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任公务员主观幸福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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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了解初任公务员主观幸福感状况。方法: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GWB)进行调查,用SPSS21.0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结果:0.4%的被调查者主观幸福感较低,29.4%的主观幸福感呈中等水平,63.6%的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较高,6.7%的处于高水平状态。结论:1.初任公务员主观幸福感水平普遍偏高;2.主观幸福感与性别、年龄、学历和参加工作时间没有显著性相关;3.不同政治面貌、不同婚姻状况和任职单位归属地不同的初任公务员在主观幸福感不同维度呈显著相关。
  关键词 主观幸福感 初任公务员 贵港市
  作者简介:郑斌,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讲师,研究方向:积极心理学、干部心理、大学生心理。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1.175
  主观幸福感是根据自我标准对自己生活质量进行的全面评价,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综合指标之一 。幸福感作为主观体验的衡量标准之一,受到个人的经济状况、婚姻状况、性别、社会地位和年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同时各因素的影响会因为人与环境的不同而产生一定的差异。当前国内的幸福感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学生、大学生和老年人群体 ,公务员在政府社会事务管理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公务员的幸福水平决定着政府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影响着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在此,本研究对贵港市300名新任公务员的幸福感进行调查,以了解被社会上众多人所羡慕的“最幸福人群”——公务员群体真实的幸福感,从而为提高公务员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可行性的参考建议。
  一、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贵港市2017年新录取公务员初任培训班的学员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本调查共发放300份问卷,收回284份,问卷回收率为94.7%。剔除大量空白、有规律答题等无效问卷,最后剩下269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94.7%。被试的基本构成如表1所示。
  (二)研究工具
  1.自编被试基本信息表
  包括单位所在地域、性别、受教育程度、年龄、参加工作时间、婚姻情况和政治面貌等。
  2.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GWB)
  该量表是由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心开发研究的一项标准化测试工具,包含33道题目。量表得分越高,表示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该量表包含6个分量表:对健康的担心、精力、满足感和生活兴趣、抑郁或愉快情绪、情绪和行为控制以及放松和紧张。量表单项评分与量表总评分的相关系数为0.48~0.78。分量表与总量表的相关在0.56到0.88之间。男性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女性则为0.95,重测一致性为0.85 。
  国内段建华于1996年对该量表进行了修订,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删掉了不合适的项目,保留了前18个项目 。本文中采用的量表是段建华修订后的含18个项目的总体幸福感量表,应用于我国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
  (三)数据分析
  用WPS2018录入调查数据,然后用SPSS21.0/for Windows软件包对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T检验和方差分析。
  二、研究结果
  (一)初任公务员主观幸福感总体情况
  本研究参照该领域大多数的研究,按照5分位数将这18个题目总分划分为5个分数段,量表总分为120分,得分在0~24分之间的为低幸福感,25~48之间的为拥有较低幸福感,49~72分之间的为拥有中等幸福感,73~96分之间的为拥有较高幸福感,得分在97~120之间的被视为拥有高幸福感。
  由表2可以看出,0.4%的初任公务员主观幸福感较低,29.4%的初任公务员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63.6%的初任公务员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6.7%的初任公务员主观幸福感处于高水平状态。贵港市初任公务员主观幸福感总体处于中高水平,这与张敏,张晶晶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也同于广东、浙江、云南等地的研究结果 。
  (二)人口学变量的差异分析
  1.性别差异。采用獨立样本T检验对性别变量进行分析,结果(表3)表明:不同性别的初任公务员在各因子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从均值来看,男性初任公务员在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及总分上都高于女性初任公务员(虽然没有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2.年龄差异。依据国家公务员报考条件,笔者将研究对象划分为四个年龄段,本次调查样本不涉及第四个年龄段。通过对不同年龄段的被试进行方差分析,得出表4所示结果:
  表4数据表明:年龄段不同的初任公务员在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和各维度上的差异均不显著。
  3.政治面貌差异。笔者将研究对象的政治面貌分为三个组别。本次调查样本只涉及中共党员和无党派人士。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政治面貌变量进行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以看出:中共党员与无党派人士在精力维度上有显著差异,无党派人士的得分显著的高于中共党员(p=0.017)。在其他维度和主观幸福感总分上则没有显著差异。
