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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巨变的前夜,胡适等青年人虽还是历史未出场的角色,但当日的窒闷气息却依旧让他们异常敏感地感受到苦闷的煎熬,于是,他们不可避免地一同“堕落”、烦躁起来。
1910年1月1日,上海的清晨,天空有些阴沉,街上凄寒而清冷,但这不至于影响到人们日复一日的惯常生活。就如时钟一般精确,在某时某刻,总是那几个人,最早走出了家门,跟往常一样,各自向左或是向右。然后,同样的人群在固定的时刻渐渐涌入街头,再如程序一般,店铺的门渐次打开,人群拥攘起来。
当街上渐渐喧闹起来的时候,海宁路南林里的一所破旧的房子里,是这样一幅景象:以一张旧麻将桌为中心,物品在四周杂乱地摆放着,地上有些狼籍,空气里是混杂着霉湿与酒精的奇怪味道。伴随着起伏的鼾声,屋里的床上还横躺着几个熟睡的年轻人,样子有些狼狈。
这时那个瘦弱一些的已经睁开了眼睛,因为胡子邋遢的缘故,看起来有些苍老。其实这个样子颓废的男子,不过刚过18岁而已,他叫胡嗣穈,老家安徽,来上海读书。学校里用学名胡洪徽,有时在报纸上发表些白话文章时,则署名“希强”、“期自胜生”、“铁儿”等等。
他曾是新公学的学生,读书时,做文章及其他成绩都很出色,曾被认定将来是能做好学问的,那为何落得今日这般潦倒呢?
大约50天前,多半由于年轻而太过理想的“新人物”的冲动才组建起来的新中国公学,其间为了筹集办校经费虽不乏有悲壮的举动,但终因在经济上不易维持而解散了。按照调停协议,新公学的师生“愿回旧校者,自由回去”,但胡洪徽因为感到某种“城下之盟”的羞耻,便再没有回到老公学。
从新公学出来之后,胡洪徽感到“前途茫茫、毫无把握”起来。那两年(1908-1909年)里,他在安徽的家事也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大哥和二哥回家,主张分掉那本无可分的家产;他写信回家,称自己已能自立,便放弃了家中的产业。其实,自1908年底,因家境困迫,胡洪徽“已决计暂且辍学”,其所谓的“自立”,不过是在新公学里为低班代教英语,勉强糊口而已。新公学解散后,他在人生中第一次感到了身无所依、心无所寄的困迫。生活的压力,不断侵袭着这个只有十八九岁的心气颇高的青年,他前路茫茫、毫无把握,又不敢以这幅颓败的面目回到家去。只好寄居在上海,想寻一件可以吃饭养家的事。
一位叫何德梅的德国人,之前是中国新公学的教员,租住在海宁路南林里的一所简陋的房子里。胡洪徽因与之相识,便搬去与他作了邻居。何德梅住东屋,胡洪徽则与林君墨、但怒刚等几个四川的朋友住在西屋。离他们不远,还住着一个年轻人唐桂梁,是唐才常的儿子。因为都是青春的年纪,往来日久便相熟了。胡洪徽得知,他的室友们都是日本留学生,且都有革命党的关系。
暂且住下后,经人介绍胡洪徽在华童公学找了一份差事,白天有时去教一些小学生国文的课程。尽管如此,悲观的念头却在胡洪徽的心中日益强烈,那段时间里,因为种种失意,他“心绪灰冷、百无聊赖”。于是,那个忧愁烦闷的时候,与他同住的又是一班“浪漫”的朋友,胡洪徽“就跟着他们堕落了”。
何德梅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见过些世面,中国社会那些吃喝玩乐的事情,他也全会。那些颇有江湖义气的革命党朋友,则因反清革命屡遭挫败,死了不少人,心绪很不好,也常常发牢骚。何德梅便常邀这班人打麻将,胡洪徽也跟着学会了。他们打牌不赌钱,谁赢谁请吃雅叙园。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摆一大壶,自斟自饮。“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胡洪徽都学会了。
