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瑞士有两个别称，一是“欧洲屋脊”，二是“世界公园”。300多年来，旅游业一直是这个国家的支柱产业之一，伯尔尼、洛桑、日内瓦、卢塞恩、苏黎世这五个城市都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伯尔尼的旧城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核定的世界遗产，著名的爱因斯坦博物馆基本保持了爱因斯坦当年居住时的格局；洛桑是奥林匹克总部所在地，陈列着公元前776年首届古代奥运会举办地奥林匹亚山的模型、古希腊运动会的遗物等；日内瓦是个响当当的“国际大城市”，许多世界级的“大佬”机构驻扎在那里，起码有20个以上；琉森不仅是历史文化名城，有天下无双的湖光山色，曾吸引了很多作家到此来居住和写作；苏黎世是瑞士第一大城市，也是经济中心，聚集了数量最多的亿万富翁，所以被称作“亿万富翁都市”。
瑞士有两个别称，一是“欧洲屋脊”，二是“世界公园”。据说因得益于这两大地形地貌的特色，所以早在17世纪就吸引了欧洲的精英阶层到瑞士旅行和度假。300多年来，旅游业一直是这个国家的支柱产业之一。
我去过两次瑞士，曾在伯尔尼、洛桑、日内瓦、卢塞恩、苏黎世五个城市驻足。从整体上看，这五个城市都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就我个人喜好而言，我只在意每座城市中的一处景点。旅行，愿去哪儿，愿看什么，全凭个人兴趣，不能强求同一的。
爱因斯坦博物馆
伯尔尼不仅是瑞士首都，也是一座旅游城市，她的旧城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核定的世界遗产，城里的钟塔、阶梯大教堂、正义女神雕塑喷泉等，都是闻名于世的地标性景点，但我去伯尔尼，主要是为了拜谒一个伟人。
克拉姆大街49号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在伯尔尼生活时的故居（1902-1909年），2005年，为纪念相对论问世100周年，瑞士政府把该故居辟为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说，因为是临街的房子，难以改扩建，所以基本保持了爱因斯坦当年居住时的格局。博物馆内展出了很多实物和照片，都是爱因斯坦当年使用过的，其中还有爱因斯坦的上课录音（1908年，爱氏曾兼任伯尔尼大学的编外讲师），所有这些都较为系统地记录了他的生平事迹。我在爱因斯坦博物馆门前留影数张，不仅因为他老人家的举世无双的科学成就，更因为他老人家令人敬仰的高尚品行。
爱因斯坦研究并提出狭义相对论时只有26岁，刚刚由瑞士国家专利局的“临时工”转为正式的三级技术员，但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时已经42岁了，而且获奖的科学成果并非相对论，而是从理论上正确解释了德国物理学家赫兹在1887年发现的光电效应。我有时看到媒体或读物上“爱因斯坦因发现相对论获诺贝尔奖”的文字时，不禁为这样的无知而扼腕叹息。
爱因斯坦是我最崇拜、最敬仰的伟人之一，在所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对人类科学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者数以千计，但像爱因斯坦那样坚守正义，坚守良知，坚持科学为和平事业服务理念的科学家屈指可数——1914年一战爆发，德国知识界在军国主义分子的操纵下，发表了一个“文明世界宣言”，内容是鼓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其真正目的是为德国的侵略战争辩护。当时在“宣言”上签名的93人，都是德国最有声望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就连伦琴、普朗克这样的科学巨匠都签了字。但是，爱因斯坦拒绝同流合污，而且背道而驰，毅然在反战的《告欧洲人书》上签字以表明自己的立场。我就是从爱因斯坦的行为中厘清了国家利益和人类和平之间的关系。
进爱因斯坦博物馆要买门票，6瑞士法郎，这个价格我觉得有点贵。但当我花2个瑞士法郎买一个面包圈时，我释然了，因为我终于领教了瑞士物价的超级贵。在德国，我借宿的学生公寓旁的一个超市中，同样大小的面包圈仅0.23欧元一个，即便是按现在的比值，也要相差数倍。
奥林匹克博物馆
洛桑是个令我心仪已久的城市，因为那儿是奥林匹克总部所在地，我喜欢竞技体育，所以洛桑是我心中的圣地之一。
