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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华关系，大陆政策，东亚新秩序，民间贸易，战略互惠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l(2011)14-0071-02
《日本近现代对华关系史》在诸多日本历史研究中独辟蹊径，它不同于一般的日本近代史、日本外交史、中日关系史著作，以日本对华政策、对华关系为切入点，在收集、整理大量中日文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日本对华政策制定的背景、目标、不同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特点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独特的视角、翔实的资料、深入的剖析，保证了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开创意义。通览全书，笔者认为有几点特别突出。
首先，研究视角独特。作者以日本对华关系为切入点，全书紧紧围绕这个主题展开，按照历史的发展层层递进地分析，得出了许多颇具启发性的新观点，在日本近代历史研究上具有开创意义。实事求是地说，以日本对华关系为题研究日本历史难度很大，稍有不慎就可能与日本近代史、日本外交史、中日关系史相混淆。通观全书，可以看出作者在突出主题上的良苦用心。作者紧紧把握日本对华政策、对华关系这条主线，指出对华关系在近代以来日本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战前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总体思路，并具体分析了不同时期对华政策的目标、实施特点和影响，论证和观点都很有新意。为全面分析近代以来日本对华关系，作者充分注意了历史的连续性和阶段性，回顾了前近代日本冲破传统“华夷秩序”、建立日本式“华夷体制”的战略，为研究日本近代以后提出的“失之欧美、补取东亚”、“脱亚入欧”、向中国扩张的“大陆政策”做了很好的铺垫。“大陆政策”是贯穿近代日本对华关系的主线，为实现“大陆政策”日本不断对中国用兵，从局部战争到全面侵华，企图建立日本领导下的东亚新秩序。在以往的研究中，一般都比较重视日本对华的目的、本质，对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内阁对华政策的差异分析较少，存在着简单化、概念化的偏向。《日本近现代对华关系史》则采取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大量收集史料的基础上，既分析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本质，指出日本对华关系的历史继承性，又具体分析了实施“大陆政策”的不同阶段的差异，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例如：关于“币原外交”和“田中外交”，作者指出它们的目的都是要维护日本的侵略利益，同时也具体分析它们在形式上的不同特点，并系统阐述了“协调外交”的起源、发展、演变及其终结，认为“币原外交强调国际‘协调主义’，标榜对华‘不干涉’原则，注重通过经济手段维护和扩大日本的在华利益。田中外交则是赤裸裸的军事侵略、武力外交”[I]㈣，抓住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本质，注意两者在策略上、形式上的区别，这为在错综复杂的历史中求得真相、找寻规律很有借鉴意义。再比如，研究日本30年代对华关系时，学者多注意日本决策部门的一致性，而作者根据大量的资料，具体阐释了在对华政策方法、步骤上外务省与军部的分歧与协调，不同内阁时期对华政策的异同，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30年代出现短暂的中日“亲善外交”和日本加紧华北分裂活动，了解一段时期内，日本对华关系呈现“双线”并行的原因。而战后日本对华关系是以平等、合作为主线，在“民间外交”和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各届内阁对华态度也有所不同，从而导致战后中日关系不断出现“波峰”与“波谷”交错的状况。而战后日本对华关系与世界形势、中日两国国力对比、日本对中国的认识等紧密相连。这些体现了作者敏锐的洞察力、求真求实的学术勇气，在日本历史研究中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其次，作者通过缜密分析大量的中日文第一手资料，重新解读和评价了一些人们熟知的历史事件，对客观认识日本对华政策及中日关系很有启示。例如，对于《中日修好条约》，作者肯定了其平等性质，中日关系进入近代国际条约时代，为中日平等交流创造了条件，但是，作者没有仅限于对条约平等性质的论述，而是指出由于条约束缚了日本对外扩张，“它早早地就被日本政府所抛弃，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注重对条约作用的分析，这有助于了解日本为何能在条约签订后不久就发动侵台战争，侵台与吞并琉球之间的关系。