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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里，官方数据显示，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699万，比2012年增加19万人，是自1949年以来大学毕业生最多的一年。加之近期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岗位需求减少，大学生就业形势异常严峻。
就业难背后，既是教育机制与市场需求的严重错位，也反映户籍、编制等对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乃至还有经济结构尚待调整的现实。
扩招难辞其咎
6月9日，第三方教育咨询和评估机构麦可思研究院发布了2013年大学生就业蓝皮书。其中显示，从2012年10月29日至2013年4月10日，被调查的2013届硕士毕业生签约率为26%，低于2012届同期11个百分点；本科毕业生为35%，低于2012届同期12个百分点；高职高专毕业生为32%，低于2012届同期13个百分点。就目前而言，2013届高校毕业生总体签约进程较之以往明显下滑。
各地官方统计数据则显示：截至5月底，广东省高校毕业生签约率63.96%，较3月初仅为30%上升不少；而5月初北京高校毕业生签约率为33.6%，比4月中的数据28.24%只上升5个百分点；截至5月10日，上海高校毕业生总体签约率为44.4%，比2012年同期下降了2个百分点。
相对而言，部分名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要理想一些。据《中国经贸聚焦》杂志记者6月下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这两所上海名校拿到的数据，目前复旦本科毕业生就业落实率超过60%，研究生落实率达62%，上海交大硕士研究生就业率超过80%，本科生就业率达到70%。
而考虑到时间滞后因素，近年来，一些统计机构也开始用毕业生离校半年后的就业率作为衡量指标，它要高于初次就业率。根据麦可思刚刚发布的前述报告，2012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为90.9%，比2011届的90.2%略有上升。但这也意味着，2012届680万毕业生，半年后未就业人数仍多达近62万人。
就业难并非今年独有，事实上，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呈现越来越难的形势。1999年的高校扩招政策被许多人认为对最近10年来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难辞其咎。
1998年，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国内出现投资下跌、消费不足等经济疲软的信号。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办事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上书国家相关机构，要求通过高校扩招“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1999年，其建议得到采纳，高校开始扩招。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从1999年到2011年，全国高校普通本专科招生规模规模从159.68万增至681.5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9年的10.5%升至2011年的26.9%。
在高校扩招的持续影响下，毕业生人数从2001年的114万迅速增加到2011年的660万，其间，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为70.03%，远低于2000年前的平均就业率85.8%。
根据中国农业大学就业中心主任李洋的测算，如果按2013年GDP增长率为7.5%计算，新增就业岗位数为900万个，仅是今年毕业生人数的1.28倍，为历年的最低值。2009年尽管受金融危机影响，但因中国采取刺激经济和就业的政策，GDP增长率仍达到8.7%，新增就业岗位1102万个，约为当年大学毕业生人数（610万）的2倍。在毕业生人数达到历史高峰的同时，就有限的新增岗位，大学生还要面对来自归国留学、中专、职高、高中等毕业生的竞争，加上历年尚未就业的毕业生，其压力不言而喻。
就业市场的错配
除去将近700万应届生的基数压力，高等教育和市场需求的不匹配也是造成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这其中，高校的专业配置不符合市场需求的错位尤为突出。
麦可思的2013年大学生就业蓝皮书列出了今年就业“红黄绿牌”大学专业。其中，动画、法学、生物技术、生物科学与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体育教育、生物工程、英语等，连续三年被列入红牌专业，这些专业失业量较大，就业率、月收入和就业满意度较低；因就业率和薪资持续走高，地质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石油、采矿等专业继续被颁绿牌。
两相比较不难发现，技术应用型专业更容易获得市场青睐，而偏管理型的专业则就业困难。“有些红牌专业听起来名头很响，但由于办学门槛和成本低，大部分学校都可开设，导致供大于求；另一部分红牌专业，如计算机类，是因为人才培养质量达不到产业要求造成的，导致应届毕业生找不到专业岗位，企业又招不到合适人才。”麦可思公司首席专家王伯庆分析称。
后者体现的毕业生“就业能力不足”的尴尬已经十分明显。麦肯锡的最新报告称，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期望与其实际表现不匹配。2013年，接受调查的企业中有1/3称很难找到高技能人才，61%的企业将此归因于应届毕业生缺乏基本的就业训练，“无论是本科毕业生还是高职高专毕业生，毕业时对基本工作能力掌握的水平均低于工作岗位要求的水平”。
