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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门之后
弗吉尼亚·伍尔夫于1882年1月25日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知识贵族家庭。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毕业于剑桥的著名文学评论家和传记作家。他在担任《康希尔杂志》主编期间曾慧眼支持过哈代、斯蒂文生、亨利·詹姆斯等作家的创作，还主编过《国家名人传记大辞典》的前26卷，撰写过18世纪的英国思想史和文学史，被英国政府授予爵士称号。莱斯利·斯蒂芬最初娶了小说家萨克雷的小女儿哈丽特为妻，哈丽特不幸病逝后，续娶朱莉亚·达克沃斯为妻。弗吉尼亚的母亲朱莉亚·斯蒂芬是英印混血儿，这个家族的女性以惊人的美貌著称，弗吉尼亚多少也遗传了她们的美丽。
出身名门的弗吉尼亚并不曾拥有人们想象中的幸福童年，这一点，从她后来的诸多作品中就可窥见一斑。她的父亲和母亲之前都有过一段婚姻，经历丧偶之痛后，二人重新组合成一个新的家庭。这个新家庭中的孩子分别来自于三段婚姻：斯蒂芬夫妇比他们的自己的4个孩子年长很多，以至于弗吉尼亚感觉自己像是在祖父母家中长大一样。
这个九口之家的复杂家庭关系、家中两群年龄和性格不同的子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为弗吉尼亚的性格，乃至她后来的悲剧人生埋下了伏笔。弗吉尼亚出生时已接近十九世纪的尾声，但她的家庭依然是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式家庭，对于这样的家庭环境，天性喜爱冒险和革新的弗吉尼亚很反感，而且同母异父的两位哥哥对小弗吉尼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她在《存在的瞬间》中如此写到：“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条不幸的小鱼与一只巨大而骚动的鲨鱼关在同一个水槽里。”
根据弗吉尼亚的回忆，她印象最深刻、最快活的童年生活并不是在伦敦家中的日子，而是在康沃尔度过的夏日时光。1895年之前，弗吉尼亚一家每年都在康沃尔的圣艾维斯度夏，他们家的房子俯视着波特敏斯特海湾。这里的美妙风光，尤其是海上的灯塔，唤起了弗吉尼亚对美的最初感受，她赞叹这是一个“袖珍天堂”。在她后来创作的小说中，如《海浪》、《到灯塔去》，都可以看到圣艾维斯的影子。
弗吉尼亚自幼深受父亲的影响，莱斯利·斯蒂芬是一位男权思想极为严重的家长，他为儿子提供在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却将女儿留在家中，零碎地接受一些教育。在这个大家庭中，弗吉尼亚并不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她既是一个极度渴求知识的“学生”，同时还必须承担一定的家务，俨然一个“小管家”。
1895年，弗吉尼亚的母亲逝世，这对仅仅13岁的小弗吉尼亚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她整日以泪洗面，首度出现明显的精神病症状，然而此时父亲却没有给予年幼的孩子必要的温情与安慰。两年后，同母异父的姐姐怀着身孕死去，1904年父亲也去世了。短短的时间里，弗吉尼亚必须承受几位亲人相继离世的打击，导致她几次出现精神崩溃，甚至试图跳窗自杀。弗吉尼亚一生始终都没有走出双亲死亡的阴影，她试图向他们证明自己的存在。
释放自我
