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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贫出孝子，国难多志士”。从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开始，华侨华人即奋起支援国内抗日斗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战后70年来，海外华侨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如此，作为当年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华侨在抗日战争中建立的丰功伟绩，并不因岁月的流逝而逊色。
成立救亡组织
抗战时期，中国在海外华侨华人总数约在800万-85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东南亚，约占海外华侨总数的9 5%以上。1931年到1945年，华侨华人支持中国抗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到抗战胜利的14年中，华侨捐款总额为国币13亿多元，战时全世界有800多万华侨，其中有400多万人为祖（籍）国抗战捐过款。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曾报告说，1939年全年战费共花费18亿元，而华侨义捐可当1/3。由于国民政府的封锁，华侨的捐款很难到达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不过也有少数例外。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国时，不顾国民党阻挠访问了延安，深深为当地的艰苦奋斗和廉洁作风所感动，他回到国统区和南洋到处宣传，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没有贪污，那就是延安。
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七·七”事变后，各华侨团体立即行动起来，互相联络，共商救国大计。侨领李俊成、叶玉堆等立即会见陈嘉庚，商请由陈嘉庚出面组织南洋华侨的抗日救亡工作。陈嘉庚毅然应允，并积极活动。经过串联和协商，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的第二天，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成立了“马来亚新加坡筹赈祖（籍）国伤兵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陈嘉庚任主席。接着，马来亚地区12个区的华侨，经过联络协商，成立了“华侨筹赈会”。
在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1938年，菲律宾华侨援助前敌委员会和印尼侨领庄西言，先后致电陈嘉庚，建议在香港或新加坡组织南洋华侨筹赈总机关，统一组织南洋各地华侨团体的筹赈工作，以更好地发挥华侨的整体力量。陈嘉庚十分赞同，在争得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支持下，于1938年10月10日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籍）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由陈嘉庚任主席。“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据国民政府统计，到19 40年底，南洋各地区的华侨抗日救亡团体已有436个。
1937年8月1日，在缅甸仰光成立了“缅甸华侨救灾总会”，至9月，“救灾总会”下建立了130多个分会。同时又成立了“缅甸华侨妇女救灾总会”，并在各地成立了分会。除上述两个“救灾总会”是缅甸全国性的华侨筹赈组织外，在缅甸还有“华侨公债劝募委员会”、“中国航空建设协会”等抗日救亡团体。
欧洲华侨华人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较早。“七·七”事变前，英、法、德、荷、比、葡、瑞士等国都建立了以首都为中心的全国性的华侨抗日救亡组织。
1936年9月，在陶行知、钱俊瑞、陆璀等推动下，成立了“全欧华侨救国联合会”。这个组织在全国抗战开始后，继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旅居美洲的华侨华人在美国纽约成立了“纽约全侨救济总委员会”。侨领司徒美堂还发起组织纽约市54个侨团，成立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简称“纽约筹饷总会”），作为统筹纽约地区筹赈工作的机构。在此期间，波士顿成立了“新英格兰救援中国委员会”，旧金山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救国总会”、“旧金山华侨拒日救国后援总会”等组织。在美洲的其他地区，如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巴拿马、古巴、巴西等国家和地区，也都先后建立了华侨支援祖（籍）国抗日的团体。
经济支援祖（籍）国
