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小姐是我的表姐，但并不像文艺青年歌中唱的那样风情。
　　董小姐从小就是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她曾在商场看到一辆红色三轮童车，坚決不肯走开，大哭大闹，在地上打滚撒泼，用热烈的肢体语言表达自己对这辆车的深厚渴望。姨妈觉得太贵，最终还是没给她买。我妈听说了此事后，立即给1岁的我买了童车，先借给董小姐骑。印象中，我除了跟那车合了影之外，它一直都在我姨妈家。
　　独生子女太孤单，我爱跟董小姐玩儿。那时候，大三岁可了不得，在智商上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小学一年级时，董小姐带我去看老房子里的一个大马蜂窝。虽然我们只是参观，马蜂们却明显不欢迎，在我们的头顶示威，并蛰了我的手腕。我俩哭着跑回家——我哭是因为疼，她哭是怕挨打。董小姐为了掩饰我的蛰伤，自作主张地到厨房抓了一把碱面，敷在我胳膊上，不断揉搓，一直把蛰肿处搓破了皮，她又拿水冲，于是我就成功地被碱遇水释放出的热烧伤了，从此永久地留下了榆钱大的疤。董小姐说这样我就有记号了，就算被人拐卖，凭记号也能认出我来，跟琼瑶剧《梅花烙》里的情节一样。
　　有一回，我们几个小孩在董小姐家玩，董小姐突发奇想要做饭。做什么好呢？炸油条吧！就在我们弄得满头满脸的面粉、锅里沸腾着半锅油的时候，她家大人及时出现，大声呵斥：怎么能做这么危险的事情？把房子点着、煤气罐弄爆炸怎么办！还把董小姐打了一顿。
　　上了中学后，进入青春期的董小姐日益沉默寡言。周末她总宅在家里，愿望就是能够“整天整天看电视”，以至于她妈出门时都要带走遥控器，后来发展到要在插头上上锁。

　　中学毕业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董小姐去了欧洲一个小国，以读书的名义打工，一去四年。刚从欧洲回来时，她也有过一阵洋气自信的阶段，但很快就发现，自己已变成了一个大龄女青年。她长着御姐的样子，却比小时候还要天真；遇到的都是些开口就问“一个月挣多少钱”的人，却对爱情抱着蓝天白云般的幻想，像一个过时的琼瑶剧女主角。
　　在和一个不靠谱的帅哥谈过一场拖沓的恋爱又分手后，32岁的董小姐又一次踏上了去异国的路。现在的她，据说在西雅图的一家餐馆工作，没有工资，只收小费。
　　每天晚上回去数钱的感觉很好，但我们这些亲人还是更希望，总是生活在远方的她，能在那座以浪漫著称的城市，遇到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