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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圣地”
大半个世纪以来，人们习惯于称延安为“革命圣地”。一提“圣地”，便令人肃然起敬，从心里涌起一股神圣感，还不免要产生这样的联想：如潮水般涌动着的人群，他们的灵魂向“圣地”飞翔，在“圣地”凝聚，并由此得到纯洁、得到提炼、得到升华。
“圣地”凝结着巨大而崇高的精神力量。“圣地”放射着光华，澄净圆融，至高至尊，蔼蔼抚四方，赫赫出尘冥，给所有朝圣者注入强大的虔诚和忠贞。
“革命圣地”更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它是革命的摇篮，也是信仰的中心。当人们革命意志衰颓，发生了道德乃至信仰危机，到“革命圣地”接受一番洗礼，便会重新恢复信仰和理想，燃起生活的热情和勇气。
我从艺术作品中和历史资料里，了解的是过去的延安。曾经越看它，越想它，它就越像“圣地”。
延安先天就具备“圣地”的光环。从地理上说，三山(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鼎峙，它居其中；两河交汇，风水通达，它被拥戴。延安从来都是“三秦锁钥，五路襟喉”，从历史上说，被尊为“人文初祖”的轩辕黄帝的陵寝，就安卧于延安境内的桥山之巅。谁敢不拜？谁敢说这儿不是“圣地”！还有吴起、蒙恬、范仲淹、沈括等古代名将、名臣，在此展示文韬武略，居功至伟，留下无尽的传说和佳话。
此后尽人皆知，革命在此卧薪尝胆，发展壮大，最终一举成功，执掌大政。然而，眼下的延安城，却说不清是什么误导了人们的感觉。是延河缺水，失去了昔日的风光？是地产商密集的高楼，如尖刺般破坏了“三山鼎峙”的格局，遮挡了延安四周的天际线？抑或是我读了太多的关于“圣地”的文艺作品，与现实脱节？
带有宗教信仰的“圣地”，因其宗教不变，“圣地”的光环也不变。而“革命圣地”不同，革命在不断变化、“与时俱进”，其“圣地”也必然是现实的、变化的。
革命成功后，革命本身也并未刻意把延安打造成自己的“圣地”。因此它是自然的，是平实的，至今引以为荣的仍然是两个“点”：“长征的落脚点，抗战的出发点”。若没有这两个“点”，长征不知道还要征多长、征多久？抗战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自然也要往后推……凡世界上被称做“圣地”的地方，都不是因为现实，而是因为它的过去。
延安是“革命圣地”，是历史赋予的，是革命的命运决定的，不是现实形成的。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它都是“革命圣地”。革命者及其后人，要“朝圣”就得到延安来。
（二）大生产
在枣园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块粗糙的铁条，长约20公分，宽不足3公分，磨得有些发亮。讲解员说，1942年陕北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从炼出的第一炉铁中，裁选了这么一块，送给毛主席留作纪念。
毛主席果然喜欢，当做镇尺一直用到离开延安。我忽然联想到，16年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举国上下大炼钢铁，其创意很有可能就来自这根铁条。
1941年，中国革命面临双重压力：一是，日本侵略军疯狂推行“杀光、烧光、抢光”政策；二是，国民党对陕北根据地实行铁桶般的军事剿杀和经济封锁。在“要么饿死，要么解散”的严峻情势下，陕北革命根据地展开了以自救为目的的“大生产运动”。当时，喊出的口号也很单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自己动手的目的，就是为了吃饱穿暖。生存的需求，加上背水一战，同仇敌忾，“大生产”有了大回报，革命队伍不仅没有“饿死”，没有“解散”，反而强壮了筋骨，获取了“东征”的资本和时机。因此可以说，陕北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振奋人心的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强权世界的孤立和封锁。后来，在跟苏联的关系交恶之后，毛泽东有延安“大生产运动”所提供的胆气和经验，借助朝鲜战争和反右派的势头，一鼓作气发动了“大跃进”。
