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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干语是中亚东干族所使用的语言，学界定其为我国陕甘汉语方言的域外变体，一百多年来一直较好地保留着汉语方言的本质特点。近年来，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此方面的研究逐步成为学界的热点。目前来看，国内东干语的研究经历了起步期和拓展深化期两个阶段。虽各个阶段难免存有不足，但东干语的诸多研究对加强我国和中亚各国的友好交流与合作有着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东干语；语言文化；情感纽带
[中图分类号]H1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7）14-0005-03
一、东干族与东干语
东干族是生活在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和地区的一个特殊群体，其溯源于我国晚清时期的西北尤其是陕甘地区的回族。无论是风俗习惯还是语言文化，他们至今仍较好地保留着祖上的传统。比如，在衣食住行方面，东干人体现出了我国陕甘一带的地方特色和晚清以来的古风遗俗。再如，中国的茶文化，也无时不刻地渗透在东干人的日常生活中。①
至于东干族得名之由，学术界也曾有过热烈的讨论。如张成材《“东干”音义考释》（《中国语文》，2005年第4期）指出“东干”就是“东岸”；莫超《从西北方言文献角度考察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1日）以方言文献为据，指出“东干”就是“东岸”，“东岸”就是“东边”，“东干人”就是“东边人”。“东干人”与西迁自陕西、甘肃两地的回民后裔之历史事实相符等。诸如此类关于东干族的相关研究颇多，汇总而成了“东干学”，涵盖内容方方面面。而胡振华《关于“东干”、“东干语”、“东干人的双语”和“东干学”》（《语言与翻译·汉文》，2004年第1期）及《东干、东干语及东干学研究》（第二次回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9月）、常立霓《中国“东干学”研究述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等，就曾对“东干学”的地位和研究范围等作过一定的梳理。
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表征。作为清末迁徙定居至中亚地区的陕甘回族移民的共同语，东干语与我国西北尤其是陕甘汉语方言有着极为深厚的渊源。确切地说，“东干语是一种以我国近代汉语西北方言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为主体，吸收和融合了中亚地区多种民族所常用的俄语、突厥语以及波斯、阿拉伯语的某些成分，在语言要素上发生了一定变异的新的汉语跨境方言”。②如此独特而又极具研究潜力的学术价值引起了学界的较多关注。研究切入点也不尽相同，有讨论东干语作为汉语方言的性质或名称界定问题的，还有从社会文化角度讨论东干语言的价值和作用，或探究中亚东干语言的变迁与文化适应之间的关系、东干语语言教育与文化传承的关系等文章，因数量较少，不再赘述。
二、国内东干语相关研究
国内对东干语的研究成果，就专著而言，有这样几本重要著作值得提及：《中亚东干语言研究》（海峰著，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东干语论稿》（林涛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中亚东干学研究》（胡振华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跨境语言研究系列丛书：东干语调查研究》（林涛、戴庆厦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和《中亚东干话调查研究》（王森等著，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以论文而言，成果略微多些。可按研究进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起步期，主要是上个世纪50～90年代，以杨占武等为代表；第二个阶段是拓展深化期，从本世纪初到至今的十几年，以林涛、刘俐李、海峰等为代表，研究队伍也在不断地壮大。本文以东干语研究的两个发展阶段为纲，对东干语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述评。
（一）起步期（20世纪50～90年代）
