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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汪丁丁而言，经济学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以此为枢纽，旁通到政治学、数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乃至行为科学，正如他在自己的最新著作、600多页厚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中所涉及的那样。而他对当前中国经济现状的解读，也往往脱离经济学单一领域的桎梏，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读莎士比亚的知青
汪丁丁祖籍浙江，1953年出生在沈阳，很快就被带到了北京。他的名字出自诗经“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好像注定要多说话。
1969年，汪丁丁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了知青。他在厨房打杂，每天早上用一根扁担挑4桶水，“外加十天半月追杀一头肥猪”。
当时，知青们最大的娱乐是下工后在宿舍里互相骂街，比谁骂得花哨。只有一位哈尔滨知青，经常装病不上工，在宿舍里拉小提琴。汪丁丁就在琴声里蹭那个知青的《莎士比亚选集》看。
两年后，汪丁丁请假回到北京，从此“泡着”再没回去。家里的书被他读了个遍，从马列选集到世界通史，从基督教教义到希腊神话，从托尔斯泰到微积分手稿。这样又过了3年，他被分配到一家应用电子技术研究所当工人，受指派参加并领导“工人理论写作组”，开始接触政治经济学说史、剩余价值理论和高等数学。也是在研究所，他认识了日后的妻子。
1977年，汪丁丁考入北京师范学院 （现首都师范大学） 数学系。本科4年，他基本上不怎么上课，整天泡在图书馆里自学。除了数学，他读得最多的是黑格尔和罗素的哲学书籍。上世纪80年代初，时任社科院院长马洪受国家领导人委托，成立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并组建专家组，预测2000年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已是中科院系统科学与数学研究所研究生的汪丁丁，也成为“就业”专题组的一员，开始建数学模型。
第一次拿到计算结果，汪丁丁目瞪口呆：按照“最优控制原理”，他预测出的就业人数每年成倍增长，几年里从2000万增加到4000万。这显然违背经济学常识。“当时，我们能用的历史数据不到30年，以这样短的时间序列预测未来20年的经济状况，当然会产生极大误差。”他于是在小组召集人的指导下，研读起《资本论》等政治经济学著作。
毕业前夕，同学们纷纷联系出国。汪丁丁发了几封信就不了了之。他总觉得，“一个人一生里会遇到无数机会，只有那些能够引起主体兴趣的机会才被把握住，追索下去，实现梦想。”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1986年，汪丁丁拿着全额奖学金，转入夏威夷大学经济系读博。
在夏威夷期间，汪丁丁依旧喜欢整天泡在图书馆，而且总能在期末考试时得到90分以上的高分。博士毕业后，他先后在夏威夷大学和香港大学做研究和教学工作。1996年回国后，他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后分别在浙江大学和东北财经大学兼任博士生导师。
对于汪丁丁，两极化的声音同时存在：批评者指责他把经济学问题复杂化，“写的文章晦涩难懂”；支持者则钦佩他的渊博与跨学科素养，称赞他是“经济学功底深厚的学问家”。对此，他自己的解释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绝不仅仅局限在专业知识的狭隘领域内，相反，应该面向更广阔的世界，看到比经济基础更高远的上层建筑。
中产阶级必然瓦解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物质财富迅速积累，但人们的满足感似乎并没有提高多少，甚至相反。如果问其他的经济学者，为什么在过去10年里，大学生们没有成为中产阶层，反而沦为知识民工？答案可能是：经济结构、利益集团、市场供求……汪丁丁却认为，中产阶层是完全自由竞争的社会里特有的现象，在“幂律”机制的作用下，庞大的中产阶级必然瓦解。
所谓幂律，一个通俗的解释就是马太效应，即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在汪丁丁看来，现代经济是知识经济，而知识经济时代正符合幂律起作用的条件。“知识经济有一个特点：可复制。我将自己知道的知识教给你，并不会影响我对它的运用，但当我们各自用这个知识从事生产时，强烈的竞争关系就产生了。”于是，出现了两种生产方式：一是运用已有的旧知识；二是和别人交换信息，从他人那里直接获得新知识。“一旦你获得了新知识，生产出了新产品，利润就全归你了。”
