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时候,大概有四五十年的时间,荆南一带“岁解举人,多不成名”。于是,人们称那里为“天荒”。到了唐宣宗的大中四年,终于有个叫刘蜕的考中了,总算破了“天荒”。于是,当时镇守该地的魏国公崔铉写信表示祝贺,并赠他七十万的“破天荒”钱,而刘蜕却不肯接受。据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地方官员开出的此类重奖。
　　眼下,又闻老调重弹,有条消息说,新年伊始,广西桂林的恭城瑶族自治县县委、县政府正式实施对考上公务员的恭城青年进行奖励的政策,“考上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奖励6万元,考上广西区直机关公务员奖励3万元,考上桂林市直机关公务员奖励1万元……”
　　这种鼓励“向上流动”的谬赏,难免要被理解为“逐利本性”。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动力。汉高祖刘邦一回乡,就免了家乡的赋税。这是没得说的很高级的榜样。在缺少道德的内制和缺少公众监督外制的情况下,部分官员有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好多看似真诚且无可挑剔的凝聚乡党情结的“关照”,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功利性回报。公开宣称“出则兼济天下,归乃反哺桑梓”,在目前是一种时髦。这种“为家乡提供便捷与财富”而勤奋工作的“反哺”,其狭隘性是不言而喻的。
　　以前有个作家说,“感情投资,这是比较诚实的說法,如果能再诚实一些,最好把自己的利润指标也通知被投资的一方”。而“奖励‘国考’获胜者”,用不着通知被投资的一方,大家心知肚明。擅长编织人情网的官员,以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腐朽的价值观,消蚀了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和良知,培养了一大群习惯品尝“天上馅饼”的痴汉懒婆娘。
　　这种“反哺”,客观上势必要造成对其他地方的“合法伤害”。有几个“书记县”、“局长乡”的陡然兴旺不是靠吃“偏食”且以邻为壑而红火起来的?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落后地区始终处于劣势,那些“破”不了“天荒”、没有人才“晋京”的,怪不得拎着猪头寻不着庙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