虽然弗吉尼亚从未接受过正式教育，但她家学渊源深厚，才华出众，如同收割机般“吞噬”父亲丰富的藏书。弗吉尼亚家中常常名流云集，她总在一旁聆听他们谈论文学和哲学，在孩提时代便结识了大名鼎鼎的作家托马斯·哈代，乔治·梅瑞狄斯，以及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莱斯利在读书方面给女儿的唯一教导是“阅读你喜欢的书，是因为你喜欢它，绝不要假装赞赏你并不赞赏的东西”，而在写作上则建议“用尽可能少的语言，尽可能清晰地写，准确地写出你的意思”。这两句话让弗吉尼亚终生受益。
弗吉尼亚和姐姐文尼莎的关系很好，文尼莎从小立志要成为画家，而弗吉尼亚也立志要成为作家。值得一提的是，弗吉尼亚婚后在家中成立了霍加斯出版社，出版了许多重要的文学作品，而文尼莎参与了霍加斯出版社出版书籍的封面设计，可以说最终两人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成为杰出的艺术家。
1904年，弗吉尼亚离开海德公园的旧宅，不仅获得新生般的自由，还结识了一批知识精英，对于弗吉尼亚来说，能够与这样一批“欧洲的金脑”交流艺术，切磋文学，无疑是受益匪浅的。由此，她的文学写作别开生面，更加注重人的精神和内心世界，创作出一部部优秀的意识流小说。
随着作品的不断出版，弗吉尼亚声誉日隆，她在文学界的地位也不断上升，但她视写作为一种革命性的行动，她奉行“匿名哲学”，坚守“局外人立场”，拒绝来自社会团体和学术界的褒奖，比如，她不接受剑桥大学的克拉克讲座和荣誉学术会员称号，也不接受曼彻斯特大学和利物浦大学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33年10月29日，弗吉尼亚在日记中写到：“我不愿变得‘著名’、‘伟大’。我要继续冒险，继续变化，开阔思想和眼界，拒绝被打上戳记和纳入模式。重要的是要释放自我：让它不受制约地找到自己的空间。”
同性之爱
弗吉尼亚一生都有严重的精神疾患，每当她必须承受莫大压力时，就会出现精神崩溃的症状，以至于无法起床工作，无法照料自己。根据伍尔夫的侄子昆汀·贝尔的传记，伍尔夫精神疾患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她的两位同母异父的哥哥，他们的性侵犯对弗吉尼亚的心灵更是造成了永远无法补救的伤害，这种伤害直接导致了后来弗吉尼亚婚姻生活的缺陷。事实上，弗吉尼娅成人后非常厌恶性生活，更不愿生儿育女，反而对于同性有着超出正常的依恋。在她的小说中，异性之间总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无法实现内心的交流，反倒是女性之间的感情水乳交融，比如《出航》中的雷切尔与姨母海伦，《夜与日》中的凯瑟琳与玛丽，《达罗卫夫人》中的克拉丽莎与萨利，《到灯塔去》的莉丽与拉姆齐太太，都能达到心灵的默契。
弗吉尼亚和文尼莎不论生前还是死后，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除了她们的艺术才华，人们感兴趣的还有她们的生活隐私。弗吉尼亚在母亲过世后，难以承受生活和精神之痛，她和姐姐文尼莎两人相互安慰，缓解悲伤，两人关系逐渐过于亲密。弗吉尼亚极度依赖姐姐文尼莎，甚至从姐姐那里得到偷吻的快乐。两姐妹相貌酷似却性格迥异：姐姐文尼莎雍容大度，性感开朗，虽历经生活打击，但依然坚强无比；而弗吉尼亚则过于敏感，性格脆弱，常常因忧郁症发作而处于疯狂状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尼莎都是弗吉尼亚爱慕的对象，以至于文尼莎结婚最初的一段时间，弗吉尼亚持反对态度，认为自己的“爱人”被别人夺走了。黯然伤神的弗吉尼亚曾对文尼莎说：“你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爱你。”