我去瞻仰奥林匹克总部时，适逢它从巴黎迁至洛桑100周年纪念，但不知为什么，不管是奥运职能部门还是地方行政部门，都没有举行百年大庆的集会或仪式什么的，这要是在中国大陆，早就是“彩旗迎风招展，四方宾客来贺，一派节日气象”了，可我去时发现“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切如常。
奥林匹克博物馆是靠四方集资修建的，它是一幢五层建筑，但地上只有两层，地下却有三层，馆内陈列着公元前776年首届古代奥运会举办地奥林匹亞山的模型、古希腊运动会的遗物、首届现代奥运会的纪念金币、1936年以后历届奥运会使用过的火炬等。最令我感兴趣的是“电视墙”，它不停地播放着历届奥运会上精彩的“一瞬间”，很多都是我很熟悉的场面。博物馆的地下三层主要是奥林匹克研究中心，里面收藏有大量的图书、音像资料和照片。我发现在展厅内有一方“捐赠者纪念墙”，上面镌刻着捐赠者的名单，我看到其中有五星红旗和中国奥委会的名字，自豪感油然而生。
据说奥林匹克博物馆落成时，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曾陪同西班牙的卡洛斯国王等贵宾参观，一干人首先进入的是中国文物展室，卡洛斯国王在金缕玉衣和凤冠前长时间停留，不但仔细端详展品，而且还不停地询问旁人，最后留下一句话：“这些文物充分体现了中国古老的文明”。
奥林匹克博物馆内门票价是23瑞士法郎（包括中文解说听筒），这是我在欧洲各地旅行中所买的价格最贵的一张门票。我们一行人中就我一个人进馆参观，别的人都嫌门票贵而去坡下的莱蒙湖畔闲逛了。在中国，真正喜欢竞技体育以及懂体育精神的人凤毛麟角，看比赛、欢庆申奥成功什么的都是凑热闹而已。
在奥林匹克纪念馆旁边有一条全世界最正规、最精确的百米跑道。为了拍照，更为了唤起当年我在田径场上曾经有过的荣耀和勇气，我一口气在这跑道上用全力跑了三次60米，只是毕竟年逾花甲，所以离开跑道时已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了。
圣皮埃尔大教堂
从19世纪后期开始，到瑞士旅行是英国贵族们追求的一种时尚，他们的首选城市都是日内瓦。 即便在世界范围内，日内瓦也是个响当当的“国际大城市”，只是这个“国际大城市”只有20万常驻人口，其中还有很多是揣着外国护照的居民，这是拜许多世界级的“大佬”机构驻扎在日内瓦所赐——联合国欧洲总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红十字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保护妇女儿童组织等，我所知道的就起码有20个以上。
我到日内瓦，主要是冲着圣皮埃尔大教堂而去，因为那里有一个我感兴趣的历史人物——加尔文。十六世纪初，当德国人马丁·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行将半途而废时，法国人加尔文却在日内瓦取得了成功。今天，加尔文教不仅在法国，瑞士占据统治地位，英格兰的清教徒、荷兰的乞丐派、早期移民北美的欧洲人，大都信仰加尔文教。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尔文的宗教思想是推动五月花号启航的诱因，所以，加尔文也是美国的“信仰之父”。
圣皮埃尔大教堂建在老城中心的山坡上，当年是加尔文领导宗教改革的总部所在地，里面还保存有加尔文当年用过的椅子，但存放在教堂的塔楼里（登楼参观票价4欧元）。圣皮埃尔大教堂公元从5世纪动土，重建、扩建、修建一直拖到了11世纪才竣工。因为拖延的时间太久，所以融汇了多种建筑元素，大教堂整体式样是罗马风格，但拱门是哥特式，而18世纪扩建的正门则有希腊-罗马式的圆柱。圣皮埃尔大教堂的设计者和建造者能把这些建筑元素和谐融合，真是很了不起。因为大教堂位于城市的最高点，所以从北面的塔楼可以眺望整个日内瓦和莱蒙湖，但我没上去，因为我觉得花4欧元上去看一眼城市和加尔文坐过的椅子，性价比太低了。
有一点我很纳闷，尽管日内瓦是加尔文教的中心，还被人喻为“新教的罗马”，可我在那儿了解到，在一次权威机构的调查中显示，这个城市有22%的居民表示他们不信仰任何宗教，我臆测这是否是城市的国际化程度太高了的缘故。
“世界上最悲壮最感人的雕像”
琉森也被译作“卢塞恩”，古罗马时期，琉森只是一个不到十户人家的小渔村，为了给过往的船只导航，村民们修建了一个灯塔，所以“琉森”在拉丁文中是“灯”的意思，城市也因此得名。
