南方的一个县，县里的一个养殖镇，以及镇上一个养猪专业合作社的十年风雨路。我们看到了一个草根经济体，在市场大起大落背后，那些平凡而又波澜壮阔的岁月……
看不到希望的生活
2007年6月15日清晨7点，荣昌莲花广场，浓妆艳抹，锣鼓喧天。
49岁的唐泽乾小心地擦拭仔猪身上的污泥，县城里正在举行由政府主办的一年一度的小猪运动会。今年肉价暴涨，全县上下心情舒畅，运动会尤显隆重。
唐泽乾是铜鼓镇养猪合作社的老总，也是荣昌有名的养猪大王。20多年里，他养过猪、宰过猪、贩过猪、还在畜牧局搞过销售。旁人对他的评价是，有胆识，仗义，敢闯。
据说，他曾养出一头重达200公斤的肥猪，让外地猪贩激动得要用一台大电视交换。不过，那已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唐泽乾在铜鼓镇初露锋芒，是1996年。他用贩猪攒下的4万元钱，承包了镇上的养猪场，当年仔猪存栏量达500头。按设想，5个月后仔猪长成100公斤左右的肥猪，盈利能在3万元以上。
可就这短短5个月，中国生猪市场风云突变，肉价急转直下。最便宜时卖到了4.4元/公斤，大大跌破保本价。当时的饲料价格就已接近5.8元/公斤，养多少赚多少，一夜间变成养多少亏多少。
铜鼓镇村村户户“杀声一片”。
一次醉酒后，妻子愁眉不展地劝唐泽乾杀掉一批母猪，减少损失。唐泽乾大发脾气，坚决不肯。“这不相当于杀掉母鸡，如若行情好转，再到哪里去找鸡蛋？”
事实上，在中国1996年的产业排序中，养猪不过是农民增收的多种手段中普通的一种，所以，当农民因为养猪陷入困境，根本没人理会——无论是政府还是银行。一度，唐泽乾只得依靠过去的人脉赊欠饲料，艰难度日。
祸兮福之所依。朴素的辩证规律总会让坚守的人迎来黄金岁月。
1997年初至1998年上半年，生猪价格突然走高，一度突破9.6元/公斤。唐泽乾应势出货，不仅偿还了外债，仔猪存栏量也在1999年底达到1000头。他成了铜鼓镇当之无愧的“猪大王”。
然而，这次刻骨铭心的价格波动，却让唐泽乾深感无奈。因为市场信息不对称，农民们起早贪黑地养猪，到头来却等同于瞎干傻干。
唐泽乾“再也不愿过这种看不到希望的生活了”。
合作之舟
2000年前，唐泽乾最大的梦想是离开铜鼓镇。
信息闭塞让铜鼓镇的养猪散户非常无助。以2001年为例，铜鼓镇中兴村刘永胜一家，卖4头猪挣了1700元，加上种菜籽的1000元，却抵不过一个劳动力到新疆摘半年棉花所得的报酬。
如此这般，谁还愿意养猪呢？2001年，铜鼓镇6个村约有400户农民举家外出打工，85%的家庭有青年劳动力在外打工，养猪已然成为老人才干的“留守经济”。
一头生猪成为菜市挂钩上的白条肉，要经过养殖户、中间代理商、肉联厂及猪肉零售商各环节。因为国家实行生猪定点宰杀、定点销售政策，农民要想在猪身上赚钱，只有两条路可走——养殖上控制成本、销售上抵御价格波动。
2001年7月，唐泽乾拿出50万元，成立铜鼓镇养猪合作社。当日，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院子里，田坝上，挤满了从十里八乡赶来的乡亲。
一开始申请入社者有300多户，但谈到50元参股费，人消失一半，最终156户入社。
