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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法治思想无法回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西方法治理论存在内在缺陷，新时代国家建设需要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支撑。从转化为宪法文本、加强宪法实施、保障人民根本权益、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四个方面出发，可以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实施；人民权益；法治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以下简称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源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思想形成之后，关键在于实施。践行新时代的法治思想，将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新时代建设中是当下我们需要完成的工作，在此背景下，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意义重大。
一、法治思想争鸣
（一）传统法治思想的困境
梁启超先生将先秦的儒家和法家称为“人治主义“和“法治主义”，但是我们不能得出传统思想能衍生出现代法治的结论。战国时代的法治思想是“以君为主.法术势为辅”的君权目的论和法治方法论的统一，它旨在加强封建专制，强调民众的义务本位。这些理念和现代法治中的民主、权利思想格格不入。传统法治思想的局限性源自其所赖以生存的基础理论，传统法治思想来源于法家的“法”“术”“势”方略和儒家的人伦理论.“法”“术”“势”方略有着明显的君权、人治色彩，人伦理论也无法推导出依法治国理念。《礼记》将人伦分为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人必须做到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按照费孝通先生的理解，儒家所谓的推己及人，并非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个人主义下，会衍生出平等观念，宪法观念。而自我主义却产生了差序格局，自己总是中心的。既然传统法治思想不能适应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处于改革深水区的我们就急需一个新的思想来主导改革。改革是破，法治是立，只有法治的保驾护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才能一帆风顺。
（二）西方法治理论的瓶颈
西方法治思想建立在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三权分立的基础上。这些理论对于封建社会来说无疑是巨大进步，但是却无法引导社会主义建设。天赋人权将人的权利归结于上天赋予.至于上天到底是什么，该理论并没有回答清楚。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的权利并不是天赋予的，而是由人本身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离开了人的劳动、人的社会关系，人权将不复存在。可见，人权并非天赋，而是人赋。社会契约论认为公意通过法律表现，人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公意，但是由于立法者与主权者分离，人民无法认识到公意，公意极有可能被寡头所篡改。社会契约论中保障法治的方法是立法者的德性，但倘若只依靠德性，法治必将成为空中楼阁，所谓的依法治国也将永远无法得到落实。三权分立虽然可以避免权力高度集中带来的腐化问题，但是存在不同部门之间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问题。某些利益群体利用三权分立的漏洞，相互攻击，在民主制度不健全的许多国家里，经常会出现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稳定是改革的基础，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多民族国家里，运用西方法治理论，必然会造成不同利益群体之前的纷争。我们必须寻找一个能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且能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思想体系。
（三）马克思法治思想的诞生
马克思认为法律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它作为上层建筑又是经济基础所决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那部分人的利益，總是要把现状作为法律加以神圣化，并且要把习惯和传统对现状造成的各种限制，用法律固定下来。”这揭示了法的本质，启示我们只有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才能让法律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还认为，应有权利作为相互稳定的形式，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它确保个人追求利益满足活动的合理性，意味着个体利益获得了社会的意义。在马克思法治思想中，个人追求利益是合理的，人的利益始终是法律的出发点，法律必须具有保障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功能。马克思在阐述法律保障人民自由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他说，“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获得了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马克思法治思想在吸收洛克分权思想、康德法学、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基础上，形成了极具系统性、科学性、批判性的思想体系。这些思想体系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制度的设立，打下了夯实的理论基础。不过马克思法治思想从来就不是静止不变的，它要求运用发展的眼光，在实践中不断检验自己、发展自己。
二、新时代法治思想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
在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之后，习近平总书记面临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站在历史的分水岭，习近平总书记果断地选择了法治。他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治理国家需要依靠法治，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只有遵守了这种规矩，国家才能得到长远发展。面对社会上困惑已久的“党大还是法大”“权大还是法大”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要明确予以回答。”“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这些回答打消了人民的顾虑。把一切组织和个人的活动纳入法律规范的范围之内.可以推动人民崇敬法律、信仰法律氛围的形成，也能坚定党和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心。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和发展阶段，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规范权力为手段，在继承马克思法治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基础上，习近平法治思想逐步确立起来。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涵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科学的法治理论体系，它既包含法治的一般理论、也涵盖了全面依法治国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个环节的核心观点。如“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重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阐释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树立了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解释了党法关系，“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明确了社会主义法治核心价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抓手”确立了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凡属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阐明了法治与改革、发展关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了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其他法治思想存在巨大差别，它是在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西方先进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特色思想，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马克思法治思想中国化的体现。
