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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东方邻邦，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伊始，中日两国又先后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明治以来，日本维新志士发愤图强，师夷长技，大办实业，发展教育，增强军力，使日本一跃成为资本主义强国。日本的崛起，对于正在苦苦探索救亡图存路径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康有为、孙中山开始，中国进步人士就发出了向日本学习的呼声。陈独秀从1901年留学日本开始，就了解、认识到日本强大的因素，也主张学习日本以自强，并对中国的近代化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一
陈独秀最早注意日本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据他自己说，此前，他“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念念文章”，想的是获得功名，“光耀门楣”。“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这使他惊出了一身冷汗，不禁觉得十分惭愧。正如他后来所说：“甲午之役，军破国削，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中国被包括日本在内的“八国联军”打败，陈独秀的爱国主义情感被完全激发出来。他认识到“全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在亲眼看到庚子战败后，陈独秀决定“去到各国，查看一番”，而近在咫尺的日本，便成了他第一个要去的地方。
1901年11月，陈独秀进入日本东京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学习日语。他参加了留日学生中最早的进步团体励志社，阅读了励志社自办的杂志《译书汇编》。该杂志专门转载欧美各国政治法律名著，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这些巨著都是西方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锐利思想武器，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理论指南，使他眼界大开。1902年春，陈独秀回到故乡安庆，发起了著名的藏书楼演说会，传播新思想，鼓吹拒俄、爱国。由于清地方当局的嫉恨和缉拿，他被迫于1902年9月再度赴日，寻找新的革命途径。
此时，陈独秀的革命态度日益明朗。他参加了由秦毓鎏、张继等发起的留日学生革命团体“青年会”，明确赞成“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从此，他走上了革命道路。回国后，他参加了拒俄运动，创办了《安徽俗话报》，重新建立了安徽地区最早的革命团体岳王会，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成为20世纪初安徽地区的主要革命领袖。
1906年与1907年，陈独秀又两度赴日。前一次为时不久便回了国。1907年，陈独秀因对封建家庭包办婚姻的愤恨和对自由婚姻的向往，携妻妹高君曼来日本留学，与旧式婚姻和家庭彻底决裂。此次赴日，陈独秀还加入了由中、日、印三国革命志士组成的“亚洲和亲会”。
陈独秀于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最后一次赴日，1915年回国。其间，他学习法语，同时帮助章士钊编《甲寅杂志》，生活极为清苦。学习法文为他阅读法国政治著作以及后来转向法兰西文明，提倡民主和科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次来日本，陈独秀还加入了“欧事研究会”。
二
和其他维新志士和革命战士一样，青年陈独秀之所以五度赴日，是因为他认识到“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首先，陈独秀提出学习日本大办实业及其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科学技术，以提高本国产品的质量、工艺水平，抵制外货侵入。陈独秀指出，日本从前也是不知道考究工艺的学问，各种产品都制造得不好，进口货一天一天多起来。明治维新后，日本商人懂得了这个道理，便大开工厂，仿造西洋各样货物。几年之后，便使国货占领了市场，外洋进货一年少似一年。后来，还实现了国货出口，卖给中国、朝鲜、南洋各地，因此，日本能够国富兵强，不怕西洋人欺负。而观中国，通商十几年，洋货日入，银钱日出，弄得国瘠民贫，举国昏昏，一天穷似一天，都是因为“不肯拿钱开办工厂”，“不肯讲求工艺制造的学问”。陈独秀担心，长此以往，中国甚而至于“灭种”、“亡国”。