结构性问题还表现在，一方面是大学生就业难，另一方面又面临“用工荒”。中国高校毕业生蓝领化的倾向正在加重，“真正短缺的是一线的体力劳动者和蓝领工人，就业主体仍然在企业，因此必须调整招生结构、教育结构，增加蓝领工人和技术工人供给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吕政表示。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胡瑞文也表示：“高校集中精力在培养杰出人才、创新人才和拔尖人才，而我们大量需要的95%以上是应用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普通劳动者。所以教育的重心要下移，未来十年，普通高校毕业生的40%会进入蓝领灰领岗位就业，成为知识型工人、知识型农民和知识型的现代商业服务人员。” 事实上，就其中的职业技术教育方面，相比中国在高校盲目扩招后，大学生与职业学校的学生基本上各占一半，德国的高中毕业生只有大约1/3进入大学，其余的全部进入职业学校。
更深层次而言，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也更容易吸纳低端劳动力，因此对农民工需求大，而对高端劳动力需求不足。
麦肯锡的报告指，随着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转型和调整，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职位数量增长，将推高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到2020年，中国用人单位将需要1.42亿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技能人才。而如果劳动者的技能不能进一步得以提升，中国将面临2400万的人才供应缺口。
制度性分割和国进民退
在中国，户籍和编制是分割劳动力市场的两大隔离墙。户籍分隔着大中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小城镇及农村劳动力市场，编制则分隔着体制内和体制外就业。
现实中，在大中城市就业意味着工作环境好、收入高、公共服务完善；而在体制内就业意味着工作环境好、稳定、福利待遇高以及体面等。
由于户籍和编制缺乏弹性，一个毕业生如果在初次就业时没有获得大城市户口和编制，要再进来，可能性很小，这就造成大量毕业生削尖了脑袋也要进入大城市以及体制内，从而造成就业难。
因此，要破解大学生就业难，“关键是建立统一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此，要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特别是要破除户籍制度以及依附于其上的各种福利待遇在劳动力流动中的屏障作用，打破行业和部门垄断，规范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表示。
同时，麦可思2013年大学生就业蓝皮书中有一项数据颇有意味：对毕业半年的2012届和毕业三年的2009届本科生的调查均显示，在“政府机构/科研事业”的就业满意度最高，在“民营企业/个体”的就业满意度最低。
这种价值取向从近年来公务员的“报考热”就可见一斑。2005年至2010年间，国家公务员的报考人数从31万激增至146万。今年上海青浦区城管大队计划招收城管队员60名，引来数百人报名，最后通过笔试进入面试环节的180人中，有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高校2名博士和119名硕士，还有1名来自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海归”。
近年来，国有部门进一步扩张。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者步履维艰，遭遇融资难、招工难、准入难等多重难题。而这些部门本应是创造就业最有效的部门。民营教育企业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认为，就业难事实上也是“国进民退”的一个结果。
关键在放权与建立公平机制
在专家看来，简政放权，赋予高校更多的自治权，最终实现高校的去行政化，是解决教育机制与市场需求严重错配的重要举措。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中国经贸聚焦》记者采访时称，教育体制行政干预过多，导致了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出现整体性错位。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学科设置、招生规模这些并不是由高校来说了算，而是教育行政部门才有决定权。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途径是“政府放权、回归本位”，让大学取得办学自主权，使高等教育机制与社会需求形成良性互动，打破垄断产业，提供就业机会。同时，大学教育应该多元化发展。而多元化重要的一点就是应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社会经济结构亦需要调整，中国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总量比例过低，目前国内是43%，欧洲国家是70%，美国达到80%。而第三产业往往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最多。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表示，政府应把重点放在建立公平、机会均等、回报相当的整体就业环境上。尽可能拆除各种现存的就业壁垒，包括“户口地、重男轻女、只接受211、985院校”等歧视性条款，政府和高校不应一味盯着就业率，或是政府直接插手就业，强制用人单位接受就业者，这种拔苗助长的行为反而会适得其反。
此外，专家也建议政府可以在短期政策方面鼓励大学生创业、改变就业观，政府也可以多开设一些公益性岗位 。