东干语研究伊始，相关论述颇少。国内期刊最初仅见几篇译文，如杜松寿译《东干语词儿书写规则》（《拼音》，1956年第2期）等。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了东干語的学术研究成果。如杨占武等译《东干语的回教化和苏维埃化》（《固原师专学报》，1987年第3期）论述了回教化语言和俄语对东干语的词汇文字等方面的影响；杨占武《东干语及东干语研究的语言学意义》（《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介绍了东干语词汇特点，并指出东干语研究蕴含着独具特色的语言学价值。丁宏《试论东干人语言使用特点——兼论东干语与东干文化传承》（《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一文认为，东干语顽强的生命力离不开东干人民族文化传承的意愿；丁宏《东干文与东干语》（《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回顾了东干文字的创制过程和东干语研究的进程，并就东干语的词汇特点作了细致归类和描述。在起步期，学者们注意到东干语潜在的研究价值，极富远见地指出：“东干语不独为汉语言学，也为普通语言学提供了有价值的新材料。”③
（二）拓展深化期（21世纪初到至今）
这一时期，东干语研究成果渐趋丰富，研究范围得以扩展，包括东干语本体研究、东干语与周边语言接触研究、东干语与汉语西北方言的比较研究、东干文字的研究等，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具体铺陈如下：
1. 东干语本体研究
在语音方面，代表性成果有刘俐李《同源异境三方言的语汇变调和语法变调》（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第三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7月）、《东干语（陕西支）声调共时差异实验研究》（《民族语文》，2013年第5期）。前者描述了东干语和西安话、焉耆话这三个同源异境的汉语方言的声调及变调特点，后者从实验语音学的角度分析了东干语（陕西支）五个年龄段声调的共时差异。林涛《东干语音系略说》（《第十四次全国回族学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03年9月）就东干语的音系和声韵调配合关系作了细致的说明。星雨《东干语陕西方言语音研究》（北京语言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基于东干语的陕西方言语音的共时描写，用历史比较法分析了东干语和陕西方言的语音差异，并指出境外东干语陕西方言的研究对西安方言及关中方言的研究意义。该文肯定了东干语对汉语方言本质特点的保留，陈述详细，内容独到。 在词汇方面，有讨论东干语中借词现象的，如海峰《试析中亚东干语中的借词》（《新疆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杨景《中外东干语外来借词评述》（《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4年第10期）、杨景《东干语借词研究》（中国社科院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杨景通过田野调查，对东干语借词的数量和类别、变化规律以及其对东干语的影响作了全方位的描述和研究。林涛《东干语中的元明清白话词语》（第二次回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9月）列举了东干语中的元明清白话词语。海峰《中国西北回族话及中亚东干语部分词汇的历史印记》（《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分析了东干语中阿拉伯波斯语借词与历史典籍中词语的印证及源流问题。此外，何向向《东干语亲属称谓语的文化透视》（《剑南文学》，2016年第5期）和《东干语亲属称谓语研究》（《祖国》，2016年第16期），都从文化的角度对东干语中亲属称谓语词汇及其特点进行了探析与总结。
在语法方面，学者们关注了东干语中的一些特殊语法现象。林涛《东干语的语法特点》（《汉语学报》，2005年第2期）就东干语词类划分及特点、构词构形方式、语序特点、特殊句式（给字句、补语和双宾语表示法）等方面，对东干语的语法特点进行了论述。海峰、王景荣《现代东干语把字句》（《南开语言学刊》，2003年第00期）和焦妍《汉语与东干语“把”字句特点对比分析——以俄罗斯屠格涅夫俄文小说《木木》为语料》（《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均讨论了东干语“把”字句问题，指出东干语语法研究对陕甘地区方言语法研究具有参照价值。还有探究东干语特殊句式的，如海峰《东干语“把N不V”句式分析》（《新疆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描述了东干书面语中出现的“把N不V”，指出西北汉语方言及近代汉语中存在类似句型。
