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沈祖棻以轻灵婉丽的诗人气质，赋予其作品的浓浓诗情和瑰丽幻想，照亮了历史暗隅中挣扎着的女性世界。正如她在《赠孝感》一诗中写道：“我却用彩虹架起梦的桥梁，采摘璀璨的星斗和皎洁的月光，用情丝和思绪系上灵活的笔尖，去做灯火照亮每个灵魂的暗隅。”而在她的小说里，塑造得最有代表性、最具艺术魅力的女性形象是《马嵬驿》中的杨贵妃。在这部小说中，是作为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性形象，在其生命的即将终结之时，杨贵妃发出了对女性整体存在状态的悲叹——痛苦又无可奈何，清醒地认识到了女性悲剧命运不可抗拒的必然性，使自身也升华为一个现代女性觉醒者的代表形象。也正是因为这样，使得她的文学形象颇具现代女性的叛逆性与自觉性，折射出了现代女性的心路历程和生存体验，并与作者的心灵完全契合，达到浑然一体的境界。
　　［关键词］女性文学；女性意识；沈祖棻；《马嵬驿》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4-0077-02
　　中国的女性自从成为男权社会的附庸以来，深重的苦难和无力的挣扎就贯穿于她们脆弱而漫长的生命历程之中，她们受到历史传统和现实桎梏的双重挤压，默默地承受着肉体和灵魂的撕裂所造成的认知错位。这几乎超过了她们所能够承受的心理极限，并且无可奈何地背负着男权意志强加于她们的道德枷锁，缓缓流淌的血泪交汇出一首首爱与恨的旷世悲歌。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她们也只能发出柔弱悲戚的哀吟，以极其卑微的方式隐忍地生存下去，这自然是一种历史和现实之间具有反讽意味的奇怪悖论：赋予她们生存意志和力量的源泉，却又正是她们痛苦和磨难的渊薮。中国女性出于维护其自由和尊严的生命本能，寻求突破男性为她们建构的生存藩篱，挑衅呆滞而缺乏人性关怀的道德伦理规范，以有悖于常规的叛逆举动来对抗严苛的礼教宗法。可令人无奈的是，以各种面貌出现的男权话语始终牢牢掌握着事实真相的解释权，而处于被动中的女性却根本没有权利来表明其行为的合理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不仅给20世纪中国文学带来了蓬勃的生命力，并引发了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女性作家的创作热潮。同时，由于受到了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扩散的影响，中国女性的自我意识也逐渐萌发并觉醒，随之而来的就是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女性自我文学世界的构建开始成形。这些新时代的女性作家，借助于她们丰富的生活体验、独特的人生审视，通过异彩纷呈的文学笔调，倾注着对文学对生活的激情和热爱。她们渴望对现实境况做出可能的历史阐释，期求在对未来的允诺中重构女性的生存意义。于是，她们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去“反观历史”，重新解读和体认男性权力意志所框定的历史事实。而女作家沈祖棻创作的历史题材小说，在同时期女作家中可谓独树一帜，她凭借奔放的热情和奇特的想象，对以往既定的历史叙述展开了另类反思。徐署蕾在其研究文章里这样评论说：“在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和生命状态的探求中获得了超越日常经验的生命体验，她读出的那些未曾写出的意义，成为人的现存处境的历史模式的最佳注解，在回顾历史的同时获得了对‘现在’的关照。”沈祖棻的这篇历史小说《马嵬驿》，同样是取材于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只不过她把文学创作的视点放在了“安史之乱”期间发生兵变的马嵬驿。小说第一次将杨贵妃作为主要人物来观察和审视周围发生的一切，通过叙述她细腻的心理变化和悲剧性的生命历程，折射出中国女性整体生存境遇的尴尬与失语。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中云：“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实是“欲讽反谀”，所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表现出了人生体验丰富的诗人对唐明皇与杨贵妃生离死别的深切同情，远远超出了他本来的写作意图，无意中为他们的至情至爱慷慨悲歌。可以说，从《长恨歌》到李商隐《马嵬》，再到后来洪昇的《长生殿》，无不寄托着作者对男女恋爱的美好愿望——“月宫重逢，相约来生”，但是他们立足于男性自身的观点去审视和评价女性，而事实上这只不过是文人梦幻出的一个美妙的神话。沈祖棻在作品中赋予了杨贵妃独特的人格魅力，力图恢复和重构她被人们有意歪曲的历史形象。在对历史的重新阐释中，杨贵妃的艺术形象获得了新的丰富内涵，暗含着某些现代女性正在追寻的价值取向。