铜鼓镇数十年如一的生活方式，悄然激起涟漪，社员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体会到了集体作战的好处。合作社从饲料厂、兽药厂直接拿货，减少流通环节，然后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售给农民；社员配种、购买下仔母猪，也一律低于市价；农民若想出售仔猪、生猪，再以高于市价0.06～0.16元/公斤的价格回购，统一销售。
唐泽乾是在以团购的方式降低饲养成本，借助集体的力量消解风险，寻找市场。
为了建立稳定的外销渠道，唐泽乾一开始就未把目光局限在川渝市场。广州、西宁、南昌、甚至西藏日喀则办事处相继建立，社里许多能说会道的年轻人长年驻扎在外。
2003年下半年，铜鼓镇的情况发生变化，合作社所有社员外加唐泽乾自家猪场的生猪存栏量超过8万头。
比市场残酷的，是老天爷
乡村经济，是脆弱的。
时至2006年夏，川渝两地遭遇60年一遇干旱。炎炎赤日，将近100天滴雨不下。
“滴雨不下，养猪蚀本。”天不亮，70岁的刘大英都要来到自家的红苕地，“一天也不晓得要挑几担水，反正浇到挑不动了，才回家吃早饭。干旱以来，天天如此。”
刘大英三分地的红苕藤，是家里大猪小猪的“青饲料”。“要是往年，三分地红苕藤完全够它们吃。”但如今，红苕藤一片片被晒黄晒死，便只能给猪吃“定量”：不论大小，每头一天只能吃三斤红苕藤。
大一点的养殖户损失更大。社员刘大国全家每天要动用4口井，给猪淋水，每天晚上都要起来淋四五次。即便如此倒腾，8、9月份还是热死种猪50多头，“全是纯种猪，价值至少3、4万元！”
持续高温给合作社的生猪外销带来巨大冲击。即便广州、西宁等地要货，长途贩运，一车往往要热死十几头，“无论是仔猪还是生猪，都卖不动了！”
更让唐泽乾揪心的是，青饲料减少，只得以粮食干饲料补充，养猪成本成倍上升，叫农民们如何承受。以刘大英为例，撑到8月中旬的她还是撑不住了，只得悄悄将10头母猪出售。原价1900元，她卖成400元……
天旱，成了合作社生死存亡的考验。眼看越来越多合作社员打算贱卖生猪，唐泽乾咬牙作出了他人生最冒险的一次决定：和天赌一把。
2006年8月，唐泽乾抵押了城里的两套房，再四处筹集了几十万元。随后，政府的补助政策出台，对于存栏量在50头以上的大户，荣昌县给予每头40元的补助。
这样，没钱买饲料的社员，便可先到合作社赊欠，等卖了肥猪，再统一结算。
执意出售仔猪的社员，唐泽乾同样以高于市价0.06～0.16元/公斤的价格回购。然后，放到自己的猪场喂养。
总之，唐泽乾最大限度地囤积猪源。这也基本控制住了合作社员们“卖猪潮”。他默默地期待黄金岁月的再次到来。
2006年10月，川渝两地持续近三个月的干旱终于结束。铜鼓镇再次碧空万里，秋风送爽。
疯狂六月
2007年，唐泽乾再次迎来了梦想中的黄金岁月，和十年前不同，这次与他一起亢奋的，还有整个铜鼓镇。
“涨了，涨了，比1997年还要猛！”
5月份的前20天，全国36个大中城市每公斤猪肉批发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4.4元。5月初，北京肉价出现了14次密集上涨；上海猪肉批发价达到每公斤16元。
京沪肉价的迅速上涨，波及全国各大城市。一星期后，价格传至川渝两地。此后，再到荣昌，波及铜鼓镇的生猪出栏价上涨，又用了一个星期。
不断攀升的数字，让养殖户们喜笑颜开。此时，铜鼓镇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开始信息反馈。广州、西藏、青海，报急电话一个接一个打回铜鼓镇。“都是要猪，一要就是几个车皮。”
