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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他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求真务实作风,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在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实践中,学习方方的求真务实作风,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深入实际,体察民情,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好事
方方有一颗忠实当好人民勤务员的赤诚之心。他认为:“我们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是为着人民求生存,为着人民求解放,故人民的利益,就是我们的利益,人民的意志,就是我们的意志,获得了人民,我们便获得了胜利,离开了人民,我们便一无所有,这是每一个人民团体的基本问题,也就是与反动派的官僚社会、官僚团体基本区别的地方。”“人民团体要为人民办事,办好事,办人人喜欢的事。”就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体察民情,提出适合于最广大最多数群众要求的方法,团结群众取得斗争胜利。①1932年至1933年在他担任闽西苏区上杭中心县委书记期间,创造才溪模范区、模范乡,受到毛泽东表扬的事迹,就是一个范例。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实施残酷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给红军和苏区人民造成严重困难。因此,扩大红军和发展苏区生产建设,是直接关系到能否坚持长期而又残酷的反“围剿”战争和巩固农村根据地的重大任务。毛泽东曾指出:“组织革命战争,改善群众生活是革命工作的两大任务。”②“只有红军和群众吃饱了饭,才能打败国民党反动派,保卫革命根据地。”③方方和县委领导坚持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关于发展农村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深入农村,帮助区乡干部带领苏区军民战胜困难。他到才溪区、才溪乡参加生产劳动,深入田间、农户,了解群众的困难。如针对普遍的劳动力、耕牛、耕具缺乏的问题,开展耕种互种和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在1933年春耕中,才溪区“全区组织12个耕田队,15个管水队。”结果“春耕比往年提早了半个月”,“杂粮也比往年多种一半”。④组织开山造田,1933年开了1300多担,山占3/4,田占1/4。这样,农业生产“今年(1933年)比去年增加二成,超过暴动前10%……全区粮食暴动前不够甚远,去年又够食,今年则有余了”。⑤群众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吃、穿都较暴动前(指1929年5月暴动——引者)成倍提高。⑥
苏区人民为保卫革命战果,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踊跃参加红军的热情更加高涨。在以方方为书记的中共上杭中心县委的领导下,一次又一次出色完成护红任务,上杭县被誉为闽西苏区扩大红军模范县。⑦才溪区、才溪乡更是名闻全苏区,上才溪青壮年男554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485人,占88%;下才溪765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533人,占70%。⑧在拥军支前方面也是做得最好的。为表彰才溪乡模范事迹,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于1933年7月在才溪盖了一座“光荣亭”。⑨1933年11月,毛泽东到才溪乡调查,写下了著名的《才溪乡调查》一文。1934年1月下旬,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才溪区、才溪乡被评为中央苏区模范区、模范乡,毛泽东亲自给予表扬,号召“全苏区几千个乡一齐学习这几个乡,使几千个乡如同长岗、才溪、石水一样,成为争取全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⑩
二、既有科学预见,更重刻苦实践,全力实现工作目标
方方认为:“没有预见便没有领导”,“要懂得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规律,以至于懂得某一地区的特殊的革命发展规律”,才能确定工作的方针、路线,用于引导某一个阶段、某一时期的斗争,采取正确的策略,运用灵活而多样的方式而达目标。他强调:“要把预见变为实践,否则预见只是空谈”。
抗日战争时期,汕头青抗会武装大队(简称“汕青游击队”)能够在日军侵占汕头当天成立,并迅速开展游击战争,就与方方(时任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书记)的科学和切实指导密不可分。早在1938年4月1日方方给潮汕中心县委的指示信中就明确指出:“摆在潮汕党以及潮汕人民面前,今天第一等的任务,就是保卫潮汕的问题。敌人对于华南的进攻,虽则在时间上或有迟早,但是必然会来到的。”当日军于五、六月间相继侵占厦门、南澳之后,他在七、八月间进一步指出敌人对潮汕实施占领的危险情况,要加强武装工作,而主要的方式是选派干部参加自卫团,分派到潮汕各县去训练壮丁和掌握群众武装。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条件下,方方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独立自主原则,以争取公开合法的自卫团武装,作为党在国民党地区掌握抗日武装的主要途径,体现了他务实的科学态度和灵活运用策略的领导方法。据此潮汕党组织与第九区自卫团统委会合作举办自卫团教导队训练班(400人左右),并选派党员和青抗会骨干参加第八区自卫区教导训练班,还派出大批青抗会员到农村帮助训练壮丁。
