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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仁天皇的身影于1945年3月的一天，出现在东京市中心。
然而，并无激动狂热的民众前来瞻仰他的圣容，因为这座城市刚刚经历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轰炸，裕仁天皇此时所能看到的，不再是他所统治下的“神国”王都，而是人间地狱。
这位军国主义元凶，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始作俑者，开始战栗，开始恐惧，开始有了一个念头——投降。
出 击
让裕仁天皇感到战栗与恐惧的大规模空袭，其理论上的祖师爷，来自于一个名叫杜黑的意大利人。此人在飞机刚刚问世时，便预见到其在军事上的巨大价值，并发展出一套“空权论”，核心思想就是以成百上千架轟炸机对敌国进行狂轰滥炸。
这种思想后来被称为战略轰炸，即轰炸的目标，并非前线地区，而是敌国的后方；轰炸的目的，也不是打击敌国的作战部队，而是摧毁敌国的战争潜力，迫使敌国投降。
其最早的实践者，正是日本。
1938年2月起，日本开始对中国重庆、后方重镇成都等城市实施大规模轰炸，持续时间达五年之久，造成大量无辜中国百姓死难，大量建筑被毁。
但中国并未因此屈服。
相反，力量之对比，在此消彼长，特别是拥有强大工业实力的美国参战之后，这一变化过程开始加速，直至实现攻防角色的转换。
也就是最早的战略轰炸实践者日本，即将沦为战略轰炸被实践者。
早在1942年4月18日，美国陆军航空兵上校杜利特就率领16架B-25轰炸机，从航母上起飞，轰炸了东京。此次轰炸造成的破坏相当有限，政治上的意义大于军事上的意义，也没有后续行动。不过日本人，包括裕仁天皇在内，从那一天开始，心中就有了一个倒计时闹钟，闹钟响的那一刻，美军轰炸机将再度出现在东京上空，投下炸弹。
对此，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早有预知，他曾在袭击珍珠港之后，对幕僚说道：“东京将在这场战争中被夷为平地。”
看来对于战略轰炸的可怕威力，他清楚得很，但对于美军将用来把东京夷为平地的轰炸机，到底是什么模样，山本五十六是没有机会看到了，因为此人在杜利特轰炸东京后一年，就死于美军的一次伏击中。
这种轰炸机，美军编号为B-29，官方绰号为“超级空中堡垒”。在其之前，美军已有编号为B-17的轰炸机，官方绰号为“空中堡垒”，主要用于欧洲战场，轰炸纳粹德国，威力强大。B-29比它还要厉害，按照美国人的取名法，就直接加上了一个“超级”来当前缀。
此机出自于航空名门波音公司，早在1934年就开始了研制工作，经历近十年完善之后，终于定型。在机身结构、动力、飞行性能、航程、载弹量、防御火力、导航系统等等方面都是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是那个时代的高科技武器，加满油一次能飞五千多公里，携带炸弹能力接近10吨，全身上下有10多挺机枪和机炮。
更加可怕的地方在于，以美国的工业实力，一旦某某武器定型，那么接下来就是大批量生产，不出半年，便可造出几百乃至上千架B-29来。
正是有此重器在手，美国罗斯福总统才有底气在1943年1月，也就是B-29刚刚定型，即将投产之时，即告知中国方面，他将派出一支空前强大的轰炸机部队，从中国出击，轰炸日本本土。
为B-29选择的出击基地，是成都。
这是当时盟国方面距离日本本土最近的陆上出击基地，有三千七百公里之遥，以B-29之航程，等于有去无回，只有靠采取中途加油、减少载弹量等来尽力延长。更加直接的困难是，成都缺乏可供重达五十余吨的B-29起降之大型军用机场，以中国之工业力，又似乎难以在短时间内修建完成。
何况按照罗斯福总统提出的计划，至少需要四个这样的机场，外加数个配套的战斗机用机场。