唐泽乾坐在青石板上，兴奋得有些心慌，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让自己镇静下来。他已经好些天没有合眼了，采访中，甚至突然提出要打上一个小时的盹，然后再继续聊。一周以来，一车皮200头猪的载量，每天都有十几车从铜鼓镇奔赴全国各地。
笑声，开始在铜鼓镇的夏日里飘荡……
刘大英开始把原先的葡萄架拆了，在院子里垒起新的猪圈；刘大国让自己的儿子上山砍来毛竹，连夜编织起装猪仔的竹篓，篾条飞舞脸颊绽开着花；乡亲碰面无不喜形于色，“你家还有没有仔猪，什么时候出栏？”
许多外省的肉联厂，冲着“养猪第一县”的名号汹涌而来。2007肉价上涨的盛夏，也是荣昌收获的季节。唐泽乾心里明白，荣昌或者说铜鼓镇之所以走在了风暴的前面，恰恰在于“走得早”。
早在五年前，唐泽乾便着眼于建立一个面向全国的外销渠道。这在荣昌确属少见。五年来，唐泽乾每个月都会去各地的办事处，每次都会捎上荣昌卤鹅、凉粉等特产，犒劳那些长年驻扎在外的战士。
也正因这些前方岗哨，使唐泽乾对2007年席卷全国的生猪荒，深谙于心：
2006年夏、秋季爆发的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给农民带来巨大损失。唐泽乾估计，在一些发病严重的省份，生猪存栏量减少了将近一半。
此外，粮价上涨，牵一发而动全身。随着用粮食搞生物能源项目的全国风行，在玉米产量没有大规模增长情况下，豆粕、玉米、麦麸等涨价在所难免。
也因为此，唐泽乾给记者算了笔账——买一头约15公斤的猪仔，300元左右；养殖约150天，要吃掉300公斤玉米，玉米目前的卖价是1.7元每公斤，打磨成猪吃的玉米粉，还要30元左右的加工费，总共540元。加上防疫消毒、人工工资、水电消耗——
“你说，全国还有多少猪？”
“你说，肉价怎能不涨？”
走出铜鼓镇
走出铜鼓镇，汽车颠簸在弯弯曲曲的乡村公路，夕阳睡在连绵的远山之间。此轮肉市风暴中，铜鼓镇无疑表现抢眼。
然而，十年来肉价大起大落，起伏不定。即便在“养猪强县”的荣昌，也有太多养殖户在高负债与高利润之间，坚守与轮回。
对于全国肉价，唐泽乾的判断是，因为四川、黑龙江、吉林诸省今年出现大范围猪荒，而仔猪长大至少需要120天，因此肉价还会有3到4个月的持续高位。
2007年6月，铜鼓镇合作社的社员已达1700多户，许多周边乡镇的农民也纷纷加入。这种规模在全国算是少见。
在唐泽乾看来，生猪养殖是一项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买卖，价格浮动往往又无规律。而铜鼓镇之所以发展迅速，确实是天时地利下的个例。
从产业集群的角度，在荣昌完整的生猪产业链里，合作社能和本地饲料企业、科研机构通力合作。荣昌这个西部最大的兽药市场、种猪研发基地，以及饲料、兽药生产企业集群，给了这草根经济体充足的成长养分。
然而，在更多没有形成产业链的中国乡村，农民如何获利？市场信息不对称，何时扩大规模，何时控制数量，如何确保起早贪黑养大的生猪，至少不会“折本”？
这个盛夏，因为肉价上涨，我们深深地感受每一位中国农民与这时代的丝缕关联，而他们，又该如何去触摸这个伟大的时代？
唐泽乾告诉记者，无论合作社能够走多远，他都会坚持。至少这六年来，铜鼓镇愿意养猪的农民越来越多。“至少，他们再也不用瞎干傻干了。”
铜鼓镇所在地，是“全国养猪第一县”重庆荣昌。这个曾将红极一时的《猪之歌》选作县歌的小城，近年来一度名号响亮。