特别是在1938年10月中旬,正当日军侵占大亚湾之际,他亲临潮汕指导中心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即“歧山会议”,这是一次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决策会议。他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华南一切工作为着准备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指示,并根据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抗战形势和准备开展潮汕游击战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会议根据他的讲话精神,作出全党转入以备战为中心,一切为着准备潮汕抗日战争的决定,制定了主要任务和措施,其中就有:一旦日军入侵汕头、潮安,即以汕青抗战工队和秘密游击小组为基础,到桑浦山成立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会后,潮汕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先后派出几十支战时工作队到战略要地建立游击小组网。1939年初,方方在特委第五次执委扩大会上进一步部署了潮汕战备工作。四五月间,日军飞机对潮汕地区的轰炸不断升级,在“潮汕形势危急”的情况下,他于5月初再度亲临潮汕检查备战工作落实情况,强调“争取时间,准备迎接战争”,具体布署迎战准备工作。随后,潮汕中心县委在汕头市镇华里召开紧急会议加以贯彻,并制定了准备到桑浦山成立游击队的具体方案。这样,在1939年6月21日,日军入侵汕头市的当天,汕头市的党员、汕青抗战工队、市郊工农自卫队按原计划到桑浦山集结,成立“汕头抗日武装大队”。
方方于6月22日接获汕头失陷的消息后,即派特委两位常委到潮汕布置战时工作,中心是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潮汕游击战,同时正式成立游击队。明确指出:游击队要在保障党的领导和独立自主(行动不受绝对限制)的原则下,使队伍成为公开合法的队伍和统一战线的模范;同时要防止顽固分子反共的阴谋政策。7月7日,“潮汕青年抗日武装大队”(简称“汕青游击队”)在桑浦山宝云岩正式成立。潮汕中心县委特派员与独九旅旅长华振中(抗日爱国将领)谈判,在上述原则下取得“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九旅游击队”番号。此后(至1940年春),汕青游击队成为一支公开合法的抗日武装队伍,英勇奋战在潮汕抗日前线,以其出色战绩而播誉潮汕,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抗日模范队伍。
三、应对复杂局面,善处突发事件,坚决捍卫党和人民利益
方方认为:“由于世界事物的复杂,反动派的刁顽狡猾,因此革命的发展常常是复杂多样,迂回曲折的”。作为领导者,必须拿出“许多实际而具体的办法——不能走直路便绕道前进的办法,去克服当前的各种困难,达到我们的目的”这是方方求真务实作风的又一个突出方面。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了,抗日是第一位的。但国共两党的矛盾和斗争依然存在。中国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真诚合作抗日。而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虽然被迫接受合作抗日,但仍有妥协动摇一面,且其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并末转变。1939年1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更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并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面对复杂形势,如何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以及国共两党关系,方方结合实际,坚决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领导属下党组织坚持团结抗战,回击反共逆流,对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进行“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沦陷区坚持抗日武装斗争,在国统区实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实现了由抗战初期的“公开合法”到隐蔽斗争的转化,挫败了顽固派的反共逆流。