其次，陈独秀认为应该学习日本人文明进取的社会风尚。陈独秀早年从事文化革新运动，对中国传统的国民性深恶痛绝的陈独秀曾以奴性十足的“爱平和尚安息雍容文雅之劣等”民族和“卑劣、无耻、退让、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来概括中国民族和国民性。他认为日本人是“富于自由独立大和魂的日本人”，对日本人的“避害御侮自我生存之意志”尤为称道。日本军事思想家乃木希典“训练青年，当使身心悉如钢铁”的观点和实业家岩崎氏“以穷汉而成为日本第一富豪”的事迹，都曾被陈独秀看作与“美利坚力战八年而独立、法兰西流血数十载而成共和”的历史性事件具有同等意义，认为“此皆吾民之师资”。可见，早期陈独秀仿照日本改造中国社会的观点十分明晰。
再者，陈独秀主张应该学习近代日本的教育方针，以革新中国教育。他早期特别欣赏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兽性主义”教育方法。何谓“兽性”？陈独秀解释说：一是意志顽强，善斗不屈；二是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三是依赖本能，不依他人为活；四是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他认为这些正是中国传统教育所缺乏的，中国传统教育使“纨绔子弟，遍于国中；朴茂青年，等诸麟凤”，使得中国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但是，此时他还没有看到日本兽性主义教育所带来的恶果——野蛮和滥杀。
日本近代向西方派遣了大批留学生，培养了大批人才，推进了日本的近代化事业，这是日本教育的又一特色。陈独秀对此推崇备至，他总结了日本历史上两次向外国派遣留学生的举动，说：“日本历史上，有两次派遣留学生的事：一次是古代派到中国，一次是近代派到西洋。这两次的留学生，在日本文化史上，都有重大的位置，简直可以说日本全部文化史，都是这两次留学生造成的。”确实，隋唐之际的“遣隋使”、“遣唐使”回国以后领导了“大化改新”，推动了日本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而近代以来派往西方的留学生则主持了明治维新，推动了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却相形见绌。陈独秀愤怒地斥责道：西洋留学生除极少数人外，都与中国文化史关系不大；“东洋留学生和中国文化史未必有什么关系，和中国卖国史却是关系很深”，陈独秀号召中国留学生学习日本留学生，争取在本国的文化史上确立自己的一席之地。
可以说，从1901年到1915年，青年陈独秀一直是把日本作为中国的学习榜样的。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都缺乏充分认识。
三
陈独秀从现实中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本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而从理论上认识到这一点，则是五四运动以后了。巴黎和会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陈独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认识上升到理性高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把它视为“发展国运”的“天祐”良机，企图独霸中国。大战期间，日本以对德宣战为借口，出兵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势力范围。当时，陈独秀对此没有给予揭露，更多的只是强调中日两国的友好。他说：“欧洲战起，日本乃有对我之要求，此非其彰彰者耶？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骂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似乎中国被日本侵略，那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事。而对于日本反动文人中村久四郎著书《极东之民族》，挑拨中国的民族感情，为日本侵略满蒙制造舆论，他竟然认为“未尝无理由”，并且“乐得承认之”。
一次大战结束后，中日同为战胜国，陈独秀对美国总统威尔逊和日本的原田内阁抱着极大的希望。威尔逊总统因提出了十四条和平意见，而被他称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还认为原田内阁作为文人政府，能给“中日亲善”带来一线光明。因此，陈独秀站在种族主义立场上，提出了黄种人的联合、亲善等意见。他说，欧战之后，我们东洋民族最要紧的大事是：对外的觉悟和要求，是人类平等主义，是要欧美等抛弃从来歧视有色人种的偏见。他对参加巴黎和会的中日政府代表及其他人士提出的要求是：应该联合一点，首先提出“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的意见，以作为东洋各方第一重大的要求。并说，此案倘能通过，则欧美各国的“他种”人对亚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和各种不平等的条约，便自然从根本上消灭了。陈独秀认为，只有争取到种族平等、实现了中日亲善，才能够适应战后世界大变的潮流，才能够共图人类的幸福。由此可见，五四运动以前，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陈独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认识是模糊不清的，其思想认识上存有“大亚洲主义”的观点。
