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全球经济虽在2010年较快复苏，然而最近两年则呈现增速回落态势。本文从主要经济体各自的形势特点以及世界经济需要调整两方面，考察目前全球经济减速的根源与中国的选择。基本观点认为，美国经济暂失方向感，欧洲遭遇双重危机困扰，日本低增长稳态难改，资源出口国受制于商品景气。在此背景下，各国危机后刺激政策退出效应与危机前景气增长期累积的失衡要求调整，派生了目前全球经济减速走势。中国经济也面临增速减缓的困难。中国应发挥经济调节最具有能动性特点，直面现实、趁势调整、力推改革，为新一轮经济景气增长培育积极能量。
全球经济持续减速
全球年度GDP增长率从2009年的-0.6%罕见衰退大幅回升到2010年5.3%，但是2011年下滑到3.9%。IMF预测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进一步回落到3.5%，实际经济增长率可能比这个预测数更低。2011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发表以来，IMF多次下调2012年经济增速数据，特别是对发达经济体增速累计下调大半，可见目前全球经济减速具有一定程度的超预期属性。综合评估主要国际组织预测，2013年全球经济减速或低速增长态势将进一步延续。
从全球整体看，经济减速显然是两重相互叠加调整过程的结果。
一是各国退出应对危机采用的超常刺激政策带来的经济减速效应。如美国2009年初快速立法通过并实施规模总额为7800亿美元的ARRA刺激政策法案，配套出台“旧车换新车”等消费补贴政策，还实施接近零利率和数量宽松等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组合刺激措施对美国经济2010年较快复苏确实功不可没，但是超常刺激措施具有时限性，不能永久实行。随着ARRA法案规定财政支出高峰过后，刺激效果也渐趋式微，如经济系统不能自发启动自主性增长，宏观经济增速必然趋于回落。其他主要经济体也有类似退出减速效应。
二是从较长时期观察窗口看，目前全球经济减速也是早先经济景气增长时期累积的失衡矛盾需要进一步释放和消化的结果。美国华尔街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是危机前一段时期全球宏观经济运行矛盾与失衡因素累积加剧的结果。集中表现为发达国家基本经济部门杠杆率过高以及私营与公共部门负债过度，也表现为新兴经济体增长方式相应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危机后各国联手实施超常刺激措施，改变了此前积累的深层矛盾通过更为剧烈的危机爆发加以释放与消化的前景，然而无法根本消除宏观失衡必然要求调整的客观规律作用。
对主要经济体各自形势特点的观察显示，三类失衡矛盾面临调整对目前全球经济增速减缓具有重要解释功能：一是部分发达国家外部逆差失衡与过高债务负担调整引入减速压力；二是主要新兴经济体一段时期过快扩张派生的宏观失衡与结构矛盾面临减速调整压力；三是一些资源出口国依托新世纪初商品景气行情获得巨额“出口额外收入”助推经济快速增长，近来随着大宗商品价格回落面临减速调整压力。消化早先累积失衡矛盾与刺激政策退出效应两重因素相互叠加，塑造了目前全球宏观经济增速减缓格局。
美国经济暂失方向感
为什么美国经济呈现复苏乏力？对此流行解释观点并未提供满意解答。笔者认为可从当代全球化与新兴大国追赶时代特征的角度解读。在产品内分工和企业自发实施各类外包和供应链调整为特征的当代全新全球化生产方式条件下，美国作为位于产业技术的前沿国家如果很难找到大范围具有盈利预期的投资增长点，就必然会阶段性面临缺失方向感的困惑。
当代经济全球化的特征在于“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或简称工序与零部件分工，推动企业通过海外投资整合供应链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外包改组微观组织结构。与国别要素禀赋相联系的比较成本差异仍是当代广泛产品内分工现象的最重要解释变量。美国上世纪60年代“生产分享项目”结构调整政策对这个新生产方式的推广发挥了关键推动作用。外包通过转移缺乏优势生产工序并瘦身与提升产业结构，成功化解了欧洲与日本战后经济追赶的挑战，使美国在西方经济体系中霸主地位得以延续和巩固。
早期“东亚四小龙”成功起飞，后来中国印度经济追赶，从外部环境条件看，得益于发达经济体在产品内分工基础上发生的各種经济活动跨国转移。这个充满内部张力的全球经济系统动态展开和持续运转，要求处于产业技术前沿的美国经济不断寻求与发现大范围新的领先产业和技术突破机遇，不断开辟能够接纳和吸收传统缺乏优势产业或工序转移所释放的不可贸易要素。美国经济只有不断创造在开放环境中具有自生能力的新产品、新工艺、新行业，才能在这个系统持续转变中保持就业状态比较合意的动态平衡。
在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革命时期，前沿产业创新带来大量盈利预期较好的投资机会。在产业革命与投资高涨驱动下，美国失业率下降与增长率提升。同时美国企业外包调整快速展开，对当时全球化开放背景下后进经济增长提供客观有利机遇。然而问题在于大范围产业革命发生时点和持续时间都具有历史随机性与不可控性。随着互联网产业革命高潮过去甚至出现泡沫因素，美国试图凭借房地产和金融业作为经济增长主动力，结果很快由于房地产泡沫以及次贷-次债危机落入危机深渊。
由此观察美国经济现状特点可收洞若观火之效。美国政府通过空前力度救助措施（TARP）使金融系统摆脱全面崩盘危险，接着通过空前力度刺激政策（ARRA法案）躲过经济崩溃风险，然而超常干预手段不足以解决在全球化背景下缺乏大范围具有可盈利预期投资的约束，难以摆脱开放环境下“前有阻隔、后有追兵”的动态困境。在新兴国家后发追赶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以及美国技术产业前沿相对沉寂期尚未过去之前，美国经济难回景气繁荣与长期高增长状态。
从“中心国-追赶国关系”视角观察美国经济困境根源，逻辑上看重未来产业-技术前沿可能发生变革的长期影响。在这方面美国经济近年的一些动态值得关注。例如，页岩气开采技术的突破与推广带来产量井喷式增长，有关机构预测2015年页岩气行业将为美国贡献1180亿美元GDP并创造80万个新就业岗位。这类前沿产业探索目前仍不足以助推美国经济走出困境，不过其未来演变前景及影响值得重点关注。因而不应低估美国经济的调整能力。 美国应对危机综合举措折射其战略思维层面的三种预案。一是积极跳出来，即通过诱致和启动新一轮产业和技术革命，在与新兴经济体竞争中用“以快比快”方法保持甚至增强其领先地位。这当然是美国战略家最为梦寐以求的前景。近年美國在前沿产业领域的一些创新表现，提示不能完全排除这一可能。然而受产业技术革命发生时间的难以操控性或历史随机性规律决定，美国能否实现这一预案不仅需要“人为”努力也有赖“天时”眷顾。
二是被动地熬过去，即通过目前长期与短期、宏观与产业、常规与超常综合政策措施应对目前困难，同时利用领先国经验老到的优势增加竞争对手“出错招”的几率。就新兴国经济追赶压力而言，随着后起国人均收入与美国差距逐步缩小和利用后发优势追赶速度下降，追赶派生的冲击和压力在长期会渐趋平缓，美国如果仍能维持其相对优势和全球主导地位，也就意味着在这段格局大调整历史中终于能够“熬过去”。
三是苦苦撑下去。中国等主要新兴国家如果能成功解决自身发展困难持续追赶，并能在与中心国博弈中避免重大战略行动“出错牌”，美国有可能一定程度顺应历史潮流并接受国际格局调整。美国战略家具有相对霸权零和游戏思维模式，然而在上述假设情形下，受政治现实主义方针影响，美国也可能不得不接受新兴国家崛起的现实，并在分享全球事务治理上做出有限让步，同时仍千方百计最大程度保留和延续其现有的支配性影响力。
欧洲深陷双重危机
欧洲经济面临主权债务等多重危机困扰，但其深层根源与超主权货币的内在机制局限有关。危机国外部债务相对规模过高是导致欧债危机的特征条件，由于积累过高外债需要一段时期国际收支持续逆差失衡，因而欧债危机本质上是一个巨大规模的实际汇率错配与国际收支失衡的产物。欧元体制现存形式的内在局限，一方面在一段时期为部分欧元成员国不可持续外部失衡提供诱致和实现机制，另一方面使欧元区整体失去治理失衡的旧机制后又未能获得新手段。
基本事实表明，把部分欧元国拖入危机泥潭的不仅是通常债务负担过重，更为关键的是在债务结构方面外债比例过高以及“国际投资净头寸（NIIP）”负值过大。以2009年公共部门外债占GDP比例为观察指标，葡萄牙、希腊、爱尔兰都在70%以上，较低者意大利与西班牙也分别在50%和30%上下。另外除意大利之外，2010年其他四个危机国国际投资净头寸负值表示的即国际净债务GDP占比高达90%-108%。