在国民党顽固派加强特务统治、压迫共产党的政治环境下,1942年6月发生了“南委事件”。国民党特务利用叛徒破坏南委机关(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闽西南潮梅地方组织的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方方时任南委书记,因事前已经转移,幸免于难。他在未接到南方局有关应变指示前,采取了通知所属党组织、停止派人到南委联系、转移和隐蔽干部等紧急措施。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获悉南委遭破坏的情况后,甚为关切,多次发出应变指示,要点是:继续贯彻“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要一切以安全为第一,防止事件继续扩大”;“坚持撤退暴露干部,方方及潮梅特委干部也要坚决撤退;所属组织直至支部暂时停止组织活动,每个党员实行勤业、勤学、勤交友三任务”。方方在贯彻南方局指示时,尖锐批评了姚铎(南委秘书长、后叛变)“南方工作可有可无,无也不关重要”的错误主张,并结合潮梅闽西南实际作出补充措施,其中,对潮梅方面是:(一)撤退不是“卷土而走,党组织停止活动后,原有支部或小组要留根子,确定政治可靠的党员作观察员,了解党员表现,为归来恢复时作好准备;(二)撤退并非溃退,要有组织,有准备地进行,先撤退已暴露干部;(三)工作停止,组织分散,党的领导干部撤退或分散隐蔽时,对下属要做好具体安置;(四)潮汕沦陷区党组织继续活动,开展武装斗争。这些结合实际的措施的贯彻执行保证了大批党员干部实现安全隐蔽转移,并以各种方式坚持了隐蔽斗争,渡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潮汕地区在原潮梅特派员林美南以及周礼平、林川、曾广、吴南生、吴健民等主要干部领导下,切实贯彻上述措施和部署,保持了较为完好的组织体系。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残酷统治,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压迫,广大党员经受住了考验,在1943年历史罕见大饥荒的严峻考验下,仍保持革命气节;1944年8月,当叛徒姚铎在重庆投靠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后,潜回潮汕搞破坏时,林美南、周礼平等按南方局指示迅速组织了处决姚铎的斗争,保护了党组织的安全,清除了恢复组织活动的障碍。是年冬,在潮汕面临全面沦陷而全国抗战转入反攻的形势下,果断恢复组织活动,组建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后扩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发动公开抗日游击战,为夺取抗战胜利而奋斗。
四、审时度势,制定方针策略,不断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
方方认为,我们做事必须根据客观的现实,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根据客观形势下,分析客观条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计划,去动员人民、领导人民奋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与时俱进,开拓前进。
仅就解放战争时期广东武装斗争略举数例,方方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驻香港代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华南分局书记,负责领导广东和华南工作(1949年9月,党中央派叶剑英任新的华南分局书记,方方改任第三书记)。
1946年过6月,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11月,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各省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全国解放战争。方方和广东区党委书记尹林平联系广东党组织以“长期隐蔽”转变到开展游击战的实际状况,为统一干部对广东开展武装斗争的思想认识,明确斗争的方针、策略,于1947年1月在香港召开干部会议,即“湾仔会议”。方方在会上先后作了《当前时局的特点》、《关于广东形势和赤色割据问题》的报告,指出:蒋介石在全面发动内战半年来,国民党军被人民军队消灭了60万,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都困难重重,人民一定要胜利。但敌人的力量仍比人民力量强大。因此,目前要打出一个局面,另一方面要准备长期战下去。在广东,国民党5个正规军区大部北调(留一部),兵力空虚;实行“三征”(征兵、征灾、征借)暴政,又迫至民变蜂起。正是发动群众武装斗争的有利时机。困难方面主要是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国民党军加上10个保安总队约有3万人,而人民武装仅1900余人,对此,方方运用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村根据地的理论,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及敌强我弱的现状,指出:广东武装斗争“前途是敢于在有利条件下造成赤色割据,”阐明游击战争“要先搞三不管的山区,然后逐步向平原推进”的战略思想,提出以反“三征”为发动群众的实际行动口号,斗争的方针策略是“不违反长远打算,实行小搞,准备大搞”,以分散发展为主,在小搞中建立点线基础,创造条件准备建立根据地。这同党中央对广东武装工作的指示精神是一致的。体现了方方依据客观实际制定方针策略的务实作风。
在实施过程中,除个别地区末执行上述决策,脱离实际,过早集中,实行无准备的大搞而招致国民党军队的摧残外,其他地区“都有了好成绩”,武装人员曾由1000多人发展到10000人左右。潮汕地区由1947年6月建立抗征队时的六七十人至年底发展到2个大队,12支武工队共六七百人,初步形成以大北山为中心据点,大南山、凤凰山为支点,南阳山、五房山为转动点的游击根据地。
全国解放战争到1947年底,人民军队已歼灭国民党军187万,国民党军队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变为全面防御,中国革命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蒋介石于1947年10月派宋子文到广东,企图以广东为中心,经营华南作为支持其反革命战争的基地。以方方为首的香港分局,于1948年2月发出实行“普遍发展,大胆进攻”的指示,即“大搞”方针,作出粉碎宋子文“计划”的部署。至年底,广东人民武装胜利粉碎了宋子文的两期“清剿”,宋子文以彻底失败的结局狼狈下台。华南人民武装作战部队(不含我战斗人员和武工队)发展至45948人,其中闽粤赣边区8260人。潮汕人民武装发展至4000多人,粉碎了喻英奇五次“围剿”,转变了敌我攻防态势,根据地的发展进一步巩固。