  4.婚姻状况差异。本研究将初任公务员分为已婚、未婚和其他三种情况。调查样本只涉及前两种情况。在此,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初任公务员婚姻状况变量进行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可以看出:不同婚姻状况的初任公务员在松弛与紧张(焦虑)上差异显著,已婚初任公务员得分显著的高于未婚者(p=0.014)。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忧郁或愉快的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和主观幸福感总分上则没有显著差异。
  5.单位所在地差异。本研究将初任公务员单位所在地分为三种情况。通过对单位所在地不同的被试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表7数据表明:不同单位归属地的初任公务员在松弛与紧张(焦虑)上差异显著,F(2,241)=3.899,p<0.05。在其他维度和总量表上,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单位归属地的被试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为探索组间差异的具体表现,采用LSD进行多重比较,结果表明:在松弛与紧张(焦虑)维度上,乡镇初任公务员与市直单位初任公务员差异显著(p=0.022),乡镇初任公务员在该维度上的得分显著的高于市直单位初任公务员。
  6.学历差异。依据国家公务员报考条件,笔者将研究对象的学历分为四个层次。本次调查样本只涉及大专、本科和硕士。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学历变量进行分析,结果如表8所示。
  表8数据表明:不同学历的初任公务员在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和各维度上的差异均不显著。
  7.工龄差异。笔者将研究对象的工龄分为1年以下、1-3年、3-5年和5年以上四个层次。通过对不同工龄的被试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如表9:
  由表9可知:参加工作时间不同的初任公务员在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和总量表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三、讨论
  男女性别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影响着人们在社会大舞台中所扮演的各种角色,进而影响着人们的心理体验。对于公务员主观幸福感性别差异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即部分研究认为女性高于男性 ,另有研究则表明男性高于女性 ,本研究则发现公务员主观幸福感在性别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与张敏、张晶晶 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一般来说,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会面临不同的问题和矛盾,不同年龄段的情绪情感体验也有所不同,而情绪情感体验又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来说,主观幸福感会有差异。但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段的初任公务员主观幸福感体验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可能是由于初任公务员年龄之间相差不大,都正处于朝气蓬勃的发展阶段,因此不存在年龄差异。
  研究还发现不同学历的初任公务员的主观幸福感并无显著差异,这与冯瑛研究结果不一致,而与项聪 研究结果相一致。从本研究的样本来说,大专27人,本科207人,硕士10人,样本以本科学历为主,大专和硕士学历的公务员较少,因此,由于样本分布的不均衡使得分析结果可能产生偏差。
  一般认为参加工作时间的长短对人的主观幸福感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本研究结果表明初任公务员幸福感水平在工龄长短上不存在显著差异。究其原因,可能为,研究对象均为初任公务员,不管之前在哪个部门工作,现在同样都面临着不断摸索、学习去适应公务员这一全新岗位的工作。
  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的工作人员,是否具备党籍对其工作和生活或多或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作为中共党员的公务员在工作和生活中处处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始终发挥着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因此,政治面貌为共产党员的公务员在精力方面,显著的低于无党派人士公务员。
  不同婚姻状况的初任公务员在松弛与紧张(焦虑)维度上差异显著,已婚初任公务员得分显著的高于未婚者,这表明已婚者更少的体验到紧张、焦虑的情绪。众多研究结果显示:已婚者较未婚、离异、丧偶等独居或分居者的幸福感水平高。和谐美满的婚姻是幸福的源泉,来自配偶及子女情感上及其他方面的各种支持,使已婚者比未婚者更多的体验到幸福。
  单位归属地不同,工作和生活的环境也有差别。紧张的工作状态、快节奏的生活使得市直单位的公务员放松度大大降低,同时,丰富的物质生活增加了市直单位公务员生活压力,从而体验到更多的紧张与焦虑。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贵港市初任公务员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高水平。
  2.初任公务员主观幸福感水平在性别、年龄、学历和参加工作时间上并无显著差异。
  3.中共党员与无党派人士在精力因子上差异显著,无党派人士在该因子上的得分显著的高于中共党员。
  4.不同婚姻状况、不同单位归属地的初任公务员在松弛与紧张(焦虑)维度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已婚初任公务员在该因子上显著地高于未婚初任公务员;乡镇初任公务员在该因子上显著地高于市直初任公务员。
  (二)建议
  1.中共党员、未婚和市直單位的公务员幸福感水平偏低,应该引起主管部门和上级领导的重视。
  2.通过开展专题讲座、团体辅导等活动,提高整个公务员队伍的主观幸福感,进而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注释:
  郑雪、严标宾、邱林.广州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研究.心理学探新.2001(4).46-50.
  [葡]佩德罗·孔塞桑、罗米娜·班德罗著.卢艳华译.主观幸福感研究文献综述.国外理论动态.2013(7).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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