再比如，对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对华认识和政策的分析，肯定了日本驻华公使对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很有远见的”，作者并不是要称赞日本的“远见”，而是要分析日本在对中国形势做出准确判断后，所采取的政策和要达到的目的，认为：日本对中国政体的关心还在其次，主要是为了确保和扩大日本的在华利益。这样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以往对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后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中国学者的负面评价比较多，一般仅指出其对日本的姑息、纵容，而作者通过大量资料重新对九国公约会议做了评价，指出会议虽然没有制裁日本，但是所通过的共同宣言和声明，谴责了日本的侵略行径，驳斥了日本侵略诡辩，肯定了会议对中国表示同情、在国际舞台上孤立日本的积极作用。另外，作者清晰地阐述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对华政策演变的原因、具体实施和影响，有助于深入研究日本对华关系中武力侵犯与政治谋略的关系。作者根据大量资料，对学界正在争论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关于日本外务省在卢沟桥事变后策划的“船津工作”，作者认为并非如日本学界所言是日本“宽容”和“诚意”的表现，而是施放和平烟幕，赢得发动新的军事进攻的时间，以实现完全控制华北的目的。作者对战后日本对华政策中的合作与防范、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做了比较深刻的分析，特别指出日本政治保守化、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目标过程中，对华关系的演变。通过对重要历史事件和学界争论问题的探讨，可以看出作者紧紧跟踪学界前沿，直视热点、难点问题，以史实为依据，提出独到见解，显示了作者的研究能力，增加了著作的学术含量。
再次，全书结构合理、逻辑清晰，内容详略得当，论述言简意赅。该书从结构上说，分为8章，战前、战后各4章，内容涵盖了日本一百多年对华关系的历史。各章节的布局合理，而且，章节题目准确地概括了各个时期日本对华关系的最主要特点，体现了作者要表达的日本近代化发展历程中的两条不同道路以及不同发展道路、日本国内制度变革在日本对华政策、对华关系中的作用。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过多地着墨于中日关系中主要事件的一般论述，而是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抽丝剥茧般精辟分析，将日本对华政策出台的背景、目标、实施经过等清晰地呈现出来，令人耳目一新，可见作者对日本对华关系的全面把握、深厚的研究功力和语言运用能力。作者认为日本对华政策战前、战后有本质的不同，战前日本追求的是实现大陆政策，表现为极度的对华扩张军事侵略。战后日本经过民主改革走上了和平发展道路，对华政策基点是和平、合作与战略互惠。战前战后日本对华关系是由日本不同发展道路决定的。战前战后日本的对华政策、对华关系的基点不同，它们之间却又存在着某种联系。作者从大视野、大格局中观察日本对华关系，认为战后日本对华政策与美国全球战略、美国对华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在战后特殊的国际环境下，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导致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日本人对侵华战争、对“加害者”责任缺乏应有的认识，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日本人的历史认识又与台湾问题、钓鱼岛领土争端等现实问题相关联，妨碍中日关系向前发展。从《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到《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些文件都一再强调正视历史，开辟未来，是发展中日关系的共同政治基础。作者认为这些重要文件对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日本在制定对华政策上，应遵守中日之间的基本共识和上述文件精神，与中国一道克服未来两国关系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作为专门史著作，该书对近代日本外交体制、机制、外交机构的职能等做了简明扼要的论述，书后附有日本近现代对华关系史年表，便于读者全面了解近代以来日本对华关系、日本外交机构变迁和中日关系的重大事件，很有参考价值。
总之，《日本近现代对华关系史》是中国学界日本研究的一朵奇葩，集作者10年的心血和努力，其学术含金量不言而喻。当然，白玉微瑕，《日本近现代对华关系史》一书也存在着一些有待完善之处。如：前4章与后4章写作风格不太一致；全书若有个“结语”与“绪论”相照应，结构会更加完整；个别提法有待斟酌等。但是，瑕不掩瑜，《日本近代对华关系史》是中国学界日本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是学术研究的一个新高峰。同时，学术研究无止境，我们真诚地期待作者继续攀登新高峰，凭“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再出精品。