此外，虚词的探究也成果斐然。王森《东干话的若干语法现象》（《语言研究》，2000年第4期），对东干语动态助词“着、了、过”的对等表示法等语法现象作了详尽的描写和分析。王景荣《东干语、汉语乌鲁木齐方言形容词后的助词“下”[]》（《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谈到了东干语中的形容词后的助词“下”[]，王景荣《东干语、汉语乌鲁木齐方言“完成”体貌助词“哩/咧”》（《南开语言学刊》，2006年第2期）分析了东干语体貌助词“哩/咧”的分布情况；王景荣、马庆株《东干语、汉语乌鲁木齐方言体貌助词研究》（《南开语言学刊》，2007年第2期）梳理了东干语中的九种体貌助词；王景荣《东干语、汉语乌鲁木齐方言常用语气词及语气词的共现》（《南开语言学刊》，2011年第1期）描写了东干语和汉语乌鲁木齐方言中的几类语气词。海峰《东干语中一个特殊的ди（“的”）》（《语言与翻译》，2013年第1期）关注到了东干语中出现的高频率语素ди“的”现象，并对其作用和来源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2. 东干语之语言接触及变异研究
这是东干语研究的一个热点环节，成果显著。林涛《东干语在多民族语言接触中的变异现象》（《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從语音、词汇和语法角度描写了东干语在印欧斯拉夫语族和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诸语言影响下所产生的变异。刘俐李《东干语、焉耋话，关中话同源异境之百年演化》（《中国社会语言学》，2003年第1期）指出，相比起其源头关中话和其分支焉耋话，关中话另一分支东干语则是处于无汉语的多语言环境中，在东干语形成的过程中，语言环境（如俄语和维吾尔语等的影响）对东干语语音、词汇和语法都产生了影响。刘俐李《论中亚东干语的去汉语化音变》（第八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暨庆贺吴宗济先生百岁华诞语音科学前沿问题国际研讨会，2008年4月）及《论哈萨克斯坦东干语音节的辅音化变异》（《语言研究》，2015年第2期）认为，中亚东干语音系虽然在音类上保留了其源头方言的特征，但音值上却受俄语的影响而发生了一些去汉语化变异。海峰《论东干语的发展》（《新疆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认为，东干语作为汉语方言在境外的特殊变体，原本的陕甘方言受到俄语和突厥民族语言的影响，东干语在新的环境下保存和发展很具特殊性。林涛《东干语的融合、变异和演化》（《中国回族研究论集》，2005年第00期）指出，就语言要素而言，东干语融合和变异并存，东干语与中亚地区多民族语言融合主要发生在词汇层面，而作为跨境汉语方言产生的变异主要发生在语法层面上。融合和变异虽有其自身的价值，但对东干语自身也有不利的影响。张淑均《俄汉语言接触中东干语的变异现象》（首届海峡两岸外语教学与研究学术研讨会暨福建省外国语文学会2011年年会）则从东干语文字、语音中的新增音位、借入词语的声调化及音变、口语读音和书面语读音的分歧等角度，讨论了俄语对东干语音系的诸多影响。刘俐李《同源异境三方言核心词和特征词比较》（《语言研究》，2009年第2期）对中亚东干语、新疆焉耆话及其两者源头陕西关中话进行了比较，描述了核心词和特征词在三个方言中的保留情况，指出东干语词汇变化为语言环境影响所致。张攀《东干语词汇特点浅析》（《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列举了东干语词汇中存有的俄语、突厥族语言、阿拉伯语及波斯语借词，指出这是语言接触和影响的极好例证。
3. 东干语与汉语西北方言的关系研究
因东干语与汉语西北方言的渊源密切，探讨东干语与汉语方言关系自然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海峰《中亚东干语是汉语西北方言的域外变体》（《语言与翻译》，2007年第2期）基于历史渊源、民族学和语言学标准、文字和语言的关系等，得出了中亚东干语实为汉语西北方言的域外变体的结论；《中亚东干书面语言与新疆伊犁回民方言的联系》（《回族研究》，2014年第4期）指出东干书面语实际是隶属于陕甘方言的中国新疆伊犁回民方言在境外的变体；另一文《同类型文体东干书面语与普通话书面语差异分析》（《新疆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通过对同一篇俄文作品的普通话译文和东干语译文的比对，指出了两者在语法形式、词汇及语言面貌和语言风格方面的差异。刘俐李《同源异境三方言声调比较》（《语言研究》，2003年第2期）通过比较同源异境之中的西安话、焉耆话和东干语声调的异同，揭示了焉耆话和东干语的阴平调由共时的调值变异演变为历时的调类合并的原因、条件和过程，并论证了变异速度和程度与语言环境的密切关系。林涛《东干语与北京话及西北方言的比较》（《北方语言论丛》第二辑，2012年第00期）认为，东干语和我国现在的北京话、西北方言相比，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存有关联，有同有异，并以列表的形式细致比较了三者在语音和词汇上的异同。 4. 东干语文字问题研究
