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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继承和弘扬“法不阿贵”的优秀法治文化，“特权思想”要彻底清除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法治的基本准则和精义所在。近年来，山西之所以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在适用法律上不能做到一视同仁，对“位高权重”者的违法乱纪行为没有严格追究责任有莫大关系。因此，在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弊革风清和全面推进法治山西建设的新形势下，继承和弘扬三晋优秀法治文化中“法不阿贵”的可贵品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
“法不阿贵”是三晋法治文化中的又一重要思想，即使是对地位再高的人，再有权势的人也要做到严格执法、一视同仁。韩非指出，春秋时期，违法犯禁危害国家的几乎都是一些王公贵族，但是国家法律制定出来，针对的对象却都是一些“卑贱”之人，以至于“其民绝望，无所告诉”。针对这种情况，韩非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韩非能提出这一思想确属难能可贵，是对中国法治思想的重大贡献。其后，法不阿贵、执法如山的清官廉吏在山西历朝历代都不乏其人。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东人（今运城永济人），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世称“柳河东”。柳宗元基于儒家的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官为人役”的政治思想，认为是老百姓养活了官吏，官吏就得竭心尽力地为百姓服役来换取俸禄，并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当时官吏为盗是“天下皆然”的现象，主张“条其纲纪”、“齐其法制”，“法不阿贵”，“明法审全”，以法治国，惩治贪官污吏。于成龙（1617年-1684年），作为“天下廉吏第一”，始终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颁布了《兴利除弊约》，其中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旗人放债等15款积弊，责令“自今伊始”“积弊尽行痛革”，又制订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为内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
联系以往山西非正常政治生态的起因，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部分党员领导干部还存在着严重的特权思想，有的党员自恃“背景大、后台硬”，或觉得自己能力出众，总觉得与众不同、高人一等，不将法纪放在眼里，办事动辄逾越法律底线，严重破坏了社会法治。为此，我们继承弘扬三晋优秀法治文化，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继承和弘扬“法不阿贵”的优秀传统，彻底根绝“高人一等”的特权思想。要正确认识权力，明白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一切权力行使必须依照法律制度的规定，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保证权力始终用来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要约束监督权力，通过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舆论制约权力等有效方式，使任何权力都成为有限的、有效的、受监督的权力。要坚决惩治特权，使更多的“想”搞特权和腐败的人望而生畏、望而却步，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级干部犯错误的机会。
四、继承和弘扬“亲疏如一”的优秀法治文化，“圈子文化”要彻底根绝
公平正义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准，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是每一个现代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可以说，法治的最根本目标就是实现公平正义；每个公民对法治寄予的最大期望，也是实现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法治社会的基本标志，没有公平正义，就不能称之为法治。结合近年来山西严重恶化的政治生态，特别是愈演愈烈的“圈子文化”，三晋优秀法治文化中“亲疏如一”的思想尤其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李悝（前455-前395年），战国时期法家重要代表人物。曾任魏文侯相国，主持变法，可以说是法家的鼻祖。李悝在《法经》中所确定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原则，成为了法家区别于诸子百家的鲜明主张。司马光（1019年-1086年），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是历史上又一位受人敬仰的三晋先贤。司马光对公正、严格执法也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主张秉公执法，不能以私心论刑赏。他讲：“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把法律看作天下的公器，任何人不能私用，要做到亲疏如一，严格执法，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做到公平执法，平之如水，这样就没人敢凭借任何依仗而违反法律。