参考文献：
[1]宋志勇，田庆立，日本近现代对华关系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l(2011)14-0071-02
《日本近现代对华关系史》在诸多日本历史研究中独辟蹊径，它不同于一般的日本近代史、日本外交史、中日关系史著作，以日本对华政策、对华关系为切入点，在收集、整理大量中日文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日本对华政策制定的背景、目标、不同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特点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独特的视角、翔实的资料、深入的剖析，保证了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开创意义。通览全书，笔者认为有几点特别突出。
首先，研究视角独特。作者以日本对华关系为切入点，全书紧紧围绕这个主题展开，按照历史的发展层层递进地分析，得出了许多颇具启发性的新观点，在日本近代历史研究上具有开创意义。实事求是地说，以日本对华关系为题研究日本历史难度很大，稍有不慎就可能与日本近代史、日本外交史、中日关系史相混淆。通观全书，可以看出作者在突出主题上的良苦用心。作者紧紧把握日本对华政策、对华关系这条主线，指出对华关系在近代以来日本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战前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总体思路，并具体分析了不同时期对华政策的目标、实施特点和影响，论证和观点都很有新意。为全面分析近代以来日本对华关系，作者充分注意了历史的连续性和阶段性，回顾了前近代日本冲破传统“华夷秩序”、建立日本式“华夷体制”的战略，为研究日本近代以后提出的“失之欧美、补取东亚”、“脱亚入欧”、向中国扩张的“大陆政策”做了很好的铺垫。“大陆政策”是贯穿近代日本对华关系的主线，为实现“大陆政策”日本不断对中国用兵，从局部战争到全面侵华，企图建立日本领导下的东亚新秩序。在以往的研究中，一般都比较重视日本对华的目的、本质，对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内阁对华政策的差异分析较少，存在着简单化、概念化的偏向。《日本近现代对华关系史》则采取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大量收集史料的基础上，既分析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本质，指出日本对华关系的历史继承性，又具体分析了实施“大陆政策”的不同阶段的差异，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例如：关于“币原外交”和“田中外交”，作者指出它们的目的都是要维护日本的侵略利益，同时也具体分析它们在形式上的不同特点，并系统阐述了“协调外交”的起源、发展、演变及其终结，认为“币原外交强调国际‘协调主义’，标榜对华‘不干涉’原则，注重通过经济手段维护和扩大日本的在华利益。田中外交则是赤裸裸的军事侵略、武力外交”[I]㈣，抓住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本质，注意两者在策略上、形式上的区别，这为在错综复杂的历史中求得真相、找寻规律很有借鉴意义。再比如，研究日本30年代对华关系时，学者多注意日本决策部门的一致性，而作者根据大量的资料，具体阐释了在对华政策方法、步骤上外务省与军部的分歧与协调，不同内阁时期对华政策的异同，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30年代出现短暂的中日“亲善外交”和日本加紧华北分裂活动，了解一段时期内，日本对华关系呈现“双线”并行的原因。而战后日本对华关系是以平等、合作为主线，在“民间外交”和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各届内阁对华态度也有所不同，从而导致战后中日关系不断出现“波峰”与“波谷”交错的状况。而战后日本对华关系与世界形势、中日两国国力对比、日本对中国的认识等紧密相连。这些体现了作者敏锐的洞察力、求真求实的学术勇气，在日本历史研究中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其次，作者通过缜密分析大量的中日文第一手资料，重新解读和评价了一些人们熟知的历史事件，对客观认识日本对华政策及中日关系很有启示。例如，对于《中日修好条约》，作者肯定了其平等性质，中日关系进入近代国际条约时代，为中日平等交流创造了条件，但是，作者没有仅限于对条约平等性质的论述，而是指出由于条约束缚了日本对外扩张，“它早早地就被日本政府所抛弃，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注重对条约作用的分析，这有助于了解日本为何能在条约签订后不久就发动侵台战争，侵台与吞并琉球之间的关系。再比如，对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对华认识和政策的分析，肯定了日本驻华公使对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很有远见的”，作者并不是要称赞日本的“远见”，而是要分析日本在对中国形势做出准确判断后，所采取的政策和要达到的目的，认为：日本对中国政体的关心还在其次，主要是为了确保和扩大日本的在华利益。