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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代人的价值分裂是前所未有的。最大限度地弥合这种分裂，在这分裂中有所坚持，有所行动，可能他就是我们杰出的代表
美溪村在革命老区福建省长汀县的山区里，去年五一才通公路。谢有顺就在那里度过了没有电灯的童年，现在每年回家一两次，感情都很复杂，“在当下的语境中，在城市里奋斗发展的人，能有一个老家可以回，是很幸福的事。”但同时，每个人的故乡都免不了在沦陷，各种变化也悄悄发生，通路后就更加不可避免。
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他被保送到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按当时惯例，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大学毕业他应该回老家教书，那样，他现在可能是长汀县某中学的主任或校长。对于山村孩子来说，这已是不错的出路，他的3个妹妹可是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但他却放弃了分配的工作，在福州一家电影杂志做了两年编辑，继续着文学梦。
乡下孩子对文学的认识，就只有四大名著。一直到上大学，他才接触到各种文学著作、评论杂志、报纸以及音乐。头回听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反应是“原来还有这么好听的音乐啊”，被同学传为笑谈。
也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写文学评论，而且一下就在各种学术刊物发表了，其中包括《文学评论》。“走在路上，遇到系主任，无端端说‘祝贺你’，我都不明白祝贺什么，也不敢问。我说，‘谢谢。’琢磨老半天，才知道是祝贺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一篇长文章。原来在《文学评论》发表文章是件了不得的事。”
工作之后，有一次到广州，广东作协的杨克把他推荐给创刊不久的《南方都市报》副刊主管陈朝华。正好福建的工作不如意，也有往外走的愿望，于是他果断地留了下来。
至今，谢有顺还很怀念在《南都》的日子。在那里，他经历了一份报纸从创立到成熟的大半个过程，那种工作氛围和工作精神塑造了他的信念，同时也完善了他对社会的理解。
工作之外，继续耕耘文学评论这块自留地，“把对文学的看法，对世界、对人类的看法表达出来”。他连续出版著作，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引人瞩目的评论家。还是在读的博士生，就当上了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博导。
然后就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这最初是《南都》创办人程益中提出的，由他具体负责。诗人于坚的说法是：首届文学奖颁奖活动恰好赶上“非典”猖獗时期。谢有顺多次进入广州机场可怕的候机楼，迎接每一个前来参加的嘉宾。“我在一群严严实实的白口罩中再次见到了他……产地鲜明，消瘦，苍白，忍着瞌睡……”
6年过去，这个奖已成为华语文学界的一个重要奖项。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里，谢有顺作为负责人，一直小心翼翼地协调着各种关系，因为“任何一次评奖背后都很复杂，利益和关系的纠葛，稍微处理不慎就会发生伤害”。文学奖有固定评委，记名投票，讨论过程请记者和公证员到场，让结果和投票人直接挂钩。谢有顺认为，这样，大家就要对手里的投票权负责，“把非文学的东西推到外面”。
文学评论这个本行，和大学时比起来，一些微妙的改变也在悄然发生。“年轻时候有说话的强烈渴望，顾忌很少。那时候的文章看起来激情，但严谨的、经得起推敲的东西很少。”现在锋芒渐收，“越写越发现可能要通过更多元更复杂的方式来呈现它，不再急于把结论简单地说出来。”
这位山里出来的青年在中国文坛正越来越体现出自己的影响力。但他仍很自谦，“文学研究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早年能写出有个性的文章的人也不是非常多，我是讨了年轻的便宜。”
文学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中
人物周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跟国内其他文学奖有什么区别？
谢有顺：我们没有刻意和别的文学奖比较，只是觉得可以通过报社这样一个平台，通过我们独立的评选程序、艺术眼光，办一个具有一定覆盖面、影响力和专业性的奖，一点都没有跟人家竞争的意图。
人物周刊：为什么评委是固定的，而且还记名投票？
谢有顺：这是一个持续的、每年都要办下去的奖，所以我觉得不宜频繁更换评委。如果这个奖每年更换评委，并且匿名投票，也不知道谁投了谁，权力就被滥用了。每年都是那几个人，过程又非常清楚，肯定就要承担一定责任。
人物周刊：这些年拿大奖的都是80年代成名的作家，最近几年很少有重要作品。
谢有顺：这跟这个奖的理念有关系。大奖带有一点终身成就奖的意味。