结合以往山西严重恶化的政治生态，特别是愈演愈烈的“圈子文化”现象尤其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圈子文化的本质是利益小集团。其唯利益的取向使得利益的获取超越正常竞争规律，违背了最起码的公平正义，对于个体人格独立、实干创新等价值追求都产生了巨大的负向激励，成为破坏规则与秩序的重灾区。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封建思想严重，在上级下属之间搞人身依附，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热衷于建法外禁地，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规矩，严重践踏了法律。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分析党内的腐败现象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因此，我们必须继承和弘扬“亲疏如一”的三晋优秀法治文化，下大力气有效解决，最大程度肃清“圈子文化”对社会的影响。要强化党的纪律和党的规矩，坚持我们党“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取向，弘扬和践行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同“圈子文化”极端利己的维护帮派私利的价值观做不懈斗争。要坚持“五湖四海”的用人原则。坚持“五湖四海”，就会群英荟萃，人才辈出，事业兴旺；搞小圈子，“一朝天子一朝臣”，必然正气不彰，人心不齐，事业不振。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强化对权力的约束，把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牢笼。把更多权力还给市场和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五、继承和弘扬“明法去私”的优秀法治文化，“请托打点”现象要全力扭转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漾、违法司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三晋优秀法治文化中“明法去私”的重要思想，恰恰可以为形成这样的局面提供有益借鉴。
在三晋传统优秀法治文化中，既强调法律的重要作用，同时又特别重视执法者明法去私、秉公执法。为了树立法律的权威，韩非在其《韩非子·饰邪》篇中说道：“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认为法律是公正的，情感不能代替法，个人的好恶，恩怨情仇都必须服从于法，天下为公则天下治。荀子也讲，“一物失称，乱之端也。夫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称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说的都是要严格执行法律，罪刑要相当，不因执法者个人的好恶而破坏法律，否则就会造成非常不好的后果，没有比这更坏的事情了。狄仁杰（630年-700年），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唐代政治家。狄仁杰为人正直，疾恶如仇，把孝、忠、廉称之为大义。狄仁杰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中杰出的政治家，每任一职，都心系民生，政绩卓著。山西省司法厅所在的狄村就是狄仁杰的故里，现在还有用以纪念他的唐槐公园，里面有狄母手植的槐树，被称为“唐槐”，并有“狄梁公故里”石碑。唐高宗李治时，狄仁杰任大理丞，这是个掌管司法刑事方面的官职。在负责清理积压多年的讼案中，狄仁杰审处了一万七千人，秉公执法，量刑准确，无一人因不服而上诉，赢得了公正执法的美誉。
联系当前各类“请托打点”现象，对正当的社会交往和正常的社会关系造成挤压与扭曲，严重破坏社会的公平正义。这是法治没有得到彰显的最直接体现，是使人情而非法律成为了判断是非的标准。我们继承和弘扬“明法去私”的三晋优秀法治文化，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请托打点”的“说睛风”。要公开权力行使，使显规则成为习惯，让潜规则没有“市场”，使“请托打点”成为多余。要完善监督机制，完善社会征信体系建设，让“请托打点”的代价大于收益，使“请托打点”者付出代价。要对接受“请托打点”者严肃查处。完善公职人员职业伦理规范，同时运用经济、行政和刑事等多种手段进行惩处，使接受“请托打点”者得不偿失，不敢以身试法。
（未完待续）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法治的基本准则和精义所在。近年来，山西之所以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在适用法律上不能做到一视同仁，对“位高权重”者的违法乱纪行为没有严格追究责任有莫大关系。因此，在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弊革风清和全面推进法治山西建设的新形势下，继承和弘扬三晋优秀法治文化中“法不阿贵”的可贵品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
“法不阿贵”是三晋法治文化中的又一重要思想，即使是对地位再高的人，再有权势的人也要做到严格执法、一视同仁。韩非指出，春秋时期，违法犯禁危害国家的几乎都是一些王公贵族，但是国家法律制定出来，针对的对象却都是一些“卑贱”之人，以至于“其民绝望，无所告诉”。针对这种情况，韩非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韩非能提出这一思想确属难能可贵，是对中国法治思想的重大贡献。其后，法不阿贵、执法如山的清官廉吏在山西历朝历代都不乏其人。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东人（今运城永济人），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世称“柳河东”。柳宗元基于儒家的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官为人役”的政治思想，认为是老百姓养活了官吏，官吏就得竭心尽力地为百姓服役来换取俸禄，并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当时官吏为盗是“天下皆然”的现象，主张“条其纲纪”、“齐其法制”，“法不阿贵”，“明法审全”，以法治国，惩治贪官污吏。于成龙（1617年-1684年），作为“天下廉吏第一”，始终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颁布了《兴利除弊约》，其中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旗人放债等15款积弊，责令“自今伊始”“积弊尽行痛革”，又制订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为内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
联系以往山西非正常政治生态的起因，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部分党员领导干部还存在着严重的特权思想，有的党员自恃“背景大、后台硬”，或觉得自己能力出众，总觉得与众不同、高人一等，不将法纪放在眼里，办事动辄逾越法律底线，严重破坏了社会法治。为此，我们继承弘扬三晋优秀法治文化，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继承和弘扬“法不阿贵”的优秀传统，彻底根绝“高人一等”的特权思想。要正确认识权力，明白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一切权力行使必须依照法律制度的规定，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保证权力始终用来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要约束监督权力，通过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舆论制约权力等有效方式，使任何权力都成为有限的、有效的、受监督的权力。要坚决惩治特权，使更多的“想”搞特权和腐败的人望而生畏、望而却步，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级干部犯错误的机会。