精神爱恋
1909年，弗吉尼亚与著名的英国传记作家利顿·斯特雷奇有过短暂的婚约。两个人解除婚姻关系后，相互承诺为一生的朋友，而事实上他们也的确做到了。斯特雷奇在离开伍尔夫后，从未停止过对她的关心。他认为弗吉尼亚需要一个能够照顾她一生的人，于是介绍弗吉尼亚和伦纳德相互认识。当时的伦纳德在锡兰殖民地（今斯里兰卡）工作，为了弗吉尼亚，伦纳德辞去了在锡兰的工作，返回英国。
1912年，弗吉尼亚与被她戏称为“一文不名的犹太人”伦纳德·伍尔夫结婚，后来人们提到伍尔夫，都是指这位出众的女作家，而不是她的丈夫。伦纳德毕业于剑桥大学，是一位具有一定左翼思想的费边社会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年轻作家和评论家，写过一些文学作品和政论著作，对文学、经济和劳工运动有浓厚的兴趣，两人有着共同的文学爱好。他们的结合，使得弗吉尼亚的婚姻生活与文学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丈夫的帮助与支持，她或许成不了伟大的作家之一。
对于自己的婚姻，弗吉尼亚曾犹豫万分。就像《到灯塔去》的莉丽，弗吉尼亚认为爱情尽管犹如壮丽的火焰，但必须以焚毁个性的“珍宝”为代价，因而对婚姻持悲观态度，视婚姻为“丧失自我身份的灾难”。事实证明，弗吉尼亚的担心是多余的。然而，他们的婚姻并不是完整的。由于早期受到性侵犯，弗吉尼亚无法克服对性的恐惧。丈夫伦纳德曾希望自己能像童话中的王子唤醒睡美人那样，唤醒妻子体内的性意识，然而这种希望最后还是落空。伦纳德在他的小说《智慧的童贞女》中，借男主人公之口，埋怨“那些长着白皮肤和金色头发的苍白的女人……是冰冷的，同时也使人冰冷”。最终，妻子的精神状态使得伦纳德不得不放弃他原本的希望，转而追求柏拉图式的精神爱情。
弗吉尼亚在她一生中经历了多次精神崩溃，她视艺术高于一切，每完成一部作品，常会出现精神病兆。1919年9月，弗吉尼亚觉得极不适应婚后的生活，吞服安眠药自杀，陷入深度昏迷，生命垂危，幸而抢救及时。两年后，她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性格变得激动暴躁，甚至对丈夫表现出强烈的敌意，长达两个月的时间拒绝与丈夫见面。伦纳德从未对自己患病的妻子心生嫌恶，而是一如既往地细心照料妻子。伦纳德不愿意公开妻子患有精神病的实情，他知道医院的生活对妻子的病情并不会带来什么好处，因而自己承担起照顾妻子的一切责任。正是伦纳德无微不至的照料，带给弗吉尼亚极大的鼓励和感动，她曾说道：“要不是为了他的缘故，我早开枪自杀了。”弗吉尼亚在文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丈夫对她无微不至的爱护与照料。
伦纳德不仅是伍尔夫生活的支柱，还是她写作上的益友。伍尔夫在写作时，从来不出房门，也拒绝让任何人包括伦纳德，看见她的手稿，但伦纳德总是伍尔夫小说完成后的第一个读者。伍尔夫对自己的作品并不自信，对于他人对她作品的评价极为敏感，可以说到了神经质的程度，总是怀疑别人在讥笑她，但她十分信任伦纳德。伦纳德总是客观、公正地提出意见，他是唯一可以评价其作品而不会引起她不安的人。可以说，伦纳德对弗吉尼亚“天才”般超凡智慧的欣赏，更胜过他对妻子娴雅外表的仰慕。对此，弗吉尼亚对丈夫充满了感激之情，她曾明确表示伦纳德是她生命中隐藏的核心，是她创造力的源泉。
像浪尖的云一样消失