东干语的文字问题曾引起过语言学界的激烈讨论，国内相关问题的论述有：胡振华《关于东干语言文字的发展问题》（《语言与翻译》，2014年第3期），该文讨论了东干语言文字中诸如新词术语、文字标调和标准音等问题。此外，常立霓《东干拼音文字与汉字拉丁化的回顾与思考》（《社科纵横》，2011年第12期）和林涛《东干文——汉语拼音文字的成功尝试》（《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彭泽润、曾宝芬《“东干语”音素文字及其词式书写的启发》（《北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曾宝芬等《东干文和世界两大文字家族的演变对汉语文字发展的启发》（《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等，都提到了东干文是汉语拼音文字的成功实践，并且指出东干拼音文字的经验对汉语拼音化、现代汉语音素文字的创制及词式书写等方面的规范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曾宝芬《东干语词式书写及其正词法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和《东干语和普通话有关名词的正词法研究》（《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曾宝芬、朱丽娜《中亚东干语和汉语普通话有关动词书写的正词法比较》（《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等，都讨论了东干语词式书写的相关问题。
三、结语
国内东干语研究发展至今，成果不容小觑。从最初的零星翻译引介和宏观透视，到近十几年来的拓展研究，學界对东干语的研究势头日益强劲。就已有成果而言，可以说总体呈现出这样一个特点：虽起步较晚，但研究群体集中，内容涉及面广。当然也有明显不足，例如对东干语的科学理论、语言体系需要作更深入的研究，语言材料也需要深度挖掘。这应当是东干语研究的日后走向。林涛、惠继东等就此作过细致的探讨，认为东干语研究应强调对科学理论、语言体系和语言材料的重视等等。④
当然，东干语一直被视为汉语方言的境外变体，具有跨境语言学研究之得天独厚的条件。⑤并且，作为联系我国和中亚地区的情感纽带，东干语的深入研究既积极响应了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建设，也有利于促进我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友好交流和合作。由于以上诸种原因，东干语研究必将成为学界一道靓丽的学术景观，而研究洪波也会一浪更比一浪高！
（本文所依据的材料为国内公开发表的论文或著述，并以论文为主。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指正）。
[注 释]
①参见林涛等：《中亚东干族考察纪行》，《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②林涛：《东干语中的元明清白话词语》，第二次回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9月。
③杨占武：《东干语及东干语研究的语言学意义》，《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
④林涛、惠继东：《东干语言文化研究的现状与发展方向》，《西夏研究》，2015年第3期。
⑤戴庆厦：《导语：我国跨境语言学研究》，《当代语言学》，2016年第2期。
[关键词]东干语；语言文化；情感纽带
[中图分类号]H1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7）14-0005-03
一、东干族与东干语
东干族是生活在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和地区的一个特殊群体，其溯源于我国晚清时期的西北尤其是陕甘地区的回族。无论是风俗习惯还是语言文化，他们至今仍较好地保留着祖上的传统。比如，在衣食住行方面，东干人体现出了我国陕甘一带的地方特色和晚清以来的古风遗俗。再如，中国的茶文化，也无时不刻地渗透在东干人的日常生活中。①
至于东干族得名之由，学术界也曾有过热烈的讨论。如张成材《“东干”音义考释》（《中国语文》，2005年第4期）指出“东干”就是“东岸”；莫超《从西北方言文献角度考察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1日）以方言文献为据，指出“东干”就是“东岸”，“东岸”就是“东边”，“东干人”就是“东边人”。“东干人”与西迁自陕西、甘肃两地的回民后裔之历史事实相符等。诸如此类关于东干族的相关研究颇多，汇总而成了“东干学”，涵盖内容方方面面。而胡振华《关于“东干”、“东干语”、“东干人的双语”和“东干学”》（《语言与翻译·汉文》，2004年第1期）及《东干、东干语及东干学研究》（第二次回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9月）、常立霓《中国“东干学”研究述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等，就曾对“东干学”的地位和研究范围等作过一定的梳理。
