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张岂之先生相识于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郭琦先生、史念海先生和他一起牵头主持编写多卷本《陕西通史》，我作为工作联络人，经常奔走于三位先生及多位专家学者之间，这样就与岂之先生的来往多了起来。那个时候他在西北大学校长任上，工作十分繁忙，但只要能腾出时间，总是愿意接待我这位还不大成熟的年轻人，而且不厌其烦。随着时间的推移，《陕西通史》历时九年的编写工作结束并付梓出版，可我与岂之先生的交往不仅没有因此中断，而且一直持续到现在。这是缘于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学术造诣，使我这个晚辈对他的敬重、敬佩和敬爱之情，深深地印记在脑际之中难以泯灭。他在我人生历程中的启迪、熏陶和感染作用，可谓不是导师胜似导师。
　　一、张岂之先生与《陕西通史》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张岂之先生追随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侯外庐先生从事学术研究活动开始，到现在已经60年。如他曾协助侯外庐先生整理《中国思想通史》1-2卷；后来又同侯外庐、邱汉生先生共同主编《宋明理学史》；接下来他自著、合著或主编《儒学·理学·实学·新学》、《中国思想史》、《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集》、多卷本《中国学术思想编年》、多卷本《中国思想学说史》、多卷本《陕西通史》等巨制。其中，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先后出版的《宋明理学史》和多卷本《陕西通史》，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但他从不提及此事。其实当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是令人十分感动的。这项重大文化工程编写的动议，产生于1989年下半年郭琦先生主编的《陕西五千年》出版之后。当时，由郭琦、史念海、张岂之三位先生挂帅，组织启动编纂《陕西通史》，而实际花费精力最多、贡献最大的是张岂之先生。客观地讲，郭琦先生为《陕西通史》编写班子的组建、经费的申请落实和编写提纲的初期制定，发挥了开创性和奠基性的作用，而遗憾的是他在编写准备工作刚刚就绪时，因劳累过度，而诱发大面积无痛性心肌梗塞，不幸于1990年9月9日辞世。史念海先生当时年事已高，况且承担着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隋唐卷》以及其他诸多已经应约的撰稿任务，要全面履行主编责任力不从心。因此，当时张岂之先生是三位主编中最年轻的一位著名学者，全面履行执行主编的责任自然就落在了他的肩上。可是，张岂之先生还在西北大学校长任上，学校事务、指导研究生、著述及会议集于一身，相当繁忙。作为《陕西通史》编委会办公室主任的我，虽然心里很忐忑，但又不得不去向先生表达。先生会不会接受？出版社的同仁们心中没有底。我只好硬着头皮冒昧一试，结果见到张先生并说明来意后，先生爽快地答应了，而且还饱含深情地告诫我，郭老为了《陕西通史》的编写累倒而不幸病逝了，我们一定要编写好《陕西通史》，这才不辜负他的期望，同时也是对他很好的纪念！话语一落，我的担心和顾虑烟消云散。《陕西通史》编纂工作从启动到出版历时九年时间，张岂之先生对每一卷书稿的审阅认真仔细、一丝不苟，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设性意见，有的书稿反复审阅和修改，为《陕西通史》成书出版作出了贡献。而先生从来没有向人谈到这些，也在自己的学术成果中不予提及。这种甘于奉献的一代人文学人的风范，令人可敬可佩！
　　二、张岂之先生提出“十三朝古都”的意见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曾每年参加由张岂之先生组织召开的轩辕黄帝研究会、学术年会以及其他史学研讨会。记得当时在学术界，有一个问题的争论是十分热烈的，而且已远远超出学术争论的范围，影响到一个城市对外宣传的形象。这就是中国古代在长安建都的到底有多少个王朝？
　　面对这一问题，当时，史学界众说纷纭，有11朝古都说，12朝古都说，还有15朝古都说，也有17朝古都说。这件事，看起来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实际操作层面却涉及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古都西安，对外宣传如何准确地表述，肯定会影响到西安的城市形象问题。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张勃兴专门就此事，嘱咐其秘书胡悦（现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陕西省人大副主任、省委宣传部部长）转达从事《陕西通史》编纂工作的专家，要求尽快拿出一个科学准确的定论性意见，以便统一对外宣传的提法。我将勃兴书记的指示即刻报告张岂之先生和史念海先生。两位先生接到省委领导这个具体任务后，在一个月内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最后还是确定了张先生“十三朝古都”的提法，即：“历史上在长安建都的有十三个王朝。除此，还有两个农民政权。1.镐：西周都城，268年；2.咸阳：秦都，145年（有些学者不赞成把镐和咸阳划到长安范围。我个人觉得可以划到长安范围，因为镐即在长安近处。战国后期，咸阳已向渭河南岸发展。骊山别馆即在渭南）；3.长安：西汉都城，208年；4.长安：新莽都城，15年（王莽建都于此，时间虽不长，但已改了国号）；5.长安：东汉献帝都，6年；6.长安：晋惠帝愍帝都，7年（也有学者认为东汉献帝都和晋惠帝愍帝都可以不计算在内，时间短。敝意东汉原在洛阳建都，献帝受曹操挟持到长安，这是一个变化，可计算在内。晋惠帝、愍帝在长安总共七年，还做了一些事，亦可计算在内)；7.长安：前赵都，10年；8.长安：前秦都，35年；9.长安：后秦都，32年；10.长安：西魏都，23年；11.长安：北周都，25年；12.长安：隋都，26年；13.长安：唐都，266年。另有两个农民政权：1.长安：齐（黄巢）都，4年；2.长安：大顺（李自成）都，2年。”张先生还特此说明：“汉代绿林军、赤眉军起义，新市、平林诸将拥立汉宗室刘玄为帝，取代王莽新朝，恢复汉朝，年号更始。刘玄更始三年，赤眉军在华阴立汉宗室刘盆子为帝。这一年赤眉军进长安，刘玄降于赤眉。也是这一年，刘秀在（今河北商邑）南即帝位，改元建武，是为汉光武帝。汉建武二年赤眉即弃长安西行。刘盆子降于汉光武。后汉光武统一中国。鉴于以上史实，当时正处于战乱时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王朝，所以刘玄、刘盆子、赤眉，敝人意见似可不计在长安建都的范围内。”由此，“十三朝古都”的表述一直延用至今。
