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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大学制度必须遵循一定的管理理念，教授治学即是其中一种重要理念。中国大学实施教授治学是体现现代大学治理理念、平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突出教授主体地位之需。面对中国大学实施教授治学的现实困境，我们应从大学章程建设、学科等基层学术组织建设以及健全学术权力运行体系等做起。
【关键词】现代大学制度 教授治学 路径 【文献标识码】A
教授治学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管理理念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内容非常广泛，其中教授治学是其应有之义。在现代大学发展史上，有关教授治学中西方大学的主张是有差别的。西方大学主张的是教授治校。早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中国大学也曾经倡导与推行过教授治校的理念。教授治校尽管在西方大学有其存在的文化土壤，但是在中国，我们却不能简单化地对其进行移植。教授治学正是根据中国的国情，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需要而提出的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一种重要管理理念。
教授治学作为一种管理实践在中国曾有过短暂历史。在中华民国时期，蒋梦麟主政北大后，主张“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职员治事、学生求学”，大学对“治学”与“治事”要分而治之。到了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合并成立西南联大。由于主张教授治学的蒋梦麟校长不常居住于昆明，只有主张教授治校的梅贻琦校长常驻西南联大并主政，致使教授治学在西南联大被打入“冷宫”。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加强了对大学的管制，大学的行政事务都由政府主宰，乃至学术事务。然而，随着“治理”理念的提出并步入实践改革领域，教授治学回归中国大学已是大势所趋。
时至今日，关于教授治学的概念尚未达成共识，形成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教授治学就是让学者回归学术，即教授“治学科、治学术、治学风和治教学”。也有学者认为教授治学是一种治理模式，是指教授参与学术事务的决策和管理。对此，我们认为：教授治学是以教授为主导的学者群体的治学，应以学术为核心，主要包括教学育人、学术研究和学术事务管理三方面内容。
教授治学在中国大学实施的必要性
一是现代大学治理理念的需要。学术自由与学术自治是现代大学理念的核心。教授对大学人才培养，专业发展和科研走向有比较全面的把握与了解。因此，在大学的学术活动管理中，应赋予教授们更多的参与权、话语权与决策权。大学要构建一切合理的制度，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充分调动、激发、鼓励教授们潜心教学、探究学问、参与学术事务，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人翁地位与主力军作用，为学校建设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贡献教授们的聪明智慧。中国大学要通过实施教授治学，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二是平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需要。行政权力系统与学术权力系统是大学内部并存的两大系统。但是，由于特殊的社会背景，在中国大学形成了严格的科层管理模式，行政权力远远大于学术权力。教授治学的实施可以有效平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
三是突出教授主体地位的需要。教授治学是对知识、对人才尊重的体现。教授治学使教授真正成为了学校的主人，使他们真正成为了决策的制订者而不再是以往的决策被动执行者。教授治学将极大地调动教授参与大学学术管理的积极性。教授一直工作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他们对于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专业定位等学术事务有着全面而深刻体验，所以教授在学术上更有发言权，在学术上作出的决策会更科学。在大学的人才培养、专业定位等方面赋予教授以更多的参与决策机会，可以突出教授在大学中的主体地位，激发教授们的工作热情、提升他们的工作效率。
教授治学在中国大学实施的现实困境
一是教学责任心不强，学术道德缺失。教授在其专业领域学术造诣很高，但很多教授仍存在教学责任心不强及学术道德缺失。通过调查发现，有些教授在教学育人中仍存在不到位现象，主要表现在重科研轻教学。他们认为教学比较虚，难以量化考核，而科研才是硬道理。因此，他们将大量的时间用到科研上，教学投入明显不足，致使教学成了应付差事，教学责任心不强。许多教授备课不认真，授课照本宣科，缺乏对学生批判和怀疑精神的培养，大学创新型人才培养受阻。在市场经济浪潮中，由于不合理的学术制度及功利的驱使，使教授的学术道德缺失、学术腐败频发。
二是学术资源配置不合理，学术文化建设滞后。近年来，有些大学资源配置不合理，影响了教授们的物质待遇，迫使教授们热衷于从事一些创收性项目，这已严重制约了教授治学。同时，作为学术文化组织的大学，实用主义文化大行其道。不良现象使得学术文化建设举步维艰。
三是学术评价不合理，学术管理行政化现象严重。学术评价实际上是一个制度设计问题。学术评价由谁主导，其结果如何处理等都涉及制度问题，处理的完善与否事关教授“治学”的积极性。科研为导向的学术评价，使教授们整日忙于科研基金申请、科研成果发表、科研成果评奖等，而无暇顾及教学与学生。中国大学行政化管理倾向盛行，学术管理行政化严重，学术竞争不公，学术腐败频现。学术资源的行政化配置使教授治学推进举步维艰。
四是法律制度不健全，学术权力受限与越位并存。在中国，有关大学学术的法律制度还很不健全。有些法律制度徒有虚名，监控不到位，不利于学术权力的推行。各大学的大学章程尚无强制性的执行力。当前，中国大学学术权力受限与越位并存，行政与学术权力相互纠缠与交叉，本是学术事务却被当作行政事务来处理，本是行政事务却非得介入学术的名义进行以便获得合法的外衣。
教授治学在中国大学实施的实现路径
1.大学章程建设是实现教授治学的制度前提