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表征。作为清末迁徙定居至中亚地区的陕甘回族移民的共同语，东干语与我国西北尤其是陕甘汉语方言有着极为深厚的渊源。确切地说，“东干语是一种以我国近代汉语西北方言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为主体，吸收和融合了中亚地区多种民族所常用的俄语、突厥语以及波斯、阿拉伯语的某些成分，在语言要素上发生了一定变异的新的汉语跨境方言”。②如此独特而又极具研究潜力的学术价值引起了学界的较多关注。研究切入点也不尽相同，有讨论东干语作为汉语方言的性质或名称界定问题的，还有从社会文化角度讨论东干语言的价值和作用，或探究中亚东干语言的变迁与文化适应之间的关系、东干语语言教育与文化传承的关系等文章，因数量较少，不再赘述。
二、国内东干语相关研究
国内对东干语的研究成果，就专著而言，有这样几本重要著作值得提及：《中亚东干语言研究》（海峰著，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东干语论稿》（林涛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中亚东干学研究》（胡振华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跨境语言研究系列丛书：东干语调查研究》（林涛、戴庆厦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和《中亚东干话调查研究》（王森等著，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以论文而言，成果略微多些。可按研究进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起步期，主要是上个世纪50～90年代，以杨占武等为代表；第二个阶段是拓展深化期，从本世纪初到至今的十几年，以林涛、刘俐李、海峰等为代表，研究队伍也在不断地壮大。本文以东干语研究的两个发展阶段为纲，对东干语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述评。
（一）起步期（20世纪50～90年代）
东干语研究伊始，相关论述颇少。国内期刊最初仅见几篇译文，如杜松寿译《东干语词儿书写规则》（《拼音》，1956年第2期）等。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了东干語的学术研究成果。如杨占武等译《东干语的回教化和苏维埃化》（《固原师专学报》，1987年第3期）论述了回教化语言和俄语对东干语的词汇文字等方面的影响；杨占武《东干语及东干语研究的语言学意义》（《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介绍了东干语词汇特点，并指出东干语研究蕴含着独具特色的语言学价值。丁宏《试论东干人语言使用特点——兼论东干语与东干文化传承》（《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一文认为，东干语顽强的生命力离不开东干人民族文化传承的意愿；丁宏《东干文与东干语》（《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回顾了东干文字的创制过程和东干语研究的进程，并就东干语的词汇特点作了细致归类和描述。在起步期，学者们注意到东干语潜在的研究价值，极富远见地指出：“东干语不独为汉语言学，也为普通语言学提供了有价值的新材料。”③
（二）拓展深化期（21世纪初到至今）
这一时期，东干语研究成果渐趋丰富，研究范围得以扩展，包括东干语本体研究、东干语与周边语言接触研究、东干语与汉语西北方言的比较研究、东干文字的研究等，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具体铺陈如下：
1. 东干语本体研究
在语音方面，代表性成果有刘俐李《同源异境三方言的语汇变调和语法变调》（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第三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7月）、《东干语（陕西支）声调共时差异实验研究》（《民族语文》，2013年第5期）。前者描述了东干语和西安话、焉耆话这三个同源异境的汉语方言的声调及变调特点，后者从实验语音学的角度分析了东干语（陕西支）五个年龄段声调的共时差异。林涛《东干语音系略说》（《第十四次全国回族学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03年9月）就东干语的音系和声韵调配合关系作了细致的说明。星雨《东干语陕西方言语音研究》（北京语言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基于东干语的陕西方言语音的共时描写，用历史比较法分析了东干语和陕西方言的语音差异，并指出境外东干语陕西方言的研究对西安方言及关中方言的研究意义。该文肯定了东干语对汉语方言本质特点的保留，陈述详细，内容独到。 