一国特定时点过高外部债务存量，必由早先时期过高国际收支逆差流量累积转化而来，也必以本国实际汇率持续高估作为必要条件。因而解读欧债危机需提出一个符合欧元区情况的国际收支失衡和实际汇率错配假说。两句话概括这个失衡发生机制：一是成员国“竞争力差离倾向”，通过经常项持续赤字派生举借外债需求。二是资本市场“收益率扭曲效应”，一段时期为成员国低成本外部举债提供条件。两重效应持续发酵把部分成员国杠杆化推高到危险高度，最终在华尔街金融危机冲击下历史性达致“完美风暴”的条件。
先看“竞争力差离倾向”。以2000年-2008年德国工资变动为基准，同期希腊工资相对上升16.5%，爱尔兰上升12%，葡萄牙、西班牙分别上升7%和8%，意大利升幅3%。考虑劳动生产率变动差异，同期五国单位劳动成本相对德国上升25%-47%。由此导致这些国家国内部实际汇率大幅升值和外部失衡。2000年-2008年间，爱尔兰相对德国实际汇率升值约50%，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分别升值27%、31%、34%和24%。与此相适应，2000年引入欧元后五国经常账户无一例外都是逆差，并且逆差从2005年到危机爆发前呈现扩大态势。
再看欧元体制下“收益率扭曲效应”。欧元体制认为可提升希腊等竞争力弱国举债能力。如1993年希腊国债相对德国利差高达十几个百分点，葡、西、意等国利差也在3个-5个百分点上下，但引入欧元至危机前利差普遍降至0.5个百分点以下极低水平，推动欧元区整体新发债券规模快速膨胀。数据显示，欧元区新发债总额趋势值在上世纪90年代十年间增长不到一倍，但是2000年欧元问世到危机前不足十年间增长4倍-5倍。
欧洲债务危机与美国金融危机一样，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史事件。观察欧债危机后三年来若干“欧猪国家”（PIIGS）国债利差演变情况，可见欧债危机在波动起伏中总体呈现深化趋势，也说明在现行欧元体制架构没有大刀阔斧改革前提下“救助换紧缩”应对方针难以奏效。欧债危机根植于欧元目前机制局限，人们寄希望于再造欧元以根治危机，但又知易行难并阻碍重重。即便在一组不坏假设条件下，欧洲经济未来一段时期可能难以摆脱低速增长和濒临衰退状态。如果发生个别欧元区国家退出甚至更为剧烈的欧元重组情形，则难免剧烈震动和严重衰退。
日本经济“低增长稳态”
讨论日本经济流行语境，言必称“失去的十年或二十年”，似乎相信日本仍有可能保持长期高增长。其实这个潜在认识前提有待探讨。如果说日本经济过去20年表现令人失望，在本质上应是日本长期经济社会结构性条件使然，政策得失仅发生相对次要影响。日本未来会继续维持“低增长稳态”，构成全球经济减速的特殊局部。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总量和人均量等指标增速急剧降低。不过日本经济增长失速发生在人均收入对发达国家成功收敛之后。用汇率折算，日本相对美国人均美元GDP比率在1960年为16.6%，1987年第一次超过美国，并在日元汇率超调等因素作用下1995年曾达到美国的一倍半。后来日本经济失速，美国则先有互联网革命快速增长，后有房地产-金融业泡沫化增长，加上日元升值趋势不再，日本相对美国人均收入波动中趋势性下降，2011年为94.5%。
人均收入达到最发达国家水平，标志日本经济置身全球产业与技术前沿，早先利用后发优势高增长驱动力渐趋式微。日本问题症结在于，由于内在难以改变的深层结构特点，缺乏在高收入阶段持续较快增长潜力。与其把日本经济过去20年增长低迷看作是光阴“丢失”，还不如说是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呈现的一种“低增长稳态”合规律现象。 处于后进追赶的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比较，其长期潜在增速以及增长实现机制，都存在实质性差异。后进国家能借鉴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进的外部性信息，借助后发优势实现较快的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积累，推动经济较快成长。發达国家谋求较快增长，则需更大程度上依靠产业技术前沿发明创新。由于前沿技术创新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最终能对产业结构提升发挥作用的技术进步速率较低并且成本较高，因而前沿国潜在增速较低。
发达国家要保持较快增长，更需要一流大学与科研机构提供“原生性”研发成果，更需要能在全世界广纳优秀人才的开放与包容的社会条件，更需要允许和鼓励个人潜能发挥与个性张扬“冒尖”的价值观与文化氛围，更需要能有效激励企业家创造能力的制度环境，更需要把思想、创意和发现转化为大规模产业的高效资本市场与金融系统，也更需要在经济系统“创造性毁灭”嬗变中具有较强调整能力的企业制度。
日本与这些要求几乎可以说格格不入。日本文化具有重团队、轻个人，重内聚、轻开放，流程管理强、理论思维弱，模仿创新强、前沿创造弱等特点。这些“文化基因”特点便于日本利用后发优势和当年冷战环境快速追赶，成就战后大国经济崛起的成功故事。然而同样的禀赋条件不利于日本在技术产业前沿开拓与创造，因而在跻身主要发达经济体后呈现“低增长稳态”。
观察两个可量化指标有助于认识日本“低收入稳态”的形成机理。一是日本人口快速老龄化，从根本上制约经济潜在增长速度。二是日本资本形成早已呈现负增长趋势，导致日本资本存量进入停滞甚至下降通道，构成解释日本长期经济增长失速的关键宏观原因。据估测，2001年-2008年间日本实际资本存量增长不到5%，2010年实际资本存量反而比2008年下降了2个百分点。一国资本存量是社会生产函数的基本结构变量，在资本存量成长停滞甚至趋于萎缩背景下，要想国民经济长期高增长不啻缘木求鱼。
投资疲软不振还直接从总需求角度解释“低增长稳态”。资本形成对总需求增长贡献率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最后一波高增长阶段达到年均约2.5个百分点。上世纪90年代以后资本形成对GDP贡献长期为负值：90年代前半期和后半期资本形成对GDP增长年均贡献值分别为-0.18%和-0.12%，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前半期和后半期贡献值分别为-0.28%和-0.47%。
进入“低增长稳态”后，日本经济增长需求面驱动因素主要依赖消费与净出口。2005年-2010年，消费与净出口加总增长效果相当于GDP增长率1%，比同期GDP实际0.38%增长率高出一倍多。日本经常账户收入项金额从1996年的58060亿日元增长到2007年高峰时的163720亿日元，2010年降到125017亿日元。经常账户收入项盈余相对日本GDP比例从1996年1.13%增长到2008年3.23%，这块外部收入增长相当于同期GDP增长的大约两成。
商品景气制约资源国增长
得益于中国因素与发达国家经济高增长，新世纪初年国际大宗商品出现上世纪70年代以来罕见的量价齐升景气行情。商品价格飙升与贸易条件改善，为主要资源输出国带来巨量额外出口收入，推高这些国家经济增速并提升其国民福利。由于不同程度依赖外部环境，资源出口国经济高增长具有显著被动性。另外不同程度受“荷兰病”因素困扰，这些国家大宗商品以外的可贸易部门自主发展面临更多制约。随着各类大宗商品价格近来趋于回落或增势减缓，资源出口国经济增长也呈减速态势。
新世纪初年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出现一轮罕见的量价齐增景气行情。观察1970年以来世界石油和部分金属原材料消费量增长情况，除石油消费世纪初增长率与早先30年大体持平，金属原料消费增长率大幅甚至数倍高于早先时期。全球消费量增长，加上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流动性扩张，推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飙升。
世纪初价格空前飙升使主要资源出口国获得巨大商品景气红利。我们初步匡算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加拿大、挪威、OPEC等经济体能源和金属原料出口额外收入。结果发现，世纪初十年上述经济体金属原料出口因为溢价因素获得大约3000亿美元额外收入，能源出口获得5万多亿美元额外收入，总共获得额外收入高达5.58万亿美元之巨。
新一轮大宗商品景气行情，给资源出口国带来了巨大经济利益和新发展机遇。普金时代俄罗斯经济超预期表现，是新世纪初年大宗商品景气改变一个大国经济命运的典型案例。商品景气2001年-2010年给俄罗斯带来约10500亿美元额外收入，相当于其1998年2850亿美元GDP总额的3.68倍。借助商品景气红利，俄罗斯2006年提前偿还了1998年曾将其拖入危机的几乎所有外债，重振苏联解体后一蹶不振的军力武备并高调重返国际政治舞台，同时还有能力通过提高国内消费和投资在2003年-2008年达到年均7%高速增长。