在这个理论下，每一个新加入的社会成员都希望和那些已经有很多人际关系的人建立联系，以得到更多的新知识，进而创造更多的利润。于是，在社会网络的顶层，老朋友越多的人，新朋友也越多，他们所掌握的知识资本和资源也越多。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的收入水平不再由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决定，而是由知识的收益递增性决定的。财富越集中，越能带来更多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中产阶级必然会瓦解，走向两极化。”
在最早进入知识经济的美国，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时，诺贝尔奖得主、信息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提供过一个数据：不到1%的社会人口占有99%的财富。而最后的调查结果显示，是不到1‰的人口占有99%以上的财富。他甚至公开表示，“占领华尔街”源于社会不公。这让汪丁丁心生感慨：“幂律的极端形式发生在美国，而不是中国，尽管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已经很糟糕了。”
贫富差距背后的社会心理
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了中国的基尼系数——0.474（2012年）。而根据汪丁丁主编的《新政治经济学评论》刊发的报告，国内研究机构对19个中国省份的调查显示，基尼系数是0.61，全世界最高。即使考虑到中国富裕人群的权重（指该指标在整体评价中的相对重要程度）没有估计的那么高，基尼系数仍高达0.55，而国际警戒线是0.4左右。
很多人由此发出疑问：当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了全球最高警戒线时，这个社会为什么还能保持长期稳定和发展？
“在枣核形结构的社会中，顶层、底层各有一小撮人，中间是庞大的中产阶级，标准的基尼系数是0.33，这样的结构能保证纵向的社会流动性。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能很快上升到高层，成为大亨，甚至总统。当一个人生活在纵向流动性很高的社会里时，他所能承受的不平等程度就很高。因为他相信，人人都有机会升到顶层，所以不会眼红别人致富。但是，如果纵向流动性被堵塞了，富人家族永远富下去，官员家族永远有权力，人们对不平等程度的承受力就会降低，嫉妒心、红眼病泛滥，改革也就很难推进。”汪丁丁认为，中国的社会纵向流动性并不高，但中国社会之所以仍然保持稳定，是因为“中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特殊主义情结”。 据汪丁丁介绍，在上世纪80年代，海外学者在中国做过一次全面改革承受力的文化调查，指出了一个妨碍中国民主化的最重要的文化因素，就是过于强烈的特殊主义情结。
“这种心理是，即使觉得社会不平等，但我认识谁谁谁，他又认识谁谁谁，最后，我就能通过特殊的渠道，或多或少地得到物质上或心理上的改善。”汪丁丁说，美国人、欧洲人也有特殊主义情结，但没有中国人这么严重，社会相对也更法制化，这让他们不好意思通过特殊渠道获得好处。“即使认识美国总统，他也不好意思直接去要东西。但中国人绝对好意思，甚至会把大门敞开，把关系亮给别人看。”
“事实上，在民主社会里，很多经济问题说到底是政治问题，经济改革最终是政治改革。贫富差距是一个经济问题，也可以说是社会心理、文化传统的问题，但这些都与政治制度密不可分。”
说到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汪丁丁列举的另一个例子，是低工资问题。近年来，因为劳动报酬长期被压低，就业难与用工荒这两个看似矛盾的问题，一直在中国劳动力市场同时存在。劳动报酬被长期压低的结果是浪费劳动，企业受价格信号的诱导，会更多地使用廉价劳动力，最终纷纷变成劳动密集型企业，产业无法升级，劳动力价格稍微涨一点，企业就面临破产的危险。
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劳动密集型企业无法迅速转换成资本密集型企业？汪丁丁认为，资本密集型企业需要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来操纵资本，而在过去30年里，国内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劳动工资的增长速度。“因为没钱，他们（劳动力）不能上大学，生病治不了，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而马克思说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那样才可以带动更多的资本运行。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社会长期滞后。”
经济学家肩负的社会责任
“印度也经历着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剧变，其贫富差距的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国，但当今中国人强烈的诉求，在印度人那里并不存在。”汪丁丁很赞成一些观察者的研究结论：普通印度人有追求心性自由的传统，或许这种文化在中国的缺失，是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