伍尔夫在写作《幕间》这部小说时，发生过一个小插曲：一天，伍尔夫让一个干粗活的女仆到睡莲池旁休息片刻，池中绿水粼粼，鱼儿游戈，这时弗吉尼亚突然说道十年前曾有一位贵妇人在此投水溺亡。这件小插曲犹如一个不祥的征兆，预示了一个不幸事件的发生。1941年3月28日，仅在小说完成一个月之后，59岁的女作家不堪忍受疯癫和幻听等精神分裂的症状，将自己的口袋装满石头，投河自尽，印证了自己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会像浪尖上的云一样消失。”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伍尔夫之死，是不堪忍受二战期间生活的压力。的确，二战期间德国空军轰炸英国时，伍尔夫一手创办的印刷厂被炸，紧接着她在伦敦的别墅也被毁。这都是刺激伍尔夫精神的因素，但实际原因在于她预感自己的精神分裂症又将复发，害怕这次复发将永远不能康复。在遗言中，伍尔夫对丈夫说道：
最亲爱的：
我感到我一定又要发狂了。我觉得我们无法再一次经受那种可怕的时刻。而且这一次我也不会再痊愈。我开始听见种种幻声，我的心神无法集中。因此我就要采取那种看来算是最恰当的行动。你已给予我最大可能的幸福。我相信，在这种可怕的疾病来临之前，没有哪两个人能像我们这样幸福。我无力再奋斗下去了。我知道我是在毁掉你的生命；没有我，你才能工作。我知道，事情就是如此。你看，我连这张字条也写不好。我也不能看书。我要说的是：我生活中的全部幸福都归功于你。你对我一直十分耐心，你是难以置信地善良。假如还有任何人能挽救我，那也只有你了。现在，一切都离我而去，剩下的只有确信你的善良。我不能再继续毁掉你的生命。
我相信，再没有哪两个人像我们在一起时这样幸福。
不幸的生活经历，使这位女作家敏感又脆弱，一生游走在优雅和疯癫的临界线上。有人说：“她的记忆有着隐秘的两面—— 一面澄明，一面黑暗；一面寒冷，一面温热；一面是创造，一面是毁灭；一面铺洒着天堂之光，一面燃烧着地狱之火。” 敏感的心灵，也赋予她敏锐的洞察力；神经质的大脑，同时也赋予了她丰富的想象力。卡夫卡说，伍尔夫一只手挡住命运的袭击，另一只手匆匆在纸上记下自己想写的东西。在难以忍受的病痛煎熬中，伍尔夫用写作释放内心狂烈的激情，为后世留下丰富的精神财富。
弗吉尼亚·伍尔夫于1882年1月25日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知识贵族家庭。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毕业于剑桥的著名文学评论家和传记作家。他在担任《康希尔杂志》主编期间曾慧眼支持过哈代、斯蒂文生、亨利·詹姆斯等作家的创作，还主编过《国家名人传记大辞典》的前26卷，撰写过18世纪的英国思想史和文学史，被英国政府授予爵士称号。莱斯利·斯蒂芬最初娶了小说家萨克雷的小女儿哈丽特为妻，哈丽特不幸病逝后，续娶朱莉亚·达克沃斯为妻。弗吉尼亚的母亲朱莉亚·斯蒂芬是英印混血儿，这个家族的女性以惊人的美貌著称，弗吉尼亚多少也遗传了她们的美丽。
出身名门的弗吉尼亚并不曾拥有人们想象中的幸福童年，这一点，从她后来的诸多作品中就可窥见一斑。她的父亲和母亲之前都有过一段婚姻，经历丧偶之痛后，二人重新组合成一个新的家庭。这个新家庭中的孩子分别来自于三段婚姻：斯蒂芬夫妇比他们的自己的4个孩子年长很多，以至于弗吉尼亚感觉自己像是在祖父母家中长大一样。
这个九口之家的复杂家庭关系、家中两群年龄和性格不同的子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为弗吉尼亚的性格，乃至她后来的悲剧人生埋下了伏笔。弗吉尼亚出生时已接近十九世纪的尾声，但她的家庭依然是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式家庭，对于这样的家庭环境，天性喜爱冒险和革新的弗吉尼亚很反感，而且同母异父的两位哥哥对小弗吉尼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她在《存在的瞬间》中如此写到：“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条不幸的小鱼与一只巨大而骚动的鲨鱼关在同一个水槽里。”