为了更好地发挥法治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加强宪法实施”作为落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首要任务，并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可见，宪法能否得到有效实施将成为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的核心与关键问题，直接关系国家发展战略，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能否发挥实际作用的基础。为此，我们有必要在宪法的视角下，探索新时代背景下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具体路径。
三、新时代背景下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具体路径
（一）将法治思想转化为宪法文本
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并不断完善，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就更加突出、更加复杂了，改革进入“深水区”，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我们正在步入摸着顶层设计过河的时代。顶层设计要求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改革要做到于法有据。而依法治国首先就是依宪治国，我们必须凸显以宪法为核心的国家法律体系在改革“深水区”的过河凭栏“顶层设计”规范结构中的显赫地位。宪法是我国根本大法，将习近平法治思想通过立法途径转变为宪法文本，是对改革成果的确认，也是对宪法最高效力的崇敬。我国宪法序言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的效力高于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一切国家机关、政党和社会团体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只有将新时代的习近平法治思想转化为宪法文本，才能更好地发挥法治的作用。具体而言，我们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将新时代法治思想纳入宪法文本。党中央通过全国人大修宪的方式將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有利于国家思想统一和社会繁荣安定。
（二）加强宪法实施
法治精神是宪法的基本精神，宪法的实施是法治精神在社会诸领域的贯彻。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只有在宪法的实施中展现新时代的习近平法治思想，才能让它获得更强大的生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只要我们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能顺利发展。反之，如果宪法受到漠视、削弱甚至破坏，人民权利和自由就无法得到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遭受挫折。”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宪法实施中展现习近平法治思想符合法治的本质，能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社会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下，社会主流价值观模糊，金钱至上和享乐主义思潮逐渐盛行。面对繁杂的社会问题，我们需要强有力的宪法实施来凝聚共识。宪法实施的功能就在于塑造社会共识，当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宪法实施的方式出现，该思想会立马转化为强有力的工具，肃清社会上的各种不良思潮。宪法实施的另一功能是维护国家的法制统一，如果地方的立法，地方政府的活动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不一致或者与中央的政令不一致，通过宪法实施就可以纠正这些不一致的情况，确保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确保中央的决策部署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有利于稳定宪法秩序。一旦习近平法治思想得以实施，任何与它相违背的规定和活动都将得到有效的纠正。
（三）保障人民根本权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习近平法治思想旨在维护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这也是践行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只有依靠群众发展法治，才能更加快速地实现法治化。当前法治建设中尚存在一些问题，如涉及保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法律滞后，涉及住房、教育、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等社会问题仍未有效解决，涉及水土保持、生活垃圾处理、防治大气污染等生态建设还未及时推进。面对这些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我们只有坚持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有效加以解决。当然，保障人民根本利益和维护法治本身就是有机统一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在实现人民权益的同时，法律权威能得到更好的展现，反过来这又将推动法治的发展。
（四）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
国家治理法治化是指宪法和法律成为国家和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和主要依据，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得到切实贯彻实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国家治理法治化意味着运用良法，进行善治。“良法”就是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的一整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成熟定型的制度体系，其中主要是法律制度体系；“善治”就是运用国家法律和制度管理国家、治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过程和结果。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价值要求我们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良法之治。国家治理现代化关系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它既要求国家依法行政、执政党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又要求国家、执政党、政府有机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中。在当前，只有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才能实现三者的高度统一，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又能增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具体落实，两者将共同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的今天，我们愈发需要法治的引领，做到立法先行。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开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针，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引领全局的思想体系，能够发挥稳定社会的作用。社会安稳是改革的基础，习近平法治思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到执政党依宪执政，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因此，我们更应该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转化为宪法文本，加强宪法实施，保障人民根本权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做到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充分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