在全国解放战争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战略决策的重大胜利后,党中央、毛泽东作出了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作战部署。为迎接大军南下,方方和香港分局从1949年元旦至大军渡江的四个月中,相继提出“全国发展,重点巩固”、“战略区域连片”、“建立解放华南总基地”的方针和任务,首先要求粤赣两大选区连成一大片。经过各边区积极开展进攻作战,以及在方方主持下开展的卓有成效的统战策反起义,胜利实现上述部署。人民军队发展到8万多人,其中闽粤赣边纵1.27万人(闽西南7000多人)。
1948年9月,在新的华南分局成立之际,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扩大会议(即“赣州会议”)充分肯定方方等领导的华南分局和各地党委,在“孤悬敌后”的情况下,武装斗争和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些成绩,给人民解放军主力进入华南及广东作战,最后完成解放华南及解放广东全省的任务,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方方的求真务实作风,是一切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他说:作为一个人民团体的工作者领导者,首先要认清自己是“人民之人”,既不是人上之人,也不是人民的恩人,而是与人民血肉相关不可分割的一个人……。其次,要有对人民负责,对人民经常负胜利之责,且负最后胜利之责的责任心,然后才能诚心诚意地千方百计想出好办法来替人民办事,并在实践中了解人民的要求,不断考验与修正,直到工作胜利完成。这是其求真务实的作风的本质所在。我们要学习方方的优良作风,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切实做到求真务实,执政为民,恪尽责守,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不断谱写新篇章。
注释:
①、、、、、、、分别参见《方方文集》62页、58-61页、64页、86-87页、114-117页、345页、350-352页、6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②、③、⑤、⑧、⑨、⑩分别参见中共上杭县委党史研究室陈福才《上杭党史论文资料集》(上)16页、9页、67页、70页、83页、10页,鹭江出版社。
④、⑥、⑦、、分别参见《中共闽粤赣边区史》第144页、150页、140页、471-472页、473页、47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分别参见《闽粤赣边区革命历史档案汇编》第三辑81页、188-189页、371页、380-383页,档案出版社。
、、分别参见《中共广东地方史》(第一卷)616-621页、688页、687页、692页、70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华南党组织档案选编》第227页,广东省档案馆。
一、深入实际,体察民情,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好事
方方有一颗忠实当好人民勤务员的赤诚之心。他认为:“我们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是为着人民求生存,为着人民求解放,故人民的利益,就是我们的利益,人民的意志,就是我们的意志,获得了人民,我们便获得了胜利,离开了人民,我们便一无所有,这是每一个人民团体的基本问题,也就是与反动派的官僚社会、官僚团体基本区别的地方。”“人民团体要为人民办事,办好事,办人人喜欢的事。”就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体察民情,提出适合于最广大最多数群众要求的方法,团结群众取得斗争胜利。①1932年至1933年在他担任闽西苏区上杭中心县委书记期间,创造才溪模范区、模范乡,受到毛泽东表扬的事迹,就是一个范例。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实施残酷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给红军和苏区人民造成严重困难。因此,扩大红军和发展苏区生产建设,是直接关系到能否坚持长期而又残酷的反“围剿”战争和巩固农村根据地的重大任务。毛泽东曾指出:“组织革命战争,改善群众生活是革命工作的两大任务。”②“只有红军和群众吃饱了饭,才能打败国民党反动派,保卫革命根据地。”③方方和县委领导坚持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关于发展农村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深入农村,帮助区乡干部带领苏区军民战胜困难。他到才溪区、才溪乡参加生产劳动,深入田间、农户,了解群众的困难。如针对普遍的劳动力、耕牛、耕具缺乏的问题,开展耕种互种和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在1933年春耕中,才溪区“全区组织12个耕田队,15个管水队。”结果“春耕比往年提早了半个月”,“杂粮也比往年多种一半”。④组织开山造田,1933年开了1300多担,山占3/4,田占1/4。这样,农业生产“今年(1933年)比去年增加二成,超过暴动前10%……全区粮食暴动前不够甚远,去年又够食,今年则有余了”。⑤群众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吃、穿都较暴动前(指1929年5月暴动——引者)成倍提高。⑥