现在文坛的中坚力量仍是他们。不能为了有意推举新的力量，而忽视中坚力量的文学成就。其他单项奖只看当年度作品的影响。
人物周刊：现在你怎么理解文学的角色？
谢有顺：不要简单地把文学理解为小说诗歌散文，我觉得文学是一种情怀，也是一种修养，代表着我们的审美水平。从这角度来看文学会分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今天很多广告语里面有文学的因素；网上的很多帖子相当于文学写作；包括今天媒体的表达方式很多都来源于文学。以前中国的“文”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比如礼仪、书信、书法都是“文”。
人物周刊：纯文学的影响力没有那么大了。
谢有顺：我不这么悲观。文学一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去书店看看，摆在最醒目位置的还是文学；哪怕街上卖的盗版书，很多也是文学书。文学依然影响着民众，我们不能藐视这样一种载体，应该善用它。
我总在思考，文学是否有可能重新影响社会、影响人心。文学是最感性、最大众的媒介，如果希望将中国文化的精髓，最大限度跟民众对接，那就不能忽视文学和文艺。
你让民众直接去读庄子去读朱熹是很难的。文学比较直白，比较感性，经过文学载体转化，很多中国文化精髓是能进入大众层面的。
谢有顺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Q：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A：我是个对现状从来都不满意的人。物质上我很容易满足，我来自农村，对我父母来讲，我已经过上了很好的生活。不满是因为不能过得更好，总有很多事情分解你的时间、精力，感觉是在随风飘荡、无力。
Q：对你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你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A：谈不上有什么成就。但如果要谈心得，我觉得有两个字很重要，那就是“郑重”。梁漱溟先生认为人生有几种态度，一种态度是厌弃的、逃避的，一种态度是逐离的，还有一种就是郑重的，既重视当下，又不仅仅活在当下，怀有理想、对未来还有想象。我一直提醒自己，要郑重对待这些人和事。
Q：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A：了解很多都是间接的。后来读了很多的文学作品、做了研究专题，自然会对他们的历史有兴趣。我喜欢跟我老家的长辈聊天说话，也能得到很多资讯。那是个公共意志取代个人意志的时代，我能理解他们的无力与无奈。
我挺庆幸我们这代人还有可能守护自己的内心。这不是最好的时代，也不是最坏的时代。很多人将自己的无所作为归咎于时代，他们总是在想象一个黄金时代。我觉得这是自欺欺人，你的黄金时代就是当下。我强调实践、强调做事，这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责任。
Q：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A：这个时代令人感慨万千。我们的生活更多元化，但多元化背后是浅薄化，对任何庄严的、郑重的东西没有兴趣。一个时代只有娱乐和调侃，没有庄严郑重是令人担心的。我觉得应该恢复一部分人对崇高庄严的兴趣。
在这个时代奢谈信念和理想是可笑的。现在谈论身体并不隐私，谈论灵魂才是。在任何场合你大胆谈论身体，人家不觉得奇怪，一谈论灵魂人家就觉得非常奇怪。灵魂成了难以启齿、难以言喻的东西。人被解构成为肉身的人、平面的人，没有人之为人的纵深感、沉重感。
Q：你觉得你的同龄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A：我们这一代人在分化，很难概括。很多人沉迷身体的狂欢和欲望的放纵，但也有一部分人在觉醒，思考我们如何过得更好，我们的心如何更有质量。我们这一代人的价值分裂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是同时代不同人之间的分裂，一个是自我内心的分裂。我觉得分裂考验我们，最大限度弥合这种分裂，在这种分裂中有所坚持，有所行动，可能他就是我们杰出的代表。
Q：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的？在世的人当中，你最钦佩的是谁？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A：我觉得领袖应该拥有信念、智慧和行动3个方面。首先是有信念，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也知道将自己所要的与社会所要的对接。另外他必须是有智慧、有创造力的，还能够通过他的智慧，把他所创造的，用有效的方式跟社会对话。
我非常钦佩金庸。他的小说涵括政治、经济、文化、时代，不仅是写一地一事，而且写一个国家，甚至几个国家政经的各个方面。这种能力和气象、有穿透力的激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缺乏的。
“领袖”这词太大太沉重。我们这代人还在成长的阶段，很难列出什么人选。已经有一批人成长为社会中坚力量，你说他是领袖，我想很多人不服气。因为这个词有特殊的含义。当然我们也没必要把这个词看得那么沉重，不要太当回事，可以把它看作一种景象。
