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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时候，当我读到几段“类大跃进时代”的文字时， 都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到生产中去， 不知道我们的无知， 到了田间地头， 你才会知道农民创造的效益远远大于科学家。老百姓种田， 比我们种的试验田要好得多。”“……（农民）每家就是一块试验田，100户农民就有100块试验田。”“把……农民的家家户户每个大棚跑一遍，就能写一本《蔬菜栽培学》”。
这段文字令我发懵，不为别的，为的是它重复了过去年代宣扬过多少遍的阶级斗争观念——“知识分子必须放下臭架子老老实实地向工农兵学习”。记得在“大跃进”年代，康生的“农业院校无用论”（1958）更是语出惊人。他向最高领袖进言：“农业科学没有东西，真正的农业科学在中国农民手里，没有办农业大学的必要”。他极力否定科学，否定教授，否定教育，否定大学，其愚昧和野蛮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那时的广大教师只能把不满埋在心中。当时笔者所在的北京农业大学差点因此解散，后来一度举校被迫迁往陕北甘泉县清泉沟的废弃劳改场，全体教师和家属受尽折磨，有人还死于非命。
可是60多年后的21世纪，居然又听到上述那种“隔世语言”，且出自一位专攻三农问题的资深记者之口，并有媒体给力捧场宣扬、扩大影响，悲乎哉！
这一问题涉及如何看待实践与理论的关系。 首先，什么是“实践”？实践本身是分门别类的， 也有不同层次。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 就得变革梨子， 亲口吃一吃。”这里的“吃”只是个人口舌的直感实践，不同的人尝了梨子之后，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反应，难知应以何为准。
自然科学的宗旨就是客观地研究事物的规律和成因（机理）， 排除主观因素和各种外界干扰因子。相比之下，人文学科就困难多多。因为人文学科涉及各个阶级、群体、党派、个人的利益、爱好和习性等，又很难作出精准的统计分析。这也是为何人文学科很容易分裂成“学派”， 且可能因见解和结论无法取得统一而长期相持不下的原因所在。而自然科学研究的结果可以通过客观的手段和方法进行重复检验。在不同论点的博弈之间，可通过科学实验去辨识、证实和证伪，所以自然科学自身很难形成“学派”，即便出现所谓“学派”（实为不同论点）， 也难以持久。
自然科学研究不但可以借助于先进、精密的仪器作出客观的评断，而且可以设计精巧的实验以分辨不同因子的效应， 并通过统计学方法对所获的实验数据加以测验， 把实验误差降到最低限度。自然科学强调的“可信度”就是指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这在社会科学中几乎是做不到的。
农民作为生产实践者，往往有多年甚至世代的实践经验，这会给科学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启示，作为科学家的我们，对此是绝不应忽视的。这里不妨谈谈笔者和团队的亲身体验。几十年来，我们团队有不少例子说明理论创新曾始源于群众成功经验的启发。试择其中一二事例言之。
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调查发现安徽萧县葡萄农有传统经验称，葡萄在开花坐果期间若不实行“堵”（当地民间话语， 实指“新梢和副梢摘心”）的操作，必会出现大量落果和无籽小果（当地民间俗称后者为“砂子”）。我们通过精心设计的实验， 发现存在“落果”和“种子败育” 两个临界期。基于此新创理论，我们进而制定了夏季修剪新技术，所生产的“玫瑰香”葡萄（原来是松散稀落，果粒大小不齐）的果穗硕大饱满，果粒大而均匀，竟然令来收购的水果罐头厂人员大为惊奇，以为我们换了新品种。
21世纪初，根据广东群众的传统经验——荔枝枝梢先端出现“小白点”现象，经过精密设计的多学科的实验研究， 我们团队提出 “白小米粒期”概念——预示着从“低温诱导期”进入“花芽形态分化期”的分界点， 发表了相关论文，澄清了理论界严重混淆的一些问题。
然而，群众对于事物的判断基本上是依据“直接观察”（感官的判断和简单的计量）。“直观” 的结果有时可信， 有时却不可信，因为观察结果常会掺入一些“错觉”在内。此外，生产环境也是复杂的，群众在实践和观察中，不可能消除生物个体间的天然误差和某些干扰因子对主因子的影响，所以不同的“老农”或“生产能手”持不同看法和做法并不奇怪。因此，群眾的有用经验必须通过科学工作者精心设计的严格科学实验，乃至借助于先进的仪器设备，进一步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然后进行严谨的逻辑思维，才能最终上升为理论。
这里笔者讲一两个故事。澳洲史密斯老太太在自家后院苹果树上发现一种芽变， 后来被专家繁殖并定名为著名的“澳洲青苹”，但她是不可能被聘到悉尼大学当教授的；美国培育出一种著名的无籽葡萄品种的G. Remaily是个民间育种者（笔者曾参观过他的居所和试验地），他被美国康奈尔大学试验站只邀为“合作研究者”——原因就在于，他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掌握大量育种试材，但缺乏专业素质和系统科学的理论素养。
