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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穿上军装，他们就是守卫国家的战士;脱下军装，他们仍是奉献祖国的英雄！
今年85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张向温于1935年出生在河南省南阳市的一户农家，他永远记得家里第一次分到房子和土地时，父亲叮嘱的那句话：“好日子是共产党给的，啥时候都要念着党的好。”
1951年7月，张向温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全连就他一个人活了下来。
1954年，张向温在部队光荣入党。他说：“一个党员，就是一粒种子，到哪里都要开花结果，果子甜不甜，只有老百姓尝过了才知道。”
战场，虽然没有傲人的战功依然自豪
1935年，我出生在河南南阳市内乡县的一户农家。战火连天的岁月，一家人东躲西藏，忍饥挨饿，终于迎来新中国的解放。家里第一次分到房子和土地时，父亲跟我说：“好日子是共产党给的，啥时候都要念着党的好。”这句话，我一直牢牢地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那一年，我15岁，刚读完小学六年级就报名参了军，和战友们一起前往郑州，踏上了奔赴东北的列车。那时候年纪小并不懂战争，但是知道是去支援朝鲜，我浑身都充满使不完的劲。
1951年7月，我随部队入朝，因读过书有文化，被编入50军某部炮兵团指挥连，负责通讯文书工作，并任文化教员，给不识字的战友“扫盲”。那时我们夜晚行军赶路，白天在山上睡觉，战友们互相帮忙用树枝掩盖进行隐蔽，不然会招来敌人的飞机扫射。战场上养成警觉的习惯后，我回来很长时间晚上都睡不着觉。
一天，美军突然发动攻击，敌机先后四次轮番向阵地狂轰滥炸。全体将士激战两昼夜，虽然击落了一架敌机，坚守住了阵地，但在这次战斗中志愿军伤亡惨重。
我们的副军长阵亡了，指导员和战友们因子弹打光，全部光荣地牺牲在阵地上。我因为先负了伤被抬下阵地，最后全连就我一个人活了下来。
后来每次回想这次战役，我就不禁泪水涟涟，还经常在梦中见到被敌机炸得血肉横飞的战友们。
随着抗美援朝接连取得胜利，我们经常要俘虏“联合国军”，部队里教会我们“中式英语”，告诉敌人，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把你们全部包围了，你们快快投降。
在朝鲜战场上，我并没有立下骄人战功，但最值得自豪的是，因为我平时表现优秀，1954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捐款，我要替牺牲的战友尽一份心
1955年，我随部队回国。1957年，我复员转业到武汉钢铁厂，当了一名车间工人。1963年，在精简下放的国内大形势下，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回到河南老家，默默无闻当起了一名普通农民。那时，我就常常思考要为国家做点什么。
改革开放后，有关部门为我落实政策并解决工作。1984年9月，我49岁了，拖家带口从河南老家到湖北赤壁市原蒲圻碳素厂上班。来到厂里后，厂领导敬重我是抗美援朝老兵，安排我做些仓库管理员、内勤安保等相对轻松的工作，每个月工资数十元，一家人生活不成问题。
重新安排工作这件事，让我再次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温暖，我打心里感激党，感激政府，感激组织没有忘记我！党和政府对我这样好，我就一直琢磨着要好好工作，不能亏欠组织对我的帮助和信任。
工作后不久，赤壁市启动重修烈士陵园计划。得到消息后，我立马找到相关负责人，恳切地说：“那么多老战友保家卫国牺牲了，现在国家要修建烈士陵园纪念他们，我是一个老兵，一定要出一份力。”
这是我第一次捐款，280元！那时我一个月工资才70多元，但能为牺牲的战友们尽一份心意，我感到非常光荣。后来烈士陵园建成，我还特意到纪念碑前献上了一束自己采摘的鲜花。