为抗日计，何事不可为？中国人没有修建机场所需的工程机械设备，也没有修建机场的经验，大部分都是农民的施工队伍，在半年时间里，就以原始的工具，无数的血汗，建成了四个大型军用机场，五个战斗机机场。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重庆特派员司徒华在目睹了施工过程之后，有一句评论：“此为二千年前修筑长城以来所首见。”
然后这道新的“长城”，就化作了投射怒火的平台，将曾经施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苦难，回击给了日本。
1944年6月15日，第一次出击，发动。
68架B-29轰炸机，迎着晨曦，朝日本本土飞去。
因为航程所限，能携带近10吨炸弹的B-29，此次只携带了两吨左右，作战目标，也没有能够远及东京，而是日本本土南端九州，主要打击八幡钢铁厂，此厂所产钢铁占当时日本产量的两成以上。
轰炸效果非常不理想，只有一枚炸弹命中目标，对八幡制铁所之产能，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那出击之目的何在？在于“支援太平洋战场上盟军另外一个重要行动”——攻占马里亚纳群岛。
此地距离东京不到两千五百公里，有多个岛屿适于修建大型军用机场，一旦夺得，将成为B-29绝佳的出击基地。
所以来自成都的空袭，只不过是一个开始。
在B-29自成都出击的那一天，盟军攻占马里亚纳群岛第二大岛塞班。随后工兵部队开始抢修机场，而在其建成之前，B-29将继续从成都出击，轰炸日本本土。
从1944年6月15日首次出击，到1944年12月21日最后一次出击为止，B-29总计从成都出击20次，投弹近千吨。对日本本土之轰炸，一直局限于九州，实质性的破坏，也不太大。但多次出击，对于盟国，特别是中国之士气振奋有巨大作用。而多次出击所得来的经验，更有巨大价值。这些经验为一位战略轰炸史上的名将所吸收领悟，他会将其“发扬光大”，猛烈炸响日本人心中的倒计时闹钟。 这位名将的名字，叫柯蒂斯·爱默生·李梅。
烧 夷
李梅出生于1906年，家境贫寒，父亲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母亲则是操碎了心的贫家主妇。这种家境决定了他不可能有太好的教育经历，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公立。代表美国教育素质的私立学校与他无缘，代表美国军事教育顶尖水平的西点军校，也与他无缘。
他读的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土木工程系。但他并没有在毕业后去当房地产老板或者建筑公司工程师，而是加入了美国陆军航空兵，从此与飞机为伍。
这是一个性格坚毅、作风大胆的男人，所以相比于防御用的战斗机，他更倾向于进攻用的轰炸机。杜黑之理论深入其心，战略轰炸，对他来说是一个早就成熟于胸的概念，只待加以战场上的实践。在那之前，他坐够了和平时代的冷板凳，从少尉晋升到上尉竟然花了十二年時间。
战争的到来，让他有了用武之地。
李梅起初以少校军衔在欧洲作战，指挥美国陆航第8航空队的一个大队，轰炸德国。1944年6月，他被作为最具潜力的轰炸机指挥官，从欧洲调到亚洲。9月8日，他亲自驾机，率领百余架B-29，从成都出击，轰炸日本。
当时他的军衔是少将。
将军级别的人物，开着轰炸机飞临敌国上空，冒着密集的防空炮火和敌方战斗机的拦截，投下炸弹，这种事情在英美军界十分常见，李梅更是其中之典型。通过这种方式，他获得了大量经验，为接下来的“发扬光大”做好了铺垫。
这种经验之一，就在于美军在欧洲所常用的昼间高空精确轰炸，也就是大白天从高空向地面目标扔炸弹，适用于德国，却并不适用于日本。因为德国工业集中，多为大型厂房，上空云层稀薄，大群轰炸机集中轰炸，效果“良好”。日本则是恰恰相反，工业呈分散式布局，厂房只是装配点，零部件生产分散在大量的小作坊中，散布于城市的“千家万户”里，上空又时常有厚厚云层外加强劲高空气流，昼间高空精确轰炸效果十分不理想。
李梅便转而想到，何不采取低空夜袭？
