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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文本自身和整体的角度审视余华的作品，探索“残酷与温情交融”的现象，进而发现其“暴力”“温情”后存在的更广阔的空间，并最终让人深思“人性”的内涵，指出对美好人性的渴望是他作品的内在灵魂。
关键词：温情；人性；融合；人性善恶
余华是中国当代作家群中的一朵奇葩，其独特的文本世界，给中国文坛带来一记记的强击，使得他的小说一直备受瞩目。他的小说精神主要体现在“暴力”与“温情”上，他在揭示黑暗的同时，仍不忘对“温情”的执着呼喊，表现了对美好人性的渴望。
一、“暴力”下的温情闪现
余华，浙江海盐人，1960年出生于浙江杭州，后迁居海盐。中学毕业后由于父母为医生的关系，曾当过牙医，五年后弃医从文，从此走向文学创作的道路。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中文系合办的研究生班深造，于1984年开始写作，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是其处女作，此后陆续发表了《现实一种》《世事如烟》《古典爱情》等作品，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成为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他的文学创作发生了转变，逐渐由内心世界向外部世界、现实社会靠拢，标志便是《在细雨中呼喊》，而《活着》则标志着这一转型的成功，继而又发表了《许三观卖血记》同样获得成功，而在沉寂十年后发表的作品《兄弟》也倍受文坛和读者的瞩目。
毋庸置疑，余华很会写作，抑或说他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他的小说是出版社的抢手货，畅销度在同类作家中遥遥领先，一度人们用“余华出手，必为精品”来形容其作品。余华有属于自己的品牌效应，这种效应让他的作品在拥有广大读者的同时，也获得了同行们的关注，对他和他的作品的相关评论文章达到可集结出版的程度。他的最新作品《兄弟》一出版就出现了商业热销现象。如果说这些都只能算是他在国内的成绩的话，他在国外的获奖情况更是不断，余华是获得最多外国文学奖的中国当代作家。
余华自其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后，便接二连三地以实验性极强的作品在文坛和读者之间引起了颇多的震撼和关注，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我们细读其小说就会发现，他的小说带来了阅读恐怖：作品里充斥着腥风血雨，里面的人暴力倾向严重，几乎每篇作品里都要死人，“暴力”是当时余华作品的代名词。
余华在其小说中，给我们展现了一个麻木扭曲的世界，让读完作品的人产生心灵的恐惧与战栗，而这恰恰是其早期先锋作品的核心表现。余华像是一个强硬的叙述者。他笔下的人物都是符号，人物都是他手里的棋子。下棋时，输了，是他的意愿要输的；赢了，也是他的意愿要他那样下的。人物没有自己的声音，全都在他的指挥下向东朝西。他就是自己文字世界的标准的制定者。所以，当时的他想表现出人性的恶，就突出了两种主体意识：伤痛感和绝望感，密集而刺目地铺陈人间的苦难，浓烈恣肆地暴露和渲染苦难，执着地呼唤人间的温情。
二、温情中的“暴力”执着
余华的小说，以其中的伤痛感和绝望感引起了文坛的关注，但他骨子里并不是一个流着冰碴血液的人，加上一些外来因素的影响，余华在读者的视野中渐渐地开始了文学的转型。余华的先锋写作在经过了十多个年头后，于1995年左右的时候彻底陷入了低潮。事实上，这在中国文坛还是具有一定广泛性的。1980年以后露面的作者中，都曾经被先锋这样的标签贴过，不过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大部分都悄然进入了他们曾经不屑的主流文学。虽然余华等少数几人坚持的时间还要更久一些，但是之后的事实与余华的成功却证明了其选择转型的正确性。
从人性恶到人性善，从符号化到具象化，余华的作品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叙述内容也从先锋化转为了民间叙述，更加平民化，更加接近生活。文字也是变得流畅起来，不像早期的作品那般晦涩难懂天马行空，质朴诚实的写作开始出现在余华的作品中。
三、从温情与“暴力”中探视人性的善恶
在探讨余华的作品时，两个词汇轻易地就浮现在脑海中，“人性善”与“人性恶”。这是长久以来人们一直都在思索与关注的问题，当然敏锐的作家们更是技高一筹，对其理解的深度与广度超越一般人。余华正是用自己的作品给我们做了诠释。
余华在其大量作品中展示了对原始人性——“暴力”这一状态的“偏爱”。但与有的描写暴力的作家不同，他并不是想通过暴力抨击社会的不公正，而在于表现人性，呼唤温情。在《现实一种》中，余华将暴力的起源安在一个四岁孩子皮皮的身上，这是一个年幼到尚未接受文化和价值启蒙、对生死茫然无知、理性秩序极不健全的孩子，巧妙地赋予他最原始的人性状态。而《一九八六年》中自虐的历史教师，其自身所涵盖的恐怕要远比现时指控深邃得多。因为他虽然是个文化人，但文化制约对疯子已没有任何作用，其内心本能的恶就可以毫无顾忌地释放出来。疯子杀人没有动机、没有心理背景，而是人性的本能之一。原始人性的恶之花，就这样在余华的作品中绽放。爱之花，温情之花的渴望，也就更加强烈。
总之，余华作品整体上呈一种残酷与温情交融的态势，这显然是“转型”一词不能完全涵盖的，其作品出现的彼此消长，不过是作家探索不同阶段的一种结果而已。若简单将其作品按时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虽照顾了其创作前后的异质性，却人为割裂了其文本自身体现的人性探索的前后延续性和整体性。而对美好人性的渴望与呼唤，是他作品的内在灵魂。
参考文献：
[1]郜元宝.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J].文学评论，1994（3）.
[2]夏中义，富华.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J].南方文坛，2001（4）.
[3]刘剑梅.先锋对人性美的妥协[J].书城，2006（6）.