在汪丁丁看来，从古至今，中国文化传统里的心性自由是逐渐消失的。对于现代的“精神危机”，他坦言，自己“没有什么能拿出来的办法”，只提出了一个思路：借鉴宋明时代的“为己之学”。“今人之学是为人之学，为文凭、为老板、为生活，都是为他人所学。而为己之学是解决心灵问题、人生问题的。你想解决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就要做到不外求，而是通过‘为己之学’自足。”
过去100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着西方文明的冲击与洗礼，保守与开放，自大与自卑，一次次碰撞的结果，让中国人直到今天仍然谈不上具备强大的文化自信。但汪丁丁乐观地相信，经过足够长时间的潜移默化，种种舶来的生活方式可以与本土的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相融合。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文明与文化象征的中国知识分子，又该承担起怎样的责任？汪丁丁曾在文章里批评道：“在西方民主社会里，知识分子履行社会批判的职能。而在中国社会，这个群体完全消失了。我们环顾四周，有知识的人很多，但他们并不批判社会，而且努力要进入或迎合社会主流。有人把现在这些知识分子叫做专业型技术知识分子，有知识没文化，不承担中国古代社会‘士’的责任。”
有些人抨击经济学者们“被既得利益集团操纵”，对此，汪丁丁说得更加尖锐：“实际上，他们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不管是个人收入、社会地位还是话语权，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另一方面，他们又受限在专业知识结构里。毕竟，经济学是一个工具型学科，他们无法提出更高的视角。”
上世纪90年代，北京知识界经常有一些私人沙龙。大家讨论过一个问题：经济学家要不要谈道德？有人认为，经济学家应该服从自己的分工，只谈经济就好。汪丁丁却认为，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学家的话语权应该远远超过其他领域的学者。“在美国，经济学家没什么话语权，因为法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哪个领域专家的话语权都比经济学家大。但在中国不行，因为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经济学家说话有人听，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说话没人听的。你不说道德，你把这个事交给谁去？你在中国，你得负责任。”
汪丁丁想担负起属于自己的责任。在他看来，知识社会里，短期的改革是政治，长期的改革是教育。只要朝着正确的目标坚持前行，目前的困境，都是暂时的。
读莎士比亚的知青
汪丁丁祖籍浙江，1953年出生在沈阳，很快就被带到了北京。他的名字出自诗经“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好像注定要多说话。
1969年，汪丁丁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了知青。他在厨房打杂，每天早上用一根扁担挑4桶水，“外加十天半月追杀一头肥猪”。
当时，知青们最大的娱乐是下工后在宿舍里互相骂街，比谁骂得花哨。只有一位哈尔滨知青，经常装病不上工，在宿舍里拉小提琴。汪丁丁就在琴声里蹭那个知青的《莎士比亚选集》看。
两年后，汪丁丁请假回到北京，从此“泡着”再没回去。家里的书被他读了个遍，从马列选集到世界通史，从基督教教义到希腊神话，从托尔斯泰到微积分手稿。这样又过了3年，他被分配到一家应用电子技术研究所当工人，受指派参加并领导“工人理论写作组”，开始接触政治经济学说史、剩余价值理论和高等数学。也是在研究所，他认识了日后的妻子。
1977年，汪丁丁考入北京师范学院 （现首都师范大学） 数学系。本科4年，他基本上不怎么上课，整天泡在图书馆里自学。除了数学，他读得最多的是黑格尔和罗素的哲学书籍。上世纪80年代初，时任社科院院长马洪受国家领导人委托，成立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并组建专家组，预测2000年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已是中科院系统科学与数学研究所研究生的汪丁丁，也成为“就业”专题组的一员，开始建数学模型。
第一次拿到计算结果，汪丁丁目瞪口呆：按照“最优控制原理”，他预测出的就业人数每年成倍增长，几年里从2000万增加到4000万。这显然违背经济学常识。“当时，我们能用的历史数据不到30年，以这样短的时间序列预测未来20年的经济状况，当然会产生极大误差。”他于是在小组召集人的指导下，研读起《资本论》等政治经济学著作。
毕业前夕，同学们纷纷联系出国。汪丁丁发了几封信就不了了之。他总觉得，“一个人一生里会遇到无数机会，只有那些能够引起主体兴趣的机会才被把握住，追索下去，实现梦想。”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1986年，汪丁丁拿着全额奖学金，转入夏威夷大学经济系读博。