根据多方所得情报，他得知日本之城市结构，亦大不同于德国。德国多有砖石结构的现代建筑，日本则是大量的木制建筑。所以美军常用的高爆炸弹，对于日本城市毁伤效果远不如对于德国城市。
如果用燃烧弹呢？东京当时之城区面积，超过500平方公里，消防员不足万人，消防车只有千余部，且消防车极为落后，只能使用两小时。更加致命之处在于，东京供水系统采取电动水泵，一旦电力系统被炸毁，消防员将无水可用。
夜幕中，东京化为了一片火海——这番画面开始越发清晰地出现在李梅脑海里。
1944年11月，包括塞班岛在内的多个岛屿建成了大型军用机场，B-29的出击基地，也从成都转到了这里，李梅随之调动。1945年2月24日，他以两百余架B-29出击，每架携带3吨燃烧弹，首次轰炸东京。
战果显著——东京两万八千余处建筑被焚毁。
此次出击，李梅并未冒险采取夜间低空轰炸战术，仍以美军主流战术昼间高空精确轰炸为主，他主要的目的是检验燃烧弹之效果。大为满意之后，3月9日，他一声令下，300余架B-29，满载燃烧弹，在茫茫夜色中，向东京飞去。
今夜，东京将化为火海。
这一次，B-29将大胆采取低空夜袭战术。以李梅之个性，这种事怎能少了他？他却并未驾机出征。原来当时美国已经启动原子弹计划，李梅是知情者之一，按照相关保密条例，这样的人，是不能再以身犯险的——万一成了俘虏，为日本人所获，后果不堪设想。
李梅对自己有信心，但上司对他没信心，他只好万般焦急地在指挥部等待消息。代替他出征的是准将鲍尔斯。此人也是一员猛将，带着僚机率先闯入东京上空，低空投下燃烧弹，在市中心烧出一个醒目的“X”形标记。随后跟进10架B-29，将这个“X”形标记进一步扩大。
后面的大部队，以标记为中心，展开轰炸。
日军只有微弱的高炮火力进行回应，因为他们挨惯了美军大白天从高空发动的轰炸，这一次，措手不及！
接近一千七百吨燃烧弹，在一个小时之内，倾泄到了东京城区。这些燃烧弹，包括凝固汽油弹与白磷弹，落地之后四处飞溅，木制结构的房屋沾之即燃。当夜东京又有时速三十余公里之大风，风助火势，形成极为可怕的火浪，所到之地，房为火房，人为火人。
那不到万人的东京消防队伍，在这样的火海面前，很快就崩溃了，他们连扑灭其中一处的能力都没有。大量的人群疯狂地争抢有水的池子，却在钻入其中之后，被极度的高温化作了煮沸的锅中之物。至于那些躲到防空洞中的人，则大都被高温烘烤而死。
这一夜，东京城的十分之一被焚毁，死亡人数接近十万，超过百万人无家可归。
裕仁天皇所在皇宫倒是无恙，因为美国对他“另有安排”。
但是裕仁天皇治下的“神国”王都，已经如山本五十六所预言，开始逐步地被夷为平地了，当这位四十三岁的男人，战战兢兢踏出他的皇宫，出去“视察”时，他震惊地看到了一副满目疮痍的画面。
这应该是出现在中国重庆，或者美国珍珠港的画面啊？为什么，为什么现在呈现在了东京？呈现在了他的眼前？
更让裕仁天皇震惊的是，供奉他爷爷明治天皇的明治神宫——东京人的圣地，也在这场空袭中，化为了灰烬。
两千多公里之外的李梅，可不会管裕仁天皇到底有多震惊，继此次出击获得巨大成功之后，他正式开始了对日本本土的大规模战略轰炸，用他的话说，就是要用燃烧弹“动摇日本这个罪恶神国的基础”。
接下来的十天时间中，李梅麾下的B-29，先后火焚了名古屋、大阪、神户，用光了太平洋战区的燃烧弹库存，不得不等待后方运来。在此期间，他又领命以B-29布设大量水雷在日本周边海域，封锁其海上交通。4月13日，燃烧弹到位之后，李梅的火攻作战继续进行，炸到7月初，日本本土五十余个城市已经被炸到没什么目标可炸的境地。 其中东京再度被洗礼了四次，过半城区被毁。
恐怖的火攻作战，在造成大量死伤的同时，更让万分恐惧的日本人，纷纷从城市逃往乡下，人数超过八百万，结果就导致日本的工业失去了根基，无人来加工零配件，也无人来修复工厂。到7月，日本工厂已经失去了一半的工人，炼油、钢铁、飞机发动机等工业产量下降一半以上，像三菱这样的军事工业大户更是几乎全毁。
在日文中，燃烧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烧夷弹”，这是从中国古文中借来的词汇。取其“烧夷”二字，恰好可以用来总结李梅发动的火攻作战。