苏区人民为保卫革命战果,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踊跃参加红军的热情更加高涨。在以方方为书记的中共上杭中心县委的领导下,一次又一次出色完成护红任务,上杭县被誉为闽西苏区扩大红军模范县。⑦才溪区、才溪乡更是名闻全苏区,上才溪青壮年男554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485人,占88%;下才溪765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533人,占70%。⑧在拥军支前方面也是做得最好的。为表彰才溪乡模范事迹,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于1933年7月在才溪盖了一座“光荣亭”。⑨1933年11月,毛泽东到才溪乡调查,写下了著名的《才溪乡调查》一文。1934年1月下旬,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才溪区、才溪乡被评为中央苏区模范区、模范乡,毛泽东亲自给予表扬,号召“全苏区几千个乡一齐学习这几个乡,使几千个乡如同长岗、才溪、石水一样,成为争取全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⑩
二、既有科学预见,更重刻苦实践,全力实现工作目标
方方认为:“没有预见便没有领导”,“要懂得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规律,以至于懂得某一地区的特殊的革命发展规律”,才能确定工作的方针、路线,用于引导某一个阶段、某一时期的斗争,采取正确的策略,运用灵活而多样的方式而达目标。他强调:“要把预见变为实践,否则预见只是空谈”。
抗日战争时期,汕头青抗会武装大队(简称“汕青游击队”)能够在日军侵占汕头当天成立,并迅速开展游击战争,就与方方(时任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书记)的科学和切实指导密不可分。早在1938年4月1日方方给潮汕中心县委的指示信中就明确指出:“摆在潮汕党以及潮汕人民面前,今天第一等的任务,就是保卫潮汕的问题。敌人对于华南的进攻,虽则在时间上或有迟早,但是必然会来到的。”当日军于五、六月间相继侵占厦门、南澳之后,他在七、八月间进一步指出敌人对潮汕实施占领的危险情况,要加强武装工作,而主要的方式是选派干部参加自卫团,分派到潮汕各县去训练壮丁和掌握群众武装。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条件下,方方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独立自主原则,以争取公开合法的自卫团武装,作为党在国民党地区掌握抗日武装的主要途径,体现了他务实的科学态度和灵活运用策略的领导方法。据此潮汕党组织与第九区自卫团统委会合作举办自卫团教导队训练班(400人左右),并选派党员和青抗会骨干参加第八区自卫区教导训练班,还派出大批青抗会员到农村帮助训练壮丁。
特别是在1938年10月中旬,正当日军侵占大亚湾之际,他亲临潮汕指导中心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即“歧山会议”,这是一次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决策会议。他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华南一切工作为着准备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指示,并根据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抗战形势和准备开展潮汕游击战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会议根据他的讲话精神,作出全党转入以备战为中心,一切为着准备潮汕抗日战争的决定,制定了主要任务和措施,其中就有:一旦日军入侵汕头、潮安,即以汕青抗战工队和秘密游击小组为基础,到桑浦山成立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会后,潮汕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先后派出几十支战时工作队到战略要地建立游击小组网。1939年初,方方在特委第五次执委扩大会上进一步部署了潮汕战备工作。四五月间,日军飞机对潮汕地区的轰炸不断升级,在“潮汕形势危急”的情况下,他于5月初再度亲临潮汕检查备战工作落实情况,强调“争取时间,准备迎接战争”,具体布署迎战准备工作。随后,潮汕中心县委在汕头市镇华里召开紧急会议加以贯彻,并制定了准备到桑浦山成立游击队的具体方案。这样,在1939年6月21日,日军入侵汕头市的当天,汕头市的党员、汕青抗战工队、市郊工农自卫队按原计划到桑浦山集结,成立“汕头抗日武装大队”。
方方于6月22日接获汕头失陷的消息后,即派特委两位常委到潮汕布置战时工作,中心是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潮汕游击战,同时正式成立游击队。明确指出:游击队要在保障党的领导和独立自主(行动不受绝对限制)的原则下,使队伍成为公开合法的队伍和统一战线的模范;同时要防止顽固分子反共的阴谋政策。7月7日,“潮汕青年抗日武装大队”(简称“汕青游击队”)在桑浦山宝云岩正式成立。潮汕中心县委特派员与独九旅旅长华振中(抗日爱国将领)谈判,在上述原则下取得“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九旅游击队”番号。此后(至1940年春),汕青游击队成为一支公开合法的抗日武装队伍,英勇奋战在潮汕抗日前线,以其出色战绩而播誉潮汕,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抗日模范队伍。
三、应对复杂局面,善处突发事件,坚决捍卫党和人民利益