根据弗吉尼亚的回忆，她印象最深刻、最快活的童年生活并不是在伦敦家中的日子，而是在康沃尔度过的夏日时光。1895年之前，弗吉尼亚一家每年都在康沃尔的圣艾维斯度夏，他们家的房子俯视着波特敏斯特海湾。这里的美妙风光，尤其是海上的灯塔，唤起了弗吉尼亚对美的最初感受，她赞叹这是一个“袖珍天堂”。在她后来创作的小说中，如《海浪》、《到灯塔去》，都可以看到圣艾维斯的影子。
弗吉尼亚自幼深受父亲的影响，莱斯利·斯蒂芬是一位男权思想极为严重的家长，他为儿子提供在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却将女儿留在家中，零碎地接受一些教育。在这个大家庭中，弗吉尼亚并不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她既是一个极度渴求知识的“学生”，同时还必须承担一定的家务，俨然一个“小管家”。
1895年，弗吉尼亚的母亲逝世，这对仅仅13岁的小弗吉尼亚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她整日以泪洗面，首度出现明显的精神病症状，然而此时父亲却没有给予年幼的孩子必要的温情与安慰。两年后，同母异父的姐姐怀着身孕死去，1904年父亲也去世了。短短的时间里，弗吉尼亚必须承受几位亲人相继离世的打击，导致她几次出现精神崩溃，甚至试图跳窗自杀。弗吉尼亚一生始终都没有走出双亲死亡的阴影，她试图向他们证明自己的存在。
释放自我
虽然弗吉尼亚从未接受过正式教育，但她家学渊源深厚，才华出众，如同收割机般“吞噬”父亲丰富的藏书。弗吉尼亚家中常常名流云集，她总在一旁聆听他们谈论文学和哲学，在孩提时代便结识了大名鼎鼎的作家托马斯·哈代，乔治·梅瑞狄斯，以及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莱斯利在读书方面给女儿的唯一教导是“阅读你喜欢的书，是因为你喜欢它，绝不要假装赞赏你并不赞赏的东西”，而在写作上则建议“用尽可能少的语言，尽可能清晰地写，准确地写出你的意思”。这两句话让弗吉尼亚终生受益。
弗吉尼亚和姐姐文尼莎的关系很好，文尼莎从小立志要成为画家，而弗吉尼亚也立志要成为作家。值得一提的是，弗吉尼亚婚后在家中成立了霍加斯出版社，出版了许多重要的文学作品，而文尼莎参与了霍加斯出版社出版书籍的封面设计，可以说最终两人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成为杰出的艺术家。
1904年，弗吉尼亚离开海德公园的旧宅，不仅获得新生般的自由，还结识了一批知识精英，对于弗吉尼亚来说，能够与这样一批“欧洲的金脑”交流艺术，切磋文学，无疑是受益匪浅的。由此，她的文学写作别开生面，更加注重人的精神和内心世界，创作出一部部优秀的意识流小说。
随着作品的不断出版，弗吉尼亚声誉日隆，她在文学界的地位也不断上升，但她视写作为一种革命性的行动，她奉行“匿名哲学”，坚守“局外人立场”，拒绝来自社会团体和学术界的褒奖，比如，她不接受剑桥大学的克拉克讲座和荣誉学术会员称号，也不接受曼彻斯特大学和利物浦大学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33年10月29日，弗吉尼亚在日记中写到：“我不愿变得‘著名’、‘伟大’。我要继续冒险，继续变化，开阔思想和眼界，拒绝被打上戳记和纳入模式。重要的是要释放自我：让它不受制约地找到自己的空间。”
同性之爱
