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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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是一种代词省略的语言,句子的主语和宾语经常使用零形代词;上古汉语也经常使用零形代词,只是它的零形代词分布与现代汉语颇有不相对应之处。现代汉语零形代词常用为主语和动词的宾语,却很少用作介词宾语;上古汉语零形代词常用为主语,也常用作介词宾语,但较少用作动词宾语。现代汉语和上古汉语在零形代词的使用只有在主语地位上是比较相似的,只不过上古汉语的主语使用零形代词更为发达。那么是什么样的机制造成这样的不同,上古汉语的代词省略是否在类型上与现代汉语有所分别,这是本文所探讨的问题。本文分别就上古汉语的零形代词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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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是一种代词省略的语言,句子的主语和宾语经常使用零形代词;上古汉语也经常使用零形代词,只是它的零形代词分布与现代汉语颇有不相对应之处。现代汉语零形代词常用为主语和动词的宾语,却很少用作介词宾语;上古汉语零形代词常用为主语,也常用作介词宾语,但较少用作动词宾语。现代汉语和上古汉语在零形代词的使用只有在主语地位上是比较相似的,只不过上古汉语的主语使用零形代词更为发达。那么是什么样的机制造成这样的不同,上古汉语的代词省略是否在类型上与现代汉语有所分别,这是本文所探讨的问题。本文分别就上古汉语的零形代词作主语、动词宾语、介词宾语来探讨零形代词的分布状况与使用条件,并尝试由此来回答上述的问题。
其他文献
本文通过分解语气词的的功能要素构建出各自的功能模式:肯定语气词=(对命题)肯定及其强度+(对听者)提醒及其强度、惊讶语气词=(对命题意外性)惊讶+风格、确信语气词=(对肯定答案)确信+(对听者)态度、确认语气词=(对祈使语气)确认+(对听者)态度。而后依据功能模式,在各自的原型语气结构的中性语境句里逐一对比各类成员的功能要素异同以确定其口气,并分别构建出4类语气词的口气子系统。
本文对豫北方言名词变韵的参与语素进行讨论,从豫北方言名词变韵与D变韵的区别、“侄儿”一词的读音、明清时期河南方言“儿”和“子”的读音、边音[l]的性质等方面入手,指出以往所说的Z变韵不能排除是儿化韵,进而提出豫北方言儿化韵的其中三个层次:[u ou]层,[?]层和[?]层。
“王三”二等字很少作切上字,二等字喉牙音的切上字避免使用一、三、四等开口字,“王三”三等字用非三等字作切下字时都是一等合口或二等字,二等字“类隔切”切下字只用牙喉音字。这些现象集中说明“王三”二等字具有一个与合口u性质相近的介音。《晋书音义》、“王二”、《俗务要名林》均不用非二等的开口字作二等韵切上字,《广韵》二等韵的异读大多数为合口字,这些也证明了中古二等字的介音性质。中古的音系格局、对音材料与后世方言也可作为旁证。根据以上材料,中古二等介音为听感接近u的,二等合口介音u违反OCP原则导致脱落。二等开合
腊罗彝语中的数量短语在表达不定指意义时,不跟名词构成一个名词性短语,只能出现在动词前,作为分裂式数量短语使用,语义上指向充当主语或宾语的名词,呈现“形义错配”现象。日语中存在类似的漂移式量化词。与日语不同的是,腊罗彝语的数量短语和名词紧贴在一起时,两者仍无法构成一个句法成分,腊罗彝语中不存在表达不定指意义的“名数量”结构。我们发现腊罗彝语的分裂式数量短语通过量化个体事件的子事件来达到量化个体变量的目的。当分裂式数量短语由于受到某种制约无法表达不定指意义时,作为最后的补救方式,腊罗彝语只能借助名物化关系结构
声调基频是一种连续的非线性数据。长期以来,针对基频数据多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等“点对点”的统计方法,但这类方法本质上是将连续的数据作离散化处理,并不符合基频数据的特点。本文旨在介绍一种新的统计方法——“增长曲线分析”法。这种统计方法能将基频曲线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通过正交多项式拟合声调曲线,采用均值、斜率和凹凸程度等特征系数来比较曲线的异同。这种统计方法不仅能够较有效地解决传统“点对点”统计方法所带来的诸多弊端,还能将声调数据中的个体差异考虑在内。此外,本文还通过两个实例研究——黎里方言单字调和天津方言两
本文报道一个已知调类数最多、入声分化最繁复的调系,赣语江西修水县渣津镇方言的十舒六入十六调系统。调类分合首先由发声态不同造成:假声增生导致阴去和阴入成为超高上域调;古次浊和古浊擦音声母音节的气声消失导致古阳调类只剩下古浊塞音声母字;气声增生导致次清分调,成为和古浊塞一样的下域调。此外,入声以古韵摄的[*-t/p]尾和[*-k]尾为条件分化为两类。本文还讨论了气声、送气与清浊的关系,提出“次清化浊”实质上是次清气化并入古全浊一步到位的过程,同时讨论了发声变化对北部赣语调类演化造成的影响。今浊音声母的多种语音
战国简中原误释为“凶”或“悤”的一个字形,现据清华简等新材料来看皆应释为“鬯”。这类写法的“鬯”上部均有“匕”或其变体作为构形部件,会用匕盛酒或酿酒之意。此系的“鬯”字起源于武丁时期的历组、宾组卜辞,与甲骨文中标准写法的“鬯”在构字理据上有着显著区别,或属两种不同的构形与演进系列。
《广雅·卷一下》有“没也”条,其中“丞”字,《广雅疏证》无释。钱大昭《广雅疏义》认为:“丞”通作“承”,“承”通作“拯”。《方言》:“出溺为拯。”《补疏》同,补充说:“凡援溺者必没水中,故丞有没谊。”《拾补》云:“诸书无训丞为没者,丞疑字之误。”(徐复,1998:79)以上诸说皆因承讹袭谬,强作说解,未为的诂,“丞”当“涵”之省讹。试述如下。
1.引言趋向动词“起去”与“起来”的竞争在现代汉语、汉语史等研究领域颇受关注。北京话和普通话中是否存在“起去”争议已久,老舍作品中的用例是讨论焦点(参看朱德熙,1982;钟兆华,1988;邢福义,2003;李先耕,2004;王灿龙,2004;聂志平,2018)。
类指虽然在语言表达中很重要,但却属于语法库藏中的弱势范畴,在绝大多数语言中没有专职语法手段,须借用有定、无定、复数等其他范畴的形式手段或光杆形式来表示。而浙北地区的吴方言,如本文重点考察的海盐方言、长兴方言,却是一种罕见的类指显赫型方言,它们由指示词和种类量词经过合音和语法化形成了名词前的专职类指标记,接近类指冠词,在语篇中高频出现。也有的浙北吴语直接用种类量词“种”做类指标记,如诸暨方言。从有定种类量词到类指标记的语法化,需要经历从次类指称(“这一种”)到整类指称的重新分析。这种重新分析最可能发生在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