“大生产”炼出的铁条，还可以给毛泽东当镇尺用。“大跃进”炼出来的成千上万吨废钢渣，却留下后遗症至今还经常会泛起“泡沫经济”。历史就是这样曾反复地向人类证明：经验是不能重复的。
（三）周恩来的右臂
关于周恩来的右臂是如何受伤的，至少有三个版本。
有不同的版本，就给民众和历史留下了可以想象和创造的空间，更便于流传，形成佳话。古今中外的许多神话，就有两个或多个版本。但我还是相信另外一种说法：1939年7月的一天，江青没跟任何人打招呼，也没有遵守规定向有关部门报告，就私自带人出去了。这在当时很不安全，有人报告了周恩来，他立刻带人骑马去找。不想中途遇险，坐骑受惊，将他摔于马下，右臂受伤。
上述记载，合情合理，也符合周公的性格。他向来以“主席的管家”自谦，不管江青是出于任性，抑或是负气出走，既然周恩来得到了报告，就一定会去找的。
无论是哪一种说法，周恩来右臂受伤都跟江青有关，这成了他们关系的一种标志。
周恩来的右臂摔得很重，小臂的骨头从肘关节处支了出来。先由中央卫生队的医生做了治疗，后又经三名印度医生做了手术，却总是不能复原。他是仅次于毛泽东的风头人物，到处奔波，东跑西颠，常常比毛泽东还要活跃，却挎着一条伤臂……毛泽东还曾叫他去苏联重新做了手术，结果依旧不理想，那条伤臂再也无法伸直了。
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风度优雅，谦和睿智，很快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那条弯曲的右臂不仅没有给人以残疾感，反而成为一种风度，一种魅力和个性。
然而，这条曲臂，又成了某种政治关系象征，老是理不顺，总有点拧巴着。所以才有了“文革”中“评水浒”、“批投降派”等，公开指向周恩来的一次次政治运动。即便在他处境艰难的时候，那条能弯能曲的右臂，仍旧醒示着一种韧力，激发人们联想。
就这样，周恩来这条惊世骇俗的“曲臂”，凝聚了一段历史，形象地代表了一代政治伟人间，极其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这种关系又远远地超出了个人间的恩怨。个人恩怨会影响政治选择，但政治利害永远大于个人恩怨。为了政治利益，生活中恩将仇报的事情太多了，过去有，现在也还时有发生……
（四）毛泽东的洒脱
中央的领导集体，是在延安形成并成熟的。甚至可以说，在延安时期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个阶段。团结一致、富有成效。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全国解放和共和国的建立。这自然取决于领导集体的灵魂——毛泽东。
他除去具有令人无法比肩的才华和定见之外，还相当的洒脱、随和，富有浪漫的诗人气质。这无疑增加了他的个人魅力与亲和力。当时，他钦敬和喜欢的人很多，喜欢谁就能够由衷地称赞谁。他赞朱德：“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诙谐而亲切。他赞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还有他赞女作家丁玲：“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昔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当时的毛泽东，既能够接受铺天盖地的颂扬，也承受得起批评和咒骂。有一次，参加群众集会赶上了雷雨，听到身边一个农妇恶毒地诅咒：“咋不让这雷把毛泽东给劈了！”他扭脸问道：“你认识毛泽东？”那农妇说：“不认识。”“你不认识他，为啥这么恨他？”“自从他来了以后租子多了，税也重了，俺们苦得没法活了嘛！”
陕北是穷地方，人口也不多，红军的到来自然给当地百姓增加了很重的负担。毛泽东没有还嘴，没有发怒，也没有询问那农妇的姓名，回到窑洞就召开会议，在根据地掀起了减租减息的土地革命。随后，又发动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大生产运动”。
