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清是哪一块被我们割得光秃秃的草地，只记得脚底被草根扎得生疼；记不清是哪一畦被我们摘得只剩下零落橘子的园圃，只记得眼睛被酸涩成紧闭；记不清是哪一亩被我们搅得找不到一块水清的池塘，只记得手脚白成了霜；记不清是哪一夜被我们吵得隐起来的月亮，只记得母亲喊归的声音高亢绵长……
　　这都是我们学生时代的课余生活。
　　我们放学回家时，把母亲缝制的粗布书包往木柱子的钉上一挂，拿着镰刀和竹篮便去打猪草，除了完成家里需要的，还可以多打一篮卖给邻居，就为了换取二分的草钱，也不怕赤脚走在尖尖的草根上。
　　我们村里和我同龄的孩子有十来个，那时没有玩具，没有零食，没有所谓的课外活动，我们却玩得很疯狂。我们到生产队的地里挖过红薯，折过甘蔗，摘过橘子；我们成群结队雄赳赳气昂昂地横渡“大江”“长河”，我们阵垒分明十分投入地扮演着“红军”“国军”；我们把皎洁的月光吵暗，我们把睡着的亲人叫醒……我们被村里的老人称为“野人”。
　　“野人”也有不野的时候，那便是有书看的时节。我的父亲是民国时代的高小毕业生，家里的“藏书”是父亲读书时用的课本，再加上《三国演义》《封神榜》若干本，还有几本页码不全的《红楼梦》，再就是一本哥哥买的《吕梁英雄传》。小学三四年级时，当然读不懂这些书，所以最喜欢的是父亲的课本，发黄而粗糙的书页上，彩印却仍然鲜亮，为了向小伙伴炫耀，我竟然偷偷地把彩印从书上取出来，给书页留下了一个个窗子。父亲视书如命，发现我的“杰作”后自然给我一顿好打：“哪里有读书人剪书的！”这话让我从此不敢再造次。其后我喜欢上了《封神榜》，那地里遁的，天上飞的，能兴风作浪，能腾云驾雾，每看完一回，都想着什么时候自己也有如此能耐，遁地飞天，甚至在梦中也筑起了一个奇幻的世界，可爸爸反对我看《封神榜》，说“《封神榜》，讲话随便讲”。
　　后来，父亲看我开始看《三国演义》了，于是，只要他在家就每天晚上给我们兄弟姐妹讲一段三国。夏天的晚上，在门前的平地上，母亲收拾了碗筷，擦净了饭桌，为了少被蚊子咬，我们就坐在饭桌上。月光在一片稻穗子上晃动，四下寂静，哪怕只剩下我一人，我也会缠着父亲讲一段，再讲一段。上楼了，我就凑着煤油灯，看那竖排版的“三国”，继而“水浒”，继而“红楼”，生怕书被别人拿去，每次看后就把书压在薄薄的枕头下，虽然睡着硌得生疼，却还是那样的安然。
　　其实那时看的这些书，看懂的真没有多少。看到篇首篇尾“诗云”“有诗为证”的，跳过；看到描写风景、心理活动的，跳过；看到男女欢爱、缠绵悱恻的，跳过，但仍然看得很投入，有时刘海儿被灯火燎了，更多是鼻孔被油灯熏黑，直到后来，母亲心疼灯油（那时煤油是按人头配给的），惩罚我由看三国改为不许夜里看书。我们这一代农村娃，学生时代的这些生活应该都经历过，我们没有多少物质享受，活得很简单，但开心快乐。不过我的小学、初中同学，像我这样走出农村、考上大学的却寥寥。我是何其幸运，搅浑了邻居的饮水塘，母亲的惩罚是看“三国”；糟蹋了生产队的庄稼地，老师的惩罚是写作文。