四、继承和弘扬“亲疏如一”的优秀法治文化，“圈子文化”要彻底根绝
公平正义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准，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是每一个现代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可以说，法治的最根本目标就是实现公平正义；每个公民对法治寄予的最大期望，也是实现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法治社会的基本标志，没有公平正义，就不能称之为法治。结合近年来山西严重恶化的政治生态，特别是愈演愈烈的“圈子文化”，三晋优秀法治文化中“亲疏如一”的思想尤其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李悝（前455-前395年），战国时期法家重要代表人物。曾任魏文侯相国，主持变法，可以说是法家的鼻祖。李悝在《法经》中所确定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原则，成为了法家区别于诸子百家的鲜明主张。司马光（1019年-1086年），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是历史上又一位受人敬仰的三晋先贤。司马光对公正、严格执法也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主张秉公执法，不能以私心论刑赏。他讲：“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把法律看作天下的公器，任何人不能私用，要做到亲疏如一，严格执法，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做到公平执法，平之如水，这样就没人敢凭借任何依仗而违反法律。
结合以往山西严重恶化的政治生态，特别是愈演愈烈的“圈子文化”现象尤其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圈子文化的本质是利益小集团。其唯利益的取向使得利益的获取超越正常竞争规律，违背了最起码的公平正义，对于个体人格独立、实干创新等价值追求都产生了巨大的负向激励，成为破坏规则与秩序的重灾区。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封建思想严重，在上级下属之间搞人身依附，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热衷于建法外禁地，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规矩，严重践踏了法律。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分析党内的腐败现象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因此，我们必须继承和弘扬“亲疏如一”的三晋优秀法治文化，下大力气有效解决，最大程度肃清“圈子文化”对社会的影响。要强化党的纪律和党的规矩，坚持我们党“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取向，弘扬和践行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同“圈子文化”极端利己的维护帮派私利的价值观做不懈斗争。要坚持“五湖四海”的用人原则。坚持“五湖四海”，就会群英荟萃，人才辈出，事业兴旺；搞小圈子，“一朝天子一朝臣”，必然正气不彰，人心不齐，事业不振。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强化对权力的约束，把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牢笼。把更多权力还给市场和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五、继承和弘扬“明法去私”的优秀法治文化，“请托打点”现象要全力扭转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漾、违法司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三晋优秀法治文化中“明法去私”的重要思想，恰恰可以为形成这样的局面提供有益借鉴。
在三晋传统优秀法治文化中，既强调法律的重要作用，同时又特别重视执法者明法去私、秉公执法。为了树立法律的权威，韩非在其《韩非子·饰邪》篇中说道：“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认为法律是公正的，情感不能代替法，个人的好恶，恩怨情仇都必须服从于法，天下为公则天下治。荀子也讲，“一物失称，乱之端也。夫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称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说的都是要严格执行法律，罪刑要相当，不因执法者个人的好恶而破坏法律，否则就会造成非常不好的后果，没有比这更坏的事情了。狄仁杰（630年-700年），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唐代政治家。狄仁杰为人正直，疾恶如仇，把孝、忠、廉称之为大义。狄仁杰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中杰出的政治家，每任一职，都心系民生，政绩卓著。山西省司法厅所在的狄村就是狄仁杰的故里，现在还有用以纪念他的唐槐公园，里面有狄母手植的槐树，被称为“唐槐”，并有“狄梁公故里”石碑。唐高宗李治时，狄仁杰任大理丞，这是个掌管司法刑事方面的官职。在负责清理积压多年的讼案中，狄仁杰审处了一万七千人，秉公执法，量刑准确，无一人因不服而上诉，赢得了公正执法的美誉。
联系当前各类“请托打点”现象，对正当的社会交往和正常的社会关系造成挤压与扭曲，严重破坏社会的公平正义。这是法治没有得到彰显的最直接体现，是使人情而非法律成为了判断是非的标准。我们继承和弘扬“明法去私”的三晋优秀法治文化，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请托打点”的“说睛风”。要公开权力行使，使显规则成为习惯，让潜规则没有“市场”，使“请托打点”成为多余。要完善监督机制，完善社会征信体系建设，让“请托打点”的代价大于收益，使“请托打点”者付出代价。要对接受“请托打点”者严肃查处。完善公职人员职业伦理规范，同时运用经济、行政和刑事等多种手段进行惩处，使接受“请托打点”者得不偿失，不敢以身试法。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