全国抗战开始后，海外华侨华人从经济上支援祖（籍）国，采取多种形式把分散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尽一切可能给祖（籍）国以援助，一直坚持到抗战的最后胜利。
抗战初期，各侨团组织和慈善机构多系采取临时募捐的方式，筹集一笔又一笔捐款汇回祖（籍）国。后由于战场的不断扩大和战时的延长，许多华侨团体和侨领认为抗日战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非经长期艰苦的奋斗不能取得最后胜利。于是，有些华侨团体逐步把临时性的义捐扩展为长期性的义捐，即“常月捐”。
1937年10月，马来亚槟榔屿华侨筹赈会率先发布“常月捐”宣言。据统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海外华侨月捐达到1350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月捐总数居世界各洲之首，平均达到734万元。如果以个人平均每月捐款数比较，则美国华侨居冠。美国有华侨10.3万人，每月捐款总数达58.3万美元，平均每人每月捐款约为5.6美元。
除了“常月捐”以外，还有“特别捐”，“献金”、“认购公债”等筹款方式。1939年至1940年，美洲华侨为增强祖（籍）国抗战的空军力量，开展航空救国特别捐活动，仅此一项就筹得美金630多万元。1938年12月，武汉合唱团赴南洋为筹集抗战资金义演，陈嘉庚等人积极组织和动员华侨购票，筹得国币1150万元。“献金”则是在举行节日、纪念日活动或个人祝寿、结婚等时，进行一次性捐款。1938年元旦，美国旧金山华侨华人在一天之内就募集3万多美元。
爱国侨领陈嘉庚不仅为组织华侨筹赈祖（籍）国的机构做了大量工作，而且抗战之初他率先认购救国公债10万元，接着又在当地认捐“常月捐”每月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
1941年8月14日，印尼巴达维亚华侨庆祝祖（籍）国航空节，一天就募得献金合国币630余万元。在国民政府发行的第一期5亿元的救国公债中，华侨华人认购了2.5亿元以上。从1937年至1942年，华侨华人认购的救国公债达11亿元之巨。
侨汇和投资也是华侨华人在财力上支援祖（籍）国抗战的重要手段之一。抗战开始后，尽管国内战事频繁，形势极不稳定，但侨汇和华侨华人回国投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仍逐年增加。据国民政府统计，抗战开始后，1937年的侨汇为4.27亿元（国币，下同），19 38年为6.44亿元，19 39年为12.7亿元，1940年为13.2亿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南洋和香港均被日军占领，对中国的侨汇实行封锁，因此南洋地区的侨汇骤减。但美洲的侨汇仍维持较高水平。每年达到7000至8000万美元。抗战爆发后，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投资也很踊跃，陈嘉庚、侯西反、郭兆麟等侨领，集资在重庆开办中国药产提炼有限股份公司，可以生产90多种成药提供前线使用。侨商胡文虎以1000万元投入云南矿物公司，大大促进了云南的矿物开发。爪哇华侨集资在四川建立了较大规模的糖厂。马来亚华侨华人向广西运去新式机器，并投资1000万元帮助改造和扩大广西锡矿。 海外华侨华人的捐献、购债、侨汇、投资，对祖（籍）国抗战起着巨大的作用。据统计，1939年全国战费（不含敌后战场）为18亿元，而当年华侨捐款及侨汇即达13亿元。此外，华侨还捐赠了大量物资。据统计，在抗战的前3年里，海外侨胞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3辆，救护车1000余辆，物资总数在3000批以上。
办刊声援祖（籍）国
世界各地华侨华人在建立、健全各种抗日救亡组织、积极捐款捐物的过程中，还创办了众多的报纸、期刊，为祖（籍）国抗战呐喊。这些刊物、报纸种类之多和发行量之大，在华侨华人社会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中颇有影响的，在巴黎出版的有《全民月刊》、《联合战线》、《祖（籍）国抗战情报》等；在英国出版的有《解放》、《民主阵线》等；在比利时出版的有《抗战消息》；在苏联出版的有《工人之路》；在德国出版的有《抗联会刊》、《反帝战线》、《反帝斗争》等；还有在纽约、旧金山、曼谷、新加坡等地出版的各类刊物。
众多的华侨华人报纸、刊物，在抗战爆发后都不断地发表社论、专论和报道，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激励人们支援中国抗战。全欧侨联出版的《祖（籍）国抗战情报》，每天发行1000多份。菲律宾首府马尼拉的4家华文报纸，每家每天至少出两次刊登祖（籍）国抗日消息的专号，有的报纸以全部版面刊登抗日消息，还刻写蜡纸印刷宣传品散发。
在华侨华人报刊中，《南洋商报》有着广泛的影响。该报为陈嘉庚1923年创办，抗战前就在华侨社会中颇有名声。抗战开始，《南洋商报》就以其固有的爱国传统大量刊登抗战的消息和评论，引导海外华侨的舆论。为把《南洋商报》办成真正的宣传抗日、激发华侨爱国主义思想的报纸，董事经理决定在国内物色编辑人才。经周恩来推荐，由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东方杂志》主编胡愈之于1940年2月出任编辑主任。胡愈之到任后，报纸从内容到版面大有改观，从1941年元旦起，坚持每天有一篇社论，每周有一篇专论，并与香港国际新闻社保持不间断的联系，随时转发国内抗战的最新消息。《南洋商报》还重点宣传了不分党派、不分老幼、不分智愚，以全国为重，以团结为重的思想，深得国内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拥护，因而被公认为南洋华侨报群之首。