弗吉尼亚一生都有严重的精神疾患，每当她必须承受莫大压力时，就会出现精神崩溃的症状，以至于无法起床工作，无法照料自己。根据伍尔夫的侄子昆汀·贝尔的传记，伍尔夫精神疾患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她的两位同母异父的哥哥，他们的性侵犯对弗吉尼亚的心灵更是造成了永远无法补救的伤害，这种伤害直接导致了后来弗吉尼亚婚姻生活的缺陷。事实上，弗吉尼娅成人后非常厌恶性生活，更不愿生儿育女，反而对于同性有着超出正常的依恋。在她的小说中，异性之间总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无法实现内心的交流，反倒是女性之间的感情水乳交融，比如《出航》中的雷切尔与姨母海伦，《夜与日》中的凯瑟琳与玛丽，《达罗卫夫人》中的克拉丽莎与萨利，《到灯塔去》的莉丽与拉姆齐太太，都能达到心灵的默契。
弗吉尼亚和文尼莎不论生前还是死后，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除了她们的艺术才华，人们感兴趣的还有她们的生活隐私。弗吉尼亚在母亲过世后，难以承受生活和精神之痛，她和姐姐文尼莎两人相互安慰，缓解悲伤，两人关系逐渐过于亲密。弗吉尼亚极度依赖姐姐文尼莎，甚至从姐姐那里得到偷吻的快乐。两姐妹相貌酷似却性格迥异：姐姐文尼莎雍容大度，性感开朗，虽历经生活打击，但依然坚强无比；而弗吉尼亚则过于敏感，性格脆弱，常常因忧郁症发作而处于疯狂状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尼莎都是弗吉尼亚爱慕的对象，以至于文尼莎结婚最初的一段时间，弗吉尼亚持反对态度，认为自己的“爱人”被别人夺走了。黯然伤神的弗吉尼亚曾对文尼莎说：“你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爱你。”
精神爱恋
1909年，弗吉尼亚与著名的英国传记作家利顿·斯特雷奇有过短暂的婚约。两个人解除婚姻关系后，相互承诺为一生的朋友，而事实上他们也的确做到了。斯特雷奇在离开伍尔夫后，从未停止过对她的关心。他认为弗吉尼亚需要一个能够照顾她一生的人，于是介绍弗吉尼亚和伦纳德相互认识。当时的伦纳德在锡兰殖民地（今斯里兰卡）工作，为了弗吉尼亚，伦纳德辞去了在锡兰的工作，返回英国。
1912年，弗吉尼亚与被她戏称为“一文不名的犹太人”伦纳德·伍尔夫结婚，后来人们提到伍尔夫，都是指这位出众的女作家，而不是她的丈夫。伦纳德毕业于剑桥大学，是一位具有一定左翼思想的费边社会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年轻作家和评论家，写过一些文学作品和政论著作，对文学、经济和劳工运动有浓厚的兴趣，两人有着共同的文学爱好。他们的结合，使得弗吉尼亚的婚姻生活与文学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丈夫的帮助与支持，她或许成不了伟大的作家之一。
对于自己的婚姻，弗吉尼亚曾犹豫万分。就像《到灯塔去》的莉丽，弗吉尼亚认为爱情尽管犹如壮丽的火焰，但必须以焚毁个性的“珍宝”为代价，因而对婚姻持悲观态度，视婚姻为“丧失自我身份的灾难”。事实证明，弗吉尼亚的担心是多余的。然而，他们的婚姻并不是完整的。由于早期受到性侵犯，弗吉尼亚无法克服对性的恐惧。丈夫伦纳德曾希望自己能像童话中的王子唤醒睡美人那样，唤醒妻子体内的性意识，然而这种希望最后还是落空。伦纳德在他的小说《智慧的童贞女》中，借男主人公之口，埋怨“那些长着白皮肤和金色头发的苍白的女人……是冰冷的，同时也使人冰冷”。最终，妻子的精神状态使得伦纳德不得不放弃他原本的希望，转而追求柏拉图式的精神爱情。
