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贫困的发生是社会经济与个体素质共同作用的结果，反贫困不能局限于经济战场。“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等重要论断表明，教育在扶贫、脫贫工作中的关键地位。在过去几十年的探索和努力中，我国的教育扶贫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但一些政策、理念在实际运用、落实方面还存在缺陷。本文就公平角度浅谈教育扶贫道路中的一些不足，并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脱贫;教育扶贫;教育公平;
一、教育扶贫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于贫困的理解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实，贫困不仅是指物质方面的贫困，更加是一种能力上的短缺。世界银行在1990年就指出：贫困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1]知识技能的缺失导致贫困人口适应不同经济环境的能力差，缺乏利用经济机会的能力，无法获得较高收人的经济机会，是我国贫困发生机制的特点。愚昧不仅是致贫的深层次原因，也是脱贫后返贫的直接诱因。
（一）定义
教育扶贫论最早由我国学者林乘东于1997年提出，他认为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贫困功能，通过对贫困人口素质的改造达到把反贫困变成贫困户自觉行动的效果，从而避免“越扶越懒、越扶越贫”的出现。[2]教育扶贫的概念本身包涵“扶教育之贫”和“依靠教育扶贫”两重含义。前者是要改善教育资源地区差异大、提升贫困地区教育教学质量以及科技水平;后者指依靠教育带来的先进生产力提升贫困地区人口劳动力素质、观念意识和经济发展能力，以期达到脱贫的成效。
（二）必要性
国外学者研究发现：能力贫困、文化贫困、人力资本贫困是贫困代际相传的主要原因。从能力贫困理论来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指出：“贫困是指个体取得某种生活内容和相应能力的被剥夺，致使其丧失选择的机会和权利。”[3]从文化贫困理论看，贫困群体容易形成贫困的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是指教育的匮乏导致就业机会的丧失，进一步影响生活品质，造成食品、医疗、住房和下一代的教育等问题。[4]从人力资本理论角度看，人类需要拥有知识、经验、技能等资本以满足自身基本的生活需求。[5]而提高劳动力的知识技能、思想文化水平，转变人力资源为人力资本最根本的途径便是依靠教育。有学者指出：“教育带来的“羊皮效应”、“学分收益”能产生许多不易被直接看见的收益，如健康收益、机会补偿、避免犯罪的收益等。”[6]
从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方面看，从“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的政策转变表明，扶贫方式如果不配合以对贫困人口的素质改造，他们将无法成为反贫困的主体，扶贫就是“上热下冷”的状态而不是上下结合的行动，而失去主体积极参与的扶贫工作必然是一项缺乏可持续能力的行动。而教育扶贫正是针对提高贫困人口能力的“造血式”扶贫。
二、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现状
经过长期不断的探索与努力，我国教育扶贫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依靠教育将我国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国家还任重道远。教育扶贫问题涉及广度大、程度深，本文就教育公平一个角度探讨我们教育扶贫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包括：1、教育价值的低估;2、教育扶贫对象的识别失焦;3、贫困地区学前教育的缺失;4、教育的“统一化”、“规范化”所带来的公平问题;5、社会结构问题。
（二）问题分析
1、教育价值的低估
学者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容易形成利益过滤和选择机制，不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而选择自身政治、经济利益最大化。[7]例如，由于教育扶贫效果具有迟显性，在面临脱贫攻坚任务的紧迫性下，扶贫主体倾向于易出政绩、成效显著的项目，忽略了教育意义与价值的长期性，进而选择一些成效快、收益大的项目。
剥夺贫困地区困难群众受教育的机会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从能力贫困视角看，我们使其丧失取得某种生活内容和相应能力的机会;从文化贫困角度分析，失去教育的机会会使贫困群体形成贫困的恶性循环;从人力资本角度说，没有知识、经验、技能等资本，他们将不能满足自身基本的生活需求。
2、教育扶贫对象的识别失焦
扶贫对象的识别往往通过基层民主评议与上级部门审批后建档立卡实现，但在实际过程中，这样的筛选方式往往会因为缺乏科学、客观、公正的标准而影响效果。
例如：扶贫对象仅仅停留在贫困户子女身上，缺乏深层次的识别。[8]我们必须注意到在群体均衡导向下，弱势个体教育机会的丧失，也就是在平等原则下的公平问题。例如留守儿童的问题，如果儿童的原生家庭并非来自建档立卡户家庭，即使该儿童的寄宿家庭为建档立卡户家庭，他在享受国家教育扶贫相关政策时便会面临很大的局限性。而据学者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心理健康问题、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导致的学习问题以及由于缺少亲情关爱的美德品质问题。[9]缺乏对特殊群体的关爱由此也将产生扶贫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
3、学前教育的缺失
早期教育影响孩子的一生，但由于学前教育不在义务教育范畴之内，学前教育资源供给不充分。因此，很多儿童由于经济、文化等因素被排斥在该阶段的教育之外。农村父母对学前教育重视程度很低，加上许多农村地区并没有足够的资金修建幼儿园，适龄儿童的学前教育情况堪忧。
4、教育的“标准化”和“统一化”问题
农村学子经历着“标准化”教育，也可以理解为“教师”、“教材”“选拔路径”的统一化、规范化。
从教师培养上看，农村地区的教师也经历着标准化的教育，其所学、所教未必适用于当地情况。从知识结构和内容上看，全国统一标准化教材使贫困学生接受完全陌生的知识文化，同时还面临“精致编码”和“限制性编码”之间的冲突，使得其在知识、语言等方面的准备上都不能与精英阶层同龄人相竞争。[10]从选拔机制上看，考试仍是目前我国最主要的考核与选拔手段，使得因材施教、因地施教问题难以解决。换句话说，即使教师能够通过创新满足贫困学生的特殊需求，外部考试制度也会起到抑制作用。这对于身处基础教育教学资源薄弱地区的学生来说是有失公允的，因为寒门学子表现欠佳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们享受的基础教育条件太差，难以与城市精英阶层子女相比，即使通过努力，高考成绩普遍也不会很高，陷入马太效应困境中的贫困学生很难超越城市精英阶层子女，那么就会迫使其继续停留在这个恶性循环之中。 5、社会结构问题