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也通过华侨华人在南洋办了几家刊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这些刊物和各地侨报均在共赴国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踊跃回国参战
抗战期间，大批华侨华人热血青年脱下西装革履，回到祖（籍）国参战。
1937年10月，庄西言、柯全寿、许启兴等人在印尼发起组织救护队。当招募人员的消息在报上刊出后，在很短的时间里，报名者竟达400余人，大大超过预定人数。在泰国，当华侨得知祖（籍）国急需技术人员和汽车司机以后，立刻有300多人报名应召。在马来亚新加坡，许多著名医生放弃自己开办的医院、诊所，率领医务人员回国参加救护队。在菲律宾，华侨们踊跃集资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先后组织了4批战地服务队回国。华侨组织的回国服务团体，在祖（籍）国抗战的各个战场上吃苦耐劳，救死扶伤。
广东是华侨大省，回国参加抗战的粤籍华侨华人就有4万多人，例如广东空军从队长到飞行员几乎全是华侨。当时仅从美国回国的华侨飞行员就有200人左右，美国陈纳德率领的飞虎队中也有不少队员是华侨。在中国的主要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上，有3000多名“南侨机工”。这些来自南洋的华侨司机、修理人员和护路技术员冒着被敌机炸死炸伤的危险，工作在条件艰苦的这条公路上，保证了滇缅公路的畅通，共有1000多归国华侨在滇缅公路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爪哇华侨救护队和吧城华侨救护队，成立于1937年10月，是回国较早的华侨救护队之一。爪哇华侨救护队在祖（籍）国缺医少药的关键时刻，携带了大量战场上急需的金鸡纳霜等药品回到祖（籍）国，并奔赴各个战场救治伤员，被前线伤病员称为及时雨救护队。吧城救护队随队带回9辆救护车和大批药品，于1938年6月到达武汉，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场救护工作；后又转战于长沙、桂林等地，在长沙会战中救治了大量伤员。
在海外的华侨华人为帮助国内抗战，还展开对日不合作运动。马来西亚是日本苦心经营数十年的钢铁工业原料产地，抗战爆发后，在这些厂矿做工的华工宁愿受失业之苦，发起了罢职离矿的斗争，使日营铁矿和钢铁行业陷于瘫痪。美国华侨发动了“纠察运铁资敌运动”，劝告侨胞及美国人士勿向日本运送钢铁、五金等物资。华侨团体联合当地友人组成数千人的纠察队，在码头日夜巡查，阻止了废铁装运日本。
这些参加抗战的华侨华人，是抗战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不仅壮大了祖（籍）国的抗战力量，还鼓舞了国内军民的斗志，为抗战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
成立救亡组织
抗战时期，中国在海外华侨华人总数约在800万-85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东南亚，约占海外华侨总数的9 5%以上。1931年到1945年，华侨华人支持中国抗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到抗战胜利的14年中，华侨捐款总额为国币13亿多元，战时全世界有800多万华侨，其中有400多万人为祖（籍）国抗战捐过款。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曾报告说，1939年全年战费共花费18亿元，而华侨义捐可当1/3。由于国民政府的封锁，华侨的捐款很难到达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不过也有少数例外。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国时，不顾国民党阻挠访问了延安，深深为当地的艰苦奋斗和廉洁作风所感动，他回到国统区和南洋到处宣传，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没有贪污，那就是延安。
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七·七”事变后，各华侨团体立即行动起来，互相联络，共商救国大计。侨领李俊成、叶玉堆等立即会见陈嘉庚，商请由陈嘉庚出面组织南洋华侨的抗日救亡工作。陈嘉庚毅然应允，并积极活动。经过串联和协商，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的第二天，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成立了“马来亚新加坡筹赈祖（籍）国伤兵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陈嘉庚任主席。接着，马来亚地区12个区的华侨，经过联络协商，成立了“华侨筹赈会”。