琉森不仅是历史文化名城，还被誉为是瑞士最理想的度假胜地，天下无双的湖光山色，曾吸引了很多作家到此来居住和写作，列夫·托尔斯泰、马克·吐温等还留下了赞美这座城市的文字。虽然琉森的风光美不胜收，但令我震撼的景点还是“濒死的狮子”。
今天的瑞士是世界上数得着的富裕国家，国民的幸福指数一直高踞世界前十名之列。但在农耕时代，这个国家因地处山区，产粮微薄，所以非常贫穷落后，很多男子迫于生计，都到别的欧洲国家充当雇佣兵养家糊口。瑞士雇佣兵的忠诚和善战举世闻名，“濒死的狮子”就是记载了瑞士雇佣兵可歌可泣的一段史实：1792年8月10日，起义民众攻打凡尔赛宫，为保护路易十六和玛丽王后，皇家瑞士雇佣兵卫队殊死抵抗，最后全部战死。为纪念这批忠勇烈士，1812年，丹麦雕刻家特尔巴尔森在一块岩石上创作了雕像“濒死的狮子”——一头长10米、高3米多的雄狮，痛苦地倒在地上，折断的长矛插在肩头，旁边还有一个带有瑞士国徽的盾牌，雕像下方刻有描述事件经过的文字。这是“世界上最悲壮和最感人的雕像”，此话出自马克·吐温之口。
瑞士这种国家，之所以赢得全世界的尊敬和尊重，不是因为诞生了什么政治伟人，也不是因为出现了什么富豪大亨，更不是因为拥有名满天下的钟表和银行，而是因为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正直勇敢、品行高尚的国民！我还一直认为瑞士人是世界上最勤劳、最勇敢、最智慧的国民之一，因为，能把一个山地国家建设成举世公认的“世界花园”即是佐证。
班霍夫大街
苏黎世是瑞士第一大城市，也是经济中心（就像上海），因为她聚集了数量最多的亿万富翁，所以被称作“亿万富翁都市”，很多缺乏地理历史知识的中国人，还误認为苏黎世是瑞士的首都，我在那儿就亲眼见识到多起这样的笑话。苏黎世目前是世界上生活最富裕、城市最时尚、物价最昂贵，但也是社会最安全的城市之一。2014年，在联合国人居署全球最佳宜居城市评选中，苏黎世位居榜首。
我去这座城市之前就知道，富裕、时尚、安全、集中体现在班霍夫大街上，据说世界上很多明星名媛可以一整天耗在长1 500米不到的班霍夫大街上，但我却用45分钟就走了一个来回，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条街上所有的商店铺面都不适合我这个阶层的人。那些橱窗里的商品全是世界最高等级的名牌，我既茫然无知也看不懂，我只摄下了几个服装品牌的外文名：Aigner、Bally、Burberrys、Chanel、Ferragamo、Gucci、Hermes、Louis Vuitton及Prada等，价格都是可望不可即，还有如珠宝、钟表、饰品等，标价更是天文数字，一言以蔽之：“世界品牌圣地”名不虚传！
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班霍夫大街上的金融巨头。
全球有120多家大银行的总部在苏黎世安营扎寨，其中大多数坐落在班霍夫大街上。这些银行为了方便客户都24小时营业。朋友告诉我，他们全天候服务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让客户可以在任何时间内前来使用匿名储藏柜，但这些储藏柜只认钥匙和密码，至于什么人来取柜中物品他们也不管。瑞士银行保密制度举世皆知，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还享有盛誉，但现在这项制度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因为它为世界各地的犯罪分子提供了金融上的庇护，其中包括中国的贪腐官员。我还很清晰地记得，2009年2月19日，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为了避免被起诉，瑞士最大的银行瑞银集团做出妥协，被迫向美方支付7.8亿美元的巨额罚款并提供250名至300名美国客户的信息。瑞士银行保密制度也饱受欧盟国家如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的诟病，因为这些国家的富豪为逃避税收，就把钱存到瑞士银行。从目前的形势和发展的眼光看，银行保密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已经为期不远了。
苏黎世还有一段轶事令我感兴趣，那就是列宁曾在这儿写了一本名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书，只是书里面曾一度被奉为圭臬的论断“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显然是有失偏颇了，因为历史的轨迹并没有朝他老人家预见或指引的方向延伸。但我们也不能强求古人，列宁生活在100年前，他怎么可能想象一个世纪后，社会竟然发展到这样一种模式？就像现在，有谁能说出一百年后的手机或电脑会先进到什么程度？
