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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之前，王佩瑜像“神童”一样在京剧这条路上狂飙。她将这些成功视作“得来全不费功夫”：13岁凭一折《文昭关》得到梅葆玖赏识；18岁赢得了“小孟小冬”的名号：20岁之前将能参赛的大奖悉数拿下，25岁担任上海京剧院一团副团长；头顶余(叔岩)派第四代传人、梨园小冬皇、当今坤生(女老生)第一人等多重光环。
她的传奇故事，在26岁那年开始以另一种方式延续。2004年底，因为“呆在体制内慎得慌”，她成立了个人京剧工作室，投身京剧市场化道路。在京剧这个以“讲究大排场”为传统的高投入行业，丢掉铁饭碗去单飞，无疑一石激起千层浪。她被视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当代孟小冬
王佩瑜与京剧结缘有很大的偶然因素。传统京剧演员多在五六岁便开始入戏班或者戏校学习，但她直到11岁才接触京剧，一开始学的是老旦，找了当时苏州京剧团的老师，学了两三个月后便参加业务比赛，凭一曲《钓金龟》获得江苏省票友大赛第一名。
也正是因为这次获奖，王佩瑜被南京某电台邀请去录节目，遇上了余派资深学者范石人。在范老的影响下，她转学老生。起初，她错把余派理解成了“于派”，因为当时喜欢于魁智。正式学习京剧是在14岁进入上海市戏曲学校以后，为了进艺校还颇费周折。此前，上海戏曲学校已有十几年没招过女老生了。在多方努力下，王佩瑜被破例录取。
同期在上海戏曲学校的一位京剧演员回忆，王佩瑜在学校时属于特别培养生，担任班长、学生会主席，文化课和专业课都很优秀，是那种路子很正、很听话的好孩子。在校期间，她就有很多机会参加高规格演出，比如代表少年京剧演员参加每年元旦的曲艺晚会，与名角们同台给国家领导人演出，“风头很劲”。
“小孟小冬”的称号也正是在那时叫响的。1996年，王佩瑜到北京参加全国各个戏校的联谊比赛，上海戏曲学校校长王梦云把北京最好的老生请到现场，谭元寿、朱秉谦、孙岳都来了。在一折《文昭关》后，谭元寿惊叹：“这不就是当年的孟小冬吗?”
“我觉得我是她(孟小冬)投胎的，是某种际遇。她1977年去世，我1978年出生。”王佩瑜说。2008年底上映的电影《梅兰芳》，章子怡饰演的孟小冬唱《游龙戏风》时，就是找王佩瑜配唱的。与她合作的梅葆玖当时评价说，两人合作《游龙戏凤》很默契，“选人选对了”。
2000年从上海艺校毕业时。王佩瑜在京剧圈内早己名噪一时，也有了“瑜老板”的称号。“老板”是对传统戏剧界头牌角儿的称呼，“七八十岁的前辈见到我也叫瑜老板，现在想想很汗颜，当时却觉得很自然。”
在众星捧月的环境成长起来，不到20岁便到达很多艺术家难以企及的殿堂，一旦摔下来必定会很疼。
败走京剧院
如果没有离开上海京剧院，王骊瑜能想象现在的自己：当团长了吧，会是个京剧院里有个人品牌效应的领导。这应该是让大多数京剧演员艳羡的。
这种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2004年的出走而转换了轨道。
因为领导的器重，25岁时，王佩瑜成为一团副团长，全面负责人才培养、演出、剧目建设等。在担任副团长的一年里，王佩瑜试图打破常规，推行新做法。比如给跑龙套的多发点钱，但这种破坏游戏规则的做法，最终因为既不讨好其他团领导，又不能真正改善龙套们的生活，反而因为账目混乱而搞得鸡飞狗跳。