在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1938年，菲律宾华侨援助前敌委员会和印尼侨领庄西言，先后致电陈嘉庚，建议在香港或新加坡组织南洋华侨筹赈总机关，统一组织南洋各地华侨团体的筹赈工作，以更好地发挥华侨的整体力量。陈嘉庚十分赞同，在争得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支持下，于1938年10月10日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籍）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由陈嘉庚任主席。“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据国民政府统计，到19 40年底，南洋各地区的华侨抗日救亡团体已有436个。
1937年8月1日，在缅甸仰光成立了“缅甸华侨救灾总会”，至9月，“救灾总会”下建立了130多个分会。同时又成立了“缅甸华侨妇女救灾总会”，并在各地成立了分会。除上述两个“救灾总会”是缅甸全国性的华侨筹赈组织外，在缅甸还有“华侨公债劝募委员会”、“中国航空建设协会”等抗日救亡团体。
欧洲华侨华人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较早。“七·七”事变前，英、法、德、荷、比、葡、瑞士等国都建立了以首都为中心的全国性的华侨抗日救亡组织。
1936年9月，在陶行知、钱俊瑞、陆璀等推动下，成立了“全欧华侨救国联合会”。这个组织在全国抗战开始后，继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旅居美洲的华侨华人在美国纽约成立了“纽约全侨救济总委员会”。侨领司徒美堂还发起组织纽约市54个侨团，成立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简称“纽约筹饷总会”），作为统筹纽约地区筹赈工作的机构。在此期间，波士顿成立了“新英格兰救援中国委员会”，旧金山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救国总会”、“旧金山华侨拒日救国后援总会”等组织。在美洲的其他地区，如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巴拿马、古巴、巴西等国家和地区，也都先后建立了华侨支援祖（籍）国抗日的团体。
经济支援祖（籍）国
全国抗战开始后，海外华侨华人从经济上支援祖（籍）国，采取多种形式把分散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尽一切可能给祖（籍）国以援助，一直坚持到抗战的最后胜利。
抗战初期，各侨团组织和慈善机构多系采取临时募捐的方式，筹集一笔又一笔捐款汇回祖（籍）国。后由于战场的不断扩大和战时的延长，许多华侨团体和侨领认为抗日战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非经长期艰苦的奋斗不能取得最后胜利。于是，有些华侨团体逐步把临时性的义捐扩展为长期性的义捐，即“常月捐”。
1937年10月，马来亚槟榔屿华侨筹赈会率先发布“常月捐”宣言。据统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海外华侨月捐达到1350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月捐总数居世界各洲之首，平均达到734万元。如果以个人平均每月捐款数比较，则美国华侨居冠。美国有华侨10.3万人，每月捐款总数达58.3万美元，平均每人每月捐款约为5.6美元。
除了“常月捐”以外，还有“特别捐”，“献金”、“认购公债”等筹款方式。1939年至1940年，美洲华侨为增强祖（籍）国抗战的空军力量，开展航空救国特别捐活动，仅此一项就筹得美金630多万元。1938年12月，武汉合唱团赴南洋为筹集抗战资金义演，陈嘉庚等人积极组织和动员华侨购票，筹得国币1150万元。“献金”则是在举行节日、纪念日活动或个人祝寿、结婚等时，进行一次性捐款。1938年元旦，美国旧金山华侨华人在一天之内就募集3万多美元。
爱国侨领陈嘉庚不仅为组织华侨筹赈祖（籍）国的机构做了大量工作，而且抗战之初他率先认购救国公债10万元，接着又在当地认捐“常月捐”每月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
1941年8月14日，印尼巴达维亚华侨庆祝祖（籍）国航空节，一天就募得献金合国币630余万元。在国民政府发行的第一期5亿元的救国公债中，华侨华人认购了2.5亿元以上。从1937年至1942年，华侨华人认购的救国公债达11亿元之巨。
侨汇和投资也是华侨华人在财力上支援祖（籍）国抗战的重要手段之一。抗战开始后，尽管国内战事频繁，形势极不稳定，但侨汇和华侨华人回国投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仍逐年增加。据国民政府统计，抗战开始后，1937年的侨汇为4.27亿元（国币，下同），19 38年为6.44亿元，19 39年为12.7亿元，1940年为13.2亿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南洋和香港均被日军占领，对中国的侨汇实行封锁，因此南洋地区的侨汇骤减。但美洲的侨汇仍维持较高水平。每年达到7000至8000万美元。抗战爆发后，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投资也很踊跃，陈嘉庚、侯西反、郭兆麟等侨领，集资在重庆开办中国药产提炼有限股份公司，可以生产90多种成药提供前线使用。侨商胡文虎以1000万元投入云南矿物公司，大大促进了云南的矿物开发。爪哇华侨集资在四川建立了较大规模的糖厂。马来亚华侨华人向广西运去新式机器，并投资1000万元帮助改造和扩大广西锡矿。 海外华侨华人的捐献、购债、侨汇、投资，对祖（籍）国抗战起着巨大的作用。据统计，1939年全国战费（不含敌后战场）为18亿元，而当年华侨捐款及侨汇即达13亿元。此外，华侨还捐赠了大量物资。据统计，在抗战的前3年里，海外侨胞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3辆，救护车1000余辆，物资总数在3000批以上。