　　三、张岂之先生是当代中国思想史学界一位勤奋耕耘的学科带头人
　　张岂之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期，担任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长达二十余年，许多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诸如轩辕黄帝学术研讨会、法门寺与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姜炎文化学术研讨会、楼观台老子学术研讨会、张载关学学术研讨会、周秦汉唐文化学术研讨会等等，都有他的身影出现以及精彩学术报告的进行。
　　张岂之先生也是当代中国思想史学术界一位学科带头人。中国思想史是研究中华民族、中国社会具有理论形态思想观念演变历程和发展规律的学科。这个学科从诞生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八十多年的历程，张岂之先生作为侯外庐学派主要的学术薪火传人之一，一直是中国思想史这个学科卓越的学术带头人。从中国思想史学科在西北大学的建立，以及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张岂之先生作为这个学科带头人的著名学者，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他一直引领着这个学科的繁荣、发展、进步和创新，一直担负着向国人始终不渝地弘扬和传承中华人文精神的重要使命，一直不遗余力地推介中华民族具有重大价值的优秀文化，一直不间断地培养着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一直保持着这个学科的青春活力。其殚精竭虑，言传身教，悉心指导，贡献很大。
　　四、张岂之先生是出版工作者的良师益友
　　张岂之先生作为人文学人，不仅体现在他精湛的学术造诣上，而且在中华人文精神的普及和弘扬方面，也是首倡者和率先践行者。改革开放后，面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和渗透，以及青少年一代对中华民族人文精神淡漠和缺失的状况，先生以国家和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己任，以一位老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华中科技大学杨叔子院士主持出版了高校人文教育专题报告系列丛书。20世纪90年代，张岂之先生所著《中华人文精神》的出版，受到读者欢迎。
　　出版工作在积累文化，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等三个方面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责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从走下大学讲坛刚刚踏进出版行业不久，就结识了张岂之先生，不仅有书信的往来和电话交流，而且当面聆听教诲，每年都有许多次，二十多年如一日，从来没有间断过。不管是在西安的家里，还是在北京的清华大学临时住所，先生诲人不倦，我乐之不疲。先生经常向我谈及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张元济先生，勉励我一是要学习张元济先生以国家和社会为己任，追求真理，传播文化的事业心、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要博览群书，富有较深厚的学养，成为学者的真诚朋友；三是既要善于识人用人，出版图书精品，又要懂管理会经营，成为出版家。这些语重心长的教导，经常在潜移默化地激励着我持之以恒地学习，诚诚实实地做人，勤勤恳恳地做事。与先生交往多年，没有长辈和晚辈之间的代沟感，更没有学术大家与普通朋友之间的畏惧与拘谨感，亲切而平等的交流，富于哲理性的逻辑思维，极具感染力的表达艺术，深邃而高屋建瓴的真知灼见，每每晤面一次，对自己精神世界的陶冶和丰富，总是令人难以忘怀，并且期待着又一个下一次的会面……
　　2007年上半年，时任中共西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王军先生约我商谈编写《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语录丛书》之事，使我感到非常兴奋，这是因为王军先生的想法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当筹备工作启动后，我首先想到的是，只有请张岂之先生挂帅领衔，这套丛书的质量才有保证。王军先生非常赞同我的意见，即刻要我约请张先生晤面一谈。交谈间，先生十分高兴地答应，愿意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做好做成这件事。在张先生的感召下，一批老中青三结合的专家学者聚集起来，开始讨论编写方案。每次开会，先生不仅注意认真听取各位学者的意见，而且更关注出版社同志的图书出版理念，把专家学者的编写思路与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和期待结合起来，最后敲定的这套书应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作为中心加以葸集资料作出诠释。经过近一年的苦战，2008年6月，由先生主编的180万字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语录丛书》按照预定计划顺利出版，为普及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一种读物，并获得首届陕西图书奖。
　　先生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和他一生挚爱的中国思想史的学术研究不遗余力的精神，使许许多多的后辈学者和出版人感动，这里我只记述了其中一二，以飨读者。
　　（摘自《文化艺术报》2012.2.8）B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