在夏威夷期间，汪丁丁依旧喜欢整天泡在图书馆，而且总能在期末考试时得到90分以上的高分。博士毕业后，他先后在夏威夷大学和香港大学做研究和教学工作。1996年回国后，他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后分别在浙江大学和东北财经大学兼任博士生导师。
对于汪丁丁，两极化的声音同时存在：批评者指责他把经济学问题复杂化，“写的文章晦涩难懂”；支持者则钦佩他的渊博与跨学科素养，称赞他是“经济学功底深厚的学问家”。对此，他自己的解释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绝不仅仅局限在专业知识的狭隘领域内，相反，应该面向更广阔的世界，看到比经济基础更高远的上层建筑。
中产阶级必然瓦解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物质财富迅速积累，但人们的满足感似乎并没有提高多少，甚至相反。如果问其他的经济学者，为什么在过去10年里，大学生们没有成为中产阶层，反而沦为知识民工？答案可能是：经济结构、利益集团、市场供求……汪丁丁却认为，中产阶层是完全自由竞争的社会里特有的现象，在“幂律”机制的作用下，庞大的中产阶级必然瓦解。
所谓幂律，一个通俗的解释就是马太效应，即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在汪丁丁看来，现代经济是知识经济，而知识经济时代正符合幂律起作用的条件。“知识经济有一个特点：可复制。我将自己知道的知识教给你，并不会影响我对它的运用，但当我们各自用这个知识从事生产时，强烈的竞争关系就产生了。”于是，出现了两种生产方式：一是运用已有的旧知识；二是和别人交换信息，从他人那里直接获得新知识。“一旦你获得了新知识，生产出了新产品，利润就全归你了。”
在这个理论下，每一个新加入的社会成员都希望和那些已经有很多人际关系的人建立联系，以得到更多的新知识，进而创造更多的利润。于是，在社会网络的顶层，老朋友越多的人，新朋友也越多，他们所掌握的知识资本和资源也越多。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的收入水平不再由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决定，而是由知识的收益递增性决定的。财富越集中，越能带来更多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中产阶级必然会瓦解，走向两极化。”
在最早进入知识经济的美国，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时，诺贝尔奖得主、信息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提供过一个数据：不到1%的社会人口占有99%的财富。而最后的调查结果显示，是不到1‰的人口占有99%以上的财富。他甚至公开表示，“占领华尔街”源于社会不公。这让汪丁丁心生感慨：“幂律的极端形式发生在美国，而不是中国，尽管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已经很糟糕了。”
贫富差距背后的社会心理
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了中国的基尼系数——0.474（2012年）。而根据汪丁丁主编的《新政治经济学评论》刊发的报告，国内研究机构对19个中国省份的调查显示，基尼系数是0.61，全世界最高。即使考虑到中国富裕人群的权重（指该指标在整体评价中的相对重要程度）没有估计的那么高，基尼系数仍高达0.55，而国际警戒线是0.4左右。
很多人由此发出疑问：当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了全球最高警戒线时，这个社会为什么还能保持长期稳定和发展？
“在枣核形结构的社会中，顶层、底层各有一小撮人，中间是庞大的中产阶级，标准的基尼系数是0.33，这样的结构能保证纵向的社会流动性。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能很快上升到高层，成为大亨，甚至总统。当一个人生活在纵向流动性很高的社会里时，他所能承受的不平等程度就很高。因为他相信，人人都有机会升到顶层，所以不会眼红别人致富。但是，如果纵向流动性被堵塞了，富人家族永远富下去，官员家族永远有权力，人们对不平等程度的承受力就会降低，嫉妒心、红眼病泛滥，改革也就很难推进。”汪丁丁认为，中国的社会纵向流动性并不高，但中国社会之所以仍然保持稳定，是因为“中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特殊主义情结”。 据汪丁丁介绍，在上世纪80年代，海外学者在中国做过一次全面改革承受力的文化调查，指出了一个妨碍中国民主化的最重要的文化因素，就是过于强烈的特殊主义情结。
“这种心理是，即使觉得社会不平等，但我认识谁谁谁，他又认识谁谁谁，最后，我就能通过特殊的渠道，或多或少地得到物质上或心理上的改善。”汪丁丁说，美国人、欧洲人也有特殊主义情结，但没有中国人这么严重，社会相对也更法制化，这让他们不好意思通过特殊渠道获得好处。“即使认识美国总统，他也不好意思直接去要东西。但中国人绝对好意思，甚至会把大门敞开，把关系亮给别人看。”