于是,新中国公学沦亡以后的那段时间里,“凡诸前此所鄙夷不屑为之事”,他也都一一做了,“在昏天暗地里胡混起来”。几乎每日里不是打牌,便是喝酒,不是与戏子往来,便是逛窑子。
这就是那天上午,胡洪徽醒来时为何这幅模样的缘故了。他简单地收拾一下,裹好衣服,望着镜子里的自己,他也不忍心再多看一下。
苦闷的年代
从镜子里胡洪徽憔悴的面容上,不难想象那夜夜的放浪形骸。但日记里一次次的纵乐,所记录的又何尝不是一日一日的苦闷。正常情况下,这样的年纪本该坐在学堂的教室里,但胡洪徽这样年纪的青年,所经历的成长时期,正是晚清科举废除后,旧学之路已死,转而进入新学,但新学里所教的所行的也都是旧有的东西。故胡洪徽不肯回到旧中国公学而失学了,故那些仍在学校的同龄人依然被苦闷困扰。
在南京,与胡洪徽同龄的赵元任,此时正在江南高等学堂读书,离开家人已是第三个年头。在赵元任早年的资料里,他语言上的天赋已是展露无遗,但另一方面因长期独自在陌生的异地生活,也生出一些敏感的气质。纵然不是假期,他也时常找借口返回常州。他说:“那时我仍然时常心跳,一发病便万念俱灰,而且想家,尤其想侬姑。”他说:“这几年是我的少年时代,具有那种年龄惯有的压力和放纵;由于我的环境的外在改变,事实上我经历的压力和放纵要比通常为多。”(《从家乡到美国——赵元任早期回忆》)
在烦乱苦闷的日子里,这些成了他常有的念头:我决心做一个完人,戒除一切恶习,如吸烟、喝酒和各式的自我放纵。为此,他专门买了一本桑道所著的《力量培养法》,开始锻炼身体,并在日记中不厌其烦地记着深呼吸、长距离散步、跳高、练哑铃、荡秋千、引体向上、翻筋斗等等事项。然而,一段时间后,旧病复发,他再一次痛苦地“想做好人”,决心停止抽烟、喝酒、手淫……
那时,青春的躁动,也出现在四川乐山。17岁的郭沫若,已有了很长一段“颓废”、“闹事”的历史,在小学时,他便不满教员,反对学监。上了中学,他喜欢上章太炎、梁启超的文章,“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令他心驰神往。对新事物的希望依然被旧的环境压碎后,他之前的毛病不但没改,反而愈加严重,就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打牌、喝酒、游荡和闹事上。1909年秋天,因一次“纠集罢课”事件,学校将他“斥退”后,他说:“我不仅可以到成都,或者说不定还可以出省。这是怎样的一种幸运呢!”(《反正前后》)
那时,心灵的叛逆,也出现在湖南韶山。1909年,韶山冲李家屋场由外地回来一位维新派先生。他常给人讲述各地见闻和维新故事,“宣传废庙宇、办学校、反对信佛”(《毛泽东年谱》)。在一片争议的声音中,16岁的毛泽东成了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也是在那年秋天,在对未来生活的安排及外出求学等事情上,毛泽东与他“贪婪”、“吝啬”、目光短浅的父亲深深地对抗着。
这就是胡洪徽以及他的同龄人当时的遭际,这就是他们曾经无能为力的青春。那些无名的烦躁、放纵、颓废是青春期的苦恼,但又何尝不是这些“新人”们对于那个厚重的旧时代的反感,又何尝不是这些新时代的早生儿潜伏时期的痛苦。
他们成长的年代,正值满清王朝腐朽颓败、奄奄一息的末日;他们读书求知的年纪,又正是维新、宪政、革命、新潮正盛的时期。他们将青春的热情与人生的希冀都付托于这变动的时代新潮,他们是旧社会、旧制度乃至一切陈旧东西的天生的逆子。在慈禧、光绪的灵堂前,当赞礼人高呼“举哀”的时候,他们则在俯着头齐声大笑。
这就是他们,对于人生与社会都抱有过于理想的期望与热情急切的追求。但旧的将死未死、新的将生未生,历史还未到他们出场的时刻,他们无能为力,他们感到失落。在魑魅魍魉大活动的环境中,“我们时时处处看见可羞可鄙的人,……然而我们无事可作。”