1516年，瑞士在马里格拉诺战役中被法国和威尼斯联盟打败，因痛感战争杀戮带来的伤害，所以朝野上下一致同意奉永久中立为国策。整整5个世纪过去了，这块土地上没再出现过战争硝烟，中立成了这个国家的品牌。窃以为有这样一个品牌罩着，人民的幸福指数名列前茅当然是不足为奇的。
责任编辑：施 煜
瑞士有两个别称，一是“欧洲屋脊”，二是“世界公园”。据说因得益于这两大地形地貌的特色，所以早在17世纪就吸引了欧洲的精英阶层到瑞士旅行和度假。300多年来，旅游业一直是这个国家的支柱产业之一。
我去过两次瑞士，曾在伯尔尼、洛桑、日内瓦、卢塞恩、苏黎世五个城市驻足。从整体上看，这五个城市都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就我个人喜好而言，我只在意每座城市中的一处景点。旅行，愿去哪儿，愿看什么，全凭个人兴趣，不能强求同一的。
爱因斯坦博物馆
伯尔尼不仅是瑞士首都，也是一座旅游城市，她的旧城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核定的世界遗产，城里的钟塔、阶梯大教堂、正义女神雕塑喷泉等，都是闻名于世的地标性景点，但我去伯尔尼，主要是为了拜谒一个伟人。
克拉姆大街49号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在伯尔尼生活时的故居（1902-1909年），2005年，为纪念相对论问世100周年，瑞士政府把该故居辟为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说，因为是临街的房子，难以改扩建，所以基本保持了爱因斯坦当年居住时的格局。博物馆内展出了很多实物和照片，都是爱因斯坦当年使用过的，其中还有爱因斯坦的上课录音（1908年，爱氏曾兼任伯尔尼大学的编外讲师），所有这些都较为系统地记录了他的生平事迹。我在爱因斯坦博物馆门前留影数张，不仅因为他老人家的举世无双的科学成就，更因为他老人家令人敬仰的高尚品行。
爱因斯坦研究并提出狭义相对论时只有26岁，刚刚由瑞士国家专利局的“临时工”转为正式的三级技术员，但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时已经42岁了，而且获奖的科学成果并非相对论，而是从理论上正确解释了德国物理学家赫兹在1887年发现的光电效应。我有时看到媒体或读物上“爱因斯坦因发现相对论获诺贝尔奖”的文字时，不禁为这样的无知而扼腕叹息。
爱因斯坦是我最崇拜、最敬仰的伟人之一，在所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对人类科学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者数以千计，但像爱因斯坦那样坚守正义，坚守良知，坚持科学为和平事业服务理念的科学家屈指可数——1914年一战爆发，德国知识界在军国主义分子的操纵下，发表了一个“文明世界宣言”，内容是鼓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其真正目的是为德国的侵略战争辩护。当时在“宣言”上签名的93人，都是德国最有声望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就连伦琴、普朗克这样的科学巨匠都签了字。但是，爱因斯坦拒绝同流合污，而且背道而驰，毅然在反战的《告欧洲人书》上签字以表明自己的立场。我就是从爱因斯坦的行为中厘清了国家利益和人类和平之间的关系。
进爱因斯坦博物馆要买门票，6瑞士法郎，这个价格我觉得有点贵。但当我花2个瑞士法郎买一个面包圈时，我释然了，因为我终于领教了瑞士物价的超级贵。在德国，我借宿的学生公寓旁的一个超市中，同样大小的面包圈仅0.23欧元一个，即便是按现在的比值，也要相差数倍。
奥林匹克博物馆
洛桑是个令我心仪已久的城市，因为那儿是奥林匹克总部所在地，我喜欢竞技体育，所以洛桑是我心中的圣地之一。
我去瞻仰奥林匹克总部时，适逢它从巴黎迁至洛桑100周年纪念，但不知为什么，不管是奥运职能部门还是地方行政部门，都没有举行百年大庆的集会或仪式什么的，这要是在中国大陆，早就是“彩旗迎风招展，四方宾客来贺，一派节日气象”了，可我去时发现“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切如常。