一起上战场的战友没几个活着回来，我不但回来了，还过上了好日子，我不能就这么过着，总要为国家多做点什么。就这样，用捐款这种力所能及的方式来回报社会、感恩国家，这种念头在我的心里扎根发芽。
应献，是我作为共产党员的姓名
其实，那时候我的日子并不宽裕。1990年，我办理退休手续后，每月退休金不足200元。女儿远嫁后，我独居在赤壁市碳素小区里，一年到头买不了一件新衣服，餐桌上大多是萝卜白菜和咸菜，平时就煮点稀饭、面条凑合一下。原住所拆迁后，我每月110元租下一间车库，全部家当加起来不足千元。我当时就觉得车库租金便宜，省点钱还能捐给用得上的人。
看电视新闻是我每日必做的功课，那台小小的12寸电视机，能让我了解国家大事。只要从电视上看到哪里有困难、哪里受灾受难，我基本都会参与捐款。从为赤壁烈士陵园捐款起，走进邮政局填下汇款单，是我去的比较多的地方之一。
1995年，看到西部地区许多寒门学子无法上学，我连夜给时任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写了封信，并汇寄捐款3000元钱。不久，国家教委就回信了，寄来盖有国家教委印章的捐款荣誉证书。证书上写着：“张向温老人，您好！国家教委代表西部广大学子衷心感谢您对西部贫困学子的无私援助。”
后来，我从电视上看到国家建设三峡工程，捐了3000元;1996年，我支持赤壁新区建设捐了3000元;1998年，赤壁遭遇洪灾，我取出准备住院治疗腿疾的3000元钱捐给市防汛抗灾指挥部;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地震，我从电视上看到新闻后夜不能寐，次日就到邮政局捐款6600元，回执单留下的名字是“应献”。
为什么留这个名字？这是因为国家有难，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种时候应该多作贡献，所以汇款的时候就留了“应献”。我一个老头子要那么多钱做什么？钱捐给了国家，捐给了更需要的人，才是最好的去处！
党和政府对我这么好，现在老了，又有这么多好心人关心我，我很知足了。一个党员，就是一顆种子，到哪里都要开花结果，果子甜不甜，只有老百姓尝过了才知道。
穿上军装，他们就是守卫国家的战士;脱下军装，他们仍是奉献祖国的英雄！
今年85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张向温于1935年出生在河南省南阳市的一户农家，他永远记得家里第一次分到房子和土地时，父亲叮嘱的那句话：“好日子是共产党给的，啥时候都要念着党的好。”
1951年7月，张向温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全连就他一个人活了下来。
1954年，张向温在部队光荣入党。他说：“一个党员，就是一粒种子，到哪里都要开花结果，果子甜不甜，只有老百姓尝过了才知道。”
战场，虽然没有傲人的战功依然自豪
1935年，我出生在河南南阳市内乡县的一户农家。战火连天的岁月，一家人东躲西藏，忍饥挨饿，终于迎来新中国的解放。家里第一次分到房子和土地时，父亲跟我说：“好日子是共产党给的，啥时候都要念着党的好。”这句话，我一直牢牢地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那一年，我15岁，刚读完小学六年级就报名参了军，和战友们一起前往郑州，踏上了奔赴东北的列车。那时候年纪小并不懂战争，但是知道是去支援朝鲜，我浑身都充满使不完的劲。
1951年7月，我随部队入朝，因读过书有文化，被编入50军某部炮兵团指挥连，负责通讯文书工作，并任文化教员，给不识字的战友“扫盲”。那时我们夜晚行军赶路，白天在山上睡觉，战友们互相帮忙用树枝掩盖进行隐蔽，不然会招来敌人的飞机扫射。战场上养成警觉的习惯后，我回来很长时间晚上都睡不着觉。
一天，美军突然发动攻击，敌机先后四次轮番向阵地狂轰滥炸。全体将士激战两昼夜，虽然击落了一架敌机，坚守住了阵地，但在这次战斗中志愿军伤亡惨重。
我们的副军长阵亡了，指导员和战友们因子弹打光，全部光荣地牺牲在阵地上。我因为先负了伤被抬下阵地，最后全连就我一个人活了下来。
后来每次回想这次战役，我就不禁泪水涟涟，还经常在梦中见到被敌机炸得血肉横飞的战友们。