勋 章
对于有如此“深仇大恨”的李梅，日本作何感想？答案绝对出乎你的意料——发勋章。
1964年，从李梅的燃烧弹下躲过一劫的裕仁天皇，下令颁发给了李梅一枚“勋一等旭日大绶章”。此勋章为日本高级勋章之一，历来获得者多是皇亲国戚，或者是文武重臣，如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发给一个外国人，还是曾经要把日本“烧光光”的外国人，裕仁天皇居心何在？
感谢他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的灭亡？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加速了让日本摆脱战争深渊的进程？还是感谢他当年没有暗中授意部下，随手一扔，误炸天皇皇宫，让裕仁提前去见历代天皇？
不知道。只知此事之提倡者，乃是日本鐵杆右翼源田实。此君正是当年发动珍珠港袭击的参与者之一，战后却并未受到美军惩处，反而摇身一变，成了日本航空自卫队高级将领，政界大佬。
但如果认为此事表明日本“宽宏大量”“以德报怨”的话，那又错了。在日本政客，特别是右翼政客那里，李梅对日本展开的火攻作战，从来就没有被忘记，而是被当做受害的证据，不断提起，反复强化。
受害？没错，他们认为，日本并非那场战争的加害者，而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这其中就包括李梅所施加。
如果认为这只是一小撮日本右翼政客的极端言论，那又错了。日本权威媒体《朝日新闻》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公开征文，主题是关于二战的回忆，收到的千余篇投稿中，超过八成都是在撕心裂肺地控诉自己受到了来自盟国严重的伤害，只有一成投稿，谈到了造成这种伤害的原因在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
这种现象也从日本的战争电影中可以窥得一二，其主题大都是在讴歌日本人“保家卫国”的事迹，以及来自盟国的残酷破坏，甚少有反映日军侵略行为之作。
再来看看日本对于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之纪念，那是多么的庄重，多么的严肃，多么的悲痛，但一谈到重庆大轰炸、成都大轰炸时，他们就缄口不言了。
耐人寻味的是，虽然日本人念念不忘李梅“赐予”他们的火，却很少在公开场合提起过。更让人不解的是，那些当年葬身火海的日本人之后代、家属，一直都在控告日本政府。
为嘛不告美国政府？这些人控告的理由，是日本政府导致了那场战争，招来了轰炸，却在浩劫之后，不为广大死难的平民提供赔偿，只为达官贵人和军人提供赔偿。
至于后来之日本政府，与当时之日本政府，有何区别，他们并不关心。至于那位活到了八十八岁高龄的裕仁天皇，对于招来这场浩劫该负的责任，他们也不关心。
也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不关心，出生于1922年，经历过美军空袭和原子弹轰炸的日本长崎市长本岛等，就曾公开表示：“天皇负有战争责任。”他随后遭到右翼分子枪击，几乎丧命。
2007年，第一次当首相的安倍，在媒体上发表声明，承认日本当年所发动之“重庆大轰炸”，违反了国际法。但这不是他声明的重点，他的重点在于“东京大轰炸”，这份声明的大半篇幅，都在谈论他对此是如何“痛心疾首”，并拿出一个态度，要对轰炸死难者数量进行全面调查，建立纪念碑，对遗属进行赔偿。
但他在结尾时强调，这只是他的一个建议，不是日本政府的决策。
结果是他的建议成了无法兑现的白条，官司打了九次，日本政府都赢了，如同其赢得“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案一样。
2015年，第二次当首相的安倍，再次面色凝重地出现在了悼念东京大轰炸的仪式上，这一次，他没有再去碰什么赔偿问题，而是转而用起了套路：“我们向和平宣誓，谦虚地面对过去、把惨痛的战争教训铭刻在心，为了世界永久和平作最大限度贡献。”