Q：责任、权利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A：我觉得这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三者有一种内在联系。就我来讲，所有的权利在于表达自我的自由，这是最根本的权利。表达过程中就会产生责任的问题。我的书和文字，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跟我坚持的信念，和谐、默契。
Q ：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一部电影？
A：我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圣经》。我对《圣经》特别有兴趣，不只是因为信仰，也不只是因为它优美的话语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对世界的认识是根本性的，能够让人回到原初，回到根本问题。现在的书很少在根本性问题上对人产生启发。像《圣经》，还有先秦时代诸子百家的典籍，都带有根本性原初性的力量。电影我最喜欢《肖申克的救赎》，它表现出了人无与伦比的坚韧、勇气、信念，有种庄严的力量，人是不能被轻易打败和摧毁的。
Q：你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A：我没有权利说自己不幸福。我特别在乎的是家里人的感受，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将我看作是可以承担的力量，无论是经济也好其他方面也好，我都承担着一种基本责任。根本上讲，我是个悲观主义者，但我们依然无法忽视尘世的幸福对我们的感召，所以我不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抽象世界。
不安和担忧一直伴随着我。在这样纷扰的时代，让自己的心清静下来、坚守信念很难。真正的困扰来自如何把握自己的内心和持守自己的信念。一个文化人如果在这点上溃败就被连根拔起了。我不断地提醒自己，保持一种对抗的力量。我常常想起王阳明的话——“持志如青松”。
谢有顺1972年出生，新锐学者、文学评论家。有《我们内心的冲突》、《我们并不孤单》、《话语的德性》、《身体修辞》等著作。自2003年起，主持“华语传媒文学大奖”。2006年起，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他是最新锐的批评家，用众多著作表达他对当下的看法；他也是最郑重的评奖人，以“华语传媒文学大奖”为媒体独立评选文学奖树立风范。他仍相信文学的力量，相信“应该恢复对崇高庄严的兴趣”
美溪村在革命老区福建省长汀县的山区里，去年五一才通公路。谢有顺就在那里度过了没有电灯的童年，现在每年回家一两次，感情都很复杂，“在当下的语境中，在城市里奋斗发展的人，能有一个老家可以回，是很幸福的事。”但同时，每个人的故乡都免不了在沦陷，各种变化也悄悄发生，通路后就更加不可避免。
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他被保送到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按当时惯例，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大学毕业他应该回老家教书，那样，他现在可能是长汀县某中学的主任或校长。对于山村孩子来说，这已是不错的出路，他的3个妹妹可是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但他却放弃了分配的工作，在福州一家电影杂志做了两年编辑，继续着文学梦。
乡下孩子对文学的认识，就只有四大名著。一直到上大学，他才接触到各种文学著作、评论杂志、报纸以及音乐。头回听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反应是“原来还有这么好听的音乐啊”，被同学传为笑谈。
也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写文学评论，而且一下就在各种学术刊物发表了，其中包括《文学评论》。“走在路上，遇到系主任，无端端说‘祝贺你’，我都不明白祝贺什么，也不敢问。我说，‘谢谢。’琢磨老半天，才知道是祝贺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一篇长文章。原来在《文学评论》发表文章是件了不得的事。”
工作之后，有一次到广州，广东作协的杨克把他推荐给创刊不久的《南方都市报》副刊主管陈朝华。正好福建的工作不如意，也有往外走的愿望，于是他果断地留了下来。
至今，谢有顺还很怀念在《南都》的日子。在那里，他经历了一份报纸从创立到成熟的大半个过程，那种工作氛围和工作精神塑造了他的信念，同时也完善了他对社会的理解。
工作之外，继续耕耘文学评论这块自留地，“把对文学的看法，对世界、对人类的看法表达出来”。他连续出版著作，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引人瞩目的评论家。还是在读的博士生，就当上了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博导。