她提出“以人为本”，主张有什么人排什么戏，打破以往先有戏再找人的套路，“让有条件的人去到更高的地方，没条件的人维持现状”，这样的做法最后也引起演员们的怨声载道。那时，她还身兼党支部书记，很多年轻人想入党，但她认为艺术更重要，无暇关注，也因此招来“不关注群众政治生活”的批评。
在她看来，目前京剧院还在走乡镇企业家的路子。“找个本子，再找几个人排一两个月就拿出来演，操作很粗糙，但是会花很多钱砸在不必要的地方。京剧有政府拨款，生存没有压力，主要演员和群众演员拉不开距离，吃大锅饭。”
当改革惹来诸多是非后，她选择了逃走，“我会用不屑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无能，非常厌恶这个体制。”
为了进行一些体制上的改革和实现独当一面的想法，王佩瑜决定成立独立的京剧工作室，“最早的愿望是成立上海京剧院王佩瑜戏剧工作室，承诺每年向京剧院上交多少钱，但是得给我人和演出需要的东西。”
在被院方否掉自己的方案后，坚持认为值得尝试的她，2005年元旦，推出了以“王佩瑜戏剧工作室”为名的第一场演出，在武汉开演。工作室固定人员只有化妆师、鼓师、琴师和主要配角，每人月工资一两千元，其余人马到演出地临时找，这比国家剧团演出时几十人的队伍所需成本少很多。
但因为演出机会不稳定，利润又小，工作室的生计很快出现危机。与此同时，上海京剧院也不再宠爱王佩瑜，虽然没有解约，但不给她演出机会。在事业与生计都亮起红灯之际，王佩瑜放下身段回到了上海京剧院。回去时发现已是物是人非，老一辈退休了。
做京剧界的本山传媒
如今，回到京剧院已经四年，王佩瑜的身份还原为一个纯粹的京剧演员，她将这段时间定义为“事业飞跃期”。有戏迷评价，王佩瑜是做回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唱好戏就行了。
败走京剧院以及工作室夭折，对她来说都是很大的失败。但这也让她与体制达成了和解，“京剧的事情不是我能解决的，我只能让大家喜欢我，我再引领他们进剧场看京剧”，她想以打造个人品牌的方式来曲线救国，也救自己。
与当年不同的是，这一次她会呆在体制内，“那时候过于注重形式，现在关键是怎么能做成事，做成功了我很高兴，不成功我还是中国一线的京剧演员”，她没有断掉自己的后路。
有熟悉京剧行情的人说，京剧95％的成本花在剧本、服装、灯光等上面，演员的酬劳占比很低。即便是于魁智、张火丁这些一线名角，每场能要价一万元算是难得。绝大多数一流主角每场能有几百上千元算是正常，王佩瑜每场戏能从上海京剧院拿到800到1000元，这已是上海京剧院一线名角的价格。
“我现在完全不计较能从院里拿到多少钱，这个价格和我的商业价值是无关的。”王佩瑜的自信依旧如当年，做个人品牌正是因为觉得自己有潜力才要去做。个人品牌打造计划已有成熟思路，出唱片、出书、讲座、上电视、上报纸，扩大自己名声的同时，实现个人品牌商业价值的最大化。
她给自己的新定位是“做最古老的传统艺术，最时尚的演绎者”。前者是要将台上的专业做精，后者是要将台下的自己推销给大众，“时尚是文化消费的主流，现在不能把京剧变成很时尚的东西，就先从人做起”。
作为京剧界的“时尚偶像”，王佩瑜的演出已经开始这样的尝试。2010年1月，王佩瑜在天津和北京演出了墨壳原态舞台剧《乌盆记》，将相声、评书、京剧三种艺术形式溶于一炉，有单田芳说书，马志明跟黄族民的传统相声段子，演出内容围绕传统剧目《乌盆记》展开。整部戏用最原生态的表演方式与观众见面，连宣传海报用的都是旧戏报。
谈到未来计划，她的参考对象是赵本山的本山传媒，做连锁剧场，拍电视剧，做广告代言，发展签约演员，“二人转很草根都能做到，这步，京剧的根很正，但也可以很民间，只是需要有人去整合资源”。