然而，并无激动狂热的民众前来瞻仰他的圣容，因为这座城市刚刚经历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轰炸，裕仁天皇此时所能看到的，不再是他所统治下的“神国”王都，而是人间地狱。
这位军国主义元凶，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始作俑者，开始战栗，开始恐惧，开始有了一个念头——投降。
出 击
让裕仁天皇感到战栗与恐惧的大规模空袭，其理论上的祖师爷，来自于一个名叫杜黑的意大利人。此人在飞机刚刚问世时，便预见到其在军事上的巨大价值，并发展出一套“空权论”，核心思想就是以成百上千架轟炸机对敌国进行狂轰滥炸。
这种思想后来被称为战略轰炸，即轰炸的目标，并非前线地区，而是敌国的后方；轰炸的目的，也不是打击敌国的作战部队，而是摧毁敌国的战争潜力，迫使敌国投降。
其最早的实践者，正是日本。
1938年2月起，日本开始对中国重庆、后方重镇成都等城市实施大规模轰炸，持续时间达五年之久，造成大量无辜中国百姓死难，大量建筑被毁。
但中国并未因此屈服。
相反，力量之对比，在此消彼长，特别是拥有强大工业实力的美国参战之后，这一变化过程开始加速，直至实现攻防角色的转换。
也就是最早的战略轰炸实践者日本，即将沦为战略轰炸被实践者。
早在1942年4月18日，美国陆军航空兵上校杜利特就率领16架B-25轰炸机，从航母上起飞，轰炸了东京。此次轰炸造成的破坏相当有限，政治上的意义大于军事上的意义，也没有后续行动。不过日本人，包括裕仁天皇在内，从那一天开始，心中就有了一个倒计时闹钟，闹钟响的那一刻，美军轰炸机将再度出现在东京上空，投下炸弹。
对此，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早有预知，他曾在袭击珍珠港之后，对幕僚说道：“东京将在这场战争中被夷为平地。”
看来对于战略轰炸的可怕威力，他清楚得很，但对于美军将用来把东京夷为平地的轰炸机，到底是什么模样，山本五十六是没有机会看到了，因为此人在杜利特轰炸东京后一年，就死于美军的一次伏击中。
这种轰炸机，美军编号为B-29，官方绰号为“超级空中堡垒”。在其之前，美军已有编号为B-17的轰炸机，官方绰号为“空中堡垒”，主要用于欧洲战场，轰炸纳粹德国，威力强大。B-29比它还要厉害，按照美国人的取名法，就直接加上了一个“超级”来当前缀。
此机出自于航空名门波音公司，早在1934年就开始了研制工作，经历近十年完善之后，终于定型。在机身结构、动力、飞行性能、航程、载弹量、防御火力、导航系统等等方面都是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是那个时代的高科技武器，加满油一次能飞五千多公里，携带炸弹能力接近10吨，全身上下有10多挺机枪和机炮。
更加可怕的地方在于，以美国的工业实力，一旦某某武器定型，那么接下来就是大批量生产，不出半年，便可造出几百乃至上千架B-29来。
正是有此重器在手，美国罗斯福总统才有底气在1943年1月，也就是B-29刚刚定型，即将投产之时，即告知中国方面，他将派出一支空前强大的轰炸机部队，从中国出击，轰炸日本本土。
为B-29选择的出击基地，是成都。
这是当时盟国方面距离日本本土最近的陆上出击基地，有三千七百公里之遥，以B-29之航程，等于有去无回，只有靠采取中途加油、减少载弹量等来尽力延长。更加直接的困难是，成都缺乏可供重达五十余吨的B-29起降之大型军用机场，以中国之工业力，又似乎难以在短时间内修建完成。
何况按照罗斯福总统提出的计划，至少需要四个这样的机场，外加数个配套的战斗机用机场。
为抗日计，何事不可为？中国人没有修建机场所需的工程机械设备，也没有修建机场的经验，大部分都是农民的施工队伍，在半年时间里，就以原始的工具，无数的血汗，建成了四个大型军用机场，五个战斗机机场。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重庆特派员司徒华在目睹了施工过程之后，有一句评论：“此为二千年前修筑长城以来所首见。”