整理计算部分重要资源出口国1990年以来年度经济增长率以及不同时期增长率的简单平均值，结果显示，列入计算的11个主要资源出口国中9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2003年-2008年商品景气鼎盛时期经济增长率简单平均值较大程度高于上世纪90年代。
国际金融危机终结了世纪初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飙升的景气行情，此后大宗商品市场经历剧烈波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国际商品价格经历了50%以上剧烈下跌，对高度依赖资源出口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特别严峻的紧缩效应。如俄罗斯2009年实际产出下降7.8%，巴西也从此前两年5%-6%高增长落入-0.3%负增长。得益于各主要经济体联手刺激经济效果，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从2009年3月开始触底反弹。主要资源出口国大都也经历经济复苏和重回较快增长轨道。
然而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减缓，大宗商品价格从2011年2季度开始进入下降通道。2011年主要资源出口国虽仍总体保持增长，但是已有超过半数国家增速回落或持平。展望未来，如果全球经济减速环境下商品价格稳中有降，则重要资源出口国的经济增速也会相应受到制约。因而商品价格回落一方面是主要经济体增长减速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构成资源出口国经济减速的原因。 中国经济的能动性
研究中国经济形势需讨论一个判断，就是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比较更具有能动性。能动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中国在宏观经济与长期发展重大问题上，有较多支配策略选项，政策选择自由度较高；二是作為体量最大与快速追赶的新兴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量全球影响最大。“三驾马车”宏观讨论流行语境，通常强调我国经济对外需被动依赖性，对中国能动性重视不够。当然，能动性是中性概念，较高能动性并非总是好事。如果判断和选择有误，能动或许不如被动。
对中国经济选择的能动性，可以从不同方面探讨。第一，中国当代经济成长合规律性内涵，构成未来持续发展能动性的基本条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成长道路，受起点条件与外部环境影响具有深刻特点，在呈现发展形态的历史多样性方面提供了当代大国案例。不过特殊形态总是在一般规律基础上展开。就本质内容而言，中国发展经验与一般发展原理以及国际比较经验并非根本矛盾。中国当代经济成长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意义上的合规律性，意味着只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确方针，坚持中国当代发展转型的正确实践经验，直面经济体制转轨进程中“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挑战，力推改革解决阻碍中国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制度瓶颈并释放制度创新潜在能量，中国经济就有望在未来较长时期持续追赶和实现现代化转型目标。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合规律性，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终究由我们自己认知与行动选择来决定，并非存在无法回避的外在“陷阱”，由此构成中国选择能动性的前提条件。
第二，仍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较快推进发展阶段，是中国经济选择能动性的现实保障。中国目前城市化率仍仅略高于五成，提升城市化水平的历史进程仍方兴未艾。2010年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比35.6%，仍远高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未来相当长时期每年仍会有数以百万计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工作。中国目前用美元衡量人均收入仍不到主要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两成，客观存在的巨大差距表明中国后续增长仍有巨大潜力。中国如能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校正机制，理顺关系，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求发展，完全有可能在未来一段较长时期继续利用城市化和“后发优势”潜能推动经济较快增长。客观具有与发展阶段性相联系的较快增长潜能，构成中国经济能动性的现实保障。
第三，中国特大型国家经济体量，决定其快速追赶阶段对全球经济具有异乎寻常的增量贡献，使得中国经济能动选择必将产生显著的全球影响，构成中国经济选择能动性与全球影响力的客观依据。IMF数据显示，2000年-2015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比为21%，比同期美国增量贡献比10.9%高出近一倍，比欧元区11.5%超过八成。笔者利用IMF数据估测，中国2010年-2015年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将有望进一步提升到29.4%，超过美国、欧元区、日本这三大最重要发达经济体加总预测值25.7%。
第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实践与增长表现，提供中国选择能动性的最新证据。面对外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速下滑形势，中国政府2008年底推出一揽子刺激政策，很快拉动货币信贷快速扩张，并在外需剧烈收缩背景下通过内需快速反弹推动总需求V型回升。事后看这轮罕见刺激措施效果实际上利弊互见，其经验教训有待专题研究进行理性分析总结，然而中国通过内需扩张推动宏观经济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早最快V型回升是不争事实，表明流行观点过于强调中国经济增长对外需依赖度观点并不正确。另一方面应对危机政策实践也显示，中国虽有能力相对独立地刺激增长，然而货币与经济扩张过快过猛也会造成宏观失衡并面临被动局面，这又提示我们应更好地认知和运用我国政策选择能动性，对超常刺激措施运用保持必要审慎和警戒。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实践与增长表现，是体现中国经济能动性的最新经验证据。
回顾新时期中国开放宏观经济政策实践，在基本方针上重视积极主动与审慎稳健之间平衡，正确应对现实挑战并取得很大成就。不过在内外环境快速演变背景下，对一些新的重要政策问题选择边界与能动性认识，从总结经验角度看也有必要进一步反思探讨。例如新时期开放宏观经济出现一个新情况，就是如何认识和管理外贸顺差、汇率调整与外汇储备增长之间关系问题。实践表明，如果过于看重外需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简单地把外贸归结为外需，对汇率政策以及国内改革调整能动性缺乏足够认识，我们就可能真得会被动面临持续顺差失衡与外汇储备过量扩张的尴尬现实，并通过开放型经济内外失衡联系机制给货币信贷与总需求管理带来新困难。
重视中国经济选择能动性，当然不是主张脱离现实或随心所欲。相反，是要重视观察研究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现象、新矛盾与新问题，重视分析理解大国经济追赶过程中不断呈现的新关系、新机制与新规律。只有充分认识自身策略选择边界与备择可能，才能通过果决而审慎的科学选择达到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新世纪中国开放经济成长面临的新挑战与新争论，背后有如何看待中国经济选择的能动性问题。
中国经济减速三重根源
与全球经济类似，近来中国经济也出现增速持续减缓走势。受四万亿超常刺激措施作用，中国GDP同比增长率2010年一季度达到11.9%峰值，此后总体上呈现回调趋势。2010年四季度GDP增速从三季度的9.6%回升到9.8%，此后七个季度持续下降。2012年前三个季度经济增速持续走低，分别为8.1%，7.6%和7.4%。
