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首先是精神的长征，其次才是身体的长征。若比体能、比武器装备，红军不如“白军”；若比意志、比信仰，比战斗精神，“白军”不如红军。长征比拼的正是信仰和意志，最终信仰突破了“围追堵截”，意志战胜了艰难险阻。
　　（一）
　　红军三大主力长征都是在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被迫战略转移，说白了，就是打了败仗。中国自古以来，鲜有败军成事者，李自成九宫山的败亡，石达开大渡河的覆灭，成为当年所有预言家预测红军前途的参照系。但历史没有重演，红军跳出了历史的覆辙。为什么红军败而不倒，溃而不散，上下同欲，百折不挠？靠的就是信仰。红军有别于其他所有军队的本质特征就是，红军是信仰的集合，而不是雇佣关系、金钱关系和权势关系的集合。
　　长征时的红军中“老幼病妇”占了很大的比重。长征途中岁数大的当属“五老”，林伯渠（48岁）、徐特立（57岁）、董必武（48岁）、谢觉哉（50岁），再加上朱老总（48岁）。他们和年轻战士一样长途跋涉在万里征途上。徐特立老人头发斑白，牙齿脱落，但很少骑马，得空就给红军将士们上课。谢觉哉老人随身带着一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过草地时，他把唯一御寒的毯子都扔了，但仍把印章挂在脖子上跋山涉水，完好地将它带到了陕北。
　　在长征的队伍里，“红小鬼”是一个独特的群体。胡耀邦、萧华等都曾是有名的“红小鬼”。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有些十二三岁的孩子一定要跟着红军走，谁也劝阻不住。这个年龄段，正是需要父母呵护的时候，但他们却尝尽了人间的艰难困苦。像人们后来所熟知的蔡畅和警卫员“红桃”的故事、陈赓和“红小鬼”这样的故事，在长征途中何止成百上千。一个地方的老乡，听说附近有一些老红军牺牲了，当地苏维埃政府动员他们去掩埋尸体。走近一看，哪里是什么“老红军”，分明是一伙“小红军”，稚气未脱，老乡们潸然泪下。
　　红军中还有一批女战士，这是长征途中一道特殊的风景线。著名作家丁玲在延安采访这些女战士时感慨地说了一句话，“长征最苦的是，苦了女兵”。据统计和考证，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到达陕北的女红军有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等30位；红二方面军有李贞、陈琮英等22位；红二十五军有周东屏、戴觉敏等7位；红四方面军的女红军人数最多，共约8000余人。她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与男同志们一起行军打仗，风餐露宿，还要担负起救治伤员、宣传鼓动等多项任务。她们被称为“政治战士”，行军途中要奔前跑后，往往要比一般的战士每天多走10多里。因此，周恩来赞誉她们是走了三万五千里的人。
　　小平同志晚年时，曾经有人问他，参加长征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小平同志不假思索，操着浓重的乡音回答，“跟着走！”看似不假思索，其实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人生选择，这是对信念的坚守。红军指战员们铁了心，就是爬着、跛着也要跟着共产党走。就是这句“跟着走”，使红军走出了雪山草地，走出了一个新中国。
　　（二）
　　信仰是要勇敢来开路的，忠诚是要以血性来表现的。
　　1934年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后，红十军团三个师一万余人，最后冲出包围到达闽浙赣苏区的只有粟裕率领的一个无炮弹的迫击炮连、一个无枪弹的机枪连和二十一师第五连，以及一些轻伤病员，共400余人。方志敏、刘畴西、瞿秋白、刘伯坚等人被敌人捕获杀害，何叔衡、贺昌等人牺牲在战场上。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曾经5次负伤，谭家桥之战是最后一次负伤，在转移途中壮烈牺牲，年仅24岁。
　　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打得最惨烈的一仗，红军广大指战员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与数倍之敌血战五昼夜，终于突破了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但是，红军也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
　　在事关中央红军生死攸关的强渡大渡河战斗中，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在安顺场涌现了十七勇士，红二师四团在泸定桥涌现出了二十二勇士。在强渡安顺场战斗发起前，聂荣臻问主攻营长：“孙继先，你知道石达开吗？”孙继先回答：“管他十达开九達开，我们一定能过河！”红二师四团，为赶在敌人前面，昼夜兼程240里，在泥泞的羊肠小道上，三步一滑，五步一跌，硬是“滚进”了目的地，创造了步兵徒步行军的纪录。随后，他们立即投入战斗，二连连长廖大珠担任突击队长，22名突击队员均为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他们背挎马刀，腰缠手榴弹，冒着枪林弹雨，攀过铁索，冲向对岸，用他们的勇敢和忠诚杀出了一条血路。