然后这道新的“长城”，就化作了投射怒火的平台，将曾经施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苦难，回击给了日本。
1944年6月15日，第一次出击，发动。
68架B-29轰炸机，迎着晨曦，朝日本本土飞去。
因为航程所限，能携带近10吨炸弹的B-29，此次只携带了两吨左右，作战目标，也没有能够远及东京，而是日本本土南端九州，主要打击八幡钢铁厂，此厂所产钢铁占当时日本产量的两成以上。
轰炸效果非常不理想，只有一枚炸弹命中目标，对八幡制铁所之产能，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那出击之目的何在？在于“支援太平洋战场上盟军另外一个重要行动”——攻占马里亚纳群岛。
此地距离东京不到两千五百公里，有多个岛屿适于修建大型军用机场，一旦夺得，将成为B-29绝佳的出击基地。
所以来自成都的空袭，只不过是一个开始。
在B-29自成都出击的那一天，盟军攻占马里亚纳群岛第二大岛塞班。随后工兵部队开始抢修机场，而在其建成之前，B-29将继续从成都出击，轰炸日本本土。
从1944年6月15日首次出击，到1944年12月21日最后一次出击为止，B-29总计从成都出击20次，投弹近千吨。对日本本土之轰炸，一直局限于九州，实质性的破坏，也不太大。但多次出击，对于盟国，特别是中国之士气振奋有巨大作用。而多次出击所得来的经验，更有巨大价值。这些经验为一位战略轰炸史上的名将所吸收领悟，他会将其“发扬光大”，猛烈炸响日本人心中的倒计时闹钟。 这位名将的名字，叫柯蒂斯·爱默生·李梅。
烧 夷
李梅出生于1906年，家境贫寒，父亲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母亲则是操碎了心的贫家主妇。这种家境决定了他不可能有太好的教育经历，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公立。代表美国教育素质的私立学校与他无缘，代表美国军事教育顶尖水平的西点军校，也与他无缘。
他读的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土木工程系。但他并没有在毕业后去当房地产老板或者建筑公司工程师，而是加入了美国陆军航空兵，从此与飞机为伍。
这是一个性格坚毅、作风大胆的男人，所以相比于防御用的战斗机，他更倾向于进攻用的轰炸机。杜黑之理论深入其心，战略轰炸，对他来说是一个早就成熟于胸的概念，只待加以战场上的实践。在那之前，他坐够了和平时代的冷板凳，从少尉晋升到上尉竟然花了十二年時间。
战争的到来，让他有了用武之地。
李梅起初以少校军衔在欧洲作战，指挥美国陆航第8航空队的一个大队，轰炸德国。1944年6月，他被作为最具潜力的轰炸机指挥官，从欧洲调到亚洲。9月8日，他亲自驾机，率领百余架B-29，从成都出击，轰炸日本。
当时他的军衔是少将。
将军级别的人物，开着轰炸机飞临敌国上空，冒着密集的防空炮火和敌方战斗机的拦截，投下炸弹，这种事情在英美军界十分常见，李梅更是其中之典型。通过这种方式，他获得了大量经验，为接下来的“发扬光大”做好了铺垫。
这种经验之一，就在于美军在欧洲所常用的昼间高空精确轰炸，也就是大白天从高空向地面目标扔炸弹，适用于德国，却并不适用于日本。因为德国工业集中，多为大型厂房，上空云层稀薄，大群轰炸机集中轰炸，效果“良好”。日本则是恰恰相反，工业呈分散式布局，厂房只是装配点，零部件生产分散在大量的小作坊中，散布于城市的“千家万户”里，上空又时常有厚厚云层外加强劲高空气流，昼间高空精确轰炸效果十分不理想。
李梅便转而想到，何不采取低空夜袭？
根据多方所得情报，他得知日本之城市结构，亦大不同于德国。德国多有砖石结构的现代建筑，日本则是大量的木制建筑。所以美军常用的高爆炸弹，对于日本城市毁伤效果远不如对于德国城市。