外部经济环境影响无疑是重要原因。主要发达经济体作为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其经济减速会抑制我国出口需求。虽然我国企业在开拓出口市场多元化方面多方努力并取得成效，外部经济减速仍会通过外需环节拖累我国经济增长。不过分析大国经济表现特点，更应从内在因素方面分析根源。从国内看中国经济增速减缓至少有三个层面背景根源。
第一是长期原因。中国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正经历峰值期并将趋于下降，加上年轻劳动力供给增量趋于减少，对潜在供给增速产生某种抑制作用。另外中国与发达国家可比人均收入差距较快缩小，意味着潜在后发优势发挥空间逐步收窄并制约潜在供给增速。考虑长期结构因素趋势性变动对供给面影响，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可能已从早先两位数高位回落到一位数。虽然对潜在增长率难以精准估计，考察国际比较经验和学界主流看法，观察中国近年宏观经济表现，有理由推测长期潜在增速应已从早先10%左右下降到目前8%-9%。 第二是周期原因。上一轮开放经济景气增长成就巨大，但是周期累积矛盾与失衡因素需逐步调整，要求一段时间经济增速减缓。例如中国央行总资产从2001年初3.83万亿元增长到2011年初26.9万亿元，总共增长6倍。同期我国广义货币M2从大约14万亿元上升到73.4万亿元，十年共增长4.2倍。然而同期我国实际GDP增长约1.7倍。即便考虑经济转型期“货币深化”因素，货币总量规模仍扩张过快，伴随经济增长偏快偏热、通胀压力挥之不去、资产价格间歇飙升等失衡现象。另外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幅度大比例超过广义货币，提示我国金融抑制程度可能有增无减。宏观金融过度扩张的累积矛盾，客观上需要一段时期经济适度减速加以调整化解。
第三是短期原因。2008年底一揽子刺激经济措施，对稳定当时就业形势与促成经济增速较快回升发挥了积极成效。然而刺激措施通过透支未来需求发生作用，“功成身退”后会由于透支回补效应派生减速现象。例如刺激措施包括2009年-2010年对汽车业提供降低购置税和下乡补贴，刺激汽车产销量从2008年965万辆和936万辆，分别跃升到2009年1420万辆和1362万辆以及2010年1875万辆和1804万辆，两年产量累计增长幅度高达94%。但汽车市场增速不可能维持在年均30%-40%超常水平，两年井喷式增长对汽车未来供需潜能透支需要后续减速回补。结果在刺激措施退出后，2011年产销量增速双双急剧下降为约1.8%，2012年车市仍处于“微增长”状态。另外刺激政策推动钢铁业反弹、地方融资膨胀、房地产扩张，这些领域也都发生后续透支回补效应，构成宏观经济增速减缓的行业背景。
适度减速调整利大于弊
分析国内外经济减速形势，需要评估其潜在负面影响。外需不振，税收下降，企业经营困难，就业压力加大等方面困难是有关讨论担忧的问题。重视上述潜在不利影响无疑是务实和必要的，不过通过具体分析有关问题能够看出，宏观经济适度减速，上述影响其实具有较大程度可控性。考虑篇幅限制，这里主要结合我们对广义奥肯模型、中国奥肯关系以及就业形势的研究结果，简略讨论宏观经济增速减缓给劳动市场与就业形势带来压力问题。
保持经济就业创造控制较快增长，控制城镇失业率过高，并为农业劳动力持续转移提供支持条件，是转型期中国长期发展和短期宏观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然而认为减速调整必然会对失业造成难以承受冲击的观点依据不足。实际情况是，给定我国人口和劳动力增长轨迹，过去一段时期经济偏快增长造成整体劳动力市场特别是相对低端农民工市场供不应求压力，并伴随此起彼伏的“民工荒”现象。因而适度减速调整有助于改变这一状态，并有助于把劳动市场压力转变为提升经济和就业结构高度化的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就业转型实际情况显示，除大范围国企改制与知青回城两次释放旧体制扭曲压力带来严重失业冲击，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对保证城镇劳动力比较充分就业提供了有利条件。从广义奥肯定律角度看，宏观周期对劳动市场影响主要体现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相对规模变动，而不是传统模型重视的失业率变动。中国广义奥肯关系估计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相对长期潜在增速降低1个百分点，会导致用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占社会劳动力总量比率衡量的转移速度回落近0.37%，对城镇失业率也会带来上升近0.35个百分点的影响。不过模型显示，宏观周期对劳动力转移影响高度显著和稳健，对失业率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如果上述经验估计值具有参考性，假定目前我国潜在增长率为8%-9%，那么今年略高于7.5%的预测增长率，可能会带来农民工就业增量回落大约150万-450万之数。采用过去十余年农民工增量年均数为基准，7.5%经济增长率可能要使农民工增量比宏观经济在充分就业状态时下降16%-48%。万一实际经济增长率过度下滑到5%-6%，可能出现农民工增量为零和劳动市场就业压力较大增加的情况。可见，应对经济减速调整需关注劳动市场动态和就业形势变动这个民生重点问题，然而也需客观认识到，现实环境与上世纪末因为消化旧体制扭曲而面临严重就业压力形势已有本质不同。经济减速到7%上下虽会对劳动市场特别是农民工转移带来显著影响，但是这一影响更可能是增量一定程度下调，而不是农民工增长趋势性逆转。
从积极角度看，适度减速的必要性和基本意义在于有助于调整化解早先宏观累积失衡因素，并为深化改革创造有利的宏观环境。在外部经济关系方面，适度减速调整也客观具有几点积极功能。一是有助于增加我国获取外部大宗商品原料和能源供应的宽松度。二是有助于抑制贸易条件恶化的不利影响。过去十余年经验数据显示，由于中国作为最重要增量大国体量规模，总需求扩张偏快加剧贸易条件恶化，减速调整可减少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损失。三是有助于保障我国作为巨大外部债权国利益。通货膨胀对债权方不利而对负债方有利，我国拥有3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庞大债权投资收益对未来预期通胀相当敏感。如果主要经济体货币与经济过度扩张，会显著抬高全球通胀水平，使中国作为外部债权国利益受损。适度减速调整有助于中国庞大外部债务资产保值。
培育自主性景气增长基础
应对新的宏观形势，需告别一段时期“刺激经济保增长、行政干预抑通胀”的调控模式，在继续温和宽松的宏观政策基础上，趁势实施经济调整方针，着力推进关键领域改革，为新一轮自主性景气增长到来积极创造条件。
目前经济增速应低于潜在增速，有必要实行稳增长政策，舒缓正常经营企业面临的困难，防范经济过度失速。中国经济具有能动性的含义之一，是我们拥有较多能发挥促增长作用的政策工具，包括各种宽松取向的货币政策工具，积极取向的减税与财政政策措施，适度增加保障房与基础设施投资政策，放松对企业投资数量管制等。近来中国政府实施的比较积极审慎的稳增长保增长政策，大体符合温和宽松政策范畴。最新宏观数据显示，中国宏观经济明显出现企稳回升势头，显示政府前一段采取的进取而有克制的稳增长措施正在发挥预期效果。
在实施逆周期宏观政策的同时，需总结过去十余年宏观调控实践经验教训，对开放型市场经济下宏观调控政策的功能、目标与定位加以反思，针对转型期宏观失衡现象的深层体制根源进行调整改革，使短期总需求管理政策与长期结构性改革措施形成合理匹配与动态协调。宏观政策基本功能应逐步集中于调节总需求，不能指望通过宏观调控解决所有结构问题。应把政策思路與重心转变到调整和改革方面，在破解深层结构问题和理顺机制方向下功夫，为培育新一轮自主性、内生性与可持续的景气增长奠定基础。
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面临“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挑战。展望未来，中国面临改革议程千头万绪。从通过市场力量推动经济减速形势向自主性景气增长转变的视角分析，以下几方面改革议程具有特殊意义。一是要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在年底基本完成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基础上，趁势推进以界定农民土地流转权为关键内容的改革，引入新规范使小产权房有序合法化。二是扩大民营企业准入，给企业家能力发挥创造更大空间。要力推企业减税减负改革，减少政府投资核准与审批对象范围。三是加快深化汇率与利率体制改革，创建与开放性大国经济需要相一致的现代宏调架构，并为根除金融抑制和治理资产泡沫创造体制条件。