办刊声援祖（籍）国
世界各地华侨华人在建立、健全各种抗日救亡组织、积极捐款捐物的过程中，还创办了众多的报纸、期刊，为祖（籍）国抗战呐喊。这些刊物、报纸种类之多和发行量之大，在华侨华人社会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中颇有影响的，在巴黎出版的有《全民月刊》、《联合战线》、《祖（籍）国抗战情报》等；在英国出版的有《解放》、《民主阵线》等；在比利时出版的有《抗战消息》；在苏联出版的有《工人之路》；在德国出版的有《抗联会刊》、《反帝战线》、《反帝斗争》等；还有在纽约、旧金山、曼谷、新加坡等地出版的各类刊物。
众多的华侨华人报纸、刊物，在抗战爆发后都不断地发表社论、专论和报道，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激励人们支援中国抗战。全欧侨联出版的《祖（籍）国抗战情报》，每天发行1000多份。菲律宾首府马尼拉的4家华文报纸，每家每天至少出两次刊登祖（籍）国抗日消息的专号，有的报纸以全部版面刊登抗日消息，还刻写蜡纸印刷宣传品散发。
在华侨华人报刊中，《南洋商报》有着广泛的影响。该报为陈嘉庚1923年创办，抗战前就在华侨社会中颇有名声。抗战开始，《南洋商报》就以其固有的爱国传统大量刊登抗战的消息和评论，引导海外华侨的舆论。为把《南洋商报》办成真正的宣传抗日、激发华侨爱国主义思想的报纸，董事经理决定在国内物色编辑人才。经周恩来推荐，由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东方杂志》主编胡愈之于1940年2月出任编辑主任。胡愈之到任后，报纸从内容到版面大有改观，从1941年元旦起，坚持每天有一篇社论，每周有一篇专论，并与香港国际新闻社保持不间断的联系，随时转发国内抗战的最新消息。《南洋商报》还重点宣传了不分党派、不分老幼、不分智愚，以全国为重，以团结为重的思想，深得国内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拥护，因而被公认为南洋华侨报群之首。
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也通过华侨华人在南洋办了几家刊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这些刊物和各地侨报均在共赴国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踊跃回国参战
抗战期间，大批华侨华人热血青年脱下西装革履，回到祖（籍）国参战。
1937年10月，庄西言、柯全寿、许启兴等人在印尼发起组织救护队。当招募人员的消息在报上刊出后，在很短的时间里，报名者竟达400余人，大大超过预定人数。在泰国，当华侨得知祖（籍）国急需技术人员和汽车司机以后，立刻有300多人报名应召。在马来亚新加坡，许多著名医生放弃自己开办的医院、诊所，率领医务人员回国参加救护队。在菲律宾，华侨们踊跃集资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先后组织了4批战地服务队回国。华侨组织的回国服务团体，在祖（籍）国抗战的各个战场上吃苦耐劳，救死扶伤。
广东是华侨大省，回国参加抗战的粤籍华侨华人就有4万多人，例如广东空军从队长到飞行员几乎全是华侨。当时仅从美国回国的华侨飞行员就有200人左右，美国陈纳德率领的飞虎队中也有不少队员是华侨。在中国的主要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上，有3000多名“南侨机工”。这些来自南洋的华侨司机、修理人员和护路技术员冒着被敌机炸死炸伤的危险，工作在条件艰苦的这条公路上，保证了滇缅公路的畅通，共有1000多归国华侨在滇缅公路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爪哇华侨救护队和吧城华侨救护队，成立于1937年10月，是回国较早的华侨救护队之一。爪哇华侨救护队在祖（籍）国缺医少药的关键时刻，携带了大量战场上急需的金鸡纳霜等药品回到祖（籍）国，并奔赴各个战场救治伤员，被前线伤病员称为及时雨救护队。吧城救护队随队带回9辆救护车和大批药品，于1938年6月到达武汉，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场救护工作；后又转战于长沙、桂林等地，在长沙会战中救治了大量伤员。
在海外的华侨华人为帮助国内抗战，还展开对日不合作运动。马来西亚是日本苦心经营数十年的钢铁工业原料产地，抗战爆发后，在这些厂矿做工的华工宁愿受失业之苦，发起了罢职离矿的斗争，使日营铁矿和钢铁行业陷于瘫痪。美国华侨发动了“纠察运铁资敌运动”，劝告侨胞及美国人士勿向日本运送钢铁、五金等物资。华侨团体联合当地友人组成数千人的纠察队，在码头日夜巡查，阻止了废铁装运日本。
这些参加抗战的华侨华人，是抗战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不仅壮大了祖（籍）国的抗战力量，还鼓舞了国内军民的斗志，为抗战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