奥林匹克博物馆是靠四方集资修建的，它是一幢五层建筑，但地上只有两层，地下却有三层，馆内陈列着公元前776年首届古代奥运会举办地奥林匹亞山的模型、古希腊运动会的遗物、首届现代奥运会的纪念金币、1936年以后历届奥运会使用过的火炬等。最令我感兴趣的是“电视墙”，它不停地播放着历届奥运会上精彩的“一瞬间”，很多都是我很熟悉的场面。博物馆的地下三层主要是奥林匹克研究中心，里面收藏有大量的图书、音像资料和照片。我发现在展厅内有一方“捐赠者纪念墙”，上面镌刻着捐赠者的名单，我看到其中有五星红旗和中国奥委会的名字，自豪感油然而生。
据说奥林匹克博物馆落成时，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曾陪同西班牙的卡洛斯国王等贵宾参观，一干人首先进入的是中国文物展室，卡洛斯国王在金缕玉衣和凤冠前长时间停留，不但仔细端详展品，而且还不停地询问旁人，最后留下一句话：“这些文物充分体现了中国古老的文明”。
奥林匹克博物馆内门票价是23瑞士法郎（包括中文解说听筒），这是我在欧洲各地旅行中所买的价格最贵的一张门票。我们一行人中就我一个人进馆参观，别的人都嫌门票贵而去坡下的莱蒙湖畔闲逛了。在中国，真正喜欢竞技体育以及懂体育精神的人凤毛麟角，看比赛、欢庆申奥成功什么的都是凑热闹而已。
在奥林匹克纪念馆旁边有一条全世界最正规、最精确的百米跑道。为了拍照，更为了唤起当年我在田径场上曾经有过的荣耀和勇气，我一口气在这跑道上用全力跑了三次60米，只是毕竟年逾花甲，所以离开跑道时已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了。
圣皮埃尔大教堂
从19世纪后期开始，到瑞士旅行是英国贵族们追求的一种时尚，他们的首选城市都是日内瓦。 即便在世界范围内，日内瓦也是个响当当的“国际大城市”，只是这个“国际大城市”只有20万常驻人口，其中还有很多是揣着外国护照的居民，这是拜许多世界级的“大佬”机构驻扎在日内瓦所赐——联合国欧洲总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红十字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保护妇女儿童组织等，我所知道的就起码有20个以上。
我到日内瓦，主要是冲着圣皮埃尔大教堂而去，因为那里有一个我感兴趣的历史人物——加尔文。十六世纪初，当德国人马丁·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行将半途而废时，法国人加尔文却在日内瓦取得了成功。今天，加尔文教不仅在法国，瑞士占据统治地位，英格兰的清教徒、荷兰的乞丐派、早期移民北美的欧洲人，大都信仰加尔文教。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尔文的宗教思想是推动五月花号启航的诱因，所以，加尔文也是美国的“信仰之父”。
圣皮埃尔大教堂建在老城中心的山坡上，当年是加尔文领导宗教改革的总部所在地，里面还保存有加尔文当年用过的椅子，但存放在教堂的塔楼里（登楼参观票价4欧元）。圣皮埃尔大教堂公元从5世纪动土，重建、扩建、修建一直拖到了11世纪才竣工。因为拖延的时间太久，所以融汇了多种建筑元素，大教堂整体式样是罗马风格，但拱门是哥特式，而18世纪扩建的正门则有希腊-罗马式的圆柱。圣皮埃尔大教堂的设计者和建造者能把这些建筑元素和谐融合，真是很了不起。因为大教堂位于城市的最高点，所以从北面的塔楼可以眺望整个日内瓦和莱蒙湖，但我没上去，因为我觉得花4欧元上去看一眼城市和加尔文坐过的椅子，性价比太低了。
有一点我很纳闷，尽管日内瓦是加尔文教的中心，还被人喻为“新教的罗马”，可我在那儿了解到，在一次权威机构的调查中显示，这个城市有22%的居民表示他们不信仰任何宗教，我臆测这是否是城市的国际化程度太高了的缘故。
“世界上最悲壮最感人的雕像”
琉森也被译作“卢塞恩”，古罗马时期，琉森只是一个不到十户人家的小渔村，为了给过往的船只导航，村民们修建了一个灯塔，所以“琉森”在拉丁文中是“灯”的意思，城市也因此得名。
琉森不仅是历史文化名城，还被誉为是瑞士最理想的度假胜地，天下无双的湖光山色，曾吸引了很多作家到此来居住和写作，列夫·托尔斯泰、马克·吐温等还留下了赞美这座城市的文字。虽然琉森的风光美不胜收，但令我震撼的景点还是“濒死的狮子”。
今天的瑞士是世界上数得着的富裕国家，国民的幸福指数一直高踞世界前十名之列。但在农耕时代，这个国家因地处山区，产粮微薄，所以非常贫穷落后，很多男子迫于生计，都到别的欧洲国家充当雇佣兵养家糊口。瑞士雇佣兵的忠诚和善战举世闻名，“濒死的狮子”就是记载了瑞士雇佣兵可歌可泣的一段史实：1792年8月10日，起义民众攻打凡尔赛宫，为保护路易十六和玛丽王后，皇家瑞士雇佣兵卫队殊死抵抗，最后全部战死。为纪念这批忠勇烈士，1812年，丹麦雕刻家特尔巴尔森在一块岩石上创作了雕像“濒死的狮子”——一头长10米、高3米多的雄狮，痛苦地倒在地上，折断的长矛插在肩头，旁边还有一个带有瑞士国徽的盾牌，雕像下方刻有描述事件经过的文字。这是“世界上最悲壮和最感人的雕像”，此话出自马克·吐温之口。