在词汇方面，有讨论东干语中借词现象的，如海峰《试析中亚东干语中的借词》（《新疆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杨景《中外东干语外来借词评述》（《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4年第10期）、杨景《东干语借词研究》（中国社科院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杨景通过田野调查，对东干语借词的数量和类别、变化规律以及其对东干语的影响作了全方位的描述和研究。林涛《东干语中的元明清白话词语》（第二次回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9月）列举了东干语中的元明清白话词语。海峰《中国西北回族话及中亚东干语部分词汇的历史印记》（《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分析了东干语中阿拉伯波斯语借词与历史典籍中词语的印证及源流问题。此外，何向向《东干语亲属称谓语的文化透视》（《剑南文学》，2016年第5期）和《东干语亲属称谓语研究》（《祖国》，2016年第16期），都从文化的角度对东干语中亲属称谓语词汇及其特点进行了探析与总结。
在语法方面，学者们关注了东干语中的一些特殊语法现象。林涛《东干语的语法特点》（《汉语学报》，2005年第2期）就东干语词类划分及特点、构词构形方式、语序特点、特殊句式（给字句、补语和双宾语表示法）等方面，对东干语的语法特点进行了论述。海峰、王景荣《现代东干语把字句》（《南开语言学刊》，2003年第00期）和焦妍《汉语与东干语“把”字句特点对比分析——以俄罗斯屠格涅夫俄文小说《木木》为语料》（《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均讨论了东干语“把”字句问题，指出东干语语法研究对陕甘地区方言语法研究具有参照价值。还有探究东干语特殊句式的，如海峰《东干语“把N不V”句式分析》（《新疆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描述了东干书面语中出现的“把N不V”，指出西北汉语方言及近代汉语中存在类似句型。
此外，虚词的探究也成果斐然。王森《东干话的若干语法现象》（《语言研究》，2000年第4期），对东干语动态助词“着、了、过”的对等表示法等语法现象作了详尽的描写和分析。王景荣《东干语、汉语乌鲁木齐方言形容词后的助词“下”[
2. 东干语之语言接触及变异研究
这是东干语研究的一个热点环节，成果显著。林涛《东干语在多民族语言接触中的变异现象》（《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從语音、词汇和语法角度描写了东干语在印欧斯拉夫语族和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诸语言影响下所产生的变异。刘俐李《东干语、焉耋话，关中话同源异境之百年演化》（《中国社会语言学》，2003年第1期）指出，相比起其源头关中话和其分支焉耋话，关中话另一分支东干语则是处于无汉语的多语言环境中，在东干语形成的过程中，语言环境（如俄语和维吾尔语等的影响）对东干语语音、词汇和语法都产生了影响。刘俐李《论中亚东干语的去汉语化音变》（第八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暨庆贺吴宗济先生百岁华诞语音科学前沿问题国际研讨会，2008年4月）及《论哈萨克斯坦东干语音节的辅音化变异》（《语言研究》，2015年第2期）认为，中亚东干语音系虽然在音类上保留了其源头方言的特征，但音值上却受俄语的影响而发生了一些去汉语化变异。海峰《论东干语的发展》（《新疆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认为，东干语作为汉语方言在境外的特殊变体，原本的陕甘方言受到俄语和突厥民族语言的影响，东干语在新的环境下保存和发展很具特殊性。林涛《东干语的融合、变异和演化》（《中国回族研究论集》，2005年第00期）指出，就语言要素而言，东干语融合和变异并存，东干语与中亚地区多民族语言融合主要发生在词汇层面，而作为跨境汉语方言产生的变异主要发生在语法层面上。融合和变异虽有其自身的价值，但对东干语自身也有不利的影响。张淑均《俄汉语言接触中东干语的变异现象》（首届海峡两岸外语教学与研究学术研讨会暨福建省外国语文学会2011年年会）则从东干语文字、语音中的新增音位、借入词语的声调化及音变、口语读音和书面语读音的分歧等角度，讨论了俄语对东干语音系的诸多影响。刘俐李《同源异境三方言核心词和特征词比较》（《语言研究》，2009年第2期）对中亚东干语、新疆焉耆话及其两者源头陕西关中话进行了比较，描述了核心词和特征词在三个方言中的保留情况，指出东干语词汇变化为语言环境影响所致。张攀《东干语词汇特点浅析》（《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列举了东干语词汇中存有的俄语、突厥族语言、阿拉伯语及波斯语借词，指出这是语言接触和影响的极好例证。
3. 东干语与汉语西北方言的关系研究