作者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全球经济持续减速
全球年度GDP增长率从2009年的-0.6%罕见衰退大幅回升到2010年5.3%，但是2011年下滑到3.9%。IMF预测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进一步回落到3.5%，实际经济增长率可能比这个预测数更低。2011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发表以来，IMF多次下调2012年经济增速数据，特别是对发达经济体增速累计下调大半，可见目前全球经济减速具有一定程度的超预期属性。综合评估主要国际组织预测，2013年全球经济减速或低速增长态势将进一步延续。
从全球整体看，经济减速显然是两重相互叠加调整过程的结果。
一是各国退出应对危机采用的超常刺激政策带来的经济减速效应。如美国2009年初快速立法通过并实施规模总额为7800亿美元的ARRA刺激政策法案，配套出台“旧车换新车”等消费补贴政策，还实施接近零利率和数量宽松等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组合刺激措施对美国经济2010年较快复苏确实功不可没，但是超常刺激措施具有时限性，不能永久实行。随着ARRA法案规定财政支出高峰过后，刺激效果也渐趋式微，如经济系统不能自发启动自主性增长，宏观经济增速必然趋于回落。其他主要经济体也有类似退出减速效应。
二是从较长时期观察窗口看，目前全球经济减速也是早先经济景气增长时期累积的失衡矛盾需要进一步释放和消化的结果。美国华尔街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是危机前一段时期全球宏观经济运行矛盾与失衡因素累积加剧的结果。集中表现为发达国家基本经济部门杠杆率过高以及私营与公共部门负债过度，也表现为新兴经济体增长方式相应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危机后各国联手实施超常刺激措施，改变了此前积累的深层矛盾通过更为剧烈的危机爆发加以释放与消化的前景，然而无法根本消除宏观失衡必然要求调整的客观规律作用。
对主要经济体各自形势特点的观察显示，三类失衡矛盾面临调整对目前全球经济增速减缓具有重要解释功能：一是部分发达国家外部逆差失衡与过高债务负担调整引入减速压力；二是主要新兴经济体一段时期过快扩张派生的宏观失衡与结构矛盾面临减速调整压力；三是一些资源出口国依托新世纪初商品景气行情获得巨额“出口额外收入”助推经济快速增长，近来随着大宗商品价格回落面临减速调整压力。消化早先累积失衡矛盾与刺激政策退出效应两重因素相互叠加，塑造了目前全球宏观经济增速减缓格局。
美国经济暂失方向感
为什么美国经济呈现复苏乏力？对此流行解释观点并未提供满意解答。笔者认为可从当代全球化与新兴大国追赶时代特征的角度解读。在产品内分工和企业自发实施各类外包和供应链调整为特征的当代全新全球化生产方式条件下，美国作为位于产业技术的前沿国家如果很难找到大范围具有盈利预期的投资增长点，就必然会阶段性面临缺失方向感的困惑。
当代经济全球化的特征在于“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或简称工序与零部件分工，推动企业通过海外投资整合供应链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外包改组微观组织结构。与国别要素禀赋相联系的比较成本差异仍是当代广泛产品内分工现象的最重要解释变量。美国上世纪60年代“生产分享项目”结构调整政策对这个新生产方式的推广发挥了关键推动作用。外包通过转移缺乏优势生产工序并瘦身与提升产业结构，成功化解了欧洲与日本战后经济追赶的挑战，使美国在西方经济体系中霸主地位得以延续和巩固。
早期“东亚四小龙”成功起飞，后来中国印度经济追赶，从外部环境条件看，得益于发达经济体在产品内分工基础上发生的各種经济活动跨国转移。这个充满内部张力的全球经济系统动态展开和持续运转，要求处于产业技术前沿的美国经济不断寻求与发现大范围新的领先产业和技术突破机遇，不断开辟能够接纳和吸收传统缺乏优势产业或工序转移所释放的不可贸易要素。美国经济只有不断创造在开放环境中具有自生能力的新产品、新工艺、新行业，才能在这个系统持续转变中保持就业状态比较合意的动态平衡。
在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革命时期，前沿产业创新带来大量盈利预期较好的投资机会。在产业革命与投资高涨驱动下，美国失业率下降与增长率提升。同时美国企业外包调整快速展开，对当时全球化开放背景下后进经济增长提供客观有利机遇。然而问题在于大范围产业革命发生时点和持续时间都具有历史随机性与不可控性。随着互联网产业革命高潮过去甚至出现泡沫因素，美国试图凭借房地产和金融业作为经济增长主动力，结果很快由于房地产泡沫以及次贷-次债危机落入危机深渊。
由此观察美国经济现状特点可收洞若观火之效。美国政府通过空前力度救助措施（TARP）使金融系统摆脱全面崩盘危险，接着通过空前力度刺激政策（ARRA法案）躲过经济崩溃风险，然而超常干预手段不足以解决在全球化背景下缺乏大范围具有可盈利预期投资的约束，难以摆脱开放环境下“前有阻隔、后有追兵”的动态困境。在新兴国家后发追赶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以及美国技术产业前沿相对沉寂期尚未过去之前，美国经济难回景气繁荣与长期高增长状态。
从“中心国-追赶国关系”视角观察美国经济困境根源，逻辑上看重未来产业-技术前沿可能发生变革的长期影响。在这方面美国经济近年的一些动态值得关注。例如，页岩气开采技术的突破与推广带来产量井喷式增长，有关机构预测2015年页岩气行业将为美国贡献1180亿美元GDP并创造80万个新就业岗位。这类前沿产业探索目前仍不足以助推美国经济走出困境，不过其未来演变前景及影响值得重点关注。因而不应低估美国经济的调整能力。 美国应对危机综合举措折射其战略思维层面的三种预案。一是积极跳出来，即通过诱致和启动新一轮产业和技术革命，在与新兴经济体竞争中用“以快比快”方法保持甚至增强其领先地位。这当然是美国战略家最为梦寐以求的前景。近年美國在前沿产业领域的一些创新表现，提示不能完全排除这一可能。然而受产业技术革命发生时间的难以操控性或历史随机性规律决定，美国能否实现这一预案不仅需要“人为”努力也有赖“天时”眷顾。
二是被动地熬过去，即通过目前长期与短期、宏观与产业、常规与超常综合政策措施应对目前困难，同时利用领先国经验老到的优势增加竞争对手“出错招”的几率。就新兴国经济追赶压力而言，随着后起国人均收入与美国差距逐步缩小和利用后发优势追赶速度下降，追赶派生的冲击和压力在长期会渐趋平缓，美国如果仍能维持其相对优势和全球主导地位，也就意味着在这段格局大调整历史中终于能够“熬过去”。
三是苦苦撑下去。中国等主要新兴国家如果能成功解决自身发展困难持续追赶，并能在与中心国博弈中避免重大战略行动“出错牌”，美国有可能一定程度顺应历史潮流并接受国际格局调整。美国战略家具有相对霸权零和游戏思维模式，然而在上述假设情形下，受政治现实主义方针影响，美国也可能不得不接受新兴国家崛起的现实，并在分享全球事务治理上做出有限让步，同时仍千方百计最大程度保留和延续其现有的支配性影响力。
欧洲深陷双重危机
欧洲经济面临主权债务等多重危机困扰，但其深层根源与超主权货币的内在机制局限有关。危机国外部债务相对规模过高是导致欧债危机的特征条件，由于积累过高外债需要一段时期国际收支持续逆差失衡，因而欧债危机本质上是一个巨大规模的实际汇率错配与国际收支失衡的产物。欧元体制现存形式的内在局限，一方面在一段时期为部分欧元成员国不可持续外部失衡提供诱致和实现机制，另一方面使欧元区整体失去治理失衡的旧机制后又未能获得新手段。
基本事实表明，把部分欧元国拖入危机泥潭的不仅是通常债务负担过重，更为关键的是在债务结构方面外债比例过高以及“国际投资净头寸（NIIP）”负值过大。以2009年公共部门外债占GDP比例为观察指标，葡萄牙、希腊、爱尔兰都在70%以上，较低者意大利与西班牙也分别在50%和30%上下。另外除意大利之外，2010年其他四个危机国国际投资净头寸负值表示的即国际净债务GDP占比高达90%-108%。
一国特定时点过高外部债务存量，必由早先时期过高国际收支逆差流量累积转化而来，也必以本国实际汇率持续高估作为必要条件。因而解读欧债危机需提出一个符合欧元区情况的国际收支失衡和实际汇率错配假说。两句话概括这个失衡发生机制：一是成员国“竞争力差离倾向”，通过经常项持续赤字派生举借外债需求。二是资本市场“收益率扭曲效应”，一段时期为成员国低成本外部举债提供条件。两重效应持续发酵把部分成员国杠杆化推高到危险高度，最终在华尔街金融危机冲击下历史性达致“完美风暴”的条件。