大学章程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确立了大学学术权力的主体地位及其独立性，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教授治学的现实困境，促进大学学术繁荣与学术效率。大学章程是保证教授治学的重要依据。中国大学，不同于欧美国家，有着悠久的自治传统或较强的自我生存能力。中国大学长期依存于政策指令之下，办学活力明显不足。中国大学必须通过大学章程建设，理顺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教授治学的长效运行机制得以充分发挥。
2.学科等基层学术组织是实施教授治学的重要载体
学科是现代大学职能的基本单元，也是学术之治和大学之治的共同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在前苏联模式影响下，采用的是“学校——学院——系——教研室”的结构模式。这种大学基层结构模式，在当时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因为它适应了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大学功能定位。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又相继出现了许多新的模式，如“实验室，研究院、所、中心、学部”等。教授治学，作为大学内部治理的动力机制，在中国大学的确立与实施，必将促进教授与学科的共同建设。
3.健全的学术权力运行体系是实现教授治学的重要保障
大学学术权力运行体系，由学术权力组织机构、学术权力运行机制以及学术权力配套制度与条件保障构成。其中学术权力组织机构大多表现为教授委员会形式，如学校学术委员会、学院教授委员会等。应该承认，这些组织形式在参与和影响学校内部治理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这些组织在大学内部属于偏中层或高层的，其实并没有真正调动“庞大底部”教师的主体能动性。这也是当前教授治学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关键。我们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一定要借助于作为学术权力机制的教授治学来深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做到决策重心下移，调动基层广大教师更多参与，建立起以基层学术组织为载体，多种形式相结合的学术权力组织机构。同时，要将《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2014 年）确立的学术权力组织机构运行机制和配套制度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牛晓燕、徐澄：《从“教授治校”到“教授治学”：蔡元培治校经验对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启示》，《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2]张意忠：《论教授治学与校长治校》，《理工高教研究》，2007年第2期。
[3]钟秉林：《现代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及其协调》，《中国高等教育》2005年第19期。
[4]张意忠：《教授论》，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0。
[5]鲍嵘：《现代制度建设：大学与国家的共同追求》，《复旦教育论坛》2008年第3期。
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 国际法学院 中国上海
【关键词】现代大学制度 教授治学 路径 【文献标识码】A
教授治学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管理理念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内容非常广泛，其中教授治学是其应有之义。在现代大学发展史上，有关教授治学中西方大学的主张是有差别的。西方大学主张的是教授治校。早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中国大学也曾经倡导与推行过教授治校的理念。教授治校尽管在西方大学有其存在的文化土壤，但是在中国，我们却不能简单化地对其进行移植。教授治学正是根据中国的国情，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需要而提出的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一种重要管理理念。
教授治学作为一种管理实践在中国曾有过短暂历史。在中华民国时期，蒋梦麟主政北大后，主张“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职员治事、学生求学”，大学对“治学”与“治事”要分而治之。到了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合并成立西南联大。由于主张教授治学的蒋梦麟校长不常居住于昆明，只有主张教授治校的梅贻琦校长常驻西南联大并主政，致使教授治学在西南联大被打入“冷宫”。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加强了对大学的管制，大学的行政事务都由政府主宰，乃至学术事务。然而，随着“治理”理念的提出并步入实践改革领域，教授治学回归中国大学已是大势所趋。
时至今日，关于教授治学的概念尚未达成共识，形成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教授治学就是让学者回归学术，即教授“治学科、治学术、治学风和治教学”。也有学者认为教授治学是一种治理模式，是指教授参与学术事务的决策和管理。对此，我们认为：教授治学是以教授为主导的学者群体的治学，应以学术为核心，主要包括教学育人、学术研究和学术事务管理三方面内容。
教授治学在中国大学实施的必要性
一是现代大学治理理念的需要。学术自由与学术自治是现代大学理念的核心。教授对大学人才培养，专业发展和科研走向有比较全面的把握与了解。因此，在大学的学术活动管理中，应赋予教授们更多的参与权、话语权与决策权。大学要构建一切合理的制度，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充分调动、激发、鼓励教授们潜心教学、探究学问、参与学术事务，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人翁地位与主力军作用，为学校建设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贡献教授们的聪明智慧。中国大学要通过实施教授治学，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二是平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需要。行政权力系统与学术权力系统是大学内部并存的两大系统。但是，由于特殊的社会背景，在中国大学形成了严格的科层管理模式，行政权力远远大于学术权力。教授治学的实施可以有效平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