人类的知识并非完全来自亲身的实践，也来自前人和他人的发现和创造的知识积累。所以应当说，科学家的“实践”理应是更高层次的实践。笼统地说教授不如农民，是将生产者与研究者、学者对立起来，是历史上“极左观”遗留下来的偏见。
（作者系第七届广东省政协委员、华南农业大学教授）
这段文字令我发懵，不为别的，为的是它重复了过去年代宣扬过多少遍的阶级斗争观念——“知识分子必须放下臭架子老老实实地向工农兵学习”。记得在“大跃进”年代，康生的“农业院校无用论”（1958）更是语出惊人。他向最高领袖进言：“农业科学没有东西，真正的农业科学在中国农民手里，没有办农业大学的必要”。他极力否定科学，否定教授，否定教育，否定大学，其愚昧和野蛮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那时的广大教师只能把不满埋在心中。当时笔者所在的北京农业大学差点因此解散，后来一度举校被迫迁往陕北甘泉县清泉沟的废弃劳改场，全体教师和家属受尽折磨，有人还死于非命。
可是60多年后的21世纪，居然又听到上述那种“隔世语言”，且出自一位专攻三农问题的资深记者之口，并有媒体给力捧场宣扬、扩大影响，悲乎哉！
这一问题涉及如何看待实践与理论的关系。 首先，什么是“实践”？实践本身是分门别类的， 也有不同层次。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 就得变革梨子， 亲口吃一吃。”这里的“吃”只是个人口舌的直感实践，不同的人尝了梨子之后，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反应，难知应以何为准。
自然科学的宗旨就是客观地研究事物的规律和成因（机理）， 排除主观因素和各种外界干扰因子。相比之下，人文学科就困难多多。因为人文学科涉及各个阶级、群体、党派、个人的利益、爱好和习性等，又很难作出精准的统计分析。这也是为何人文学科很容易分裂成“学派”， 且可能因见解和结论无法取得统一而长期相持不下的原因所在。而自然科学研究的结果可以通过客观的手段和方法进行重复检验。在不同论点的博弈之间，可通过科学实验去辨识、证实和证伪，所以自然科学自身很难形成“学派”，即便出现所谓“学派”（实为不同论点）， 也难以持久。
自然科学研究不但可以借助于先进、精密的仪器作出客观的评断，而且可以设计精巧的实验以分辨不同因子的效应， 并通过统计学方法对所获的实验数据加以测验， 把实验误差降到最低限度。自然科学强调的“可信度”就是指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这在社会科学中几乎是做不到的。
农民作为生产实践者，往往有多年甚至世代的实践经验，这会给科学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启示，作为科学家的我们，对此是绝不应忽视的。这里不妨谈谈笔者和团队的亲身体验。几十年来，我们团队有不少例子说明理论创新曾始源于群众成功经验的启发。试择其中一二事例言之。
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调查发现安徽萧县葡萄农有传统经验称，葡萄在开花坐果期间若不实行“堵”（当地民间话语， 实指“新梢和副梢摘心”）的操作，必会出现大量落果和无籽小果（当地民间俗称后者为“砂子”）。我们通过精心设计的实验， 发现存在“落果”和“种子败育” 两个临界期。基于此新创理论，我们进而制定了夏季修剪新技术，所生产的“玫瑰香”葡萄（原来是松散稀落，果粒大小不齐）的果穗硕大饱满，果粒大而均匀，竟然令来收购的水果罐头厂人员大为惊奇，以为我们换了新品种。
21世纪初，根据广东群众的传统经验——荔枝枝梢先端出现“小白点”现象，经过精密设计的多学科的实验研究， 我们团队提出 “白小米粒期”概念——预示着从“低温诱导期”进入“花芽形态分化期”的分界点， 发表了相关论文，澄清了理论界严重混淆的一些问题。
然而，群众对于事物的判断基本上是依据“直接观察”（感官的判断和简单的计量）。“直观” 的结果有时可信， 有时却不可信，因为观察结果常会掺入一些“错觉”在内。此外，生产环境也是复杂的，群众在实践和观察中，不可能消除生物个体间的天然误差和某些干扰因子对主因子的影响，所以不同的“老农”或“生产能手”持不同看法和做法并不奇怪。因此，群眾的有用经验必须通过科学工作者精心设计的严格科学实验，乃至借助于先进的仪器设备，进一步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然后进行严谨的逻辑思维，才能最终上升为理论。
这里笔者讲一两个故事。澳洲史密斯老太太在自家后院苹果树上发现一种芽变， 后来被专家繁殖并定名为著名的“澳洲青苹”，但她是不可能被聘到悉尼大学当教授的；美国培育出一种著名的无籽葡萄品种的G. Remaily是个民间育种者（笔者曾参观过他的居所和试验地），他被美国康奈尔大学试验站只邀为“合作研究者”——原因就在于，他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掌握大量育种试材，但缺乏专业素质和系统科学的理论素养。
人类的知识并非完全来自亲身的实践，也来自前人和他人的发现和创造的知识积累。所以应当说，科学家的“实践”理应是更高层次的实践。笼统地说教授不如农民，是将生产者与研究者、学者对立起来，是历史上“极左观”遗留下来的偏见。
（作者系第七届广东省政协委员、华南农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