先看“竞争力差离倾向”。以2000年-2008年德国工资变动为基准，同期希腊工资相对上升16.5%，爱尔兰上升12%，葡萄牙、西班牙分别上升7%和8%，意大利升幅3%。考虑劳动生产率变动差异，同期五国单位劳动成本相对德国上升25%-47%。由此导致这些国家国内部实际汇率大幅升值和外部失衡。2000年-2008年间，爱尔兰相对德国实际汇率升值约50%，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分别升值27%、31%、34%和24%。与此相适应，2000年引入欧元后五国经常账户无一例外都是逆差，并且逆差从2005年到危机爆发前呈现扩大态势。
再看欧元体制下“收益率扭曲效应”。欧元体制认为可提升希腊等竞争力弱国举债能力。如1993年希腊国债相对德国利差高达十几个百分点，葡、西、意等国利差也在3个-5个百分点上下，但引入欧元至危机前利差普遍降至0.5个百分点以下极低水平，推动欧元区整体新发债券规模快速膨胀。数据显示，欧元区新发债总额趋势值在上世纪90年代十年间增长不到一倍，但是2000年欧元问世到危机前不足十年间增长4倍-5倍。
欧洲债务危机与美国金融危机一样，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史事件。观察欧债危机后三年来若干“欧猪国家”（PIIGS）国债利差演变情况，可见欧债危机在波动起伏中总体呈现深化趋势，也说明在现行欧元体制架构没有大刀阔斧改革前提下“救助换紧缩”应对方针难以奏效。欧债危机根植于欧元目前机制局限，人们寄希望于再造欧元以根治危机，但又知易行难并阻碍重重。即便在一组不坏假设条件下，欧洲经济未来一段时期可能难以摆脱低速增长和濒临衰退状态。如果发生个别欧元区国家退出甚至更为剧烈的欧元重组情形，则难免剧烈震动和严重衰退。
日本经济“低增长稳态”
讨论日本经济流行语境，言必称“失去的十年或二十年”，似乎相信日本仍有可能保持长期高增长。其实这个潜在认识前提有待探讨。如果说日本经济过去20年表现令人失望，在本质上应是日本长期经济社会结构性条件使然，政策得失仅发生相对次要影响。日本未来会继续维持“低增长稳态”，构成全球经济减速的特殊局部。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总量和人均量等指标增速急剧降低。不过日本经济增长失速发生在人均收入对发达国家成功收敛之后。用汇率折算，日本相对美国人均美元GDP比率在1960年为16.6%，1987年第一次超过美国，并在日元汇率超调等因素作用下1995年曾达到美国的一倍半。后来日本经济失速，美国则先有互联网革命快速增长，后有房地产-金融业泡沫化增长，加上日元升值趋势不再，日本相对美国人均收入波动中趋势性下降，2011年为94.5%。
人均收入达到最发达国家水平，标志日本经济置身全球产业与技术前沿，早先利用后发优势高增长驱动力渐趋式微。日本问题症结在于，由于内在难以改变的深层结构特点，缺乏在高收入阶段持续较快增长潜力。与其把日本经济过去20年增长低迷看作是光阴“丢失”，还不如说是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呈现的一种“低增长稳态”合规律现象。 处于后进追赶的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比较，其长期潜在增速以及增长实现机制，都存在实质性差异。后进国家能借鉴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进的外部性信息，借助后发优势实现较快的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积累，推动经济较快成长。發达国家谋求较快增长，则需更大程度上依靠产业技术前沿发明创新。由于前沿技术创新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最终能对产业结构提升发挥作用的技术进步速率较低并且成本较高，因而前沿国潜在增速较低。
发达国家要保持较快增长，更需要一流大学与科研机构提供“原生性”研发成果，更需要能在全世界广纳优秀人才的开放与包容的社会条件，更需要允许和鼓励个人潜能发挥与个性张扬“冒尖”的价值观与文化氛围，更需要能有效激励企业家创造能力的制度环境，更需要把思想、创意和发现转化为大规模产业的高效资本市场与金融系统，也更需要在经济系统“创造性毁灭”嬗变中具有较强调整能力的企业制度。
日本与这些要求几乎可以说格格不入。日本文化具有重团队、轻个人，重内聚、轻开放，流程管理强、理论思维弱，模仿创新强、前沿创造弱等特点。这些“文化基因”特点便于日本利用后发优势和当年冷战环境快速追赶，成就战后大国经济崛起的成功故事。然而同样的禀赋条件不利于日本在技术产业前沿开拓与创造，因而在跻身主要发达经济体后呈现“低增长稳态”。
观察两个可量化指标有助于认识日本“低收入稳态”的形成机理。一是日本人口快速老龄化，从根本上制约经济潜在增长速度。二是日本资本形成早已呈现负增长趋势，导致日本资本存量进入停滞甚至下降通道，构成解释日本长期经济增长失速的关键宏观原因。据估测，2001年-2008年间日本实际资本存量增长不到5%，2010年实际资本存量反而比2008年下降了2个百分点。一国资本存量是社会生产函数的基本结构变量，在资本存量成长停滞甚至趋于萎缩背景下，要想国民经济长期高增长不啻缘木求鱼。
投资疲软不振还直接从总需求角度解释“低增长稳态”。资本形成对总需求增长贡献率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最后一波高增长阶段达到年均约2.5个百分点。上世纪90年代以后资本形成对GDP贡献长期为负值：90年代前半期和后半期资本形成对GDP增长年均贡献值分别为-0.18%和-0.12%，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前半期和后半期贡献值分别为-0.28%和-0.47%。
进入“低增长稳态”后，日本经济增长需求面驱动因素主要依赖消费与净出口。2005年-2010年，消费与净出口加总增长效果相当于GDP增长率1%，比同期GDP实际0.38%增长率高出一倍多。日本经常账户收入项金额从1996年的58060亿日元增长到2007年高峰时的163720亿日元，2010年降到125017亿日元。经常账户收入项盈余相对日本GDP比例从1996年1.13%增长到2008年3.23%，这块外部收入增长相当于同期GDP增长的大约两成。
商品景气制约资源国增长
得益于中国因素与发达国家经济高增长，新世纪初年国际大宗商品出现上世纪70年代以来罕见的量价齐升景气行情。商品价格飙升与贸易条件改善，为主要资源输出国带来巨量额外出口收入，推高这些国家经济增速并提升其国民福利。由于不同程度依赖外部环境，资源出口国经济高增长具有显著被动性。另外不同程度受“荷兰病”因素困扰，这些国家大宗商品以外的可贸易部门自主发展面临更多制约。随着各类大宗商品价格近来趋于回落或增势减缓，资源出口国经济增长也呈减速态势。
新世纪初年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出现一轮罕见的量价齐增景气行情。观察1970年以来世界石油和部分金属原材料消费量增长情况，除石油消费世纪初增长率与早先30年大体持平，金属原料消费增长率大幅甚至数倍高于早先时期。全球消费量增长，加上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流动性扩张，推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飙升。
世纪初价格空前飙升使主要资源出口国获得巨大商品景气红利。我们初步匡算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加拿大、挪威、OPEC等经济体能源和金属原料出口额外收入。结果发现，世纪初十年上述经济体金属原料出口因为溢价因素获得大约3000亿美元额外收入，能源出口获得5万多亿美元额外收入，总共获得额外收入高达5.58万亿美元之巨。
新一轮大宗商品景气行情，给资源出口国带来了巨大经济利益和新发展机遇。普金时代俄罗斯经济超预期表现，是新世纪初年大宗商品景气改变一个大国经济命运的典型案例。商品景气2001年-2010年给俄罗斯带来约10500亿美元额外收入，相当于其1998年2850亿美元GDP总额的3.68倍。借助商品景气红利，俄罗斯2006年提前偿还了1998年曾将其拖入危机的几乎所有外债，重振苏联解体后一蹶不振的军力武备并高调重返国际政治舞台，同时还有能力通过提高国内消费和投资在2003年-2008年达到年均7%高速增长。
整理计算部分重要资源出口国1990年以来年度经济增长率以及不同时期增长率的简单平均值，结果显示，列入计算的11个主要资源出口国中9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2003年-2008年商品景气鼎盛时期经济增长率简单平均值较大程度高于上世纪90年代。