因而,这种落寞不仅仅属于冲动狂躁的年轻人,所有失望着的“新人物”身上都能找到它的影子。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是那个自认不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周树人,1909年底从日本回国后感受到的寂寞,它“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此时他已近30岁,而1910年1月1日,当胡洪徽如往常一般胡混的时候,这个“无端的悲哀”的周树人,正住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外的湖州会馆内,以示罢教的决心,不时以冷嘲热讽的态度对付着“顽固”的校监。
“遗忘”的留学梦
早上,胡洪徽挣扎着从醉梦里醒来,是因为还要给华童公学的低班学生讲小学国语课程。因为旧学底子扎实的缘故,他甚至不必费时备课,这对他下课后“专心”于打牌等事颇有益处。不过,迫于生计,课还是要去讲的。于是,当一同作乐的朋友还能酣睡的时候,他已从南林里的小屋出来,往克能海路存厚里走去了。
繁华熙攘的街头,人来人往,高贵的、卑微的,有钱的、贫苦的,体面的、寒酸的,表情各异。与之擦肩时,他们内心也只怀着各自的心事,何曾注意过胡洪徽这个年轻人憔悴的样子。他走在人群中,生命里却与彼此隔得很远;上海依旧热闹,只是与他无关。
今晨,江面上,大雾弥漫,久久不能散去。昔日,穿梭不息大小船舶、都在浓雾包裹下停靠在港内。繁忙的长江口,出现了稍微安静的几个时辰。空寂的水面上,大雾将一切覆盖,朦胧中,似乎传递出某些历史的幽微与深邃。
自开埠近70年来,上海已成了中国近代史的核心地带。在这一处江面上,近代史上所有要紧的元素,几乎都倒映在那一江逝水之中了。另外,上海还有另一层的深意。那时上海有通往日本、远达欧美的航线,是几乎所有国人出洋、洋人入华的中转。在那个封闭的老大帝国里,上海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口岸,对于那些“走异路、寻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来说,上海的意义则正在于此。如果说,当日的上海还于胡洪徽有些意义的话,也只有在此了。
新中国公学沦丧后,胡洪徽坚持留在上海也是出于想留学的考虑。很早以来,出国留学便是胡洪徽一直有意追求的出路。1908年夏,他写信给母亲说:“大人素知儿不甘久居人下”。对于胡洪徽这样家庭背景的青年来说,“不居人下”,只有读书一路,最为可行。而“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上海因得风气之先,“课余之暇,尚可从人受学他国文字”,这便是留上海有利出洋的益处。
留学几乎成了那时年轻人共同的心愿。1909年,26岁的阎锡山从日本留学归来,而22岁的蒋介石刚从日本振武学校毕业,正要到北海道新泻县高田町陆军13师团实习。这一年,上海的港口上,我们刚看到在海外漂泊了7年的周树人归来的身影,陈寅恪又登上了驶往德国的客轮。而此时,陈寅恪在复旦公学的同学竺可桢也在为留学做着准备;在南京,准备留学的赵元任,似乎不担心外语,正在读一本叔父送的叫做《善良社会之规范与礼仪》的书藉。
对于那一天的胡洪徽来说,这些是他所不曾知道的。不仅如此,他自己曾经的留学梦似乎也遗忘了。就在3月之前,他还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每日除教课四小时外,“有暇时研习他国文字,以为出洋之预备”。但这二个月来,他已经习惯了另一种方式的生活,打牌、喝酒、看戏、逛窑子等事情占尽了他余暇的时间。
那天,路过江边的时候,胡洪徽望着等待航行的轮船,心里有没有偶尔的一怔,想起自己往日的夙愿呢?