这样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以往对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后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中国学者的负面评价比较多，一般仅指出其对日本的姑息、纵容，而作者通过大量资料重新对九国公约会议做了评价，指出会议虽然没有制裁日本，但是所通过的共同宣言和声明，谴责了日本的侵略行径，驳斥了日本侵略诡辩，肯定了会议对中国表示同情、在国际舞台上孤立日本的积极作用。另外，作者清晰地阐述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对华政策演变的原因、具体实施和影响，有助于深入研究日本对华关系中武力侵犯与政治谋略的关系。作者根据大量资料，对学界正在争论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关于日本外务省在卢沟桥事变后策划的“船津工作”，作者认为并非如日本学界所言是日本“宽容”和“诚意”的表现，而是施放和平烟幕，赢得发动新的军事进攻的时间，以实现完全控制华北的目的。作者对战后日本对华政策中的合作与防范、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做了比较深刻的分析，特别指出日本政治保守化、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目标过程中，对华关系的演变。通过对重要历史事件和学界争论问题的探讨，可以看出作者紧紧跟踪学界前沿，直视热点、难点问题，以史实为依据，提出独到见解，显示了作者的研究能力，增加了著作的学术含量。
再次，全书结构合理、逻辑清晰，内容详略得当，论述言简意赅。该书从结构上说，分为8章，战前、战后各4章，内容涵盖了日本一百多年对华关系的历史。各章节的布局合理，而且，章节题目准确地概括了各个时期日本对华关系的最主要特点，体现了作者要表达的日本近代化发展历程中的两条不同道路以及不同发展道路、日本国内制度变革在日本对华政策、对华关系中的作用。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过多地着墨于中日关系中主要事件的一般论述，而是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抽丝剥茧般精辟分析，将日本对华政策出台的背景、目标、实施经过等清晰地呈现出来，令人耳目一新，可见作者对日本对华关系的全面把握、深厚的研究功力和语言运用能力。作者认为日本对华政策战前、战后有本质的不同，战前日本追求的是实现大陆政策，表现为极度的对华扩张军事侵略。战后日本经过民主改革走上了和平发展道路，对华政策基点是和平、合作与战略互惠。战前战后日本对华关系是由日本不同发展道路决定的。战前战后日本的对华政策、对华关系的基点不同，它们之间却又存在着某种联系。作者从大视野、大格局中观察日本对华关系，认为战后日本对华政策与美国全球战略、美国对华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在战后特殊的国际环境下，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导致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日本人对侵华战争、对“加害者”责任缺乏应有的认识，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日本人的历史认识又与台湾问题、钓鱼岛领土争端等现实问题相关联，妨碍中日关系向前发展。从《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到《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些文件都一再强调正视历史，开辟未来，是发展中日关系的共同政治基础。作者认为这些重要文件对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日本在制定对华政策上，应遵守中日之间的基本共识和上述文件精神，与中国一道克服未来两国关系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作为专门史著作，该书对近代日本外交体制、机制、外交机构的职能等做了简明扼要的论述，书后附有日本近现代对华关系史年表，便于读者全面了解近代以来日本对华关系、日本外交机构变迁和中日关系的重大事件，很有参考价值。
总之，《日本近现代对华关系史》是中国学界日本研究的一朵奇葩，集作者10年的心血和努力，其学术含金量不言而喻。当然，白玉微瑕，《日本近现代对华关系史》一书也存在着一些有待完善之处。如：前4章与后4章写作风格不太一致；全书若有个“结语”与“绪论”相照应，结构会更加完整；个别提法有待斟酌等。但是，瑕不掩瑜，《日本近代对华关系史》是中国学界日本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是学术研究的一个新高峰。同时，学术研究无止境，我们真诚地期待作者继续攀登新高峰，凭“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再出精品。
参考文献：
[1]宋志勇，田庆立，日本近现代对华关系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