[4]余华.活着[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
[5]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6]余华.兄弟（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浙江省乐清市淡溪镇第一小学）
关键词：温情；人性；融合；人性善恶
余华是中国当代作家群中的一朵奇葩，其独特的文本世界，给中国文坛带来一记记的强击，使得他的小说一直备受瞩目。他的小说精神主要体现在“暴力”与“温情”上，他在揭示黑暗的同时，仍不忘对“温情”的执着呼喊，表现了对美好人性的渴望。
一、“暴力”下的温情闪现
余华，浙江海盐人，1960年出生于浙江杭州，后迁居海盐。中学毕业后由于父母为医生的关系，曾当过牙医，五年后弃医从文，从此走向文学创作的道路。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中文系合办的研究生班深造，于1984年开始写作，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是其处女作，此后陆续发表了《现实一种》《世事如烟》《古典爱情》等作品，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成为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他的文学创作发生了转变，逐渐由内心世界向外部世界、现实社会靠拢，标志便是《在细雨中呼喊》，而《活着》则标志着这一转型的成功，继而又发表了《许三观卖血记》同样获得成功，而在沉寂十年后发表的作品《兄弟》也倍受文坛和读者的瞩目。
毋庸置疑，余华很会写作，抑或说他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他的小说是出版社的抢手货，畅销度在同类作家中遥遥领先，一度人们用“余华出手，必为精品”来形容其作品。余华有属于自己的品牌效应，这种效应让他的作品在拥有广大读者的同时，也获得了同行们的关注，对他和他的作品的相关评论文章达到可集结出版的程度。他的最新作品《兄弟》一出版就出现了商业热销现象。如果说这些都只能算是他在国内的成绩的话，他在国外的获奖情况更是不断，余华是获得最多外国文学奖的中国当代作家。
余华自其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后，便接二连三地以实验性极强的作品在文坛和读者之间引起了颇多的震撼和关注，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我们细读其小说就会发现，他的小说带来了阅读恐怖：作品里充斥着腥风血雨，里面的人暴力倾向严重，几乎每篇作品里都要死人，“暴力”是当时余华作品的代名词。
余华在其小说中，给我们展现了一个麻木扭曲的世界，让读完作品的人产生心灵的恐惧与战栗，而这恰恰是其早期先锋作品的核心表现。余华像是一个强硬的叙述者。他笔下的人物都是符号，人物都是他手里的棋子。下棋时，输了，是他的意愿要输的；赢了，也是他的意愿要他那样下的。人物没有自己的声音，全都在他的指挥下向东朝西。他就是自己文字世界的标准的制定者。所以，当时的他想表现出人性的恶，就突出了两种主体意识：伤痛感和绝望感，密集而刺目地铺陈人间的苦难，浓烈恣肆地暴露和渲染苦难，执着地呼唤人间的温情。
二、温情中的“暴力”执着
余华的小说，以其中的伤痛感和绝望感引起了文坛的关注，但他骨子里并不是一个流着冰碴血液的人，加上一些外来因素的影响，余华在读者的视野中渐渐地开始了文学的转型。余华的先锋写作在经过了十多个年头后，于1995年左右的时候彻底陷入了低潮。事实上，这在中国文坛还是具有一定广泛性的。1980年以后露面的作者中，都曾经被先锋这样的标签贴过，不过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大部分都悄然进入了他们曾经不屑的主流文学。虽然余华等少数几人坚持的时间还要更久一些，但是之后的事实与余华的成功却证明了其选择转型的正确性。
从人性恶到人性善，从符号化到具象化，余华的作品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叙述内容也从先锋化转为了民间叙述，更加平民化，更加接近生活。文字也是变得流畅起来，不像早期的作品那般晦涩难懂天马行空，质朴诚实的写作开始出现在余华的作品中。
三、从温情与“暴力”中探视人性的善恶
在探讨余华的作品时，两个词汇轻易地就浮现在脑海中，“人性善”与“人性恶”。这是长久以来人们一直都在思索与关注的问题，当然敏锐的作家们更是技高一筹，对其理解的深度与广度超越一般人。余华正是用自己的作品给我们做了诠释。
余华在其大量作品中展示了对原始人性——“暴力”这一状态的“偏爱”。但与有的描写暴力的作家不同，他并不是想通过暴力抨击社会的不公正，而在于表现人性，呼唤温情。在《现实一种》中，余华将暴力的起源安在一个四岁孩子皮皮的身上，这是一个年幼到尚未接受文化和价值启蒙、对生死茫然无知、理性秩序极不健全的孩子，巧妙地赋予他最原始的人性状态。而《一九八六年》中自虐的历史教师，其自身所涵盖的恐怕要远比现时指控深邃得多。因为他虽然是个文化人，但文化制约对疯子已没有任何作用，其内心本能的恶就可以毫无顾忌地释放出来。疯子杀人没有动机、没有心理背景，而是人性的本能之一。原始人性的恶之花，就这样在余华的作品中绽放。爱之花，温情之花的渴望，也就更加强烈。
总之，余华作品整体上呈一种残酷与温情交融的态势，这显然是“转型”一词不能完全涵盖的，其作品出现的彼此消长，不过是作家探索不同阶段的一种结果而已。若简单将其作品按时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虽照顾了其创作前后的异质性，却人为割裂了其文本自身体现的人性探索的前后延续性和整体性。而对美好人性的渴望与呼唤，是他作品的内在灵魂。
参考文献：
[1]郜元宝.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J].文学评论，1994（3）.
[2]夏中义，富华.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J].南方文坛，2001（4）.
[3]刘剑梅.先锋对人性美的妥协[J].书城，2006（6）.
[4]余华.活着[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
[5]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6]余华.兄弟（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浙江省乐清市淡溪镇第一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