悔醒
想,也许是未必吧。但忘,似乎也是未必就能忘掉的。因为几日后他就在一首诗中写到:“壮志随年逝,乡思逐岁添。”“壮志”既然已逝,提它作甚?想必是未曾逝的;“乡思”即是想到家中的慈母了,母亲一直的心愿不也是让他留学么?这可是他最明白不过的。这些推断,如今已难以确认了,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那一天,他一定知道自己晚上的生活。
下课后,他像往常一样回到自己局促的小屋。跟往常一样,感到“心绪灰冷、百无聊赖”,然后就与朋友再凑一块打牌去了,令人惊讶的没有一点意外。那一天,“哗哗”的麻将声又一直持续到深夜,这已是南林里的邻居们近来习以为常的事情了。要不是后来的那一次“乱子”,也许,这样的状态还会持续更久。
那是几月之后,1910年3月22日晚,他跟他那班朋友,在一家“堂子”里喝过不少酒,又去另一家“打茶围”。混到半夜,朋友还要打牌,他明日还要去华童公学教课,便辞了,独自雇了人力车先回。
外面,正下着雨。这时他已烂醉如泥,上车后,便睡着了。等第二天醒来时,竟睡在租界巡捕房的铁栅栏内,浑身湿透,沾了许多泥巴,脚上少了一只皮鞋,脸上感到似乎有伤痕隐隐作痛。
据抓他进来的巡捕说,昨天子夜时,他正在海宁路附近巡视,看到胡洪徽在雨中拿一只皮鞋狄托狄托地敲着墙头。巡捕拿灯一照,胡洪徽开口便骂了一声“外国奴才”。巡捕怕他闯祸,就想把他带到巡捕房来,不料胡洪徽拿皮鞋打过来。巡捕一手拿灯,抓他不住,反被胡洪徽好打一顿。后来巡捕抱住胡洪徽,抢了他的鞋子,两人在泥水里扭打起来。灯也碎了,两人脸上也都擦破了皮,直到一辆马车路过,巡捕让两个马夫帮忙,才将胡洪徽抓住送了进来……
公堂讯问的结果,胡洪徽因酗酒闹事,殴伤巡捕,在监狱里关了一夜之外,另被罚款五元,以作那个巡捕的养伤费和赔灯费。
那一夜,沉迷在打牌快乐里的胡洪徽,更是断断不会想到,对于近来已不敢去想的留学一事,在那次“乱子”后,自己竟又重新拾起了勇气。
“出狱”当天,他便病倒了,就在床上写信辞去了华童公学的职务,他感到他的行为“玷辱了那个学校的名誉”,且“已决心不做那教书的事了”。在镜子里看到脸上的伤痕,和浑身的泥湿,他忍不住叹一口气,想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心里百分懊悔,觉得“对不住我的慈母,我那在家乡时时刻刻悬念着我,期望着我的慈母!”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就这样来临了。
那一年,是庚款留学的第二年,听说,“考试取了备取的还有留在清华学校的希望”,留学的念头再次强烈起来。他“决心关起门来”预备考留美官费了,而亲友为了使其戒除恶习也帮忙为之筹款应考。
赴美
那一晚,他们终于还是去雅叙园喝酒去了。大醉而出,街上他们已经很熟练地跟女人们搭讪、取乐。近来,他们“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整日的大醉”。有时在这家妓院出来,又进别家妓院,妓家关门睡觉了,甚至“敲门而入”……等再回到那间小屋时,已不知是何时,反正躺下便睡着了。
三四个青年躺在安静的夜里,现实的世界在他们脑海里终于被赶走了,之前还狎妓醉酒、逢场作戏的面庞,在睡着后又渐渐隐现出青年的稚嫩模样。这时,他们各自的梦乡里会出现什么呢?革命党青年见到了起义成功?胡洪徽见到了美国?抑或是他们都离开这里去做事了?也许有吧。
但7个多月后的一天,胡洪徽真的坐在了留美考试的考场里。第一场考国文英文,他因旧学的底子,国文做文章得了100分,英文也及格了。倒是后来考的各种科学,如西洋史、动物学、物理学,都是“临时抱佛脚预备起来的”,“所以考得很不得意”。为此,这次考试,怕考不中为朋友所笑,还临时改用了“胡适”这一名字