在待人接物上，他的坦然随意，常常变成佳话流传开来。1940年初夏，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带着海外华人捐助的财物回国支援抗战。先到重庆，受到国民党一掷千金的“热情款待”。却让他的心里大不以为然，抗战那么艰苦，重庆竟然还这么奢华。后来，陈嘉庚又辗转来到延安，毛泽东就在杨家岭自己的窑洞前摆了小桌招待他。从坡下自己的小菜畦里拔来新鲜青菜，主菜是邻居大嫂送来的一只鸡，这顿饭却让吃过见过大世面的陈嘉庚大为感动。他正是通过这顿平时很难吃得上的饭菜，看到了革命的希望，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斯诺在《西行漫记》里也记述了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的情景。当时，陕北高原上的气候还有点凉，但窑洞外面的阳光倒很温暖，毛泽东就和他对坐在小院的太阳地儿里，开始了中国历史上非同寻常的一次长谈。
几乎没有什么客套，毛泽东就进入正题，谈话直截了当，又生动多智。随着他的谈兴越来越旺，身上开始发热，便不经意地解开了裤腰带，一边说着话，一边将手伸进裤腰里捉虱子。捉到吸满了血的虱子，就用指甲挤破，“啪啪”作声。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极其自然，就像是交谈中必不可少的动作，能给谈话助兴，还可以加强话里的意味。
俗云：“穷生虱子富长疥”。黄土高原本就干旱缺水，又处于异常艰苦的战争环境，连毛泽东也没有条件经常洗澡，身上不可能不生虱子。令对面的美国人大为惊奇的是，在毛泽东生平第一次接见外国的记者的时候，竟能这么无拘无束、坦坦荡荡地处理自己身上的这些寄生虫，格外洒脱自如，显示出一种特殊的魅力。难怪会有那么多人追随他，纷纷从四面八方投奔革命，投奔延安……
毛泽东身上有种东西能使人的灵魂着迷。也真难为这位美国记者，毛泽东不拘小节地当着他的面捉虱子，反倒征服了他，令他着迷。看来人只要放得开，“土”有土的魅力，“洋”也会有洋的味道。
毛泽东要去重庆跟蒋介石谈判，却没有一身稍微能看得过眼的行头，大家帮着跟一个刚从内地投奔到延安的人借了件中山装，找苏联军事代表借了皮鞋和帽子……临上飞机前穿戴起来，“总导演”周恩来却怎么看怎么不顺眼，问他自己感觉如何，他也觉得不大自在。
周恩来灵机一动，回窑洞翻出自己在法国戴的博士帽，往毛泽东的脑袋上一扣，效果登时大变，这顶帽子，竟然把整个人都给抬起来了。
众人一说好，毛泽东自己感觉也自在了许多。他有一张著名的照片，站在飞机的舷梯上挥动着白色博士帽。从此，那顶帽子便成了他郑重其事时一个标志。
单从人文角度说，以毛泽东为灵魂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延安期间或许才是鼎盛时期。
大半个世纪以来，人们习惯于称延安为“革命圣地”。一提“圣地”，便令人肃然起敬，从心里涌起一股神圣感，还不免要产生这样的联想：如潮水般涌动着的人群，他们的灵魂向“圣地”飞翔，在“圣地”凝聚，并由此得到纯洁、得到提炼、得到升华。
“圣地”凝结着巨大而崇高的精神力量。“圣地”放射着光华，澄净圆融，至高至尊，蔼蔼抚四方，赫赫出尘冥，给所有朝圣者注入强大的虔诚和忠贞。
“革命圣地”更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它是革命的摇篮，也是信仰的中心。当人们革命意志衰颓，发生了道德乃至信仰危机，到“革命圣地”接受一番洗礼，便会重新恢复信仰和理想，燃起生活的热情和勇气。
我从艺术作品中和历史资料里，了解的是过去的延安。曾经越看它，越想它，它就越像“圣地”。
延安先天就具备“圣地”的光环。从地理上说，三山(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鼎峙，它居其中；两河交汇，风水通达，它被拥戴。延安从来都是“三秦锁钥，五路襟喉”，从历史上说，被尊为“人文初祖”的轩辕黄帝的陵寝，就安卧于延安境内的桥山之巅。谁敢不拜？谁敢说这儿不是“圣地”！还有吴起、蒙恬、范仲淹、沈括等古代名将、名臣，在此展示文韬武略，居功至伟，留下无尽的传说和佳话。
此后尽人皆知，革命在此卧薪尝胆，发展壮大，最终一举成功，执掌大政。然而，眼下的延安城，却说不清是什么误导了人们的感觉。是延河缺水，失去了昔日的风光？是地产商密集的高楼，如尖刺般破坏了“三山鼎峙”的格局，遮挡了延安四周的天际线？抑或是我读了太多的关于“圣地”的文艺作品，与现实脱节？
带有宗教信仰的“圣地”，因其宗教不变，“圣地”的光环也不变。而“革命圣地”不同，革命在不断变化、“与时俱进”，其“圣地”也必然是现实的、变化的。
革命成功后，革命本身也并未刻意把延安打造成自己的“圣地”。因此它是自然的，是平实的，至今引以为荣的仍然是两个“点”：“长征的落脚点，抗战的出发点”。若没有这两个“点”，长征不知道还要征多长、征多久？抗战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自然也要往后推……凡世界上被称做“圣地”的地方，都不是因为现实，而是因为它的过去。