因东干语与汉语西北方言的渊源密切，探讨东干语与汉语方言关系自然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海峰《中亚东干语是汉语西北方言的域外变体》（《语言与翻译》，2007年第2期）基于历史渊源、民族学和语言学标准、文字和语言的关系等，得出了中亚东干语实为汉语西北方言的域外变体的结论；《中亚东干书面语言与新疆伊犁回民方言的联系》（《回族研究》，2014年第4期）指出东干书面语实际是隶属于陕甘方言的中国新疆伊犁回民方言在境外的变体；另一文《同类型文体东干书面语与普通话书面语差异分析》（《新疆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通过对同一篇俄文作品的普通话译文和东干语译文的比对，指出了两者在语法形式、词汇及语言面貌和语言风格方面的差异。刘俐李《同源异境三方言声调比较》（《语言研究》，2003年第2期）通过比较同源异境之中的西安话、焉耆话和东干语声调的异同，揭示了焉耆话和东干语的阴平调由共时的调值变异演变为历时的调类合并的原因、条件和过程，并论证了变异速度和程度与语言环境的密切关系。林涛《东干语与北京话及西北方言的比较》（《北方语言论丛》第二辑，2012年第00期）认为，东干语和我国现在的北京话、西北方言相比，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存有关联，有同有异，并以列表的形式细致比较了三者在语音和词汇上的异同。 4. 东干语文字问题研究
东干语的文字问题曾引起过语言学界的激烈讨论，国内相关问题的论述有：胡振华《关于东干语言文字的发展问题》（《语言与翻译》，2014年第3期），该文讨论了东干语言文字中诸如新词术语、文字标调和标准音等问题。此外，常立霓《东干拼音文字与汉字拉丁化的回顾与思考》（《社科纵横》，2011年第12期）和林涛《东干文——汉语拼音文字的成功尝试》（《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彭泽润、曾宝芬《“东干语”音素文字及其词式书写的启发》（《北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曾宝芬等《东干文和世界两大文字家族的演变对汉语文字发展的启发》（《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等，都提到了东干文是汉语拼音文字的成功实践，并且指出东干拼音文字的经验对汉语拼音化、现代汉语音素文字的创制及词式书写等方面的规范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曾宝芬《东干语词式书写及其正词法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和《东干语和普通话有关名词的正词法研究》（《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曾宝芬、朱丽娜《中亚东干语和汉语普通话有关动词书写的正词法比较》（《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等，都讨论了东干语词式书写的相关问题。
三、结语
国内东干语研究发展至今，成果不容小觑。从最初的零星翻译引介和宏观透视，到近十几年来的拓展研究，學界对东干语的研究势头日益强劲。就已有成果而言，可以说总体呈现出这样一个特点：虽起步较晚，但研究群体集中，内容涉及面广。当然也有明显不足，例如对东干语的科学理论、语言体系需要作更深入的研究，语言材料也需要深度挖掘。这应当是东干语研究的日后走向。林涛、惠继东等就此作过细致的探讨，认为东干语研究应强调对科学理论、语言体系和语言材料的重视等等。④
当然，东干语一直被视为汉语方言的境外变体，具有跨境语言学研究之得天独厚的条件。⑤并且，作为联系我国和中亚地区的情感纽带，东干语的深入研究既积极响应了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建设，也有利于促进我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友好交流和合作。由于以上诸种原因，东干语研究必将成为学界一道靓丽的学术景观，而研究洪波也会一浪更比一浪高！
（本文所依据的材料为国内公开发表的论文或著述，并以论文为主。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指正）。
[注 释]
①参见林涛等：《中亚东干族考察纪行》，《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②林涛：《东干语中的元明清白话词语》，第二次回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9月。
③杨占武：《东干语及东干语研究的语言学意义》，《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
④林涛、惠继东：《东干语言文化研究的现状与发展方向》，《西夏研究》，2015年第3期。
⑤戴庆厦：《导语：我国跨境语言学研究》，《当代语言学》，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