瑞士这种国家，之所以赢得全世界的尊敬和尊重，不是因为诞生了什么政治伟人，也不是因为出现了什么富豪大亨，更不是因为拥有名满天下的钟表和银行，而是因为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正直勇敢、品行高尚的国民！我还一直认为瑞士人是世界上最勤劳、最勇敢、最智慧的国民之一，因为，能把一个山地国家建设成举世公认的“世界花园”即是佐证。
班霍夫大街
苏黎世是瑞士第一大城市，也是经济中心（就像上海），因为她聚集了数量最多的亿万富翁，所以被称作“亿万富翁都市”，很多缺乏地理历史知识的中国人，还误認为苏黎世是瑞士的首都，我在那儿就亲眼见识到多起这样的笑话。苏黎世目前是世界上生活最富裕、城市最时尚、物价最昂贵，但也是社会最安全的城市之一。2014年，在联合国人居署全球最佳宜居城市评选中，苏黎世位居榜首。
我去这座城市之前就知道，富裕、时尚、安全、集中体现在班霍夫大街上，据说世界上很多明星名媛可以一整天耗在长1 500米不到的班霍夫大街上，但我却用45分钟就走了一个来回，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条街上所有的商店铺面都不适合我这个阶层的人。那些橱窗里的商品全是世界最高等级的名牌，我既茫然无知也看不懂，我只摄下了几个服装品牌的外文名：Aigner、Bally、Burberrys、Chanel、Ferragamo、Gucci、Hermes、Louis Vuitton及Prada等，价格都是可望不可即，还有如珠宝、钟表、饰品等，标价更是天文数字，一言以蔽之：“世界品牌圣地”名不虚传！
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班霍夫大街上的金融巨头。
全球有120多家大银行的总部在苏黎世安营扎寨，其中大多数坐落在班霍夫大街上。这些银行为了方便客户都24小时营业。朋友告诉我，他们全天候服务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让客户可以在任何时间内前来使用匿名储藏柜，但这些储藏柜只认钥匙和密码，至于什么人来取柜中物品他们也不管。瑞士银行保密制度举世皆知，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还享有盛誉，但现在这项制度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因为它为世界各地的犯罪分子提供了金融上的庇护，其中包括中国的贪腐官员。我还很清晰地记得，2009年2月19日，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为了避免被起诉，瑞士最大的银行瑞银集团做出妥协，被迫向美方支付7.8亿美元的巨额罚款并提供250名至300名美国客户的信息。瑞士银行保密制度也饱受欧盟国家如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的诟病，因为这些国家的富豪为逃避税收，就把钱存到瑞士银行。从目前的形势和发展的眼光看，银行保密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已经为期不远了。
苏黎世还有一段轶事令我感兴趣，那就是列宁曾在这儿写了一本名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书，只是书里面曾一度被奉为圭臬的论断“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显然是有失偏颇了，因为历史的轨迹并没有朝他老人家预见或指引的方向延伸。但我们也不能强求古人，列宁生活在100年前，他怎么可能想象一个世纪后，社会竟然发展到这样一种模式？就像现在，有谁能说出一百年后的手机或电脑会先进到什么程度？
1516年，瑞士在马里格拉诺战役中被法国和威尼斯联盟打败，因痛感战争杀戮带来的伤害，所以朝野上下一致同意奉永久中立为国策。整整5个世纪过去了，这块土地上没再出现过战争硝烟，中立成了这个国家的品牌。窃以为有这样一个品牌罩着，人民的幸福指数名列前茅当然是不足为奇的。
责任编辑：施 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