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该我讲了，我可能讲得语无伦次啊。
　　我想了半天，我怎么讲民族复兴，怎么讲文化担当？实际上我今天感觉我就是个战士，我没有资格谈论这两个大题目，但是我可以谈谈我当战士的一些体会。
　　肇星同学刚才说我是个大男孩，我现在也对大家讲，我不是个大男孩，我都77岁了，我受了那么多罪，可我是绝不言苦的一个人。虽然我心里不一定没有苦，不一定没有难处，但是我绝不言苦，因為我是个男人！
　　教育把我培养成了一个战士。在教育上，我认为想搞外语的就让他搞外语，不要弄得搞古典文学的也要把外语学得多好。我们这儿有五六十个大学毕业生，他们说过去学的外语现在基本都忘光了。我们那时候不考外语，但是可以选修，选修学得也很认真。我们那时候是选修俄语，有两位老师，一位是中国老师，教给你标准的语法；另一位是俄罗斯老师，给你纠正成标准的莫斯科音，即使是选修也那么认真。那个时代培养出来的许多学生，到现在还是我们国家的栋梁。
　　现在大家看看，我们有些所谓的教育耽误了多少老师，多少学生？研究生到我这儿来，我问他你跟谁学的，怎么学的？“甭提了，多少年才见导师一面，也就半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不是给他打杂，就是他自己写书去了。”
　　我今天绝对不是表功，表的话也是表我从前受到的教育的功。我是个普通学生，大家看到了，我就是一头牛，天天耕耘，这是谁教给我的？我是1949年4月参军的，现在还是一名战士，还是一头老牛，我到现在还干活。同志们，你们可能不相信，两个半小时里我设计出了290把椅子，大家都说漂亮，说我脑子好。这要感谢我的老师啊。周令钊是我的班主任，我给他磕过三个响头，诚心诚意地磕。为什么？因为他教会了我本事。
　　我举个例子，讲讲我们人民大会堂棚顶的灯光 “满天星”是怎么设计的。那年，建人民大会堂时碰到了个难题，周总理开“诸葛亮会”，请周令钊老师去。难题出在吊灯上，人民大会堂的屋顶那么大，安什么样的吊灯是个问题，政协几百人的一个会场，要是灯掉下来，二十多个座位就都得给砸碎了。这么大的跨度，这个吊灯得多大？周令钊老师听了就说，这还不好解决，用“满天星”吧。就画了图纸送给总理，总理一看，就是它了。这就是老师，他有真东西，也会把真的东西教给你。
　　有人说我这个行，那个行，其实都是老师教给我的。我一入门，就开始学音乐欣赏，第一首曲子是《蓝色多瑙河》，后来我还加入了民歌队。为什么我画画还唱歌？这是老师培养的结果，因为音乐也好，舞蹈也好，戏剧也好，都是相通的。我1952年就到北京来了，看人艺演的《龙须沟》，还有《长征》，后来跟于是之等很多老师都挺要好的。人艺是藏龙卧虎的地方，演员基本上都会画画，都会演戏，各方面的修养都很厉害，都是国家的精英啊！受了他们的影响，我现在讲音乐家能讲出一百多人，讲演员能讲出一百多人，我认为跟那时候受的教育有关系。
　　我举个唱歌的例子，我画得激烈就得唱《英雄之歌》，画面是抒情的就得唱陕北民歌。评弹我也能唱，柴可夫斯基的也行。谁教的？就是老师教的。同志们，那就是教育！
　　那天我跟一位搞教育的同志很不客气地说，我们现在美术学院的学生都拿着相机，那谁去画画？音乐学院的有些学生唱得那个难听，我说祖宗，你别唱了，受不了了！有的编曲编的是什么玩意儿，那么难听还让大家唱出来。这可能和现在的大环境也有关，我们那时候的老师根本没有想着自己弄钱的。
　　我招的学生不多，他们高中考大学攻了一次外语，大学毕业以后考研究生又攻外语，有些艺术天才早就给弄下去了。你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那些有名的学者，数学考零分、英语考零分的人，人家怎么成了学校的骄傲？同志们，该学外语的就去学外语，让他好好学，让他学精，省得翻译得中国人听着像外语，外国人听着像中国话。《霸王别姬》到法国被翻成了《一个妃子的烦恼》，多难听，根本听不下去，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不是一个概念。
　　另外一点，留学回来的人，应该助推中华文化发展。你不能回来了以后就以为自己成了救世主，成了祖宗。要尊重我们自己的国家，尊重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假如真有文化的话，就能理解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不是一个概念。
　　你看我们现在唱的歌，都是 “想你”“爱你”“流眼泪”。我举几个民歌的例子：“脚踩着大路心牵着你，喝油都不长肉了”，你听听写得多棒，这是民歌！“九里里的山疙瘩，十里里沟，一行行青杨一滩滩柳。毛驴驴儿结帮柳林下过，花布的驮子晃悠悠”，这些民歌，多好！
　　我不是在这儿吹牛，我们从前的教育，我们从前的老师给了我们太多东西。现在的有些教育方式，说实在的很难让学生成才。我多么希望同学们，你们常到我的艺术馆来，把这里当成教育基地来学点东西，我会毫不保留地教给大家。谢谢！
　　（著名艺术家韩美林在文化论坛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