如果用燃烧弹呢？东京当时之城区面积，超过500平方公里，消防员不足万人，消防车只有千余部，且消防车极为落后，只能使用两小时。更加致命之处在于，东京供水系统采取电动水泵，一旦电力系统被炸毁，消防员将无水可用。
夜幕中，东京化为了一片火海——这番画面开始越发清晰地出现在李梅脑海里。
1944年11月，包括塞班岛在内的多个岛屿建成了大型军用机场，B-29的出击基地，也从成都转到了这里，李梅随之调动。1945年2月24日，他以两百余架B-29出击，每架携带3吨燃烧弹，首次轰炸东京。
战果显著——东京两万八千余处建筑被焚毁。
此次出击，李梅并未冒险采取夜间低空轰炸战术，仍以美军主流战术昼间高空精确轰炸为主，他主要的目的是检验燃烧弹之效果。大为满意之后，3月9日，他一声令下，300余架B-29，满载燃烧弹，在茫茫夜色中，向东京飞去。
今夜，东京将化为火海。
这一次，B-29将大胆采取低空夜袭战术。以李梅之个性，这种事怎能少了他？他却并未驾机出征。原来当时美国已经启动原子弹计划，李梅是知情者之一，按照相关保密条例，这样的人，是不能再以身犯险的——万一成了俘虏，为日本人所获，后果不堪设想。
李梅对自己有信心，但上司对他没信心，他只好万般焦急地在指挥部等待消息。代替他出征的是准将鲍尔斯。此人也是一员猛将，带着僚机率先闯入东京上空，低空投下燃烧弹，在市中心烧出一个醒目的“X”形标记。随后跟进10架B-29，将这个“X”形标记进一步扩大。
后面的大部队，以标记为中心，展开轰炸。
日军只有微弱的高炮火力进行回应，因为他们挨惯了美军大白天从高空发动的轰炸，这一次，措手不及！
接近一千七百吨燃烧弹，在一个小时之内，倾泄到了东京城区。这些燃烧弹，包括凝固汽油弹与白磷弹，落地之后四处飞溅，木制结构的房屋沾之即燃。当夜东京又有时速三十余公里之大风，风助火势，形成极为可怕的火浪，所到之地，房为火房，人为火人。
那不到万人的东京消防队伍，在这样的火海面前，很快就崩溃了，他们连扑灭其中一处的能力都没有。大量的人群疯狂地争抢有水的池子，却在钻入其中之后，被极度的高温化作了煮沸的锅中之物。至于那些躲到防空洞中的人，则大都被高温烘烤而死。
这一夜，东京城的十分之一被焚毁，死亡人数接近十万，超过百万人无家可归。
裕仁天皇所在皇宫倒是无恙，因为美国对他“另有安排”。
但是裕仁天皇治下的“神国”王都，已经如山本五十六所预言，开始逐步地被夷为平地了，当这位四十三岁的男人，战战兢兢踏出他的皇宫，出去“视察”时，他震惊地看到了一副满目疮痍的画面。
这应该是出现在中国重庆，或者美国珍珠港的画面啊？为什么，为什么现在呈现在了东京？呈现在了他的眼前？
更让裕仁天皇震惊的是，供奉他爷爷明治天皇的明治神宫——东京人的圣地，也在这场空袭中，化为了灰烬。
两千多公里之外的李梅，可不会管裕仁天皇到底有多震惊，继此次出击获得巨大成功之后，他正式开始了对日本本土的大规模战略轰炸，用他的话说，就是要用燃烧弹“动摇日本这个罪恶神国的基础”。
接下来的十天时间中，李梅麾下的B-29，先后火焚了名古屋、大阪、神户，用光了太平洋战区的燃烧弹库存，不得不等待后方运来。在此期间，他又领命以B-29布设大量水雷在日本周边海域，封锁其海上交通。4月13日，燃烧弹到位之后，李梅的火攻作战继续进行，炸到7月初，日本本土五十余个城市已经被炸到没什么目标可炸的境地。 其中东京再度被洗礼了四次，过半城区被毁。
恐怖的火攻作战，在造成大量死伤的同时，更让万分恐惧的日本人，纷纷从城市逃往乡下，人数超过八百万，结果就导致日本的工业失去了根基，无人来加工零配件，也无人来修复工厂。到7月，日本工厂已经失去了一半的工人，炼油、钢铁、飞机发动机等工业产量下降一半以上，像三菱这样的军事工业大户更是几乎全毁。
在日文中，燃烧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烧夷弹”，这是从中国古文中借来的词汇。取其“烧夷”二字，恰好可以用来总结李梅发动的火攻作战。
勋 章
对于有如此“深仇大恨”的李梅，日本作何感想？答案绝对出乎你的意料——发勋章。