“事实上，在民主社会里，很多经济问题说到底是政治问题，经济改革最终是政治改革。贫富差距是一个经济问题，也可以说是社会心理、文化传统的问题，但这些都与政治制度密不可分。”
说到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汪丁丁列举的另一个例子，是低工资问题。近年来，因为劳动报酬长期被压低，就业难与用工荒这两个看似矛盾的问题，一直在中国劳动力市场同时存在。劳动报酬被长期压低的结果是浪费劳动，企业受价格信号的诱导，会更多地使用廉价劳动力，最终纷纷变成劳动密集型企业，产业无法升级，劳动力价格稍微涨一点，企业就面临破产的危险。
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劳动密集型企业无法迅速转换成资本密集型企业？汪丁丁认为，资本密集型企业需要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来操纵资本，而在过去30年里，国内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劳动工资的增长速度。“因为没钱，他们（劳动力）不能上大学，生病治不了，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而马克思说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那样才可以带动更多的资本运行。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社会长期滞后。”
经济学家肩负的社会责任
“印度也经历着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剧变，其贫富差距的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国，但当今中国人强烈的诉求，在印度人那里并不存在。”汪丁丁很赞成一些观察者的研究结论：普通印度人有追求心性自由的传统，或许这种文化在中国的缺失，是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
在汪丁丁看来，从古至今，中国文化传统里的心性自由是逐渐消失的。对于现代的“精神危机”，他坦言，自己“没有什么能拿出来的办法”，只提出了一个思路：借鉴宋明时代的“为己之学”。“今人之学是为人之学，为文凭、为老板、为生活，都是为他人所学。而为己之学是解决心灵问题、人生问题的。你想解决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就要做到不外求，而是通过‘为己之学’自足。”
过去100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着西方文明的冲击与洗礼，保守与开放，自大与自卑，一次次碰撞的结果，让中国人直到今天仍然谈不上具备强大的文化自信。但汪丁丁乐观地相信，经过足够长时间的潜移默化，种种舶来的生活方式可以与本土的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相融合。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文明与文化象征的中国知识分子，又该承担起怎样的责任？汪丁丁曾在文章里批评道：“在西方民主社会里，知识分子履行社会批判的职能。而在中国社会，这个群体完全消失了。我们环顾四周，有知识的人很多，但他们并不批判社会，而且努力要进入或迎合社会主流。有人把现在这些知识分子叫做专业型技术知识分子，有知识没文化，不承担中国古代社会‘士’的责任。”
有些人抨击经济学者们“被既得利益集团操纵”，对此，汪丁丁说得更加尖锐：“实际上，他们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不管是个人收入、社会地位还是话语权，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另一方面，他们又受限在专业知识结构里。毕竟，经济学是一个工具型学科，他们无法提出更高的视角。”
上世纪90年代，北京知识界经常有一些私人沙龙。大家讨论过一个问题：经济学家要不要谈道德？有人认为，经济学家应该服从自己的分工，只谈经济就好。汪丁丁却认为，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学家的话语权应该远远超过其他领域的学者。“在美国，经济学家没什么话语权，因为法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哪个领域专家的话语权都比经济学家大。但在中国不行，因为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经济学家说话有人听，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说话没人听的。你不说道德，你把这个事交给谁去？你在中国，你得负责任。”
汪丁丁想担负起属于自己的责任。在他看来，知识社会里，短期的改革是政治，长期的改革是教育。只要朝着正确的目标坚持前行，目前的困境，都是暂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