她的特立独行给了她惨痛教训，却也为她赢得了更多年轻粉丝的青睐。在台上，她是演绎政治人物仕途的女老生；台下她被称为“京剧界的李宇春”，永远都是帅气装扮，平头、衬衣、牛仔裤、板鞋，不施脂粉，眼神笃定沉稳，在中性美当道的今天，她被当做“另类青春偶像”狂热地崇拜着。
她的传奇故事，在26岁那年开始以另一种方式延续。2004年底，因为“呆在体制内慎得慌”，她成立了个人京剧工作室，投身京剧市场化道路。在京剧这个以“讲究大排场”为传统的高投入行业，丢掉铁饭碗去单飞，无疑一石激起千层浪。她被视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当代孟小冬
王佩瑜与京剧结缘有很大的偶然因素。传统京剧演员多在五六岁便开始入戏班或者戏校学习，但她直到11岁才接触京剧，一开始学的是老旦，找了当时苏州京剧团的老师，学了两三个月后便参加业务比赛，凭一曲《钓金龟》获得江苏省票友大赛第一名。
也正是因为这次获奖，王佩瑜被南京某电台邀请去录节目，遇上了余派资深学者范石人。在范老的影响下，她转学老生。起初，她错把余派理解成了“于派”，因为当时喜欢于魁智。正式学习京剧是在14岁进入上海市戏曲学校以后，为了进艺校还颇费周折。此前，上海戏曲学校已有十几年没招过女老生了。在多方努力下，王佩瑜被破例录取。
同期在上海戏曲学校的一位京剧演员回忆，王佩瑜在学校时属于特别培养生，担任班长、学生会主席，文化课和专业课都很优秀，是那种路子很正、很听话的好孩子。在校期间，她就有很多机会参加高规格演出，比如代表少年京剧演员参加每年元旦的曲艺晚会，与名角们同台给国家领导人演出，“风头很劲”。
“小孟小冬”的称号也正是在那时叫响的。1996年，王佩瑜到北京参加全国各个戏校的联谊比赛，上海戏曲学校校长王梦云把北京最好的老生请到现场，谭元寿、朱秉谦、孙岳都来了。在一折《文昭关》后，谭元寿惊叹：“这不就是当年的孟小冬吗?”
“我觉得我是她(孟小冬)投胎的，是某种际遇。她1977年去世，我1978年出生。”王佩瑜说。2008年底上映的电影《梅兰芳》，章子怡饰演的孟小冬唱《游龙戏风》时，就是找王佩瑜配唱的。与她合作的梅葆玖当时评价说，两人合作《游龙戏凤》很默契，“选人选对了”。
2000年从上海艺校毕业时。王佩瑜在京剧圈内早己名噪一时，也有了“瑜老板”的称号。“老板”是对传统戏剧界头牌角儿的称呼，“七八十岁的前辈见到我也叫瑜老板，现在想想很汗颜，当时却觉得很自然。”
在众星捧月的环境成长起来，不到20岁便到达很多艺术家难以企及的殿堂，一旦摔下来必定会很疼。
败走京剧院
如果没有离开上海京剧院，王骊瑜能想象现在的自己：当团长了吧，会是个京剧院里有个人品牌效应的领导。这应该是让大多数京剧演员艳羡的。
这种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2004年的出走而转换了轨道。
因为领导的器重，25岁时，王佩瑜成为一团副团长，全面负责人才培养、演出、剧目建设等。在担任副团长的一年里，王佩瑜试图打破常规，推行新做法。比如给跑龙套的多发点钱，但这种破坏游戏规则的做法，最终因为既不讨好其他团领导，又不能真正改善龙套们的生活，反而因为账目混乱而搞得鸡飞狗跳。
她提出“以人为本”，主张有什么人排什么戏，打破以往先有戏再找人的套路，“让有条件的人去到更高的地方，没条件的人维持现状”，这样的做法最后也引起演员们的怨声载道。那时，她还身兼党支部书记，很多年轻人想入党，但她认为艺术更重要，无暇关注，也因此招来“不关注群众政治生活”的批评。
在她看来，目前京剧院还在走乡镇企业家的路子。“找个本子，再找几个人排一两个月就拿出来演，操作很粗糙，但是会花很多钱砸在不必要的地方。京剧有政府拨款，生存没有压力，主要演员和群众演员拉不开距离，吃大锅饭。”