三是突出教授主体地位的需要。教授治学是对知识、对人才尊重的体现。教授治学使教授真正成为了学校的主人，使他们真正成为了决策的制订者而不再是以往的决策被动执行者。教授治学将极大地调动教授参与大学学术管理的积极性。教授一直工作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他们对于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专业定位等学术事务有着全面而深刻体验，所以教授在学术上更有发言权，在学术上作出的决策会更科学。在大学的人才培养、专业定位等方面赋予教授以更多的参与决策机会，可以突出教授在大学中的主体地位，激发教授们的工作热情、提升他们的工作效率。
教授治学在中国大学实施的现实困境
一是教学责任心不强，学术道德缺失。教授在其专业领域学术造诣很高，但很多教授仍存在教学责任心不强及学术道德缺失。通过调查发现，有些教授在教学育人中仍存在不到位现象，主要表现在重科研轻教学。他们认为教学比较虚，难以量化考核，而科研才是硬道理。因此，他们将大量的时间用到科研上，教学投入明显不足，致使教学成了应付差事，教学责任心不强。许多教授备课不认真，授课照本宣科，缺乏对学生批判和怀疑精神的培养，大学创新型人才培养受阻。在市场经济浪潮中，由于不合理的学术制度及功利的驱使，使教授的学术道德缺失、学术腐败频发。
二是学术资源配置不合理，学术文化建设滞后。近年来，有些大学资源配置不合理，影响了教授们的物质待遇，迫使教授们热衷于从事一些创收性项目，这已严重制约了教授治学。同时，作为学术文化组织的大学，实用主义文化大行其道。不良现象使得学术文化建设举步维艰。
三是学术评价不合理，学术管理行政化现象严重。学术评价实际上是一个制度设计问题。学术评价由谁主导，其结果如何处理等都涉及制度问题，处理的完善与否事关教授“治学”的积极性。科研为导向的学术评价，使教授们整日忙于科研基金申请、科研成果发表、科研成果评奖等，而无暇顾及教学与学生。中国大学行政化管理倾向盛行，学术管理行政化严重，学术竞争不公，学术腐败频现。学术资源的行政化配置使教授治学推进举步维艰。
四是法律制度不健全，学术权力受限与越位并存。在中国，有关大学学术的法律制度还很不健全。有些法律制度徒有虚名，监控不到位，不利于学术权力的推行。各大学的大学章程尚无强制性的执行力。当前，中国大学学术权力受限与越位并存，行政与学术权力相互纠缠与交叉，本是学术事务却被当作行政事务来处理，本是行政事务却非得介入学术的名义进行以便获得合法的外衣。
教授治学在中国大学实施的实现路径
1.大学章程建设是实现教授治学的制度前提
大学章程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确立了大学学术权力的主体地位及其独立性，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教授治学的现实困境，促进大学学术繁荣与学术效率。大学章程是保证教授治学的重要依据。中国大学，不同于欧美国家，有着悠久的自治传统或较强的自我生存能力。中国大学长期依存于政策指令之下，办学活力明显不足。中国大学必须通过大学章程建设，理顺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教授治学的长效运行机制得以充分发挥。
2.学科等基层学术组织是实施教授治学的重要载体
学科是现代大学职能的基本单元，也是学术之治和大学之治的共同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在前苏联模式影响下，采用的是“学校——学院——系——教研室”的结构模式。这种大学基层结构模式，在当时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因为它适应了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大学功能定位。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又相继出现了许多新的模式，如“实验室，研究院、所、中心、学部”等。教授治学，作为大学内部治理的动力机制，在中国大学的确立与实施，必将促进教授与学科的共同建设。
3.健全的学术权力运行体系是实现教授治学的重要保障
大学学术权力运行体系，由学术权力组织机构、学术权力运行机制以及学术权力配套制度与条件保障构成。其中学术权力组织机构大多表现为教授委员会形式，如学校学术委员会、学院教授委员会等。应该承认，这些组织形式在参与和影响学校内部治理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这些组织在大学内部属于偏中层或高层的，其实并没有真正调动“庞大底部”教师的主体能动性。这也是当前教授治学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关键。我们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一定要借助于作为学术权力机制的教授治学来深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做到决策重心下移，调动基层广大教师更多参与，建立起以基层学术组织为载体，多种形式相结合的学术权力组织机构。同时，要将《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2014 年）确立的学术权力组织机构运行机制和配套制度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牛晓燕、徐澄：《从“教授治校”到“教授治学”：蔡元培治校经验对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启示》，《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2]张意忠：《论教授治学与校长治校》，《理工高教研究》，2007年第2期。
[3]钟秉林：《现代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及其协调》，《中国高等教育》2005年第19期。
[4]张意忠：《教授论》，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0。
[5]鲍嵘：《现代制度建设：大学与国家的共同追求》，《复旦教育论坛》2008年第3期。
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 国际法学院 中国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