延安是“革命圣地”，是历史赋予的，是革命的命运决定的，不是现实形成的。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它都是“革命圣地”。革命者及其后人，要“朝圣”就得到延安来。
（二）大生产
在枣园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块粗糙的铁条，长约20公分，宽不足3公分，磨得有些发亮。讲解员说，1942年陕北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从炼出的第一炉铁中，裁选了这么一块，送给毛主席留作纪念。
毛主席果然喜欢，当做镇尺一直用到离开延安。我忽然联想到，16年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举国上下大炼钢铁，其创意很有可能就来自这根铁条。
1941年，中国革命面临双重压力：一是，日本侵略军疯狂推行“杀光、烧光、抢光”政策；二是，国民党对陕北根据地实行铁桶般的军事剿杀和经济封锁。在“要么饿死，要么解散”的严峻情势下，陕北革命根据地展开了以自救为目的的“大生产运动”。当时，喊出的口号也很单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自己动手的目的，就是为了吃饱穿暖。生存的需求，加上背水一战，同仇敌忾，“大生产”有了大回报，革命队伍不仅没有“饿死”，没有“解散”，反而强壮了筋骨，获取了“东征”的资本和时机。因此可以说，陕北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振奋人心的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强权世界的孤立和封锁。后来，在跟苏联的关系交恶之后，毛泽东有延安“大生产运动”所提供的胆气和经验，借助朝鲜战争和反右派的势头，一鼓作气发动了“大跃进”。
“大生产”炼出的铁条，还可以给毛泽东当镇尺用。“大跃进”炼出来的成千上万吨废钢渣，却留下后遗症至今还经常会泛起“泡沫经济”。历史就是这样曾反复地向人类证明：经验是不能重复的。
（三）周恩来的右臂
关于周恩来的右臂是如何受伤的，至少有三个版本。
有不同的版本，就给民众和历史留下了可以想象和创造的空间，更便于流传，形成佳话。古今中外的许多神话，就有两个或多个版本。但我还是相信另外一种说法：1939年7月的一天，江青没跟任何人打招呼，也没有遵守规定向有关部门报告，就私自带人出去了。这在当时很不安全，有人报告了周恩来，他立刻带人骑马去找。不想中途遇险，坐骑受惊，将他摔于马下，右臂受伤。
上述记载，合情合理，也符合周公的性格。他向来以“主席的管家”自谦，不管江青是出于任性，抑或是负气出走，既然周恩来得到了报告，就一定会去找的。
无论是哪一种说法，周恩来右臂受伤都跟江青有关，这成了他们关系的一种标志。
周恩来的右臂摔得很重，小臂的骨头从肘关节处支了出来。先由中央卫生队的医生做了治疗，后又经三名印度医生做了手术，却总是不能复原。他是仅次于毛泽东的风头人物，到处奔波，东跑西颠，常常比毛泽东还要活跃，却挎着一条伤臂……毛泽东还曾叫他去苏联重新做了手术，结果依旧不理想，那条伤臂再也无法伸直了。
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风度优雅，谦和睿智，很快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那条弯曲的右臂不仅没有给人以残疾感，反而成为一种风度，一种魅力和个性。
然而，这条曲臂，又成了某种政治关系象征，老是理不顺，总有点拧巴着。所以才有了“文革”中“评水浒”、“批投降派”等，公开指向周恩来的一次次政治运动。即便在他处境艰难的时候，那条能弯能曲的右臂，仍旧醒示着一种韧力，激发人们联想。
就这样，周恩来这条惊世骇俗的“曲臂”，凝聚了一段历史，形象地代表了一代政治伟人间，极其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这种关系又远远地超出了个人间的恩怨。个人恩怨会影响政治选择，但政治利害永远大于个人恩怨。为了政治利益，生活中恩将仇报的事情太多了，过去有，现在也还时有发生……
（四）毛泽东的洒脱
中央的领导集体，是在延安形成并成熟的。甚至可以说，在延安时期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个阶段。团结一致、富有成效。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全国解放和共和国的建立。这自然取决于领导集体的灵魂——毛泽东。
