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汤也是被司马迁写入《酷吏列传》的。实事求是地说，在那十位“酷吏”之中，此公还算清廉。“汤死，家产值不过五百金，皆为所得奉赐，无他业。”但对于公正执法而言，清廉只是必要前提，并不是必要条件。在张汤的事迹中，使我最不以为然的是对大司农颜异一案的处置。颜异是管经济的，“以廉直”而位“至九卿”，他得的是“腹诽”罪。这个“腹诽”罪就是张汤发明的，比宋高宗时岳飞所得的“莫须有”罪；明英宗时于谦所得的“意欲”罪，都早了一千几百年。
　　关于颜异的“腹诽”罪，《纲鉴易知录》有简要介绍：“上既造白鹿币，问异，异曰：‘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其皮蔫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上不悦。人有告异他事，下张汤治。异与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当：‘异见令(缗钱等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按：同例)，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张汤有两个特长。其一，他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在政治上与汉武帝保持高度一致，在整治别人的时候，绝对以汉武帝的是非为是非，且如司马迁所言：其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而且，在他看来，对汉武帝的任何不敬，都是大逆不道的，其罪当死；其二，他有很灵的“政治嗅觉”，或者叫做“政治敏感性”，“上不悦”，他就闻到了味道；“异不应，微反唇”，他又闻到了味道，这两种味道凑合在一起，颜异的“腹诽”罪就被他构陷出来了。
　　然而，“腹诽”而成之为罪，毕竟是很具讽刺意味的。
　　什么叫“诽”?“诽”与“谤”连用，合称诽谤。“谤”是公开指责，“诽”则是背地非议。诽谤有罪，乃是因为捏造事实，并对别人构成了实际上的伤害。举一个例子说，“人或毁(直)不疑，以为盗嫂”，直不疑(汉景帝时的御史大夫)只说“我乃无兄”。无兄自然无嫂，既无嫂可盗，又何以“盗嫂”?直不疑本来是可以告他们一个诽谤罪的，因为说他“盗嫂”的人无中生有，很可能会使他讨不到老婆升不了官。反过来说，倘若直不疑有兄有嫂并且确实有过“盗嫂”的劣迹，人家当面指责或背后非议，却又何罪之有。无论对事对人，都应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如果仅仅是当面指责，或背后非议就有罪，恐怕本身就说不通。且不说唐尧时“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就是在汉文帝的时代，也还废除过所谓的“诽谤”、“妖言”之法呢!
　　口“诽”未必有罪，却又何论“腹诽”?所谓“腹诽”，无非是对某人、某事有不以为然之看法，或是碍于情面，或是碍于权势，或是出于某种利害关系的考虑而没有说出来。所以，即使真有“腹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纵观中国历史，以言获罪的比比皆是，尤其是在皇上面前，他高兴时，可让你“但说无妨”，他不高兴了，你再去触龙鳞，就要考虑一下自己有几个脑袋。但人有话总是要说的，当面不说背后说，当时不说以后说，嘴巴不说心里说。这最后一条，也就是“腹诽”。何况，是否“腹诽”，其实也只有自己明白，别人无从得知。文人墨客说：“那时不免有些腹诽”，往往是在时过境迁之后。而且，既是“腹诽”，也就没有捏造事实之必要，更无伤害别人之可能，“腹诽”罪之荒谬，由此可见矣。
　　“腹诽”罪之能出现，当然需要异乎寻常的政治环境。妇姑勃溪，勾心斗角，同僚相处，互有不满，互相攻讦当众骂街并不罕见，谁会把对方的“腹诽”当成一码事，谁能把对方的“腹诽”当作一种罪名?颜异的对手就不同了，作为臣子，他面对的是汉武帝刘彻；作为因“他事”而被人告发的嫌犯，他面对的是“酷吏”张汤，此二者都掌有他的生杀之权，他面对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绝对的权力。汉武帝掌有他的生杀之权，“腹诽”别人或许构不成罪，“腹诽”至高无上的皇帝，也就罪在不赦；张汤掌有他的生杀之权，别人构陷他的“腹诽”罪，他还可申辩，出于张汤之口，哪还有他申辩的余地?可见，这种“腹诽”之罪，只有在绝对的权力之下，才会酿成极端冤案。
　　张汤构陷颜异之“腹诽”罪，是一个相当恶劣的先例。自此之后，“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怎么“谄谀取容”虽然没有写出来，但我估计，那些“公卿大夫”不管皇上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十有八九的都会争相表态，说是“陛下圣明”的。这样一来，在官场之上，不但讲真话不行，要保持沉默以求不说违心话都不可得，因为沉默就有“腹诽”之嫌。当然，在争相表态的“公卿大夫”之中，是否也有人良心未泯，心犯嘀咕，腹诽心谤，也就只有天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