　　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是“狠、硬、快、猛、活”“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消灭敌人，决不罢休。徐向前回忆百丈关大战，“附近的水田、山丘、深沟，都成了敌我相搏的战场，杀声震野，尸骨错列，血流满地。指战员子弹打光，就同敌人反复白刃格斗；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拉响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此战打了七天七夜，我军共毙伤敌1.5万佘人，自己伤亡亦近万人。这只是红四方面军无数恶战的一个缩影。
　　古代三国时期关公刮骨疗毒的故事传为佳话，长征时期红军指战员类似刮骨疗毒的事迹却是普遍现象。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中央苏区第4次反“围剿”作战中腹部重伤，带着弹片开始长征，伤口时时向外流着脓血。到达陕北后，马海德医生为王稼祥诊断治疗，他在回忆录中说：“我看了非常吃惊，心想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这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简直难以想象！”中央红军出发前一个半月，陈毅身负重伤，右胯骨粉碎性骨折，手术后，转战途中，伤口复发化脓。陈毅叫警卫员将自己的伤腿绑在树干上，硬是自己把开刀未取干净的一块碎骨头从伤口挤了出来。红三军团十二团政委钟赤兵在率部奪取娄山关时，右腿被9颗子弹打伤，骨头被打断，撕开了一大块肉。没有麻药，他硬是咬紧牙关，医生为他锯掉了一条腿。截肢手术后，拖着一条腿走完了长征……以上只是挂一漏万，团以上将领负伤若此，基层指战员伤痛可见一斑。但广大红军指战员都以顽强的毅力，忍着巨大伤痛，拖着伤臂断腿、孱弱身躯冲杀出了一条血色道路。 　　狭路相逢勇者胜，哪怕寡不敌众，哪怕九死一生，也要血溅七尺，前仆后继，揩干净烈士身上的鲜血，继续前进！这就是不屈不挠的长征精神！
　　（三）
　　凭一个人的匹夫之勇是成不了大事的，凭一个人的毅力也难以通过雪山草地。
　　长征是集体力量的结晶，是英雄群体的史诗。在长征途中，毛泽东经常将自己的骡子让给体弱的战士和女同志代步。红军长征到达毛尔盖以后，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患肝脓肿，体质极度虚弱，彭德怀下令组织担架队，由陈赓任队长，兵站部长兼政委杨立三组织担架，抬着周恩来向草地进发。杨立三等冒着被沼泽吞没的危险，坚持将周恩来抬出草地。杨立三走出草地后就病倒了。1954年杨立三病逝，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他送葬，走在最前头执绋的即是周恩来。
　　过草地时，彭德怀眼见一个个活蹦乱跳的战士因为饥饿而昏倒在草地上时，他下令杀掉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大黑骡子给战士们当口粮。他的警卫员舍不得，彭德懷下了死命令，“快开枪！你不向它开枪，我就向你开枪！”枪声响起，彭德怀转过身去，缓缓摘下军帽，向屡立大功的大黑骡子默哀。
　　有个班的7位红军战士，在吃完了钉在鞋底的牛皮掌后，又吃身上的皮带，7个人的皮带吃掉了6根，当吃到第7根皮带的第一个扣眼时，他们得知即将走出草地。为了纪念这段同生共死的岁月，大家一致决定忍饥挨饿把这半根皮带保留下来。现在，这根残缺的皮带珍藏在国家博物馆里。
　　红军的收容部队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景象：有的两个战士摞在一起倒下，上面的战士紧紧搂住下面战士的脖子，下面的战士用双手紧紧托着上面战士的身体。这显然是下面的战士背着已经昏迷过去的战友，而后自己也倒下了。一位已经牺牲的战士，赤身裸体地倒在草地上，身边却叠放着脱下的衣服，泥地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送给缺衣的战友。路过此处者，无不默哀致敬。他们把衣服披在烈士的身上，让他与草地共眠。
　　过雪山时，我父亲的战友姜钟得了雪盲症，加上年幼体弱，行走困难，父亲和他的小伙伴们发誓，“背也要把姜钟背过雪山”。没想到这一“背”，竟背出了一位共和国的将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担任四川省副省长的桑吉悦希（又名天宝，藏族），曾经是一位小活佛，长征时加入红军，分配到由我父亲担任班长的班里。几十年后，与我父亲相遇，人未谋面，泪已先流，一声“老班长”，两人紧紧相拥而泣。这是一种生死之交，这是从雪山草地中相互搀扶走出来的战友。
　　（四）
　　长征有着讲不完的故事。这些故事当中蕴含的精神，也是多维的。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弱小的红军克服了重重险阻，最终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最终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最终把中国革命引向光明前途。
　　长征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面前，什么是忠诚，什么是勇敢，什么是牺牲，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卓越……都让后人看得清清楚楚。而这些，恰恰都是一支军队战斗力生成中极端重要的组成部分。
　　今天，當我们强调能打仗打胜仗，思考在相对和平的年代如何克服和平积弊、如何培育和强化官兵战斗精神的时候，80年前那段人类史无前例的远征无疑给我们太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