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丹尼尔·比尔
　　译者：孔俐颖
　　出版：四川文艺出版社·后浪
　　出版时间：2019年6月
　　定价：88元
　　流放在人类刑罚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方式，将“有害”成员逐出文明社會流放至边远蛮荒之地以示惩戒，在各国历史上司空见惯。但是沙俄时代流放制度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影响之深，并且俄国近代史上诸多著名政治人物都有过遭流放的经历，不能不使之成为特别有价值的研究对象。
　　在俄国文学史上，普希金、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曾为西伯利亚的流放制度留下著名的文字，其中最具真实感的无疑是陀氏的《死屋手记》。他写道：“这里才是自己特殊的、无比丑恶的世界。”
　　英国作者丹尼尔·比尔的专著《死屋》，书名就来自《死屋手记》。作为一部刑罚制度史，作者并没有囿于技术框架，而是通过大量的档案资料、文学著作等，将个体在这一制度中的遭遇和命运呈现了出来。在他笔下，流放制度不是臭名昭著的沙皇专制象征那么简单，而是呈现出更多的面相和新思。
　　首先，这个流放制度是一项“极不周全”的制度。任何一项惩罚制度，都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处置流程。如何让流放者安全抵达流放地，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作者写到，把罪犯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后勤难度并不比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滚滚波涛造成的后勤难度小（暗指英国政府向澳大利亚输送罪犯）。因为在流放制度早期，西伯利亚的基础设施建设极为糟糕，“仅有一套稀疏的路网和几条毫无用处的河流”。很多时候，囚犯只能靠双脚走过这几千公里的流放旅程。并且沿途的驿站休息、饮食条件糟糕，很多人都会染上传染性疾病。冬季零下40℃还需要赶路，生病后可能需要赶200公里的路才能到最近的医院并且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因此送到流放地的囚犯往往身体状况极差。很多流放者会选择逃亡，这样的问题贯穿流放制度的始末。因此作者说：“沙皇专制政权无力妥善地注资和管理这个让无数囚徒在武装警卫的押送下跨越一片大陆的复杂后勤项目。”对一个刑罚制度而言，如果犯人常常会有性命之忧而不惜铤而走险，这项制度的未来可能就注定了。
　　其次，背道而驰的制度诉求。后人在评判流放制度的时候很容易先入为主地把它看做沙皇用来“清除异己”的刑罚制度，但事实上除了树立统治权威之外，这个制度还承载了沙皇开发西伯利亚的目的。理论上，苦役犯和流放者会被送到地广人稀的伊尔库茨克省和叶尼塞省，主要地点是“特定的工业场所和矿山”。并且因为流放者以男性为主，考虑到性别失衡的问题，当时规定，在农奴主同意的前提下，流放者的妻子和孩子可以随同前往西伯利亚。沙皇政府的如意算盘是：“通过建立稳定且能够从事生产的家庭单位，个体的再生和国家的移民议程实现了完美结合。”
　　但事实却非常糟糕。跟随而来的妻子很难和丈夫保持稳定的关系，不自由的身份、资金的匮乏、过度的劳动等等使流放者家庭很难维持。相当多的流放者逃跑，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地区游荡，这些游荡者给当地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这些人偷窃、纵火、绑架、抢劫，使西伯利亚成为俄国“狂野的东部”。以至于1813年，西伯利亚总督要求可以像对待罪犯一样对付逃亡流放者。时人评论道：“流放者在西伯利亚的存在是对这片大陆上的自由百姓的沉重负担，也阻碍了这片大陆的经济发展。”这样的情况下流放制度依旧存活下来，可以用官僚主义的惯性、监狱系统的高成本、俄国人对西伯利亚的长期偏见等原因来解释。
　　与一般的想象不太一样的是，十二月党人在流放期间能够自由地读书看报看禁书，列宁在流放地舒申斯克安稳地阅读了“关于政治、工业史、农业和统计学的书籍”并且还可以享受田园生活，并在流放期间出版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危险的政治人物”都在流放地度过了一段“相对惬意”的时光。当然，因流放制度受到残酷摧残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但毕竟，沙皇时代的专制制度有着大量的孔隙，贵族压力、民间舆论、道德传统、信息不畅、官员腐败等等……正是透过这些孔隙，革命者生存了下来并在日后成功推翻了沙皇。因此作者认为，流放制度与其说彰显了沙皇的权势，不如说是表现出沙皇权力的“虚弱和有限性”。
　　作者写道，在新的政权下，流放制度并未终结，而是改头换面成为“有疗效的改造营”。真正的恐怖来临了，因为“他们不但垄断了暴力，还垄断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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