然后就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这最初是《南都》创办人程益中提出的，由他具体负责。诗人于坚的说法是：首届文学奖颁奖活动恰好赶上“非典”猖獗时期。谢有顺多次进入广州机场可怕的候机楼，迎接每一个前来参加的嘉宾。“我在一群严严实实的白口罩中再次见到了他……产地鲜明，消瘦，苍白，忍着瞌睡……”
6年过去，这个奖已成为华语文学界的一个重要奖项。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里，谢有顺作为负责人，一直小心翼翼地协调着各种关系，因为“任何一次评奖背后都很复杂，利益和关系的纠葛，稍微处理不慎就会发生伤害”。文学奖有固定评委，记名投票，讨论过程请记者和公证员到场，让结果和投票人直接挂钩。谢有顺认为，这样，大家就要对手里的投票权负责，“把非文学的东西推到外面”。
文学评论这个本行，和大学时比起来，一些微妙的改变也在悄然发生。“年轻时候有说话的强烈渴望，顾忌很少。那时候的文章看起来激情，但严谨的、经得起推敲的东西很少。”现在锋芒渐收，“越写越发现可能要通过更多元更复杂的方式来呈现它，不再急于把结论简单地说出来。”
这位山里出来的青年在中国文坛正越来越体现出自己的影响力。但他仍很自谦，“文学研究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早年能写出有个性的文章的人也不是非常多，我是讨了年轻的便宜。”
文学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中
人物周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跟国内其他文学奖有什么区别？
谢有顺：我们没有刻意和别的文学奖比较，只是觉得可以通过报社这样一个平台，通过我们独立的评选程序、艺术眼光，办一个具有一定覆盖面、影响力和专业性的奖，一点都没有跟人家竞争的意图。
人物周刊：为什么评委是固定的，而且还记名投票？
谢有顺：这是一个持续的、每年都要办下去的奖，所以我觉得不宜频繁更换评委。如果这个奖每年更换评委，并且匿名投票，也不知道谁投了谁，权力就被滥用了。每年都是那几个人，过程又非常清楚，肯定就要承担一定责任。
人物周刊：这些年拿大奖的都是80年代成名的作家，最近几年很少有重要作品。
谢有顺：这跟这个奖的理念有关系。大奖带有一点终身成就奖的意味。
现在文坛的中坚力量仍是他们。不能为了有意推举新的力量，而忽视中坚力量的文学成就。其他单项奖只看当年度作品的影响。
人物周刊：现在你怎么理解文学的角色？
谢有顺：不要简单地把文学理解为小说诗歌散文，我觉得文学是一种情怀，也是一种修养，代表着我们的审美水平。从这角度来看文学会分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今天很多广告语里面有文学的因素；网上的很多帖子相当于文学写作；包括今天媒体的表达方式很多都来源于文学。以前中国的“文”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比如礼仪、书信、书法都是“文”。
人物周刊：纯文学的影响力没有那么大了。
谢有顺：我不这么悲观。文学一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去书店看看，摆在最醒目位置的还是文学；哪怕街上卖的盗版书，很多也是文学书。文学依然影响着民众，我们不能藐视这样一种载体，应该善用它。
我总在思考，文学是否有可能重新影响社会、影响人心。文学是最感性、最大众的媒介，如果希望将中国文化的精髓，最大限度跟民众对接，那就不能忽视文学和文艺。
你让民众直接去读庄子去读朱熹是很难的。文学比较直白，比较感性，经过文学载体转化，很多中国文化精髓是能进入大众层面的。
谢有顺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Q：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A：我是个对现状从来都不满意的人。物质上我很容易满足，我来自农村，对我父母来讲，我已经过上了很好的生活。不满是因为不能过得更好，总有很多事情分解你的时间、精力，感觉是在随风飘荡、无力。
Q：对你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你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A：谈不上有什么成就。但如果要谈心得，我觉得有两个字很重要，那就是“郑重”。梁漱溟先生认为人生有几种态度，一种态度是厌弃的、逃避的，一种态度是逐离的，还有一种就是郑重的，既重视当下，又不仅仅活在当下，怀有理想、对未来还有想象。我一直提醒自己，要郑重对待这些人和事。
Q：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A：了解很多都是间接的。后来读了很多的文学作品、做了研究专题，自然会对他们的历史有兴趣。我喜欢跟我老家的长辈聊天说话，也能得到很多资讯。那是个公共意志取代个人意志的时代，我能理解他们的无力与无奈。
我挺庆幸我们这代人还有可能守护自己的内心。这不是最好的时代，也不是最坏的时代。很多人将自己的无所作为归咎于时代，他们总是在想象一个黄金时代。我觉得这是自欺欺人，你的黄金时代就是当下。我强调实践、强调做事，这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责任。