国际金融危机终结了世纪初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飙升的景气行情，此后大宗商品市场经历剧烈波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国际商品价格经历了50%以上剧烈下跌，对高度依赖资源出口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特别严峻的紧缩效应。如俄罗斯2009年实际产出下降7.8%，巴西也从此前两年5%-6%高增长落入-0.3%负增长。得益于各主要经济体联手刺激经济效果，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从2009年3月开始触底反弹。主要资源出口国大都也经历经济复苏和重回较快增长轨道。
然而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减缓，大宗商品价格从2011年2季度开始进入下降通道。2011年主要资源出口国虽仍总体保持增长，但是已有超过半数国家增速回落或持平。展望未来，如果全球经济减速环境下商品价格稳中有降，则重要资源出口国的经济增速也会相应受到制约。因而商品价格回落一方面是主要经济体增长减速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构成资源出口国经济减速的原因。 中国经济的能动性
研究中国经济形势需讨论一个判断，就是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比较更具有能动性。能动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中国在宏观经济与长期发展重大问题上，有较多支配策略选项，政策选择自由度较高；二是作為体量最大与快速追赶的新兴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量全球影响最大。“三驾马车”宏观讨论流行语境，通常强调我国经济对外需被动依赖性，对中国能动性重视不够。当然，能动性是中性概念，较高能动性并非总是好事。如果判断和选择有误，能动或许不如被动。
对中国经济选择的能动性，可以从不同方面探讨。第一，中国当代经济成长合规律性内涵，构成未来持续发展能动性的基本条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成长道路，受起点条件与外部环境影响具有深刻特点，在呈现发展形态的历史多样性方面提供了当代大国案例。不过特殊形态总是在一般规律基础上展开。就本质内容而言，中国发展经验与一般发展原理以及国际比较经验并非根本矛盾。中国当代经济成长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意义上的合规律性，意味着只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确方针，坚持中国当代发展转型的正确实践经验，直面经济体制转轨进程中“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挑战，力推改革解决阻碍中国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制度瓶颈并释放制度创新潜在能量，中国经济就有望在未来较长时期持续追赶和实现现代化转型目标。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合规律性，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终究由我们自己认知与行动选择来决定，并非存在无法回避的外在“陷阱”，由此构成中国选择能动性的前提条件。
第二，仍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较快推进发展阶段，是中国经济选择能动性的现实保障。中国目前城市化率仍仅略高于五成，提升城市化水平的历史进程仍方兴未艾。2010年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比35.6%，仍远高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未来相当长时期每年仍会有数以百万计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工作。中国目前用美元衡量人均收入仍不到主要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两成，客观存在的巨大差距表明中国后续增长仍有巨大潜力。中国如能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校正机制，理顺关系，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求发展，完全有可能在未来一段较长时期继续利用城市化和“后发优势”潜能推动经济较快增长。客观具有与发展阶段性相联系的较快增长潜能，构成中国经济能动性的现实保障。
第三，中国特大型国家经济体量，决定其快速追赶阶段对全球经济具有异乎寻常的增量贡献，使得中国经济能动选择必将产生显著的全球影响，构成中国经济选择能动性与全球影响力的客观依据。IMF数据显示，2000年-2015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比为21%，比同期美国增量贡献比10.9%高出近一倍，比欧元区11.5%超过八成。笔者利用IMF数据估测，中国2010年-2015年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将有望进一步提升到29.4%，超过美国、欧元区、日本这三大最重要发达经济体加总预测值25.7%。
第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实践与增长表现，提供中国选择能动性的最新证据。面对外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速下滑形势，中国政府2008年底推出一揽子刺激政策，很快拉动货币信贷快速扩张，并在外需剧烈收缩背景下通过内需快速反弹推动总需求V型回升。事后看这轮罕见刺激措施效果实际上利弊互见，其经验教训有待专题研究进行理性分析总结，然而中国通过内需扩张推动宏观经济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早最快V型回升是不争事实，表明流行观点过于强调中国经济增长对外需依赖度观点并不正确。另一方面应对危机政策实践也显示，中国虽有能力相对独立地刺激增长，然而货币与经济扩张过快过猛也会造成宏观失衡并面临被动局面，这又提示我们应更好地认知和运用我国政策选择能动性，对超常刺激措施运用保持必要审慎和警戒。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实践与增长表现，是体现中国经济能动性的最新经验证据。
回顾新时期中国开放宏观经济政策实践，在基本方针上重视积极主动与审慎稳健之间平衡，正确应对现实挑战并取得很大成就。不过在内外环境快速演变背景下，对一些新的重要政策问题选择边界与能动性认识，从总结经验角度看也有必要进一步反思探讨。例如新时期开放宏观经济出现一个新情况，就是如何认识和管理外贸顺差、汇率调整与外汇储备增长之间关系问题。实践表明，如果过于看重外需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简单地把外贸归结为外需，对汇率政策以及国内改革调整能动性缺乏足够认识，我们就可能真得会被动面临持续顺差失衡与外汇储备过量扩张的尴尬现实，并通过开放型经济内外失衡联系机制给货币信贷与总需求管理带来新困难。
重视中国经济选择能动性，当然不是主张脱离现实或随心所欲。相反，是要重视观察研究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现象、新矛盾与新问题，重视分析理解大国经济追赶过程中不断呈现的新关系、新机制与新规律。只有充分认识自身策略选择边界与备择可能，才能通过果决而审慎的科学选择达到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新世纪中国开放经济成长面临的新挑战与新争论，背后有如何看待中国经济选择的能动性问题。
中国经济减速三重根源
与全球经济类似，近来中国经济也出现增速持续减缓走势。受四万亿超常刺激措施作用，中国GDP同比增长率2010年一季度达到11.9%峰值，此后总体上呈现回调趋势。2010年四季度GDP增速从三季度的9.6%回升到9.8%，此后七个季度持续下降。2012年前三个季度经济增速持续走低，分别为8.1%，7.6%和7.4%。
外部经济环境影响无疑是重要原因。主要发达经济体作为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其经济减速会抑制我国出口需求。虽然我国企业在开拓出口市场多元化方面多方努力并取得成效，外部经济减速仍会通过外需环节拖累我国经济增长。不过分析大国经济表现特点，更应从内在因素方面分析根源。从国内看中国经济增速减缓至少有三个层面背景根源。