在2007年肉价飞涨的盛夏，从总理到百姓都将目光聚焦到肉市的挂钩之时，素描这南方的一个县，县里的一个养殖镇，以及镇上一个养猪专业合作社的十年风雨路。我们看到了一个草根经济体，在市场大起大落背后，那些平凡而又波澜壮阔的岁月……
看不到希望的生活
2007年6月15日清晨7点，荣昌莲花广场，浓妆艳抹，锣鼓喧天。
49岁的唐泽乾小心地擦拭仔猪身上的污泥，县城里正在举行由政府主办的一年一度的小猪运动会。今年肉价暴涨，全县上下心情舒畅，运动会尤显隆重。
唐泽乾是铜鼓镇养猪合作社的老总，也是荣昌有名的养猪大王。20多年里，他养过猪、宰过猪、贩过猪、还在畜牧局搞过销售。旁人对他的评价是，有胆识，仗义，敢闯。
据说，他曾养出一头重达200公斤的肥猪，让外地猪贩激动得要用一台大电视交换。不过，那已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唐泽乾在铜鼓镇初露锋芒，是1996年。他用贩猪攒下的4万元钱，承包了镇上的养猪场，当年仔猪存栏量达500头。按设想，5个月后仔猪长成100公斤左右的肥猪，盈利能在3万元以上。
可就这短短5个月，中国生猪市场风云突变，肉价急转直下。最便宜时卖到了4.4元/公斤，大大跌破保本价。当时的饲料价格就已接近5.8元/公斤，养多少赚多少，一夜间变成养多少亏多少。
铜鼓镇村村户户“杀声一片”。
一次醉酒后，妻子愁眉不展地劝唐泽乾杀掉一批母猪，减少损失。唐泽乾大发脾气，坚决不肯。“这不相当于杀掉母鸡，如若行情好转，再到哪里去找鸡蛋？”
事实上，在中国1996年的产业排序中，养猪不过是农民增收的多种手段中普通的一种，所以，当农民因为养猪陷入困境，根本没人理会——无论是政府还是银行。一度，唐泽乾只得依靠过去的人脉赊欠饲料，艰难度日。
祸兮福之所依。朴素的辩证规律总会让坚守的人迎来黄金岁月。
1997年初至1998年上半年，生猪价格突然走高，一度突破9.6元/公斤。唐泽乾应势出货，不仅偿还了外债，仔猪存栏量也在1999年底达到1000头。他成了铜鼓镇当之无愧的“猪大王”。
然而，这次刻骨铭心的价格波动，却让唐泽乾深感无奈。因为市场信息不对称，农民们起早贪黑地养猪，到头来却等同于瞎干傻干。
唐泽乾“再也不愿过这种看不到希望的生活了”。
合作之舟
2000年前，唐泽乾最大的梦想是离开铜鼓镇。
信息闭塞让铜鼓镇的养猪散户非常无助。以2001年为例，铜鼓镇中兴村刘永胜一家，卖4头猪挣了1700元，加上种菜籽的1000元，却抵不过一个劳动力到新疆摘半年棉花所得的报酬。
如此这般，谁还愿意养猪呢？2001年，铜鼓镇6个村约有400户农民举家外出打工，85%的家庭有青年劳动力在外打工，养猪已然成为老人才干的“留守经济”。
一头生猪成为菜市挂钩上的白条肉，要经过养殖户、中间代理商、肉联厂及猪肉零售商各环节。因为国家实行生猪定点宰杀、定点销售政策，农民要想在猪身上赚钱，只有两条路可走——养殖上控制成本、销售上抵御价格波动。
2001年7月，唐泽乾拿出50万元，成立铜鼓镇养猪合作社。当日，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院子里，田坝上，挤满了从十里八乡赶来的乡亲。
一开始申请入社者有300多户，但谈到50元参股费，人消失一半，最终156户入社。