外界相信，由于未来中国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还会持续几年，但随着毕业人数的稳定乃至减少，加上就业期望的调整，几年之后的大学生就业问题会逐渐趋缓。
就业难背后，既是教育机制与市场需求的严重错位，也反映户籍、编制等对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乃至还有经济结构尚待调整的现实。
扩招难辞其咎
6月9日，第三方教育咨询和评估机构麦可思研究院发布了2013年大学生就业蓝皮书。其中显示，从2012年10月29日至2013年4月10日，被调查的2013届硕士毕业生签约率为26%，低于2012届同期11个百分点；本科毕业生为35%，低于2012届同期12个百分点；高职高专毕业生为32%，低于2012届同期13个百分点。就目前而言，2013届高校毕业生总体签约进程较之以往明显下滑。
各地官方统计数据则显示：截至5月底，广东省高校毕业生签约率63.96%，较3月初仅为30%上升不少；而5月初北京高校毕业生签约率为33.6%，比4月中的数据28.24%只上升5个百分点；截至5月10日，上海高校毕业生总体签约率为44.4%，比2012年同期下降了2个百分点。
相对而言，部分名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要理想一些。据《中国经贸聚焦》杂志记者6月下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这两所上海名校拿到的数据，目前复旦本科毕业生就业落实率超过60%，研究生落实率达62%，上海交大硕士研究生就业率超过80%，本科生就业率达到70%。
而考虑到时间滞后因素，近年来，一些统计机构也开始用毕业生离校半年后的就业率作为衡量指标，它要高于初次就业率。根据麦可思刚刚发布的前述报告，2012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为90.9%，比2011届的90.2%略有上升。但这也意味着，2012届680万毕业生，半年后未就业人数仍多达近62万人。
就业难并非今年独有，事实上，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呈现越来越难的形势。1999年的高校扩招政策被许多人认为对最近10年来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难辞其咎。
1998年，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国内出现投资下跌、消费不足等经济疲软的信号。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办事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上书国家相关机构，要求通过高校扩招“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1999年，其建议得到采纳，高校开始扩招。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从1999年到2011年，全国高校普通本专科招生规模规模从159.68万增至681.5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9年的10.5%升至2011年的26.9%。
在高校扩招的持续影响下，毕业生人数从2001年的114万迅速增加到2011年的660万，其间，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为70.03%，远低于2000年前的平均就业率85.8%。
根据中国农业大学就业中心主任李洋的测算，如果按2013年GDP增长率为7.5%计算，新增就业岗位数为900万个，仅是今年毕业生人数的1.28倍，为历年的最低值。2009年尽管受金融危机影响，但因中国采取刺激经济和就业的政策，GDP增长率仍达到8.7%，新增就业岗位1102万个，约为当年大学毕业生人数（610万）的2倍。在毕业生人数达到历史高峰的同时，就有限的新增岗位，大学生还要面对来自归国留学、中专、职高、高中等毕业生的竞争，加上历年尚未就业的毕业生，其压力不言而喻。
就业市场的错配
除去将近700万应届生的基数压力，高等教育和市场需求的不匹配也是造成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这其中，高校的专业配置不符合市场需求的错位尤为突出。
麦可思的2013年大学生就业蓝皮书列出了今年就业“红黄绿牌”大学专业。其中，动画、法学、生物技术、生物科学与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体育教育、生物工程、英语等，连续三年被列入红牌专业，这些专业失业量较大，就业率、月收入和就业满意度较低；因就业率和薪资持续走高，地质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石油、采矿等专业继续被颁绿牌。
两相比较不难发现，技术应用型专业更容易获得市场青睐，而偏管理型的专业则就业困难。“有些红牌专业听起来名头很响，但由于办学门槛和成本低，大部分学校都可开设，导致供大于求；另一部分红牌专业，如计算机类，是因为人才培养质量达不到产业要求造成的，导致应届毕业生找不到专业岗位，企业又招不到合适人才。”麦可思公司首席专家王伯庆分析称。
后者体现的毕业生“就业能力不足”的尴尬已经十分明显。麦肯锡的最新报告称，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期望与其实际表现不匹配。2013年，接受调查的企业中有1/3称很难找到高技能人才，61%的企业将此归因于应届毕业生缺乏基本的就业训练，“无论是本科毕业生还是高职高专毕业生，毕业时对基本工作能力掌握的水平均低于工作岗位要求的水平”。