然而，陈独秀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日本的文人政府并没有改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首先是巴黎和会上，日本勾结英、美、法、意等国，垄断会议，参与秘密分赃，牺牲了弱小国家的权利。真相大白后，陈独秀揭露说：“如今那海洋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巴尔干问题，殖民地占领问题，都是五个强国秘密包办。至于弱小国的权利问题，缩小军备问题，民族自决问题，更是影儿没有。”“公理何在”？他指出：巴黎和会是分赃会议，所以不得不秘密，所以毫无价值，简直是日本的骗局，口口声声说要中日亲善，却“偏偏要把山东的铁道、矿山，做青岛交还的条件。中日亲善，原来就是这样”！
其次，巴黎和会期间，陈独秀重新考虑了所谓人种问题，在《人种差别待遇问题》一文中，揭露了日本的阴谋。巴黎和会上，日本特使反复无常，耍了许多阴谋，先是提议种族平等，接着又“鬼鬼祟祟地自行撤回”，而后又大吹大擂这个问题。陈独秀指出，日本是想挟此自重，既要挟美国等在中国问题上作出让步，又企图以此博得亚洲弱小国家的欢心和感激。为此，陈独秀重新解释了人种平等问题，他认为：第一是应该联合全体黄种人，堂堂正正地向巴黎和会要求平等的待遇，不能附属日本，做美、日对抗的机器；第二所提出的是华工及侨商的待遇，和日本的移民政策内容不同；第三应是黄种人对黄种人，先要平等待遇，否则，还有什么面孔向白种人要求平等待遇呢？这就戳穿了日本的阴谋，使日本挟种族问题以自重的企图落空。
第三，最终促使陈独秀对日观发生根本改变的，是中国大地上爆发的一场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的规模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
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背信弃义，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站到了反日斗争的最前列。他号召全体国民“应该发挥民族自卫的精神，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
日本是当时控制北京政权的皖系军阀的总后台。陈独秀发现，皖系军阀控制的国防军，就是参战军，“受日本兵器兵费的接济”，日本通过皖系军阀而“打算握大陆的兵权”、“打算做国中的霸主”。尤其是日本公使曾抗议北洋政府不惩办学生，诘问警方何以对于学生不开枪射击。此话传出后，陈独秀大惊，问道：“日本人哪有这种斗胆，敢说这种野蛮无人气的话？”对于爱国学生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日本东京的《日日新闻》竟然说：“对中国的政策不干涉内政也好，但束手旁观的结果，眼看好容易造成的亲日派被人打杀，是怎么一回事”？陈独秀闻讯愤恨至极，严正提出了“对日绝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的意见。
从此，陈独秀把日本作为中国反帝斗争的最主要对象。他曾满怀义愤地说：“老实不客气，我们中若免不得亡国的命运，宁可亡在欧美列国手里，也不愿亡在日本手里。”他完全抛弃了中日亲善、种族联合的幻想，说“联合亚洲的黄人，抵抗欧美白人的鬼话，我们绝对不相信，因为黄人待黄人，比白人待黄人还要残狠十倍”。因此，新文化运动伊始，陈独秀就明确宣布，以法兰西文明作为中国文明的未来。稍后，陈独秀又将眼光投向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四
陈独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硬立场，以后一直坚定不移。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将主要精力用在抗战的宣传工作上。在对抗战的伟大意义、抗战的方法以及抗战的前途等问题的认识上，都有着独到的见解。除此以外，陈独秀还有以下几点难能可贵的认识：
其一，陈独秀比较了中日两国近代化的历程，探索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前景。对于日本的社会发展史，陈独秀认为是经过了三次跳跃的进化，其中两次受到中国的影响。在古代社会，“因为受了中国输入铜铁器的影响”，日本“跳过绳纹陶器时代，由无绳纹陶器直接走到铜器时代，甚至走到铁器时代”。第二次是隋唐之际的“遣隋使”、“遣唐使”，促使着日本向封建社会的变革。到了近代，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中国却没有成功。究其原因，陈独秀认为：日本在德川时代，盛行过守旧和攘夷运动，形成了一批“社会上有力分子”，但后来，这些人“受了由欧美留学回国者奔走号召的影响，渐渐感觉到守旧攘夷不是办法，由此一变而为明治维新运动，全国上下疯狂地崇尚工业和科学，从那时一直到现在，六七十年中，工业和科学很顺利地发展着，未曾一次遇到反动势力的阻碍，所以才有今日的强盛”。中国怎样呢？陈独秀说：“中国提倡科学与工业也略与日本明治维新同时，第一次改革便是李鸿章采用西法以富国强兵的企图，不幸当时民间没有援助，留学欧美回国的学生也没有发挥一点力量，李鸿章的一切设施计划，都受了守旧的清廷阻碍而失败，使中国改革的头一炮便没有响。”