1964年，从李梅的燃烧弹下躲过一劫的裕仁天皇，下令颁发给了李梅一枚“勋一等旭日大绶章”。此勋章为日本高级勋章之一，历来获得者多是皇亲国戚，或者是文武重臣，如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发给一个外国人，还是曾经要把日本“烧光光”的外国人，裕仁天皇居心何在？
感谢他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的灭亡？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加速了让日本摆脱战争深渊的进程？还是感谢他当年没有暗中授意部下，随手一扔，误炸天皇皇宫，让裕仁提前去见历代天皇？
不知道。只知此事之提倡者，乃是日本鐵杆右翼源田实。此君正是当年发动珍珠港袭击的参与者之一，战后却并未受到美军惩处，反而摇身一变，成了日本航空自卫队高级将领，政界大佬。
但如果认为此事表明日本“宽宏大量”“以德报怨”的话，那又错了。在日本政客，特别是右翼政客那里，李梅对日本展开的火攻作战，从来就没有被忘记，而是被当做受害的证据，不断提起，反复强化。
受害？没错，他们认为，日本并非那场战争的加害者，而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这其中就包括李梅所施加。
如果认为这只是一小撮日本右翼政客的极端言论，那又错了。日本权威媒体《朝日新闻》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公开征文，主题是关于二战的回忆，收到的千余篇投稿中，超过八成都是在撕心裂肺地控诉自己受到了来自盟国严重的伤害，只有一成投稿，谈到了造成这种伤害的原因在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
这种现象也从日本的战争电影中可以窥得一二，其主题大都是在讴歌日本人“保家卫国”的事迹，以及来自盟国的残酷破坏，甚少有反映日军侵略行为之作。
再来看看日本对于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之纪念，那是多么的庄重，多么的严肃，多么的悲痛，但一谈到重庆大轰炸、成都大轰炸时，他们就缄口不言了。
耐人寻味的是，虽然日本人念念不忘李梅“赐予”他们的火，却很少在公开场合提起过。更让人不解的是，那些当年葬身火海的日本人之后代、家属，一直都在控告日本政府。
为嘛不告美国政府？这些人控告的理由，是日本政府导致了那场战争，招来了轰炸，却在浩劫之后，不为广大死难的平民提供赔偿，只为达官贵人和军人提供赔偿。
至于后来之日本政府，与当时之日本政府，有何区别，他们并不关心。至于那位活到了八十八岁高龄的裕仁天皇，对于招来这场浩劫该负的责任，他们也不关心。
也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不关心，出生于1922年，经历过美军空袭和原子弹轰炸的日本长崎市长本岛等，就曾公开表示：“天皇负有战争责任。”他随后遭到右翼分子枪击，几乎丧命。
2007年，第一次当首相的安倍，在媒体上发表声明，承认日本当年所发动之“重庆大轰炸”，违反了国际法。但这不是他声明的重点，他的重点在于“东京大轰炸”，这份声明的大半篇幅，都在谈论他对此是如何“痛心疾首”，并拿出一个态度，要对轰炸死难者数量进行全面调查，建立纪念碑，对遗属进行赔偿。
但他在结尾时强调，这只是他的一个建议，不是日本政府的决策。
结果是他的建议成了无法兑现的白条，官司打了九次，日本政府都赢了，如同其赢得“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案一样。
2015年，第二次当首相的安倍，再次面色凝重地出现在了悼念东京大轰炸的仪式上，这一次，他没有再去碰什么赔偿问题，而是转而用起了套路：“我们向和平宣誓，谦虚地面对过去、把惨痛的战争教训铭刻在心，为了世界永久和平作最大限度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