方方认为:“由于世界事物的复杂,反动派的刁顽狡猾,因此革命的发展常常是复杂多样,迂回曲折的”。作为领导者,必须拿出“许多实际而具体的办法——不能走直路便绕道前进的办法,去克服当前的各种困难,达到我们的目的”这是方方求真务实作风的又一个突出方面。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了,抗日是第一位的。但国共两党的矛盾和斗争依然存在。中国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真诚合作抗日。而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虽然被迫接受合作抗日,但仍有妥协动摇一面,且其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并末转变。1939年1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更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并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面对复杂形势,如何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以及国共两党关系,方方结合实际,坚决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领导属下党组织坚持团结抗战,回击反共逆流,对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进行“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沦陷区坚持抗日武装斗争,在国统区实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实现了由抗战初期的“公开合法”到隐蔽斗争的转化,挫败了顽固派的反共逆流。
在国民党顽固派加强特务统治、压迫共产党的政治环境下,1942年6月发生了“南委事件”。国民党特务利用叛徒破坏南委机关(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闽西南潮梅地方组织的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方方时任南委书记,因事前已经转移,幸免于难。他在未接到南方局有关应变指示前,采取了通知所属党组织、停止派人到南委联系、转移和隐蔽干部等紧急措施。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获悉南委遭破坏的情况后,甚为关切,多次发出应变指示,要点是:继续贯彻“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要一切以安全为第一,防止事件继续扩大”;“坚持撤退暴露干部,方方及潮梅特委干部也要坚决撤退;所属组织直至支部暂时停止组织活动,每个党员实行勤业、勤学、勤交友三任务”。方方在贯彻南方局指示时,尖锐批评了姚铎(南委秘书长、后叛变)“南方工作可有可无,无也不关重要”的错误主张,并结合潮梅闽西南实际作出补充措施,其中,对潮梅方面是:(一)撤退不是“卷土而走,党组织停止活动后,原有支部或小组要留根子,确定政治可靠的党员作观察员,了解党员表现,为归来恢复时作好准备;(二)撤退并非溃退,要有组织,有准备地进行,先撤退已暴露干部;(三)工作停止,组织分散,党的领导干部撤退或分散隐蔽时,对下属要做好具体安置;(四)潮汕沦陷区党组织继续活动,开展武装斗争。这些结合实际的措施的贯彻执行保证了大批党员干部实现安全隐蔽转移,并以各种方式坚持了隐蔽斗争,渡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潮汕地区在原潮梅特派员林美南以及周礼平、林川、曾广、吴南生、吴健民等主要干部领导下,切实贯彻上述措施和部署,保持了较为完好的组织体系。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残酷统治,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压迫,广大党员经受住了考验,在1943年历史罕见大饥荒的严峻考验下,仍保持革命气节;1944年8月,当叛徒姚铎在重庆投靠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后,潜回潮汕搞破坏时,林美南、周礼平等按南方局指示迅速组织了处决姚铎的斗争,保护了党组织的安全,清除了恢复组织活动的障碍。是年冬,在潮汕面临全面沦陷而全国抗战转入反攻的形势下,果断恢复组织活动,组建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后扩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发动公开抗日游击战,为夺取抗战胜利而奋斗。
四、审时度势,制定方针策略,不断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
方方认为,我们做事必须根据客观的现实,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根据客观形势下,分析客观条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计划,去动员人民、领导人民奋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与时俱进,开拓前进。
仅就解放战争时期广东武装斗争略举数例,方方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驻香港代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华南分局书记,负责领导广东和华南工作(1949年9月,党中央派叶剑英任新的华南分局书记,方方改任第三书记)。