第一是长期原因。中国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正经历峰值期并将趋于下降，加上年轻劳动力供给增量趋于减少，对潜在供给增速产生某种抑制作用。另外中国与发达国家可比人均收入差距较快缩小，意味着潜在后发优势发挥空间逐步收窄并制约潜在供给增速。考虑长期结构因素趋势性变动对供给面影响，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可能已从早先两位数高位回落到一位数。虽然对潜在增长率难以精准估计，考察国际比较经验和学界主流看法，观察中国近年宏观经济表现，有理由推测长期潜在增速应已从早先10%左右下降到目前8%-9%。 第二是周期原因。上一轮开放经济景气增长成就巨大，但是周期累积矛盾与失衡因素需逐步调整，要求一段时间经济增速减缓。例如中国央行总资产从2001年初3.83万亿元增长到2011年初26.9万亿元，总共增长6倍。同期我国广义货币M2从大约14万亿元上升到73.4万亿元，十年共增长4.2倍。然而同期我国实际GDP增长约1.7倍。即便考虑经济转型期“货币深化”因素，货币总量规模仍扩张过快，伴随经济增长偏快偏热、通胀压力挥之不去、资产价格间歇飙升等失衡现象。另外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幅度大比例超过广义货币，提示我国金融抑制程度可能有增无减。宏观金融过度扩张的累积矛盾，客观上需要一段时期经济适度减速加以调整化解。
第三是短期原因。2008年底一揽子刺激经济措施，对稳定当时就业形势与促成经济增速较快回升发挥了积极成效。然而刺激措施通过透支未来需求发生作用，“功成身退”后会由于透支回补效应派生减速现象。例如刺激措施包括2009年-2010年对汽车业提供降低购置税和下乡补贴，刺激汽车产销量从2008年965万辆和936万辆，分别跃升到2009年1420万辆和1362万辆以及2010年1875万辆和1804万辆，两年产量累计增长幅度高达94%。但汽车市场增速不可能维持在年均30%-40%超常水平，两年井喷式增长对汽车未来供需潜能透支需要后续减速回补。结果在刺激措施退出后，2011年产销量增速双双急剧下降为约1.8%，2012年车市仍处于“微增长”状态。另外刺激政策推动钢铁业反弹、地方融资膨胀、房地产扩张，这些领域也都发生后续透支回补效应，构成宏观经济增速减缓的行业背景。
适度减速调整利大于弊
分析国内外经济减速形势，需要评估其潜在负面影响。外需不振，税收下降，企业经营困难，就业压力加大等方面困难是有关讨论担忧的问题。重视上述潜在不利影响无疑是务实和必要的，不过通过具体分析有关问题能够看出，宏观经济适度减速，上述影响其实具有较大程度可控性。考虑篇幅限制，这里主要结合我们对广义奥肯模型、中国奥肯关系以及就业形势的研究结果，简略讨论宏观经济增速减缓给劳动市场与就业形势带来压力问题。
保持经济就业创造控制较快增长，控制城镇失业率过高，并为农业劳动力持续转移提供支持条件，是转型期中国长期发展和短期宏观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然而认为减速调整必然会对失业造成难以承受冲击的观点依据不足。实际情况是，给定我国人口和劳动力增长轨迹，过去一段时期经济偏快增长造成整体劳动力市场特别是相对低端农民工市场供不应求压力，并伴随此起彼伏的“民工荒”现象。因而适度减速调整有助于改变这一状态，并有助于把劳动市场压力转变为提升经济和就业结构高度化的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就业转型实际情况显示，除大范围国企改制与知青回城两次释放旧体制扭曲压力带来严重失业冲击，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对保证城镇劳动力比较充分就业提供了有利条件。从广义奥肯定律角度看，宏观周期对劳动市场影响主要体现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相对规模变动，而不是传统模型重视的失业率变动。中国广义奥肯关系估计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相对长期潜在增速降低1个百分点，会导致用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占社会劳动力总量比率衡量的转移速度回落近0.37%，对城镇失业率也会带来上升近0.35个百分点的影响。不过模型显示，宏观周期对劳动力转移影响高度显著和稳健，对失业率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如果上述经验估计值具有参考性，假定目前我国潜在增长率为8%-9%，那么今年略高于7.5%的预测增长率，可能会带来农民工就业增量回落大约150万-450万之数。采用过去十余年农民工增量年均数为基准，7.5%经济增长率可能要使农民工增量比宏观经济在充分就业状态时下降16%-48%。万一实际经济增长率过度下滑到5%-6%，可能出现农民工增量为零和劳动市场就业压力较大增加的情况。可见，应对经济减速调整需关注劳动市场动态和就业形势变动这个民生重点问题，然而也需客观认识到，现实环境与上世纪末因为消化旧体制扭曲而面临严重就业压力形势已有本质不同。经济减速到7%上下虽会对劳动市场特别是农民工转移带来显著影响，但是这一影响更可能是增量一定程度下调，而不是农民工增长趋势性逆转。
从积极角度看，适度减速的必要性和基本意义在于有助于调整化解早先宏观累积失衡因素，并为深化改革创造有利的宏观环境。在外部经济关系方面，适度减速调整也客观具有几点积极功能。一是有助于增加我国获取外部大宗商品原料和能源供应的宽松度。二是有助于抑制贸易条件恶化的不利影响。过去十余年经验数据显示，由于中国作为最重要增量大国体量规模，总需求扩张偏快加剧贸易条件恶化，减速调整可减少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损失。三是有助于保障我国作为巨大外部债权国利益。通货膨胀对债权方不利而对负债方有利，我国拥有3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庞大债权投资收益对未来预期通胀相当敏感。如果主要经济体货币与经济过度扩张，会显著抬高全球通胀水平，使中国作为外部债权国利益受损。适度减速调整有助于中国庞大外部债务资产保值。
培育自主性景气增长基础
应对新的宏观形势，需告别一段时期“刺激经济保增长、行政干预抑通胀”的调控模式，在继续温和宽松的宏观政策基础上，趁势实施经济调整方针，着力推进关键领域改革，为新一轮自主性景气增长到来积极创造条件。
目前经济增速应低于潜在增速，有必要实行稳增长政策，舒缓正常经营企业面临的困难，防范经济过度失速。中国经济具有能动性的含义之一，是我们拥有较多能发挥促增长作用的政策工具，包括各种宽松取向的货币政策工具，积极取向的减税与财政政策措施，适度增加保障房与基础设施投资政策，放松对企业投资数量管制等。近来中国政府实施的比较积极审慎的稳增长保增长政策，大体符合温和宽松政策范畴。最新宏观数据显示，中国宏观经济明显出现企稳回升势头，显示政府前一段采取的进取而有克制的稳增长措施正在发挥预期效果。
在实施逆周期宏观政策的同时，需总结过去十余年宏观调控实践经验教训，对开放型市场经济下宏观调控政策的功能、目标与定位加以反思，针对转型期宏观失衡现象的深层体制根源进行调整改革，使短期总需求管理政策与长期结构性改革措施形成合理匹配与动态协调。宏观政策基本功能应逐步集中于调节总需求，不能指望通过宏观调控解决所有结构问题。应把政策思路與重心转变到调整和改革方面，在破解深层结构问题和理顺机制方向下功夫，为培育新一轮自主性、内生性与可持续的景气增长奠定基础。
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面临“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挑战。展望未来，中国面临改革议程千头万绪。从通过市场力量推动经济减速形势向自主性景气增长转变的视角分析，以下几方面改革议程具有特殊意义。一是要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在年底基本完成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基础上，趁势推进以界定农民土地流转权为关键内容的改革，引入新规范使小产权房有序合法化。二是扩大民营企业准入，给企业家能力发挥创造更大空间。要力推企业减税减负改革，减少政府投资核准与审批对象范围。三是加快深化汇率与利率体制改革，创建与开放性大国经济需要相一致的现代宏调架构，并为根除金融抑制和治理资产泡沫创造体制条件。
作者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