在这里，陈独秀把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分别视为两国近代化的开端，这是不准确的。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只不过在一个侧面上有共同性、相似性，即同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文明移植到本国，以求得军事上的“强”和经济上的“富”，但是，“两国无论在改革主体上、在改革的深度上，其历史阶段都不相同”，因而，“存在根本性质上的”差异，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陈独秀还说，在抗战时期，中日两国的经济水平、军事实力均有着不小的差距，其根源就是中国近代化的失败和日本近代化的成功。日本“帝国主义已达到高度”，中国“资本主义至今就停滞在最初阶段”，但这些并没有使陈独秀悲观。他不仅指出，抗日战争“是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束缚的革命战争”，而且指出，中国抗战的目的就是“发展民族工业，自做主人”，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新国家。这个观点，有力地驳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内投降派所谓“中国是农业国，日本是工业国，两国间各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携手共作，共存共荣，岂不甚好？”的论调。陈独秀坚定地指出：中国如果不发展资本主义，将只能“永远过农业的屈辱生活”，永远不会国富兵强。
其二，陈独秀能把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陈独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斗争也是不屈不挠的，但对广大的日本人民，能站在阶级分析的高度辩证地加以区别对待。陈独秀说：“我们所反对的正是帝国主义的日本政府与资产阶级，而不是日本平民；我们只应对日本平民讲中日亲善，不应对帝国主义的日本政府与大资产阶级讲中日亲善。”又说：“国民的亲善，才算真亲善；有真亲善，才有真和平。”这个观点戳穿了日本侵略者鼓吹亚洲民族大联合的阴谋。
其三，陈独秀认识到中日两国应该友好，中日友好具有长远意义。陈独秀曾提出过“东洋永久的和平，必须以国民的亲善为基础”的正确观点，认为这种“亲善确实有利于两国的共同发展”。陈独秀还看到，中日两国在经济上有一定的互补性，可以进行正当的合作，“中国没有开发的利源很多，因为缺少资本和经验，工商业又不容易振兴”；日本“地小人多，有对外发展的必要”，中日两国应当本着“人类共同生活的大义，真正实行亲善主义”。就是说，日本只要不占据中国土地，不侵害中国主权，不垄断中国的交通机关和矿山，破坏中国民族生存的基础，那么，对于日本工商业的和平发展，“我们不但不反对，并且觉得有相互的利益”。陈独秀还表示，中国欢迎日本商人公平正直地来华贸易甚至投资设厂，他奉劝日本国民：“若求日本民族在中国真实的稳健的发展，应当用和平的工商主义，不应当用强迫的侵略主义。”陈独秀的这些观点，确实是远见卓识。
一
陈独秀最早注意日本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据他自己说，此前，他“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念念文章”，想的是获得功名，“光耀门楣”。“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这使他惊出了一身冷汗，不禁觉得十分惭愧。正如他后来所说：“甲午之役，军破国削，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中国被包括日本在内的“八国联军”打败，陈独秀的爱国主义情感被完全激发出来。他认识到“全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在亲眼看到庚子战败后，陈独秀决定“去到各国，查看一番”，而近在咫尺的日本，便成了他第一个要去的地方。
1901年11月，陈独秀进入日本东京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学习日语。他参加了留日学生中最早的进步团体励志社，阅读了励志社自办的杂志《译书汇编》。该杂志专门转载欧美各国政治法律名著，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这些巨著都是西方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锐利思想武器，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理论指南，使他眼界大开。1902年春，陈独秀回到故乡安庆，发起了著名的藏书楼演说会，传播新思想，鼓吹拒俄、爱国。由于清地方当局的嫉恨和缉拿，他被迫于1902年9月再度赴日，寻找新的革命途径。
此时，陈独秀的革命态度日益明朗。他参加了由秦毓鎏、张继等发起的留日学生革命团体“青年会”，明确赞成“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从此，他走上了革命道路。回国后，他参加了拒俄运动，创办了《安徽俗话报》，重新建立了安徽地区最早的革命团体岳王会，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成为20世纪初安徽地区的主要革命领袖。
