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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与收入的关系对于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居民收入与居民消费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持久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根据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消费需求作为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时期内较为稳定且变化不大,除非收入有较大水平的提高,才有可能促使消费需求的大幅提升。斯密西斯认为,在短期内消费者根据现期收入水平来决定其现有收入的多少用于消费,消费占收入的比例随现有收入的提高而下降;但在居民的长期消费中,除了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外,还有其他诸多因素会对消费产生影响,因而从长期看,收入与消费具有稳定的比例关系。
我国经济和统计学家通过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产生影响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呈负相关关系,即高收入群体居民的收入比重提高将相应降低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中、低收入群体居民收入比重提高将提高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其中中等收入群体居民收入比重变化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程度最大。由此可见,居民收入的变化,直接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相应变化,在其他因素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居民收入的变化将成为居民消费变化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以边际消费倾向为例,该指标反映的是居民增加的消费支出在增加的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一个侧面说明居民消费预期和消费意愿。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0.68,意味着城镇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元,平均将有0.68元用于消费。纵观近些年的统计数据,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0.68的边际消费倾向为近年来最低水平。这一方面说明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预期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居民消费预期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居民消费潜力很大。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连年高速增长,政府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的比重逐渐上升,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却出现逐渐下降趋势。突出地表现为人均居民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居民收入增速低于财政收入增速;在多数年份内,居民收入增速低于同期GDP的增速,尤其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更为缓慢。
1998~2008年的十年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虽然逐步有所提高,尤其是在2003年以后得到较快增长,全部居民收入增速由2002年的10.3%提高到2008年的14.6%,其中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速由4.6%提高到15%,但仍然大大低于同期财政收入的增速(财政收入增速由2002年的15.4%提高到2008年的19.5%,其中有4个年份的增速超过或接近20%,个别年份达30%以上);居民人均收入占同期人均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全部居民人均收入占同期人均GDP的比重由1998年的109.4%持续下降至2008年的88.9%,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占同期人均GDP的比重由31.2%一路下降至20.6%,均创历史最低水平。
另据统计,按收入法核算的GDP中,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51.4%下降至2007年的39.7%。即便考虑在此期间统计口径的变化,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偏低且下降幅度之大的问题仍较突出。再如从国民可支配收入分配结构看,企业所占份额由1992年的11.7%上升到目前的20%以上;而居民所占份额由68.3%降至60%以下。进入新世纪的2000~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总收入年平均增长10.2%,其中工资收入年平均增长10.6%,而同期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19.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年平均增长23.5%,其中国有企业增速达25.5%。这充分说明近年来虽然我们的经济“蛋糕”做大了,但城乡居民享用的份额却持续下降,国民收入的分配过多地向政府和企业集中,向城市集中。这种收入与分配增长速度的差异直接导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状况不断加剧。我们从以下进一步的分析还可以得出,在现有的居民收入分配中,还过多地向少数部门和行业的少数居民集中,从而又形成了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另一个不合理现象——收入分配不公和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从而制约着居民消费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据财政部最新统计调查显示,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高度不平等”状态,10%的富裕家庭占据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10%的最低收入的家庭财产仅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收入最高的10%的居民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的居民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98年的7.3倍上升至2007年的23倍。另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我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的收入或消费的份额仅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有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达50%。从行业的平均工资收入倍数来看,1978年行业之间平均工资倍数最高和最低的是2.1倍,2000年升至2.6倍,2008年进一步升至4.8倍,一些国有垄断企业将本属于全民的资源和利润,变成了他们的部门利益,如2008年石油、电力、电信、烟草、金融及保险等行业的职工人数仅占全国职工总数的8%左右,但其职工收入约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60%。这些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约在5~10倍之间。这些垄断性行业职工的高收入是导致部门间职工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主要原因;我国经济学家在考察了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特点后,发现垄断行业与竞争激烈行业之间、新兴行业与传统行业之间、知识密集型行业与劳动密集型行业之间以及采用半市场和非市场分配方式与采用市场分配方式的行业之间的职工收入差距逐渐扩大。此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199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6:1,2010年已扩大到3.33:1;还有地区之间居民最高与最低工资差距倍数也在扩大,1985年为2.1倍,2008年上升为2.7倍。
基尼系数是衡量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的变化也从另一侧面说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基尼系数一直稳定在0.16左右的水平;而从1984年开始,基尼系数一路攀升,到2010年已达到0.48。一般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高度平等”,0.2~0.4为“低度不平等”,0.4以上为“高度不平等”,0.4的基尼系数是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我国现在0.48的基尼系数说明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已经相当突出。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目前差距之大已高于许多发达国家。这种状况一方面体现了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反映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成熟,存在由于严重的市场分割导致的分配不公现象日益加剧,成为当前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居民是个人消费行为的直接决策者,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逻辑,即有钱你就消费,没钱就不消费,钱多就多消费,钱少就少消费。具有理性、前瞻、规避风险等特征的消费者,会统筹一个人一生的收入分布状况,进行即期消费与生命周期储蓄的决策,实现个人收入效用最大化,这其中居民持久性收入对启动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往往大于居民暂时性收入的影响,目前制约我国居民消费升级转型步伐主要受制于居民持久性收入的缓慢增长、居民收入分配失衡和分配不公以及对未来收入预期等因素。毫无疑问,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已成为掣肘当前扩大内需尤其居民消费需求,阻碍科学发展,影响和谐社会建设,制约全面建设小康进程,甚至威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在当前扩大居民消费、促进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和升级转型的政策背景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尤其是提高低收入居民群体的收入水平,逐步扭转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现状,已成为各级政府面临的绕不开而且是必须要尽快解决的问题。目前党和政府作出的相关决策让大多数城乡居民对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充满期待,民众期待能将中央决策尽快落到实处,推出配套政策,提出量化指标,尽快让人民见到实效,得到实惠,真正做到让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作者系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