Q：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A：这个时代令人感慨万千。我们的生活更多元化，但多元化背后是浅薄化，对任何庄严的、郑重的东西没有兴趣。一个时代只有娱乐和调侃，没有庄严郑重是令人担心的。我觉得应该恢复一部分人对崇高庄严的兴趣。
在这个时代奢谈信念和理想是可笑的。现在谈论身体并不隐私，谈论灵魂才是。在任何场合你大胆谈论身体，人家不觉得奇怪，一谈论灵魂人家就觉得非常奇怪。灵魂成了难以启齿、难以言喻的东西。人被解构成为肉身的人、平面的人，没有人之为人的纵深感、沉重感。
Q：你觉得你的同龄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A：我们这一代人在分化，很难概括。很多人沉迷身体的狂欢和欲望的放纵，但也有一部分人在觉醒，思考我们如何过得更好，我们的心如何更有质量。我们这一代人的价值分裂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是同时代不同人之间的分裂，一个是自我内心的分裂。我觉得分裂考验我们，最大限度弥合这种分裂，在这种分裂中有所坚持，有所行动，可能他就是我们杰出的代表。
Q：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的？在世的人当中，你最钦佩的是谁？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A：我觉得领袖应该拥有信念、智慧和行动3个方面。首先是有信念，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也知道将自己所要的与社会所要的对接。另外他必须是有智慧、有创造力的，还能够通过他的智慧，把他所创造的，用有效的方式跟社会对话。
我非常钦佩金庸。他的小说涵括政治、经济、文化、时代，不仅是写一地一事，而且写一个国家，甚至几个国家政经的各个方面。这种能力和气象、有穿透力的激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缺乏的。
“领袖”这词太大太沉重。我们这代人还在成长的阶段，很难列出什么人选。已经有一批人成长为社会中坚力量，你说他是领袖，我想很多人不服气。因为这个词有特殊的含义。当然我们也没必要把这个词看得那么沉重，不要太当回事，可以把它看作一种景象。
Q：责任、权利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A：我觉得这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三者有一种内在联系。就我来讲，所有的权利在于表达自我的自由，这是最根本的权利。表达过程中就会产生责任的问题。我的书和文字，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跟我坚持的信念，和谐、默契。
Q ：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一部电影？
A：我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圣经》。我对《圣经》特别有兴趣，不只是因为信仰，也不只是因为它优美的话语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对世界的认识是根本性的，能够让人回到原初，回到根本问题。现在的书很少在根本性问题上对人产生启发。像《圣经》，还有先秦时代诸子百家的典籍，都带有根本性原初性的力量。电影我最喜欢《肖申克的救赎》，它表现出了人无与伦比的坚韧、勇气、信念，有种庄严的力量，人是不能被轻易打败和摧毁的。
Q：你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A：我没有权利说自己不幸福。我特别在乎的是家里人的感受，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将我看作是可以承担的力量，无论是经济也好其他方面也好，我都承担着一种基本责任。根本上讲，我是个悲观主义者，但我们依然无法忽视尘世的幸福对我们的感召，所以我不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抽象世界。
不安和担忧一直伴随着我。在这样纷扰的时代，让自己的心清静下来、坚守信念很难。真正的困扰来自如何把握自己的内心和持守自己的信念。一个文化人如果在这点上溃败就被连根拔起了。我不断地提醒自己，保持一种对抗的力量。我常常想起王阳明的话——“持志如青松”。
谢有顺1972年出生，新锐学者、文学评论家。有《我们内心的冲突》、《我们并不孤单》、《话语的德性》、《身体修辞》等著作。自2003年起，主持“华语传媒文学大奖”。2006年起，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他是最新锐的批评家，用众多著作表达他对当下的看法；他也是最郑重的评奖人，以“华语传媒文学大奖”为媒体独立评选文学奖树立风范。他仍相信文学的力量，相信“应该恢复对崇高庄严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