几天后,录取名单公布,共取了70人,在第55名的位置出现了“胡适”这个名字,从此,“胡适”就正式叫起来了。那次,第28位的名次上,是他之前上海澄衷学堂的同学竺可桢,而在南京读书的赵元任,考取了第二名。
又一月,胡适再次来到上海,作赴美前的最后准备。上船前,他们必须换穿西装,剪掉脑后的发辫。那时,赵元任带着的一顶圆顶硬毡帽,就很少戴了。
当轮船载着70名大清朝的青年从上海出发、向着太平洋对岸驶去的时候,就像没人在意那一年的阎锡山、周树人们一样,很少人会寄托明确的责任于这几十人身上。也正如稍早的蒋介石、陈寅恪们离开时一样,没人知晓他们的未来。那时,还是宣统二年而已。■
1910年1月1日,上海的清晨,天空有些阴沉,街上凄寒而清冷,但这不至于影响到人们日复一日的惯常生活。就如时钟一般精确,在某时某刻,总是那几个人,最早走出了家门,跟往常一样,各自向左或是向右。然后,同样的人群在固定的时刻渐渐涌入街头,再如程序一般,店铺的门渐次打开,人群拥攘起来。
当街上渐渐喧闹起来的时候,海宁路南林里的一所破旧的房子里,是这样一幅景象:以一张旧麻将桌为中心,物品在四周杂乱地摆放着,地上有些狼籍,空气里是混杂着霉湿与酒精的奇怪味道。伴随着起伏的鼾声,屋里的床上还横躺着几个熟睡的年轻人,样子有些狼狈。
这时那个瘦弱一些的已经睁开了眼睛,因为胡子邋遢的缘故,看起来有些苍老。其实这个样子颓废的男子,不过刚过18岁而已,他叫胡嗣穈,老家安徽,来上海读书。学校里用学名胡洪徽,有时在报纸上发表些白话文章时,则署名“希强”、“期自胜生”、“铁儿”等等。
他曾是新公学的学生,读书时,做文章及其他成绩都很出色,曾被认定将来是能做好学问的,那为何落得今日这般潦倒呢?
大约50天前,多半由于年轻而太过理想的“新人物”的冲动才组建起来的新中国公学,其间为了筹集办校经费虽不乏有悲壮的举动,但终因在经济上不易维持而解散了。按照调停协议,新公学的师生“愿回旧校者,自由回去”,但胡洪徽因为感到某种“城下之盟”的羞耻,便再没有回到老公学。
从新公学出来之后,胡洪徽感到“前途茫茫、毫无把握”起来。那两年(1908-1909年)里,他在安徽的家事也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大哥和二哥回家,主张分掉那本无可分的家产;他写信回家,称自己已能自立,便放弃了家中的产业。其实,自1908年底,因家境困迫,胡洪徽“已决计暂且辍学”,其所谓的“自立”,不过是在新公学里为低班代教英语,勉强糊口而已。新公学解散后,他在人生中第一次感到了身无所依、心无所寄的困迫。生活的压力,不断侵袭着这个只有十八九岁的心气颇高的青年,他前路茫茫、毫无把握,又不敢以这幅颓败的面目回到家去。只好寄居在上海,想寻一件可以吃饭养家的事。
一位叫何德梅的德国人,之前是中国新公学的教员,租住在海宁路南林里的一所简陋的房子里。胡洪徽因与之相识,便搬去与他作了邻居。何德梅住东屋,胡洪徽则与林君墨、但怒刚等几个四川的朋友住在西屋。离他们不远,还住着一个年轻人唐桂梁,是唐才常的儿子。因为都是青春的年纪,往来日久便相熟了。胡洪徽得知,他的室友们都是日本留学生,且都有革命党的关系。
暂且住下后,经人介绍胡洪徽在华童公学找了一份差事,白天有时去教一些小学生国文的课程。尽管如此,悲观的念头却在胡洪徽的心中日益强烈,那段时间里,因为种种失意,他“心绪灰冷、百无聊赖”。于是,那个忧愁烦闷的时候,与他同住的又是一班“浪漫”的朋友,胡洪徽“就跟着他们堕落了”。
何德梅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见过些世面,中国社会那些吃喝玩乐的事情,他也全会。那些颇有江湖义气的革命党朋友,则因反清革命屡遭挫败,死了不少人,心绪很不好,也常常发牢骚。何德梅便常邀这班人打麻将,胡洪徽也跟着学会了。他们打牌不赌钱,谁赢谁请吃雅叙园。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摆一大壶,自斟自饮。“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胡洪徽都学会了。