1906年与1907年，陈独秀又两度赴日。前一次为时不久便回了国。1907年，陈独秀因对封建家庭包办婚姻的愤恨和对自由婚姻的向往，携妻妹高君曼来日本留学，与旧式婚姻和家庭彻底决裂。此次赴日，陈独秀还加入了由中、日、印三国革命志士组成的“亚洲和亲会”。
陈独秀于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最后一次赴日，1915年回国。其间，他学习法语，同时帮助章士钊编《甲寅杂志》，生活极为清苦。学习法文为他阅读法国政治著作以及后来转向法兰西文明，提倡民主和科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次来日本，陈独秀还加入了“欧事研究会”。
二
和其他维新志士和革命战士一样，青年陈独秀之所以五度赴日，是因为他认识到“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首先，陈独秀提出学习日本大办实业及其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科学技术，以提高本国产品的质量、工艺水平，抵制外货侵入。陈独秀指出，日本从前也是不知道考究工艺的学问，各种产品都制造得不好，进口货一天一天多起来。明治维新后，日本商人懂得了这个道理，便大开工厂，仿造西洋各样货物。几年之后，便使国货占领了市场，外洋进货一年少似一年。后来，还实现了国货出口，卖给中国、朝鲜、南洋各地，因此，日本能够国富兵强，不怕西洋人欺负。而观中国，通商十几年，洋货日入，银钱日出，弄得国瘠民贫，举国昏昏，一天穷似一天，都是因为“不肯拿钱开办工厂”，“不肯讲求工艺制造的学问”。陈独秀担心，长此以往，中国甚而至于“灭种”、“亡国”。
其次，陈独秀认为应该学习日本人文明进取的社会风尚。陈独秀早年从事文化革新运动，对中国传统的国民性深恶痛绝的陈独秀曾以奴性十足的“爱平和尚安息雍容文雅之劣等”民族和“卑劣、无耻、退让、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来概括中国民族和国民性。他认为日本人是“富于自由独立大和魂的日本人”，对日本人的“避害御侮自我生存之意志”尤为称道。日本军事思想家乃木希典“训练青年，当使身心悉如钢铁”的观点和实业家岩崎氏“以穷汉而成为日本第一富豪”的事迹，都曾被陈独秀看作与“美利坚力战八年而独立、法兰西流血数十载而成共和”的历史性事件具有同等意义，认为“此皆吾民之师资”。可见，早期陈独秀仿照日本改造中国社会的观点十分明晰。
再者，陈独秀主张应该学习近代日本的教育方针，以革新中国教育。他早期特别欣赏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兽性主义”教育方法。何谓“兽性”？陈独秀解释说：一是意志顽强，善斗不屈；二是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三是依赖本能，不依他人为活；四是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他认为这些正是中国传统教育所缺乏的，中国传统教育使“纨绔子弟，遍于国中；朴茂青年，等诸麟凤”，使得中国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但是，此时他还没有看到日本兽性主义教育所带来的恶果——野蛮和滥杀。
日本近代向西方派遣了大批留学生，培养了大批人才，推进了日本的近代化事业，这是日本教育的又一特色。陈独秀对此推崇备至，他总结了日本历史上两次向外国派遣留学生的举动，说：“日本历史上，有两次派遣留学生的事：一次是古代派到中国，一次是近代派到西洋。这两次的留学生，在日本文化史上，都有重大的位置，简直可以说日本全部文化史，都是这两次留学生造成的。”确实，隋唐之际的“遣隋使”、“遣唐使”回国以后领导了“大化改新”，推动了日本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而近代以来派往西方的留学生则主持了明治维新，推动了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却相形见绌。陈独秀愤怒地斥责道：西洋留学生除极少数人外，都与中国文化史关系不大；“东洋留学生和中国文化史未必有什么关系，和中国卖国史却是关系很深”，陈独秀号召中国留学生学习日本留学生，争取在本国的文化史上确立自己的一席之地。
可以说，从1901年到1915年，青年陈独秀一直是把日本作为中国的学习榜样的。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都缺乏充分认识。
三
陈独秀从现实中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本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而从理论上认识到这一点，则是五四运动以后了。巴黎和会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陈独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认识上升到理性高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把它视为“发展国运”的“天祐”良机，企图独霸中国。大战期间，日本以对德宣战为借口，出兵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势力范围。当时，陈独秀对此没有给予揭露，更多的只是强调中日两国的友好。他说：“欧洲战起，日本乃有对我之要求，此非其彰彰者耶？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骂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似乎中国被日本侵略，那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事。而对于日本反动文人中村久四郎著书《极东之民族》，挑拨中国的民族感情，为日本侵略满蒙制造舆论，他竟然认为“未尝无理由”，并且“乐得承认之”。