弗吉尼亚在她一生中经历了多次精神崩溃，她视艺术高于一切，每完成一部作品，常会出现精神病兆。1919年9月，弗吉尼亚觉得极不适应婚后的生活，吞服安眠药自杀，陷入深度昏迷，生命垂危，幸而抢救及时。两年后，她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性格变得激动暴躁，甚至对丈夫表现出强烈的敌意，长达两个月的时间拒绝与丈夫见面。伦纳德从未对自己患病的妻子心生嫌恶，而是一如既往地细心照料妻子。伦纳德不愿意公开妻子患有精神病的实情，他知道医院的生活对妻子的病情并不会带来什么好处，因而自己承担起照顾妻子的一切责任。正是伦纳德无微不至的照料，带给弗吉尼亚极大的鼓励和感动，她曾说道：“要不是为了他的缘故，我早开枪自杀了。”弗吉尼亚在文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丈夫对她无微不至的爱护与照料。
伦纳德不仅是伍尔夫生活的支柱，还是她写作上的益友。伍尔夫在写作时，从来不出房门，也拒绝让任何人包括伦纳德，看见她的手稿，但伦纳德总是伍尔夫小说完成后的第一个读者。伍尔夫对自己的作品并不自信，对于他人对她作品的评价极为敏感，可以说到了神经质的程度，总是怀疑别人在讥笑她，但她十分信任伦纳德。伦纳德总是客观、公正地提出意见，他是唯一可以评价其作品而不会引起她不安的人。可以说，伦纳德对弗吉尼亚“天才”般超凡智慧的欣赏，更胜过他对妻子娴雅外表的仰慕。对此，弗吉尼亚对丈夫充满了感激之情，她曾明确表示伦纳德是她生命中隐藏的核心，是她创造力的源泉。
像浪尖的云一样消失
伍尔夫在写作《幕间》这部小说时，发生过一个小插曲：一天，伍尔夫让一个干粗活的女仆到睡莲池旁休息片刻，池中绿水粼粼，鱼儿游戈，这时弗吉尼亚突然说道十年前曾有一位贵妇人在此投水溺亡。这件小插曲犹如一个不祥的征兆，预示了一个不幸事件的发生。1941年3月28日，仅在小说完成一个月之后，59岁的女作家不堪忍受疯癫和幻听等精神分裂的症状，将自己的口袋装满石头，投河自尽，印证了自己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会像浪尖上的云一样消失。”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伍尔夫之死，是不堪忍受二战期间生活的压力。的确，二战期间德国空军轰炸英国时，伍尔夫一手创办的印刷厂被炸，紧接着她在伦敦的别墅也被毁。这都是刺激伍尔夫精神的因素，但实际原因在于她预感自己的精神分裂症又将复发，害怕这次复发将永远不能康复。在遗言中，伍尔夫对丈夫说道：
最亲爱的：
我感到我一定又要发狂了。我觉得我们无法再一次经受那种可怕的时刻。而且这一次我也不会再痊愈。我开始听见种种幻声，我的心神无法集中。因此我就要采取那种看来算是最恰当的行动。你已给予我最大可能的幸福。我相信，在这种可怕的疾病来临之前，没有哪两个人能像我们这样幸福。我无力再奋斗下去了。我知道我是在毁掉你的生命；没有我，你才能工作。我知道，事情就是如此。你看，我连这张字条也写不好。我也不能看书。我要说的是：我生活中的全部幸福都归功于你。你对我一直十分耐心，你是难以置信地善良。假如还有任何人能挽救我，那也只有你了。现在，一切都离我而去，剩下的只有确信你的善良。我不能再继续毁掉你的生命。
我相信，再没有哪两个人像我们在一起时这样幸福。
不幸的生活经历，使这位女作家敏感又脆弱，一生游走在优雅和疯癫的临界线上。有人说：“她的记忆有着隐秘的两面—— 一面澄明，一面黑暗；一面寒冷，一面温热；一面是创造，一面是毁灭；一面铺洒着天堂之光，一面燃烧着地狱之火。” 敏感的心灵，也赋予她敏锐的洞察力；神经质的大脑，同时也赋予了她丰富的想象力。卡夫卡说，伍尔夫一只手挡住命运的袭击，另一只手匆匆在纸上记下自己想写的东西。在难以忍受的病痛煎熬中，伍尔夫用写作释放内心狂烈的激情，为后世留下丰富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