于是,新中国公学沦亡以后的那段时间里,“凡诸前此所鄙夷不屑为之事”,他也都一一做了,“在昏天暗地里胡混起来”。几乎每日里不是打牌,便是喝酒,不是与戏子往来,便是逛窑子。
这就是那天上午,胡洪徽醒来时为何这幅模样的缘故了。他简单地收拾一下,裹好衣服,望着镜子里的自己,他也不忍心再多看一下。
苦闷的年代
从镜子里胡洪徽憔悴的面容上,不难想象那夜夜的放浪形骸。但日记里一次次的纵乐,所记录的又何尝不是一日一日的苦闷。正常情况下,这样的年纪本该坐在学堂的教室里,但胡洪徽这样年纪的青年,所经历的成长时期,正是晚清科举废除后,旧学之路已死,转而进入新学,但新学里所教的所行的也都是旧有的东西。故胡洪徽不肯回到旧中国公学而失学了,故那些仍在学校的同龄人依然被苦闷困扰。
在南京,与胡洪徽同龄的赵元任,此时正在江南高等学堂读书,离开家人已是第三个年头。在赵元任早年的资料里,他语言上的天赋已是展露无遗,但另一方面因长期独自在陌生的异地生活,也生出一些敏感的气质。纵然不是假期,他也时常找借口返回常州。他说:“那时我仍然时常心跳,一发病便万念俱灰,而且想家,尤其想侬姑。”他说:“这几年是我的少年时代,具有那种年龄惯有的压力和放纵;由于我的环境的外在改变,事实上我经历的压力和放纵要比通常为多。”(《从家乡到美国——赵元任早期回忆》)
在烦乱苦闷的日子里,这些成了他常有的念头:我决心做一个完人,戒除一切恶习,如吸烟、喝酒和各式的自我放纵。为此,他专门买了一本桑道所著的《力量培养法》,开始锻炼身体,并在日记中不厌其烦地记着深呼吸、长距离散步、跳高、练哑铃、荡秋千、引体向上、翻筋斗等等事项。然而,一段时间后,旧病复发,他再一次痛苦地“想做好人”,决心停止抽烟、喝酒、手淫……
那时,青春的躁动,也出现在四川乐山。17岁的郭沫若,已有了很长一段“颓废”、“闹事”的历史,在小学时,他便不满教员,反对学监。上了中学,他喜欢上章太炎、梁启超的文章,“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令他心驰神往。对新事物的希望依然被旧的环境压碎后,他之前的毛病不但没改,反而愈加严重,就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打牌、喝酒、游荡和闹事上。1909年秋天,因一次“纠集罢课”事件,学校将他“斥退”后,他说:“我不仅可以到成都,或者说不定还可以出省。这是怎样的一种幸运呢!”(《反正前后》)
那时,心灵的叛逆,也出现在湖南韶山。1909年,韶山冲李家屋场由外地回来一位维新派先生。他常给人讲述各地见闻和维新故事,“宣传废庙宇、办学校、反对信佛”(《毛泽东年谱》)。在一片争议的声音中,16岁的毛泽东成了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也是在那年秋天,在对未来生活的安排及外出求学等事情上,毛泽东与他“贪婪”、“吝啬”、目光短浅的父亲深深地对抗着。
这就是胡洪徽以及他的同龄人当时的遭际,这就是他们曾经无能为力的青春。那些无名的烦躁、放纵、颓废是青春期的苦恼,但又何尝不是这些“新人”们对于那个厚重的旧时代的反感,又何尝不是这些新时代的早生儿潜伏时期的痛苦。
他们成长的年代,正值满清王朝腐朽颓败、奄奄一息的末日;他们读书求知的年纪,又正是维新、宪政、革命、新潮正盛的时期。他们将青春的热情与人生的希冀都付托于这变动的时代新潮,他们是旧社会、旧制度乃至一切陈旧东西的天生的逆子。在慈禧、光绪的灵堂前,当赞礼人高呼“举哀”的时候,他们则在俯着头齐声大笑。
这就是他们,对于人生与社会都抱有过于理想的期望与热情急切的追求。但旧的将死未死、新的将生未生,历史还未到他们出场的时刻,他们无能为力,他们感到失落。在魑魅魍魉大活动的环境中,“我们时时处处看见可羞可鄙的人,……然而我们无事可作。”