他除去具有令人无法比肩的才华和定见之外，还相当的洒脱、随和，富有浪漫的诗人气质。这无疑增加了他的个人魅力与亲和力。当时，他钦敬和喜欢的人很多，喜欢谁就能够由衷地称赞谁。他赞朱德：“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诙谐而亲切。他赞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还有他赞女作家丁玲：“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昔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当时的毛泽东，既能够接受铺天盖地的颂扬，也承受得起批评和咒骂。有一次，参加群众集会赶上了雷雨，听到身边一个农妇恶毒地诅咒：“咋不让这雷把毛泽东给劈了！”他扭脸问道：“你认识毛泽东？”那农妇说：“不认识。”“你不认识他，为啥这么恨他？”“自从他来了以后租子多了，税也重了，俺们苦得没法活了嘛！”
陕北是穷地方，人口也不多，红军的到来自然给当地百姓增加了很重的负担。毛泽东没有还嘴，没有发怒，也没有询问那农妇的姓名，回到窑洞就召开会议，在根据地掀起了减租减息的土地革命。随后，又发动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大生产运动”。
在待人接物上，他的坦然随意，常常变成佳话流传开来。1940年初夏，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带着海外华人捐助的财物回国支援抗战。先到重庆，受到国民党一掷千金的“热情款待”。却让他的心里大不以为然，抗战那么艰苦，重庆竟然还这么奢华。后来，陈嘉庚又辗转来到延安，毛泽东就在杨家岭自己的窑洞前摆了小桌招待他。从坡下自己的小菜畦里拔来新鲜青菜，主菜是邻居大嫂送来的一只鸡，这顿饭却让吃过见过大世面的陈嘉庚大为感动。他正是通过这顿平时很难吃得上的饭菜，看到了革命的希望，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斯诺在《西行漫记》里也记述了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的情景。当时，陕北高原上的气候还有点凉，但窑洞外面的阳光倒很温暖，毛泽东就和他对坐在小院的太阳地儿里，开始了中国历史上非同寻常的一次长谈。
几乎没有什么客套，毛泽东就进入正题，谈话直截了当，又生动多智。随着他的谈兴越来越旺，身上开始发热，便不经意地解开了裤腰带，一边说着话，一边将手伸进裤腰里捉虱子。捉到吸满了血的虱子，就用指甲挤破，“啪啪”作声。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极其自然，就像是交谈中必不可少的动作，能给谈话助兴，还可以加强话里的意味。
俗云：“穷生虱子富长疥”。黄土高原本就干旱缺水，又处于异常艰苦的战争环境，连毛泽东也没有条件经常洗澡，身上不可能不生虱子。令对面的美国人大为惊奇的是，在毛泽东生平第一次接见外国的记者的时候，竟能这么无拘无束、坦坦荡荡地处理自己身上的这些寄生虫，格外洒脱自如，显示出一种特殊的魅力。难怪会有那么多人追随他，纷纷从四面八方投奔革命，投奔延安……
毛泽东身上有种东西能使人的灵魂着迷。也真难为这位美国记者，毛泽东不拘小节地当着他的面捉虱子，反倒征服了他，令他着迷。看来人只要放得开，“土”有土的魅力，“洋”也会有洋的味道。
毛泽东要去重庆跟蒋介石谈判，却没有一身稍微能看得过眼的行头，大家帮着跟一个刚从内地投奔到延安的人借了件中山装，找苏联军事代表借了皮鞋和帽子……临上飞机前穿戴起来，“总导演”周恩来却怎么看怎么不顺眼，问他自己感觉如何，他也觉得不大自在。
周恩来灵机一动，回窑洞翻出自己在法国戴的博士帽，往毛泽东的脑袋上一扣，效果登时大变，这顶帽子，竟然把整个人都给抬起来了。
众人一说好，毛泽东自己感觉也自在了许多。他有一张著名的照片，站在飞机的舷梯上挥动着白色博士帽。从此，那顶帽子便成了他郑重其事时一个标志。
单从人文角度说，以毛泽东为灵魂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延安期间或许才是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