一次大战结束后，中日同为战胜国，陈独秀对美国总统威尔逊和日本的原田内阁抱着极大的希望。威尔逊总统因提出了十四条和平意见，而被他称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还认为原田内阁作为文人政府，能给“中日亲善”带来一线光明。因此，陈独秀站在种族主义立场上，提出了黄种人的联合、亲善等意见。他说，欧战之后，我们东洋民族最要紧的大事是：对外的觉悟和要求，是人类平等主义，是要欧美等抛弃从来歧视有色人种的偏见。他对参加巴黎和会的中日政府代表及其他人士提出的要求是：应该联合一点，首先提出“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的意见，以作为东洋各方第一重大的要求。并说，此案倘能通过，则欧美各国的“他种”人对亚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和各种不平等的条约，便自然从根本上消灭了。陈独秀认为，只有争取到种族平等、实现了中日亲善，才能够适应战后世界大变的潮流，才能够共图人类的幸福。由此可见，五四运动以前，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陈独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认识是模糊不清的，其思想认识上存有“大亚洲主义”的观点。
然而，陈独秀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日本的文人政府并没有改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首先是巴黎和会上，日本勾结英、美、法、意等国，垄断会议，参与秘密分赃，牺牲了弱小国家的权利。真相大白后，陈独秀揭露说：“如今那海洋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巴尔干问题，殖民地占领问题，都是五个强国秘密包办。至于弱小国的权利问题，缩小军备问题，民族自决问题，更是影儿没有。”“公理何在”？他指出：巴黎和会是分赃会议，所以不得不秘密，所以毫无价值，简直是日本的骗局，口口声声说要中日亲善，却“偏偏要把山东的铁道、矿山，做青岛交还的条件。中日亲善，原来就是这样”！
其次，巴黎和会期间，陈独秀重新考虑了所谓人种问题，在《人种差别待遇问题》一文中，揭露了日本的阴谋。巴黎和会上，日本特使反复无常，耍了许多阴谋，先是提议种族平等，接着又“鬼鬼祟祟地自行撤回”，而后又大吹大擂这个问题。陈独秀指出，日本是想挟此自重，既要挟美国等在中国问题上作出让步，又企图以此博得亚洲弱小国家的欢心和感激。为此，陈独秀重新解释了人种平等问题，他认为：第一是应该联合全体黄种人，堂堂正正地向巴黎和会要求平等的待遇，不能附属日本，做美、日对抗的机器；第二所提出的是华工及侨商的待遇，和日本的移民政策内容不同；第三应是黄种人对黄种人，先要平等待遇，否则，还有什么面孔向白种人要求平等待遇呢？这就戳穿了日本的阴谋，使日本挟种族问题以自重的企图落空。
第三，最终促使陈独秀对日观发生根本改变的，是中国大地上爆发的一场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的规模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
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背信弃义，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站到了反日斗争的最前列。他号召全体国民“应该发挥民族自卫的精神，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
日本是当时控制北京政权的皖系军阀的总后台。陈独秀发现，皖系军阀控制的国防军，就是参战军，“受日本兵器兵费的接济”，日本通过皖系军阀而“打算握大陆的兵权”、“打算做国中的霸主”。尤其是日本公使曾抗议北洋政府不惩办学生，诘问警方何以对于学生不开枪射击。此话传出后，陈独秀大惊，问道：“日本人哪有这种斗胆，敢说这种野蛮无人气的话？”对于爱国学生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日本东京的《日日新闻》竟然说：“对中国的政策不干涉内政也好，但束手旁观的结果，眼看好容易造成的亲日派被人打杀，是怎么一回事”？陈独秀闻讯愤恨至极，严正提出了“对日绝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的意见。