　　我是这群孩子中比较“野”的一个，跟着我“野”的死党还有四五个，每当被老师惩罚，他们便让我帮着完成作文。从小学到初中，我不知替多少同学写过多少篇同题作文，为了不被老师发现，我绞尽脑汁，变换口吻，写尽了我们“野”的各种生活，写尽了书上读的各种积累，割草，摘橘，游泳，捉蟹，自制陀螺、手枪，玩老鹰抓小鸡，两军对垒捉汉奸，拿着卖草所得的小钱兴冲冲地去十几里外的书店买“小人书”，或在书店门口租书摊边坐一上午……但这种“侠义”，练就了我快速作文的能力、一题多做的能力、学以致用的能力，所有这些让我觉得，原来生活中的经历是可以写进作文的，阅读的摘录也是可以写进作文的，而每次发现老师当着全班、全年级，甚至拿到别的年级读的作文竟都是我写的时，那种喜乐，比父亲从上海带来大白兔奶糖还让我自得。小学中学时的这些得意以参加县里的作文竞赛获得一等奖终结。现在想来，真应该感谢自己的父母，那样放心地让我们“野”，感谢老师那样“文明”的惩罚，也感谢当年的邻居和当时的社会给我们“孩子就是这样”的宽容，我们种种的“野”，使自己有了更大胆的体验，更丰富的经历。此后，为了高考，同学们都在辛苦地攻读文言文，应试语段不知练了多少，老师却发现，我的文言文根本就不需要练习，老师问我读过什么，我提了读过的那几本小说，老师恍然又茫然：“哦，是这样吗？”而我却真真切切地笃定这便是答案。其实大凡有阅读，必有积累，哪怕你当初并不明白，经过一段时光的封存，沉淀，在适当的时候总会被唤醒，激活，这犹如郭靖会背《九阴真经》，却不得要领不会使用一样。当这种积淀经过生活以及不断地阅读这类酵母的催发，它们就会成为酿制一坛好酒的米，那酒的醇厚便是人的淳厚。会读书的标志之一便是将读到的知识尽可能地加以使用，如同口中说的，笔下写的，应试答的。读和写是最能检测一个人的语文素养的，于是我被老师认为“语文好”！
　　选择师范大学是因为我一直被老师喜欢，选择汉语言文学是因为我一直喜欢语文，而且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语文老师当班主任。从我成为学习委员的那一天起，老师因为怀孕便把收发、批改、订正作业的任务全交给了我，等到我能顺利地帮同学做文言文试题，我俨然已是老师；从我每次替四五个同学写作文，且篇篇不俗，到县里作文竞赛获得一等奖，我俨然已是写作能手。上了师范大学，因为喜欢泰戈尔的诗，我抄录了十几本的练习簿，永恒的“游丝”，灵动的“飞鸟”，光明而又有祭品般韵味的“吉檀迦利”，充满童年生活情趣的“新月”，对生命充满思考的《园丁集》，坚守信仰的《采果集》，那时幼稚地以为自己就是为这些诗作而活的。抄过读过，生怕被同学取去不还，就压在枕下。靠窗的叠床，能承接月亮的恩泽，熄灯之后，靠路灯和月光的辉映，我睁大双眼搜寻朦胧文字后，闭目在歌吟、在冥思。直到有一天，一首《归航喽》的小诗，被学校书记大加赞赏，并推荐到杂志上发表，于是我受到各种要做诗人的鼓励，以为自己真有诗人的潜质，并表示将来要从事诗歌创作……
　　走出大学校门，走上中学讲台，32年，我没有再写诗，也没有做成诗人，却将教书当成了文艺，把教语文当成了写诗。有多次机会逃离教育，却发现自己无法离开诗一般的生活，离开教育便是一无所有。于是，阅读和写作自然是我教书之余最大的爱好，回望岁月深深的窄巷，以书为砖，以纸为路，狭隘，但走得坦然。我知道巷子的那一头，是童年少年时代的几本有限的书和几篇自以为得意的文，还有那散发着煤油味的昏黄的灯，以及挑灯夜读后剪掉的灯花；巷子的这一头，落地窗前，我在半床明月半床书中挑拣，挑拣这一路的梦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