[责任编辑 刘祖琼]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实施；人民权益；法治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以下简称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源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思想形成之后，关键在于实施。践行新时代的法治思想，将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新时代建设中是当下我们需要完成的工作，在此背景下，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意义重大。
一、法治思想争鸣
（一）传统法治思想的困境
梁启超先生将先秦的儒家和法家称为“人治主义“和“法治主义”，但是我们不能得出传统思想能衍生出现代法治的结论。战国时代的法治思想是“以君为主.法术势为辅”的君权目的论和法治方法论的统一，它旨在加强封建专制，强调民众的义务本位。这些理念和现代法治中的民主、权利思想格格不入。传统法治思想的局限性源自其所赖以生存的基础理论，传统法治思想来源于法家的“法”“术”“势”方略和儒家的人伦理论.“法”“术”“势”方略有着明显的君权、人治色彩，人伦理论也无法推导出依法治国理念。《礼记》将人伦分为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人必须做到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按照费孝通先生的理解，儒家所谓的推己及人，并非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个人主义下，会衍生出平等观念，宪法观念。而自我主义却产生了差序格局，自己总是中心的。既然传统法治思想不能适应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处于改革深水区的我们就急需一个新的思想来主导改革。改革是破，法治是立，只有法治的保驾护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才能一帆风顺。
（二）西方法治理论的瓶颈
西方法治思想建立在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三权分立的基础上。这些理论对于封建社会来说无疑是巨大进步，但是却无法引导社会主义建设。天赋人权将人的权利归结于上天赋予.至于上天到底是什么，该理论并没有回答清楚。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的权利并不是天赋予的，而是由人本身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离开了人的劳动、人的社会关系，人权将不复存在。可见，人权并非天赋，而是人赋。社会契约论认为公意通过法律表现，人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公意，但是由于立法者与主权者分离，人民无法认识到公意，公意极有可能被寡头所篡改。社会契约论中保障法治的方法是立法者的德性，但倘若只依靠德性，法治必将成为空中楼阁，所谓的依法治国也将永远无法得到落实。三权分立虽然可以避免权力高度集中带来的腐化问题，但是存在不同部门之间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问题。某些利益群体利用三权分立的漏洞，相互攻击，在民主制度不健全的许多国家里，经常会出现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稳定是改革的基础，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多民族国家里，运用西方法治理论，必然会造成不同利益群体之前的纷争。我们必须寻找一个能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且能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思想体系。
（三）马克思法治思想的诞生
马克思认为法律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它作为上层建筑又是经济基础所决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那部分人的利益，總是要把现状作为法律加以神圣化，并且要把习惯和传统对现状造成的各种限制，用法律固定下来。”这揭示了法的本质，启示我们只有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才能让法律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还认为，应有权利作为相互稳定的形式，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它确保个人追求利益满足活动的合理性，意味着个体利益获得了社会的意义。在马克思法治思想中，个人追求利益是合理的，人的利益始终是法律的出发点，法律必须具有保障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功能。马克思在阐述法律保障人民自由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他说，“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获得了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马克思法治思想在吸收洛克分权思想、康德法学、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基础上，形成了极具系统性、科学性、批判性的思想体系。这些思想体系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制度的设立，打下了夯实的理论基础。不过马克思法治思想从来就不是静止不变的，它要求运用发展的眼光，在实践中不断检验自己、发展自己。
二、新时代法治思想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
在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之后，习近平总书记面临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站在历史的分水岭，习近平总书记果断地选择了法治。他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治理国家需要依靠法治，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只有遵守了这种规矩，国家才能得到长远发展。面对社会上困惑已久的“党大还是法大”“权大还是法大”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要明确予以回答。”“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这些回答打消了人民的顾虑。把一切组织和个人的活动纳入法律规范的范围之内.可以推动人民崇敬法律、信仰法律氛围的形成，也能坚定党和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心。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和发展阶段，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规范权力为手段，在继承马克思法治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基础上，习近平法治思想逐步确立起来。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涵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科学的法治理论体系，它既包含法治的一般理论、也涵盖了全面依法治国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个环节的核心观点。如“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重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阐释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树立了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解释了党法关系，“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明确了社会主义法治核心价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抓手”确立了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凡属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阐明了法治与改革、发展关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了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其他法治思想存在巨大差别，它是在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西方先进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特色思想，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马克思法治思想中国化的体现。