因而,这种落寞不仅仅属于冲动狂躁的年轻人,所有失望着的“新人物”身上都能找到它的影子。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是那个自认不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周树人,1909年底从日本回国后感受到的寂寞,它“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此时他已近30岁,而1910年1月1日,当胡洪徽如往常一般胡混的时候,这个“无端的悲哀”的周树人,正住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外的湖州会馆内,以示罢教的决心,不时以冷嘲热讽的态度对付着“顽固”的校监。
“遗忘”的留学梦
早上,胡洪徽挣扎着从醉梦里醒来,是因为还要给华童公学的低班学生讲小学国语课程。因为旧学底子扎实的缘故,他甚至不必费时备课,这对他下课后“专心”于打牌等事颇有益处。不过,迫于生计,课还是要去讲的。于是,当一同作乐的朋友还能酣睡的时候,他已从南林里的小屋出来,往克能海路存厚里走去了。
繁华熙攘的街头,人来人往,高贵的、卑微的,有钱的、贫苦的,体面的、寒酸的,表情各异。与之擦肩时,他们内心也只怀着各自的心事,何曾注意过胡洪徽这个年轻人憔悴的样子。他走在人群中,生命里却与彼此隔得很远;上海依旧热闹,只是与他无关。
今晨,江面上,大雾弥漫,久久不能散去。昔日,穿梭不息大小船舶、都在浓雾包裹下停靠在港内。繁忙的长江口,出现了稍微安静的几个时辰。空寂的水面上,大雾将一切覆盖,朦胧中,似乎传递出某些历史的幽微与深邃。
自开埠近70年来,上海已成了中国近代史的核心地带。在这一处江面上,近代史上所有要紧的元素,几乎都倒映在那一江逝水之中了。另外,上海还有另一层的深意。那时上海有通往日本、远达欧美的航线,是几乎所有国人出洋、洋人入华的中转。在那个封闭的老大帝国里,上海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口岸,对于那些“走异路、寻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来说,上海的意义则正在于此。如果说,当日的上海还于胡洪徽有些意义的话,也只有在此了。
新中国公学沦丧后,胡洪徽坚持留在上海也是出于想留学的考虑。很早以来,出国留学便是胡洪徽一直有意追求的出路。1908年夏,他写信给母亲说:“大人素知儿不甘久居人下”。对于胡洪徽这样家庭背景的青年来说,“不居人下”,只有读书一路,最为可行。而“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上海因得风气之先,“课余之暇,尚可从人受学他国文字”,这便是留上海有利出洋的益处。
留学几乎成了那时年轻人共同的心愿。1909年,26岁的阎锡山从日本留学归来,而22岁的蒋介石刚从日本振武学校毕业,正要到北海道新泻县高田町陆军13师团实习。这一年,上海的港口上,我们刚看到在海外漂泊了7年的周树人归来的身影,陈寅恪又登上了驶往德国的客轮。而此时,陈寅恪在复旦公学的同学竺可桢也在为留学做着准备;在南京,准备留学的赵元任,似乎不担心外语,正在读一本叔父送的叫做《善良社会之规范与礼仪》的书藉。
对于那一天的胡洪徽来说,这些是他所不曾知道的。不仅如此,他自己曾经的留学梦似乎也遗忘了。就在3月之前,他还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每日除教课四小时外,“有暇时研习他国文字,以为出洋之预备”。但这二个月来,他已经习惯了另一种方式的生活,打牌、喝酒、看戏、逛窑子等事情占尽了他余暇的时间。
那天,路过江边的时候,胡洪徽望着等待航行的轮船,心里有没有偶尔的一怔,想起自己往日的夙愿呢?