　　在沈祖棻笔下，杨贵妃不再是淫乱无耻的红颜祸水，作者以充满诗情画意的柔美笔调，塑造出了一个纯真美丽而至情至性的女性形象。为了追求美好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她敢爱敢恨敢说敢讲，蔑视桎梏女性生存自由和欲求的纲常伦理，义无返顾地僭越了封建礼教所限定的道德秩序，甚至急切地发出与情郎产生“灵魂与灵魂的拥抱”的热切渴望。至于后妃惠德、温柔贤淑、母仪天下之类冠冕堂皇的话语，早已在她眼中变得无足轻重。也就是说，她否定了男权色彩浓厚的所谓“历史真实”，同时拒斥了强加于她身上的一切历史定论。在这里她变成了一个传统女性美德的叛逆者。杨贵妃冲击了正统的人伦观念，抛弃了如行尸走肉般活着的、一味贪图享受安逸而被她打心眼里瞧不起的寿王。事实上，她首先必须摆脱了生活的虚耗和庸常境遇，才会有机会去追求自己渴望已久的自由生活和纯真爱情。
　　杨贵妃拥有天生的高贵品质和倾国倾城的容貌，却又始终保持着灵魂的纯洁，她从心底里厌恶甚至诅咒专横、淫荡和冷酷的帝王世家，但是她无法抗拒命运的安排，不得不嫁给懦弱无能的寿王李瑁，可是他也只仅仅占有她的躯体，他们在精神本质上是疏远的、隔阂的。为此，她生活在极端的痛苦和失望之中，内心深处正滋生着一种不安慰的反叛情绪。面对明皇惊天动地的爱情抉择，正统的伦理秩序也只能发出无奈的叹息和默认。在册封贵妃的大典上，明皇的高贵气质“慑服了群臣私心的非议，不自主地对他生出一种敬爱的心，完全忘了前一刻的伦理的批评和道德的裁判”，这种道德评判的虚伪与脆弱于此可见一斑。“爱江山还是更爱美人”，玄宗皇帝在孰轻孰重的抉择面前，与普天下任何一个普通的男人无异，即便是九五之尊也难免儿女情长。此时此刻，杨贵妃真切地感受到了那种男性深深的炽热的爱恋之情，体验到了女人倾心于自己心爱的情郎时的那种幸福和乐趣。他表面上威严肃穆，实际风流倜傥而且富于才情，对玉环体贴入微，恩宠有加。因此，她“不自觉地将冷淡的神情和傲慢的态度变成了温柔的情绪”，但作者的主观意图不在于歌颂他们纯洁的爱情，而是要砸碎男性强加在女人身上的沉重枷锁，抛开她们不该承受的历史罪名，着重挖掘和显现美妙的爱情神话背后隐伏的悲剧性结局。当她面临生死考验之际，居然天真地把男人的誓言和承诺当作可靠的东西。特别是她临死之前所说的那一番话，绝对是发自内心的真情道白，听上去感人至深，动人肺腑。 　　既然叫我离开你去死，又叫我不要伤心，
　　这是多么的矛盾啊！……你放心，我一定遵照你的意旨去死的！不过你毁灭了我对于爱情的信仰、一切崇高的理想和美丽的人生……不过我死之后，你纵然恢复了国家的威权、皇帝的尊容……在那时侯你会感到空虚，你一定会后悔的。
　　只怨我自己将爱看成那样神圣、那样伟大，以为在爱的力量之下是没有任何障碍的，没有任何势力能破坏的，而和一个不同地位的人相爱，以致造成这样悲惨的结局……你是有充足理由的，我无话可说。我不怨你，只怨我不该和一个有责任、有地位的人相爱，尽管当时他是抛开一切的。我只悲伤着我的遭遇。
　　刹那芳华，斯人逝矣，追寻爱情理想，最终却是郁郁而终。在一番肝肠寸断的表白之后，杨贵妃粲然一笑，然后用三尺白绫了结了自己的生命。昔日的情郎却苟且偷生背叛了她，用她冰清玉洁的躯体来换取暂时的苟延残喘，尽管可能这不是他的本意。一种莫名的情绪包裹着她，这里蕴涵了很多的痛苦、失落、恐惧、悔恨。那一刻，无依无靠的她才真正幡然醒悟：所谓的爱情与真心，只不过如梦幻一般烟消云散。她不得不放弃终生追寻的生存价值，对于自己，也对于别人，死亡不是末路，而是解脱和抗拒。也许此刻只有选择死亡和坟墓，才能解脱人世间无与伦比的伤痛，她放弃了哀求和眼泪，从容地走向命运的悲剧——死亡。那一刻她的形象是那么高尚、纯洁，不再是那个背负历史十字架受难的她，而是女性苦难命运的先觉者。“她将作为一切罪恶的担受者独自承担历史的罪责，女性的生命、爱情、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成为男性权力话语的牺牲和献祭。”她看透了男子的冷酷、虚伪，他们往日的甜言蜜语，如今也只会是杀人于无形之中的利刃。对这不公平的人生遭遇，她大声地倾诉自己内心的悲愤与悔恨。“这不是我一个女人的悲哀，是从古以来千万个女人的悲哀”，这种认识是她把个人的悲剧命运思考上升到了历史的高度，从而对女性的历史命运提出了更深层次的反思和追问。
　　从上面的解读中我们不难发现：发生在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间的情感纠葛，实质上不过是那些男性诗人幻化出来的美妙童话。诗人们以其瑰丽的想象和精巧的构思，有意地为我们编织了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尤其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更是把这种虚构和美化推向了极致，跨越了传统道德理性的藩篱和限制，淡化了政治宣教的舆论色彩，凸显了男女之间情爱的虚空与无奈，从而使得故事本身显露出了一定程度的普世价值。然而，在作者看来，这也不过是文人士大夫所塑造出来的婚恋憧憬。正因为如此，沈祖棻才以其独特的文学视角，把尘封已久的历史展开并重新予以体认，僵硬死寂的历史“在女性的体认中获得了另一种声音和生命向度”。由于其学人身份、女性视角以及古典意蕴的现代性感知，她在历史小说中，构筑了并非强力却又巧妙的反叛，不太注重传统史书的原始记录，而是重笔捕捉女性心灵世界的细微颤动，以便从极微小处渗透来重现历史的真实，并对它尽可能地做出新颖的另类解释，重塑女性在历史小说上的光辉形象，最终以此来反照作者生活的现实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