为了更好地发挥法治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加强宪法实施”作为落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首要任务，并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可见，宪法能否得到有效实施将成为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的核心与关键问题，直接关系国家发展战略，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能否发挥实际作用的基础。为此，我们有必要在宪法的视角下，探索新时代背景下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具体路径。
三、新时代背景下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具体路径
（一）将法治思想转化为宪法文本
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并不断完善，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就更加突出、更加复杂了，改革进入“深水区”，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我们正在步入摸着顶层设计过河的时代。顶层设计要求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改革要做到于法有据。而依法治国首先就是依宪治国，我们必须凸显以宪法为核心的国家法律体系在改革“深水区”的过河凭栏“顶层设计”规范结构中的显赫地位。宪法是我国根本大法，将习近平法治思想通过立法途径转变为宪法文本，是对改革成果的确认，也是对宪法最高效力的崇敬。我国宪法序言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的效力高于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一切国家机关、政党和社会团体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只有将新时代的习近平法治思想转化为宪法文本，才能更好地发挥法治的作用。具体而言，我们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将新时代法治思想纳入宪法文本。党中央通过全国人大修宪的方式將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有利于国家思想统一和社会繁荣安定。
（二）加强宪法实施
法治精神是宪法的基本精神，宪法的实施是法治精神在社会诸领域的贯彻。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只有在宪法的实施中展现新时代的习近平法治思想，才能让它获得更强大的生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只要我们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能顺利发展。反之，如果宪法受到漠视、削弱甚至破坏，人民权利和自由就无法得到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遭受挫折。”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宪法实施中展现习近平法治思想符合法治的本质，能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社会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下，社会主流价值观模糊，金钱至上和享乐主义思潮逐渐盛行。面对繁杂的社会问题，我们需要强有力的宪法实施来凝聚共识。宪法实施的功能就在于塑造社会共识，当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宪法实施的方式出现，该思想会立马转化为强有力的工具，肃清社会上的各种不良思潮。宪法实施的另一功能是维护国家的法制统一，如果地方的立法，地方政府的活动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不一致或者与中央的政令不一致，通过宪法实施就可以纠正这些不一致的情况，确保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确保中央的决策部署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有利于稳定宪法秩序。一旦习近平法治思想得以实施，任何与它相违背的规定和活动都将得到有效的纠正。
（三）保障人民根本权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习近平法治思想旨在维护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这也是践行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只有依靠群众发展法治，才能更加快速地实现法治化。当前法治建设中尚存在一些问题，如涉及保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法律滞后，涉及住房、教育、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等社会问题仍未有效解决，涉及水土保持、生活垃圾处理、防治大气污染等生态建设还未及时推进。面对这些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我们只有坚持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有效加以解决。当然，保障人民根本利益和维护法治本身就是有机统一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在实现人民权益的同时，法律权威能得到更好的展现，反过来这又将推动法治的发展。
（四）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
国家治理法治化是指宪法和法律成为国家和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和主要依据，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得到切实贯彻实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国家治理法治化意味着运用良法，进行善治。“良法”就是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的一整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成熟定型的制度体系，其中主要是法律制度体系；“善治”就是运用国家法律和制度管理国家、治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过程和结果。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价值要求我们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良法之治。国家治理现代化关系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它既要求国家依法行政、执政党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又要求国家、执政党、政府有机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中。在当前，只有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才能实现三者的高度统一，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又能增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具体落实，两者将共同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的今天，我们愈发需要法治的引领，做到立法先行。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开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针，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引领全局的思想体系，能够发挥稳定社会的作用。社会安稳是改革的基础，习近平法治思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到执政党依宪执政，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因此，我们更应该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转化为宪法文本，加强宪法实施，保障人民根本权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做到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充分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
[责任编辑 刘祖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