铜鼓镇数十年如一的生活方式，悄然激起涟漪，社员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体会到了集体作战的好处。合作社从饲料厂、兽药厂直接拿货，减少流通环节，然后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售给农民；社员配种、购买下仔母猪，也一律低于市价；农民若想出售仔猪、生猪，再以高于市价0.06～0.16元/公斤的价格回购，统一销售。
唐泽乾是在以团购的方式降低饲养成本，借助集体的力量消解风险，寻找市场。
为了建立稳定的外销渠道，唐泽乾一开始就未把目光局限在川渝市场。广州、西宁、南昌、甚至西藏日喀则办事处相继建立，社里许多能说会道的年轻人长年驻扎在外。
2003年下半年，铜鼓镇的情况发生变化，合作社所有社员外加唐泽乾自家猪场的生猪存栏量超过8万头。
比市场残酷的，是老天爷
乡村经济，是脆弱的。
时至2006年夏，川渝两地遭遇60年一遇干旱。炎炎赤日，将近100天滴雨不下。
“滴雨不下，养猪蚀本。”天不亮，70岁的刘大英都要来到自家的红苕地，“一天也不晓得要挑几担水，反正浇到挑不动了，才回家吃早饭。干旱以来，天天如此。”
刘大英三分地的红苕藤，是家里大猪小猪的“青饲料”。“要是往年，三分地红苕藤完全够它们吃。”但如今，红苕藤一片片被晒黄晒死，便只能给猪吃“定量”：不论大小，每头一天只能吃三斤红苕藤。
大一点的养殖户损失更大。社员刘大国全家每天要动用4口井，给猪淋水，每天晚上都要起来淋四五次。即便如此倒腾，8、9月份还是热死种猪50多头，“全是纯种猪，价值至少3、4万元！”
持续高温给合作社的生猪外销带来巨大冲击。即便广州、西宁等地要货，长途贩运，一车往往要热死十几头，“无论是仔猪还是生猪，都卖不动了！”
更让唐泽乾揪心的是，青饲料减少，只得以粮食干饲料补充，养猪成本成倍上升，叫农民们如何承受。以刘大英为例，撑到8月中旬的她还是撑不住了，只得悄悄将10头母猪出售。原价1900元，她卖成400元……
天旱，成了合作社生死存亡的考验。眼看越来越多合作社员打算贱卖生猪，唐泽乾咬牙作出了他人生最冒险的一次决定：和天赌一把。
2006年8月，唐泽乾抵押了城里的两套房，再四处筹集了几十万元。随后，政府的补助政策出台，对于存栏量在50头以上的大户，荣昌县给予每头40元的补助。
这样，没钱买饲料的社员，便可先到合作社赊欠，等卖了肥猪，再统一结算。
执意出售仔猪的社员，唐泽乾同样以高于市价0.06～0.16元/公斤的价格回购。然后，放到自己的猪场喂养。
总之，唐泽乾最大限度地囤积猪源。这也基本控制住了合作社员们“卖猪潮”。他默默地期待黄金岁月的再次到来。
2006年10月，川渝两地持续近三个月的干旱终于结束。铜鼓镇再次碧空万里，秋风送爽。
疯狂六月
2007年，唐泽乾再次迎来了梦想中的黄金岁月，和十年前不同，这次与他一起亢奋的，还有整个铜鼓镇。
“涨了，涨了，比1997年还要猛！”
5月份的前20天，全国36个大中城市每公斤猪肉批发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4.4元。5月初，北京肉价出现了14次密集上涨；上海猪肉批发价达到每公斤16元。
京沪肉价的迅速上涨，波及全国各大城市。一星期后，价格传至川渝两地。此后，再到荣昌，波及铜鼓镇的生猪出栏价上涨，又用了一个星期。
不断攀升的数字，让养殖户们喜笑颜开。此时，铜鼓镇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开始信息反馈。广州、西藏、青海，报急电话一个接一个打回铜鼓镇。“都是要猪，一要就是几个车皮。”