当改革惹来诸多是非后，她选择了逃走，“我会用不屑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无能，非常厌恶这个体制。”
为了进行一些体制上的改革和实现独当一面的想法，王佩瑜决定成立独立的京剧工作室，“最早的愿望是成立上海京剧院王佩瑜戏剧工作室，承诺每年向京剧院上交多少钱，但是得给我人和演出需要的东西。”
在被院方否掉自己的方案后，坚持认为值得尝试的她，2005年元旦，推出了以“王佩瑜戏剧工作室”为名的第一场演出，在武汉开演。工作室固定人员只有化妆师、鼓师、琴师和主要配角，每人月工资一两千元，其余人马到演出地临时找，这比国家剧团演出时几十人的队伍所需成本少很多。
但因为演出机会不稳定，利润又小，工作室的生计很快出现危机。与此同时，上海京剧院也不再宠爱王佩瑜，虽然没有解约，但不给她演出机会。在事业与生计都亮起红灯之际，王佩瑜放下身段回到了上海京剧院。回去时发现已是物是人非，老一辈退休了。
做京剧界的本山传媒
如今，回到京剧院已经四年，王佩瑜的身份还原为一个纯粹的京剧演员，她将这段时间定义为“事业飞跃期”。有戏迷评价，王佩瑜是做回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唱好戏就行了。
败走京剧院以及工作室夭折，对她来说都是很大的失败。但这也让她与体制达成了和解，“京剧的事情不是我能解决的，我只能让大家喜欢我，我再引领他们进剧场看京剧”，她想以打造个人品牌的方式来曲线救国，也救自己。
与当年不同的是，这一次她会呆在体制内，“那时候过于注重形式，现在关键是怎么能做成事，做成功了我很高兴，不成功我还是中国一线的京剧演员”，她没有断掉自己的后路。
有熟悉京剧行情的人说，京剧95％的成本花在剧本、服装、灯光等上面，演员的酬劳占比很低。即便是于魁智、张火丁这些一线名角，每场能要价一万元算是难得。绝大多数一流主角每场能有几百上千元算是正常，王佩瑜每场戏能从上海京剧院拿到800到1000元，这已是上海京剧院一线名角的价格。
“我现在完全不计较能从院里拿到多少钱，这个价格和我的商业价值是无关的。”王佩瑜的自信依旧如当年，做个人品牌正是因为觉得自己有潜力才要去做。个人品牌打造计划已有成熟思路，出唱片、出书、讲座、上电视、上报纸，扩大自己名声的同时，实现个人品牌商业价值的最大化。
她给自己的新定位是“做最古老的传统艺术，最时尚的演绎者”。前者是要将台上的专业做精，后者是要将台下的自己推销给大众，“时尚是文化消费的主流，现在不能把京剧变成很时尚的东西，就先从人做起”。
作为京剧界的“时尚偶像”，王佩瑜的演出已经开始这样的尝试。2010年1月，王佩瑜在天津和北京演出了墨壳原态舞台剧《乌盆记》，将相声、评书、京剧三种艺术形式溶于一炉，有单田芳说书，马志明跟黄族民的传统相声段子，演出内容围绕传统剧目《乌盆记》展开。整部戏用最原生态的表演方式与观众见面，连宣传海报用的都是旧戏报。
谈到未来计划，她的参考对象是赵本山的本山传媒，做连锁剧场，拍电视剧，做广告代言，发展签约演员，“二人转很草根都能做到，这步，京剧的根很正，但也可以很民间，只是需要有人去整合资源”。
她的特立独行给了她惨痛教训，却也为她赢得了更多年轻粉丝的青睐。在台上，她是演绎政治人物仕途的女老生；台下她被称为“京剧界的李宇春”，永远都是帅气装扮，平头、衬衣、牛仔裤、板鞋，不施脂粉，眼神笃定沉稳，在中性美当道的今天，她被当做“另类青春偶像”狂热地崇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