1946年过6月,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11月,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各省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全国解放战争。方方和广东区党委书记尹林平联系广东党组织以“长期隐蔽”转变到开展游击战的实际状况,为统一干部对广东开展武装斗争的思想认识,明确斗争的方针、策略,于1947年1月在香港召开干部会议,即“湾仔会议”。方方在会上先后作了《当前时局的特点》、《关于广东形势和赤色割据问题》的报告,指出:蒋介石在全面发动内战半年来,国民党军被人民军队消灭了60万,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都困难重重,人民一定要胜利。但敌人的力量仍比人民力量强大。因此,目前要打出一个局面,另一方面要准备长期战下去。在广东,国民党5个正规军区大部北调(留一部),兵力空虚;实行“三征”(征兵、征灾、征借)暴政,又迫至民变蜂起。正是发动群众武装斗争的有利时机。困难方面主要是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国民党军加上10个保安总队约有3万人,而人民武装仅1900余人,对此,方方运用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村根据地的理论,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及敌强我弱的现状,指出:广东武装斗争“前途是敢于在有利条件下造成赤色割据,”阐明游击战争“要先搞三不管的山区,然后逐步向平原推进”的战略思想,提出以反“三征”为发动群众的实际行动口号,斗争的方针策略是“不违反长远打算,实行小搞,准备大搞”,以分散发展为主,在小搞中建立点线基础,创造条件准备建立根据地。这同党中央对广东武装工作的指示精神是一致的。体现了方方依据客观实际制定方针策略的务实作风。
在实施过程中,除个别地区末执行上述决策,脱离实际,过早集中,实行无准备的大搞而招致国民党军队的摧残外,其他地区“都有了好成绩”,武装人员曾由1000多人发展到10000人左右。潮汕地区由1947年6月建立抗征队时的六七十人至年底发展到2个大队,12支武工队共六七百人,初步形成以大北山为中心据点,大南山、凤凰山为支点,南阳山、五房山为转动点的游击根据地。
全国解放战争到1947年底,人民军队已歼灭国民党军187万,国民党军队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变为全面防御,中国革命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蒋介石于1947年10月派宋子文到广东,企图以广东为中心,经营华南作为支持其反革命战争的基地。以方方为首的香港分局,于1948年2月发出实行“普遍发展,大胆进攻”的指示,即“大搞”方针,作出粉碎宋子文“计划”的部署。至年底,广东人民武装胜利粉碎了宋子文的两期“清剿”,宋子文以彻底失败的结局狼狈下台。华南人民武装作战部队(不含我战斗人员和武工队)发展至45948人,其中闽粤赣边区8260人。潮汕人民武装发展至4000多人,粉碎了喻英奇五次“围剿”,转变了敌我攻防态势,根据地的发展进一步巩固。
在全国解放战争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战略决策的重大胜利后,党中央、毛泽东作出了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作战部署。为迎接大军南下,方方和香港分局从1949年元旦至大军渡江的四个月中,相继提出“全国发展,重点巩固”、“战略区域连片”、“建立解放华南总基地”的方针和任务,首先要求粤赣两大选区连成一大片。经过各边区积极开展进攻作战,以及在方方主持下开展的卓有成效的统战策反起义,胜利实现上述部署。人民军队发展到8万多人,其中闽粤赣边纵1.27万人(闽西南7000多人)。
1948年9月,在新的华南分局成立之际,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扩大会议(即“赣州会议”)充分肯定方方等领导的华南分局和各地党委,在“孤悬敌后”的情况下,武装斗争和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些成绩,给人民解放军主力进入华南及广东作战,最后完成解放华南及解放广东全省的任务,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方方的求真务实作风,是一切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他说:作为一个人民团体的工作者领导者,首先要认清自己是“人民之人”,既不是人上之人,也不是人民的恩人,而是与人民血肉相关不可分割的一个人……。其次,要有对人民负责,对人民经常负胜利之责,且负最后胜利之责的责任心,然后才能诚心诚意地千方百计想出好办法来替人民办事,并在实践中了解人民的要求,不断考验与修正,直到工作胜利完成。这是其求真务实的作风的本质所在。我们要学习方方的优良作风,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切实做到求真务实,执政为民,恪尽责守,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不断谱写新篇章。
注释:
①、、、、、、、分别参见《方方文集》62页、58-61页、64页、86-87页、114-117页、345页、350-352页、6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②、③、⑤、⑧、⑨、⑩分别参见中共上杭县委党史研究室陈福才《上杭党史论文资料集》(上)16页、9页、67页、70页、83页、10页,鹭江出版社。
④、⑥、⑦、、分别参见《中共闽粤赣边区史》第144页、150页、140页、471-472页、473页、47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分别参见《闽粤赣边区革命历史档案汇编》第三辑81页、188-189页、371页、380-383页,档案出版社。
、、分别参见《中共广东地方史》(第一卷)616-621页、688页、687页、692页、70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华南党组织档案选编》第227页,广东省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