从此，陈独秀把日本作为中国反帝斗争的最主要对象。他曾满怀义愤地说：“老实不客气，我们中若免不得亡国的命运，宁可亡在欧美列国手里，也不愿亡在日本手里。”他完全抛弃了中日亲善、种族联合的幻想，说“联合亚洲的黄人，抵抗欧美白人的鬼话，我们绝对不相信，因为黄人待黄人，比白人待黄人还要残狠十倍”。因此，新文化运动伊始，陈独秀就明确宣布，以法兰西文明作为中国文明的未来。稍后，陈独秀又将眼光投向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四
陈独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硬立场，以后一直坚定不移。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将主要精力用在抗战的宣传工作上。在对抗战的伟大意义、抗战的方法以及抗战的前途等问题的认识上，都有着独到的见解。除此以外，陈独秀还有以下几点难能可贵的认识：
其一，陈独秀比较了中日两国近代化的历程，探索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前景。对于日本的社会发展史，陈独秀认为是经过了三次跳跃的进化，其中两次受到中国的影响。在古代社会，“因为受了中国输入铜铁器的影响”，日本“跳过绳纹陶器时代，由无绳纹陶器直接走到铜器时代，甚至走到铁器时代”。第二次是隋唐之际的“遣隋使”、“遣唐使”，促使着日本向封建社会的变革。到了近代，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中国却没有成功。究其原因，陈独秀认为：日本在德川时代，盛行过守旧和攘夷运动，形成了一批“社会上有力分子”，但后来，这些人“受了由欧美留学回国者奔走号召的影响，渐渐感觉到守旧攘夷不是办法，由此一变而为明治维新运动，全国上下疯狂地崇尚工业和科学，从那时一直到现在，六七十年中，工业和科学很顺利地发展着，未曾一次遇到反动势力的阻碍，所以才有今日的强盛”。中国怎样呢？陈独秀说：“中国提倡科学与工业也略与日本明治维新同时，第一次改革便是李鸿章采用西法以富国强兵的企图，不幸当时民间没有援助，留学欧美回国的学生也没有发挥一点力量，李鸿章的一切设施计划，都受了守旧的清廷阻碍而失败，使中国改革的头一炮便没有响。”在这里，陈独秀把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分别视为两国近代化的开端，这是不准确的。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只不过在一个侧面上有共同性、相似性，即同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文明移植到本国，以求得军事上的“强”和经济上的“富”，但是，“两国无论在改革主体上、在改革的深度上，其历史阶段都不相同”，因而，“存在根本性质上的”差异，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陈独秀还说，在抗战时期，中日两国的经济水平、军事实力均有着不小的差距，其根源就是中国近代化的失败和日本近代化的成功。日本“帝国主义已达到高度”，中国“资本主义至今就停滞在最初阶段”，但这些并没有使陈独秀悲观。他不仅指出，抗日战争“是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束缚的革命战争”，而且指出，中国抗战的目的就是“发展民族工业，自做主人”，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新国家。这个观点，有力地驳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内投降派所谓“中国是农业国，日本是工业国，两国间各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携手共作，共存共荣，岂不甚好？”的论调。陈独秀坚定地指出：中国如果不发展资本主义，将只能“永远过农业的屈辱生活”，永远不会国富兵强。
其二，陈独秀能把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陈独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斗争也是不屈不挠的，但对广大的日本人民，能站在阶级分析的高度辩证地加以区别对待。陈独秀说：“我们所反对的正是帝国主义的日本政府与资产阶级，而不是日本平民；我们只应对日本平民讲中日亲善，不应对帝国主义的日本政府与大资产阶级讲中日亲善。”又说：“国民的亲善，才算真亲善；有真亲善，才有真和平。”这个观点戳穿了日本侵略者鼓吹亚洲民族大联合的阴谋。
其三，陈独秀认识到中日两国应该友好，中日友好具有长远意义。陈独秀曾提出过“东洋永久的和平，必须以国民的亲善为基础”的正确观点，认为这种“亲善确实有利于两国的共同发展”。陈独秀还看到，中日两国在经济上有一定的互补性，可以进行正当的合作，“中国没有开发的利源很多，因为缺少资本和经验，工商业又不容易振兴”；日本“地小人多，有对外发展的必要”，中日两国应当本着“人类共同生活的大义，真正实行亲善主义”。就是说，日本只要不占据中国土地，不侵害中国主权，不垄断中国的交通机关和矿山，破坏中国民族生存的基础，那么，对于日本工商业的和平发展，“我们不但不反对，并且觉得有相互的利益”。陈独秀还表示，中国欢迎日本商人公平正直地来华贸易甚至投资设厂，他奉劝日本国民：“若求日本民族在中国真实的稳健的发展，应当用和平的工商主义，不应当用强迫的侵略主义。”陈独秀的这些观点，确实是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