唐泽乾坐在青石板上，兴奋得有些心慌，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让自己镇静下来。他已经好些天没有合眼了，采访中，甚至突然提出要打上一个小时的盹，然后再继续聊。一周以来，一车皮200头猪的载量，每天都有十几车从铜鼓镇奔赴全国各地。
笑声，开始在铜鼓镇的夏日里飘荡……
刘大英开始把原先的葡萄架拆了，在院子里垒起新的猪圈；刘大国让自己的儿子上山砍来毛竹，连夜编织起装猪仔的竹篓，篾条飞舞脸颊绽开着花；乡亲碰面无不喜形于色，“你家还有没有仔猪，什么时候出栏？”
许多外省的肉联厂，冲着“养猪第一县”的名号汹涌而来。2007肉价上涨的盛夏，也是荣昌收获的季节。唐泽乾心里明白，荣昌或者说铜鼓镇之所以走在了风暴的前面，恰恰在于“走得早”。
早在五年前，唐泽乾便着眼于建立一个面向全国的外销渠道。这在荣昌确属少见。五年来，唐泽乾每个月都会去各地的办事处，每次都会捎上荣昌卤鹅、凉粉等特产，犒劳那些长年驻扎在外的战士。
也正因这些前方岗哨，使唐泽乾对2007年席卷全国的生猪荒，深谙于心：
2006年夏、秋季爆发的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给农民带来巨大损失。唐泽乾估计，在一些发病严重的省份，生猪存栏量减少了将近一半。
此外，粮价上涨，牵一发而动全身。随着用粮食搞生物能源项目的全国风行，在玉米产量没有大规模增长情况下，豆粕、玉米、麦麸等涨价在所难免。
也因为此，唐泽乾给记者算了笔账——买一头约15公斤的猪仔，300元左右；养殖约150天，要吃掉300公斤玉米，玉米目前的卖价是1.7元每公斤，打磨成猪吃的玉米粉，还要30元左右的加工费，总共540元。加上防疫消毒、人工工资、水电消耗——
“你说，全国还有多少猪？”
“你说，肉价怎能不涨？”
走出铜鼓镇
走出铜鼓镇，汽车颠簸在弯弯曲曲的乡村公路，夕阳睡在连绵的远山之间。此轮肉市风暴中，铜鼓镇无疑表现抢眼。
然而，十年来肉价大起大落，起伏不定。即便在“养猪强县”的荣昌，也有太多养殖户在高负债与高利润之间，坚守与轮回。
对于全国肉价，唐泽乾的判断是，因为四川、黑龙江、吉林诸省今年出现大范围猪荒，而仔猪长大至少需要120天，因此肉价还会有3到4个月的持续高位。
2007年6月，铜鼓镇合作社的社员已达1700多户，许多周边乡镇的农民也纷纷加入。这种规模在全国算是少见。
在唐泽乾看来，生猪养殖是一项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买卖，价格浮动往往又无规律。而铜鼓镇之所以发展迅速，确实是天时地利下的个例。
从产业集群的角度，在荣昌完整的生猪产业链里，合作社能和本地饲料企业、科研机构通力合作。荣昌这个西部最大的兽药市场、种猪研发基地，以及饲料、兽药生产企业集群，给了这草根经济体充足的成长养分。
然而，在更多没有形成产业链的中国乡村，农民如何获利？市场信息不对称，何时扩大规模，何时控制数量，如何确保起早贪黑养大的生猪，至少不会“折本”？
这个盛夏，因为肉价上涨，我们深深地感受每一位中国农民与这时代的丝缕关联，而他们，又该如何去触摸这个伟大的时代？
唐泽乾告诉记者，无论合作社能够走多远，他都会坚持。至少这六年来，铜鼓镇愿意养猪的农民越来越多。“至少，他们再也不用瞎干傻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