悔醒
想,也许是未必吧。但忘,似乎也是未必就能忘掉的。因为几日后他就在一首诗中写到:“壮志随年逝,乡思逐岁添。”“壮志”既然已逝,提它作甚?想必是未曾逝的;“乡思”即是想到家中的慈母了,母亲一直的心愿不也是让他留学么?这可是他最明白不过的。这些推断,如今已难以确认了,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那一天,他一定知道自己晚上的生活。
下课后,他像往常一样回到自己局促的小屋。跟往常一样,感到“心绪灰冷、百无聊赖”,然后就与朋友再凑一块打牌去了,令人惊讶的没有一点意外。那一天,“哗哗”的麻将声又一直持续到深夜,这已是南林里的邻居们近来习以为常的事情了。要不是后来的那一次“乱子”,也许,这样的状态还会持续更久。
那是几月之后,1910年3月22日晚,他跟他那班朋友,在一家“堂子”里喝过不少酒,又去另一家“打茶围”。混到半夜,朋友还要打牌,他明日还要去华童公学教课,便辞了,独自雇了人力车先回。
外面,正下着雨。这时他已烂醉如泥,上车后,便睡着了。等第二天醒来时,竟睡在租界巡捕房的铁栅栏内,浑身湿透,沾了许多泥巴,脚上少了一只皮鞋,脸上感到似乎有伤痕隐隐作痛。
据抓他进来的巡捕说,昨天子夜时,他正在海宁路附近巡视,看到胡洪徽在雨中拿一只皮鞋狄托狄托地敲着墙头。巡捕拿灯一照,胡洪徽开口便骂了一声“外国奴才”。巡捕怕他闯祸,就想把他带到巡捕房来,不料胡洪徽拿皮鞋打过来。巡捕一手拿灯,抓他不住,反被胡洪徽好打一顿。后来巡捕抱住胡洪徽,抢了他的鞋子,两人在泥水里扭打起来。灯也碎了,两人脸上也都擦破了皮,直到一辆马车路过,巡捕让两个马夫帮忙,才将胡洪徽抓住送了进来……
公堂讯问的结果,胡洪徽因酗酒闹事,殴伤巡捕,在监狱里关了一夜之外,另被罚款五元,以作那个巡捕的养伤费和赔灯费。
那一夜,沉迷在打牌快乐里的胡洪徽,更是断断不会想到,对于近来已不敢去想的留学一事,在那次“乱子”后,自己竟又重新拾起了勇气。
“出狱”当天,他便病倒了,就在床上写信辞去了华童公学的职务,他感到他的行为“玷辱了那个学校的名誉”,且“已决心不做那教书的事了”。在镜子里看到脸上的伤痕,和浑身的泥湿,他忍不住叹一口气,想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心里百分懊悔,觉得“对不住我的慈母,我那在家乡时时刻刻悬念着我,期望着我的慈母!”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就这样来临了。
那一年,是庚款留学的第二年,听说,“考试取了备取的还有留在清华学校的希望”,留学的念头再次强烈起来。他“决心关起门来”预备考留美官费了,而亲友为了使其戒除恶习也帮忙为之筹款应考。
赴美
那一晚,他们终于还是去雅叙园喝酒去了。大醉而出,街上他们已经很熟练地跟女人们搭讪、取乐。近来,他们“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整日的大醉”。有时在这家妓院出来,又进别家妓院,妓家关门睡觉了,甚至“敲门而入”……等再回到那间小屋时,已不知是何时,反正躺下便睡着了。
三四个青年躺在安静的夜里,现实的世界在他们脑海里终于被赶走了,之前还狎妓醉酒、逢场作戏的面庞,在睡着后又渐渐隐现出青年的稚嫩模样。这时,他们各自的梦乡里会出现什么呢?革命党青年见到了起义成功?胡洪徽见到了美国?抑或是他们都离开这里去做事了?也许有吧。
但7个多月后的一天,胡洪徽真的坐在了留美考试的考场里。第一场考国文英文,他因旧学的底子,国文做文章得了100分,英文也及格了。倒是后来考的各种科学,如西洋史、动物学、物理学,都是“临时抱佛脚预备起来的”,“所以考得很不得意”。为此,这次考试,怕考不中为朋友所笑,还临时改用了“胡适”这一名字
几天后,录取名单公布,共取了70人,在第55名的位置出现了“胡适”这个名字,从此,“胡适”就正式叫起来了。那次,第28位的名次上,是他之前上海澄衷学堂的同学竺可桢,而在南京读书的赵元任,考取了第二名。
又一月,胡适再次来到上海,作赴美前的最后准备。上船前,他们必须换穿西装,剪掉脑后的发辫。那时,赵元任带着的一顶圆顶硬毡帽,就很少戴了。
当轮船载着70名大清朝的青年从上海出发、向着太平洋对岸驶去的时候,就像没人在意那一年的阎锡山、周树人们一样,很少人会寄托明确的责任于这几十人身上。也正如稍早的蒋介石、陈寅恪们离开时一样,没人知晓他们的未来。那时,还是宣统二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