随着抗美援朝接连取得胜利，我们经常要俘虏“联合国军”，部队里教会我们“中式英语”，告诉敌人，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把你们全部包围了，你们快快投降。
在朝鲜战场上，我并没有立下骄人战功，但最值得自豪的是，因为我平时表现优秀，1954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捐款，我要替牺牲的战友尽一份心
1955年，我随部队回国。1957年，我复员转业到武汉钢铁厂，当了一名车间工人。1963年，在精简下放的国内大形势下，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回到河南老家，默默无闻当起了一名普通农民。那时，我就常常思考要为国家做点什么。
改革开放后，有关部门为我落实政策并解决工作。1984年9月，我49岁了，拖家带口从河南老家到湖北赤壁市原蒲圻碳素厂上班。来到厂里后，厂领导敬重我是抗美援朝老兵，安排我做些仓库管理员、内勤安保等相对轻松的工作，每个月工资数十元，一家人生活不成问题。
重新安排工作这件事，让我再次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温暖，我打心里感激党，感激政府，感激组织没有忘记我！党和政府对我这样好，我就一直琢磨着要好好工作，不能亏欠组织对我的帮助和信任。
工作后不久，赤壁市启动重修烈士陵园计划。得到消息后，我立马找到相关负责人，恳切地说：“那么多老战友保家卫国牺牲了，现在国家要修建烈士陵园纪念他们，我是一个老兵，一定要出一份力。”
这是我第一次捐款，280元！那时我一个月工资才70多元，但能为牺牲的战友们尽一份心意，我感到非常光荣。后来烈士陵园建成，我还特意到纪念碑前献上了一束自己采摘的鲜花。
一起上战场的战友没几个活着回来，我不但回来了，还过上了好日子，我不能就这么过着，总要为国家多做点什么。就这样，用捐款这种力所能及的方式来回报社会、感恩国家，这种念头在我的心里扎根发芽。
应献，是我作为共产党员的姓名
其实，那时候我的日子并不宽裕。1990年，我办理退休手续后，每月退休金不足200元。女儿远嫁后，我独居在赤壁市碳素小区里，一年到头买不了一件新衣服，餐桌上大多是萝卜白菜和咸菜，平时就煮点稀饭、面条凑合一下。原住所拆迁后，我每月110元租下一间车库，全部家当加起来不足千元。我当时就觉得车库租金便宜，省点钱还能捐给用得上的人。
看电视新闻是我每日必做的功课，那台小小的12寸电视机，能让我了解国家大事。只要从电视上看到哪里有困难、哪里受灾受难，我基本都会参与捐款。从为赤壁烈士陵园捐款起，走进邮政局填下汇款单，是我去的比较多的地方之一。
1995年，看到西部地区许多寒门学子无法上学，我连夜给时任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写了封信，并汇寄捐款3000元钱。不久，国家教委就回信了，寄来盖有国家教委印章的捐款荣誉证书。证书上写着：“张向温老人，您好！国家教委代表西部广大学子衷心感谢您对西部贫困学子的无私援助。”
后来，我从电视上看到国家建设三峡工程，捐了3000元;1996年，我支持赤壁新区建设捐了3000元;1998年，赤壁遭遇洪灾，我取出准备住院治疗腿疾的3000元钱捐给市防汛抗灾指挥部;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地震，我从电视上看到新闻后夜不能寐，次日就到邮政局捐款6600元，回执单留下的名字是“应献”。
为什么留这个名字？这是因为国家有难，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种时候应该多作贡献，所以汇款的时候就留了“应献”。我一个老头子要那么多钱做什么？钱捐给了国家，捐给了更需要的人，才是最好的去处！
党和政府对我这么好，现在老了，又有这么多好心人关心我，我很知足了。一个党员，就是一顆种子，到哪里都要开花结果，果子甜不甜，只有老百姓尝过了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