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侵华日军宣战，9日，苏联红军越过中蒙边界，向驻扎在西科前旗（今科尔沁右翼前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闪电进攻。
　　8月11日，日本侵略者、伪兴安总省（驻王爷庙街，今乌兰浩特市）警务厅长福地家久焚烧了军政机关秘密档案、机关文件库，烧毁了兴安总省、王爷庙特务机关、蒙民厚生会等多处建筑，准备撤退。
　　撤退前，福地家久命令伪兴安医学院院长小康，从医学院的细菌库内拿出试验用的人间鼠疫菌撒布在兴安、哲里木盟一带。
　　这一恶行，使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鼠疫的王爷庙街突发鼠疫，并导致霍乱、斑疹、伤寒、麻疹等大量传染病流行，一座美丽的草原小城变成了“黑死之城”。
　　8月21日，鼠疫在王爷庙发生后，迅速蔓延到毗邻18个旗县乃至整个内蒙古东部地区，并造成了连续三年的鼠疫大爆发，从1945年冬至1947年春，累计死亡4万多人。驻王爷庙街的苏联红军士兵有200余人染病死亡。
　　
　　在这场大灾难中侥幸活下来的佟金生（住乌兰浩特市乌兰哈达镇腰乐屯）回忆说：
　　“家中出事的时候是1945年冬天，雪下的很大。那一天，我爸的朋友大约十七八个人（来家中做客），好像是两家子……我奶奶和妈妈又（是）炒菜，（又是）备酒。客人带来许多东西，其中还有大米，晚上吃的大米饭就是用他们带来的大米做的。那天，热闹到很晚，客人们就留宿在家里，第二天早晨走的。
　　送走客人，我爸去了街里，晚上还买回了白面……我妈就用刚买来的白面做了面条。我们几个孩子看着眼馋，我妈说，这是给你爸吃的，他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我闻着满屋子的香味，带着对我爸的羡慕，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早晨，日头还没出来，我被哭声吵醒了，一看家里的大人都围在我爸睡的炕头上，我妈哭着对我说：‘你爸死了！’
　　日头出来了，我爸的一个铁哥们儿姓黄，他路过我家，看我家的烟囱还没有冒烟，就走进我家，进门就问，老哥们咋回事，日头这么高了还没烧火呢？说着进来看了一眼，没想到他回到家晌午就死了。他一死村里就有人说，可能是‘黑死病’，因为那时王爷庙街里正在闹鼠疫。
　　晚上，我奶奶去找牛，回来时好好的，刚吃了一个饼，突然说不行就不行了，吐了几口血沫子就死了。第二天一早，我爷爷和我妈死了。可怜的妹妹当天晚上也死了。村里人把我家死人的事通知了防疫队，我家被隔离了，谁也不让进来，我们也不能出去。
　　大人都死了，屋里也没人烧火，我们饿着肚子，吓得只知道哭。弟弟不到一岁，还不会走路，饿了就在炕上爬着找妈妈，一边哭一边吮着我妈已经僵硬的奶头。
　　天黑了，我和哥哥也找不到点灯的火柴，我就爬到炕上睡在奶奶的尸体旁。奶奶活着的时候，我一直和她睡一个被子，奶奶死了，我还沿袭着这个习惯。
　　第三天早上，我从盖着奶奶尸体的被窝里爬出来，去推我哥哥，他也死在我妈的胸脯上了。三天时间，我家大人、孩子死了七口，七个死人都在炕上，死相难看又可怕。
　　家里人都死了，开始，我一天到晚都在哭，眼泪哭干了，哭不出泪水来，嗓子也哭哑了，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跟着家里人一起死……
　　我一个人每天跟这七具尸体在一起……家里能吃的只有我妈腌的一缸咸菜……我就靠吃咸菜，喝咸菜汤活下来……”
　　距王爷庙街东南91公里的扎赉特旗有个叫魏老疙瘩的农民，8月的一天去王爷庙街买回米、面、酒，回家吃完晚饭，当天夜里就死了。按当地风俗，当家人死了，要停放三天才能埋葬，亲戚朋友、乡里乡亲陆续前往探望，有的在他家吃住，几天内就死了17口人。哈达营子屯有个阴阳先生叫张聋子，被请去给魏老疙瘩看风水送葬，第二天回家就发病死了，并一连死了六口人。
　　1946年4月，苏联红军派防疫司令廉斯基上校率专家十余人，防疫员30人，携带防疫药品、器材装备到王爷庙街治疗鼠疫、控制疫病漫延。
　　东蒙古自治政府也成立防疫指挥部，组织卫生队和学生，让患者服用磺胺等药物，并以鼠疫肆虐的重点区域向外扩展，“由近到远，由里向外，先打家鼠，后打野鼠”，对肺鼠疫患者一律隔离治疗，死者全部定点专人火化，未受传染的民众逐人检诊检疫、服药预防。
　　经过中苏双方共同努力，至同年10月，王爷庙街周围地区的肺鼠疫得到了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