结构性问题还表现在，一方面是大学生就业难，另一方面又面临“用工荒”。中国高校毕业生蓝领化的倾向正在加重，“真正短缺的是一线的体力劳动者和蓝领工人，就业主体仍然在企业，因此必须调整招生结构、教育结构，增加蓝领工人和技术工人供给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吕政表示。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胡瑞文也表示：“高校集中精力在培养杰出人才、创新人才和拔尖人才，而我们大量需要的95%以上是应用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普通劳动者。所以教育的重心要下移，未来十年，普通高校毕业生的40%会进入蓝领灰领岗位就业，成为知识型工人、知识型农民和知识型的现代商业服务人员。” 事实上，就其中的职业技术教育方面，相比中国在高校盲目扩招后，大学生与职业学校的学生基本上各占一半，德国的高中毕业生只有大约1/3进入大学，其余的全部进入职业学校。
更深层次而言，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也更容易吸纳低端劳动力，因此对农民工需求大，而对高端劳动力需求不足。
麦肯锡的报告指，随着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转型和调整，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职位数量增长，将推高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到2020年，中国用人单位将需要1.42亿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技能人才。而如果劳动者的技能不能进一步得以提升，中国将面临2400万的人才供应缺口。
制度性分割和国进民退
在中国，户籍和编制是分割劳动力市场的两大隔离墙。户籍分隔着大中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小城镇及农村劳动力市场，编制则分隔着体制内和体制外就业。
现实中，在大中城市就业意味着工作环境好、收入高、公共服务完善；而在体制内就业意味着工作环境好、稳定、福利待遇高以及体面等。
由于户籍和编制缺乏弹性，一个毕业生如果在初次就业时没有获得大城市户口和编制，要再进来，可能性很小，这就造成大量毕业生削尖了脑袋也要进入大城市以及体制内，从而造成就业难。
因此，要破解大学生就业难，“关键是建立统一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此，要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特别是要破除户籍制度以及依附于其上的各种福利待遇在劳动力流动中的屏障作用，打破行业和部门垄断，规范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表示。
同时，麦可思2013年大学生就业蓝皮书中有一项数据颇有意味：对毕业半年的2012届和毕业三年的2009届本科生的调查均显示，在“政府机构/科研事业”的就业满意度最高，在“民营企业/个体”的就业满意度最低。
这种价值取向从近年来公务员的“报考热”就可见一斑。2005年至2010年间，国家公务员的报考人数从31万激增至146万。今年上海青浦区城管大队计划招收城管队员60名，引来数百人报名，最后通过笔试进入面试环节的180人中，有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高校2名博士和119名硕士，还有1名来自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海归”。
近年来，国有部门进一步扩张。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者步履维艰，遭遇融资难、招工难、准入难等多重难题。而这些部门本应是创造就业最有效的部门。民营教育企业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认为，就业难事实上也是“国进民退”的一个结果。
关键在放权与建立公平机制
在专家看来，简政放权，赋予高校更多的自治权，最终实现高校的去行政化，是解决教育机制与市场需求严重错配的重要举措。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中国经贸聚焦》记者采访时称，教育体制行政干预过多，导致了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出现整体性错位。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学科设置、招生规模这些并不是由高校来说了算，而是教育行政部门才有决定权。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途径是“政府放权、回归本位”，让大学取得办学自主权，使高等教育机制与社会需求形成良性互动，打破垄断产业，提供就业机会。同时，大学教育应该多元化发展。而多元化重要的一点就是应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社会经济结构亦需要调整，中国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总量比例过低，目前国内是43%，欧洲国家是70%，美国达到80%。而第三产业往往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最多。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表示，政府应把重点放在建立公平、机会均等、回报相当的整体就业环境上。尽可能拆除各种现存的就业壁垒，包括“户口地、重男轻女、只接受211、985院校”等歧视性条款，政府和高校不应一味盯着就业率，或是政府直接插手就业，强制用人单位接受就业者，这种拔苗助长的行为反而会适得其反。
此外，专家也建议政府可以在短期政策方面鼓励大学生创业、改变就业观，政府也可以多开设一些公益性岗位 。
外界相信，由于未来中国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还会持续几年，但随着毕业人数的稳定乃至减少，加上就业期望的调整，几年之后的大学生就业问题会逐渐趋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