我国经济和统计学家通过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产生影响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呈负相关关系,即高收入群体居民的收入比重提高将相应降低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中、低收入群体居民收入比重提高将提高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其中中等收入群体居民收入比重变化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程度最大。由此可见,居民收入的变化,直接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相应变化,在其他因素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居民收入的变化将成为居民消费变化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以边际消费倾向为例,该指标反映的是居民增加的消费支出在增加的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一个侧面说明居民消费预期和消费意愿。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0.68,意味着城镇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元,平均将有0.68元用于消费。纵观近些年的统计数据,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0.68的边际消费倾向为近年来最低水平。这一方面说明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预期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居民消费预期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居民消费潜力很大。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连年高速增长,政府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的比重逐渐上升,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却出现逐渐下降趋势。突出地表现为人均居民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居民收入增速低于财政收入增速;在多数年份内,居民收入增速低于同期GDP的增速,尤其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更为缓慢。
1998~2008年的十年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虽然逐步有所提高,尤其是在2003年以后得到较快增长,全部居民收入增速由2002年的10.3%提高到2008年的14.6%,其中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速由4.6%提高到15%,但仍然大大低于同期财政收入的增速(财政收入增速由2002年的15.4%提高到2008年的19.5%,其中有4个年份的增速超过或接近20%,个别年份达30%以上);居民人均收入占同期人均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全部居民人均收入占同期人均GDP的比重由1998年的109.4%持续下降至2008年的88.9%,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占同期人均GDP的比重由31.2%一路下降至20.6%,均创历史最低水平。
另据统计,按收入法核算的GDP中,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51.4%下降至2007年的39.7%。即便考虑在此期间统计口径的变化,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偏低且下降幅度之大的问题仍较突出。再如从国民可支配收入分配结构看,企业所占份额由1992年的11.7%上升到目前的20%以上;而居民所占份额由68.3%降至60%以下。进入新世纪的2000~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总收入年平均增长10.2%,其中工资收入年平均增长10.6%,而同期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19.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年平均增长23.5%,其中国有企业增速达25.5%。这充分说明近年来虽然我们的经济“蛋糕”做大了,但城乡居民享用的份额却持续下降,国民收入的分配过多地向政府和企业集中,向城市集中。这种收入与分配增长速度的差异直接导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状况不断加剧。我们从以下进一步的分析还可以得出,在现有的居民收入分配中,还过多地向少数部门和行业的少数居民集中,从而又形成了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另一个不合理现象——收入分配不公和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从而制约着居民消费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据财政部最新统计调查显示,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高度不平等”状态,10%的富裕家庭占据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10%的最低收入的家庭财产仅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收入最高的10%的居民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的居民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98年的7.3倍上升至2007年的23倍。另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我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的收入或消费的份额仅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有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达50%。从行业的平均工资收入倍数来看,1978年行业之间平均工资倍数最高和最低的是2.1倍,2000年升至2.6倍,2008年进一步升至4.8倍,一些国有垄断企业将本属于全民的资源和利润,变成了他们的部门利益,如2008年石油、电力、电信、烟草、金融及保险等行业的职工人数仅占全国职工总数的8%左右,但其职工收入约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60%。这些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约在5~10倍之间。这些垄断性行业职工的高收入是导致部门间职工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主要原因;我国经济学家在考察了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特点后,发现垄断行业与竞争激烈行业之间、新兴行业与传统行业之间、知识密集型行业与劳动密集型行业之间以及采用半市场和非市场分配方式与采用市场分配方式的行业之间的职工收入差距逐渐扩大。此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199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6:1,2010年已扩大到3.33:1;还有地区之间居民最高与最低工资差距倍数也在扩大,1985年为2.1倍,2008年上升为2.7倍。
基尼系数是衡量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的变化也从另一侧面说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基尼系数一直稳定在0.16左右的水平;而从1984年开始,基尼系数一路攀升,到2010年已达到0.48。一般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高度平等”,0.2~0.4为“低度不平等”,0.4以上为“高度不平等”,0.4的基尼系数是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我国现在0.48的基尼系数说明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已经相当突出。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目前差距之大已高于许多发达国家。这种状况一方面体现了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反映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成熟,存在由于严重的市场分割导致的分配不公现象日益加剧,成为当前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居民是个人消费行为的直接决策者,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逻辑,即有钱你就消费,没钱就不消费,钱多就多消费,钱少就少消费。具有理性、前瞻、规避风险等特征的消费者,会统筹一个人一生的收入分布状况,进行即期消费与生命周期储蓄的决策,实现个人收入效用最大化,这其中居民持久性收入对启动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往往大于居民暂时性收入的影响,目前制约我国居民消费升级转型步伐主要受制于居民持久性收入的缓慢增长、居民收入分配失衡和分配不公以及对未来收入预期等因素。毫无疑问,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已成为掣肘当前扩大内需尤其居民消费需求,阻碍科学发展,影响和谐社会建设,制约全面建设小康进程,甚至威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在当前扩大居民消费、促进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和升级转型的政策背景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尤其是提高低收入居民群体的收入水平,逐步扭转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现状,已成为各级政府面临的绕不开而且是必须要尽快解决的问题。目前党和政府作出的相关决策让大多数城乡居民对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充满期待,民众期待能将中央决策尽快落到实处,推出配套政策,提出量化指标,尽快让人民见到实效,得到实惠,真正做到让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作者系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