贫困学生的政治身份、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限制他们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从教育的结果分析，贫困毕业生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更大。经验表明，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会出现“人力資本失灵”现象，这会进一步降低贫困群体进行人力资本积累的意愿。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分析，社会制度和结构也会阻碍穷人获得成功。例如，成绩低下、不受管教、急功近利等标签会形成教师和同学，甚至社会对于贫困学生的刻板印象和社会区隔，这种标签效应与社会阶层固化是贫困人口逐渐形成了贫困的自我锁定和无限循环之中，教育扶贫的初衷不能实现。
三、启示与建议
由于贫困受诸多因素影响，我们不能单纯地将贫困原因归结为个体的能力缺陷或文化基因，教育扶贫还必须考虑社会因素。我国教育扶贫顶层设计的核心理念应该加大力度落实由追求教育起点公平转向追求教育过程公平，关注数量与质量两个层面，两者统筹兼顾是精准发力的必须要求。针对本文所探讨的问题，笔者从教育角度，综合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提以下建议：
（一）加大力度提升贫困地区办学条件和思想意识
经济基础、师资水平、办学条件等巨大的差异造成了教育质量、学业成就和就业机会等方面显性和隐性输出结果的差距。[11]必须大力提高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重视学前教育，优化义务教育，扩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上学资助、就业安排上要有前瞻性的安排。在对教育扶贫的价值认识不够问题上，要强调教育价值的长期性和教育效果的迟显性。在学前教育阶段，提高农村妇女的教育基础。妇女作为最能影响儿童的群体，改变其观念和知识储备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抚育儿童的观念和效果。
（二）加强贫困地区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教育信息化是实现教育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信息化在对象识别、过程检测、后续情况追踪方面具有精准的优势。在识别对象时依据建立数据库可了解该地学生的动态趋势，大量数据信息有利于当地有关部门制定更为精准的扶贫项目，比如课程类型、管理制度等。此外，教育信息化还利于后期对项目实施成效的监测和优化，利于相关部门监测扶贫过程，追踪扶贫成效。
（三）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教育关注
科学鉴定贫困的标准，单一依靠人均年收入的衡量标准无法公平识别弱势群体。加强对弱势群体和边缘化群体的教育关注，如留守儿童和随迁儿童的教育问题。针对留守儿童问题，笔者认为应科学划分贫困标准。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经验，实行学生需求本位制实行教育经费分配，根据学生家庭收入水平确定每位学生的教育资助经费。[12]其次，建议精准建立留守儿童和随迁儿童档案，建立并利用大数据服务平台掌握儿童状况，加强对其的心理疏导等心理健康教育，重视宣传传统思想美德，将思想道德引导作为教育的重点内容。
（四）教育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我们需要通过教育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为“寒门出贵子”创造有利条件，避免教育目标倾向城市化和精英化而降低贫困学生的文化适应性。比如，适当调整教学内容，在学科建设上，建设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市场需求量较高的专业。探索融合当地特色与实情的教学模式，促使地区教育与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例如生态旅游、地方工艺等。在招生方面，由于纵向流动渠道的疏通是教育公平的重要体现，也是帮助贫困家庭子女实现脱贫的重要途径，招生政策的倾斜是必要的。但政策应该从普惠型教育与政策转向补缺型专项政策，[13]包括：定向招生政策倾斜、扶贫招生专项、预科班、特有民族班。
（五）关注学校教育中隐性公平问题。
逐渐减少教育教学各个环节中教师、学校管理中存在的对贫困学生的刻板印象和隐性歧视，思考从知识内容、人才选拔等方面重建规则体系，根据贫困群体的能力特征提供多样化的路径。[14]教育扶贫政策不仅要改变贫困学生的个体特征和不合理的教育结构，而且还应积极转变社会大众对于贫困学生偏见和期望，防止标签效应使其产生贫困的自我锁定。[15]因此，教育扶贫政策必须关注主流群体对贫困群体“污名化”。此外，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我们还应注意，在帮助困难学生自强自立的同时，也要保护好其自尊心，做到需润物细无声。
（六）社会关系重建
固化的社会阶层不利于形成自强、自立、自信的人生态度与人生追求。教育中如果缺失公平正义，因学致贫和读书无用必然使个人对教育改变命运的动力衰竭，那么国家以教育激励寒门学子改变生存状态、调节社会阶层结构的安排就会失效，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和整体功能将会减弱，贫富将代际遗传。[16]
四、结语
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教育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具有基础性、根本性、支撑性与持续性的作用。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教育，我国庞大的人力资源在转化为人力资本途径中必须加强优质教育。
在教育扶贫过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人格、权利、劳动、能力、成效平等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发展和社会公平，我国的脱贫攻坚与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4.
[2]林乘东.教育扶贫论[J].民族大家庭，1997（5）：56-57.
[3] 阿玛蒂亚·森.论经济之不平等/ 不平等之再考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 Joel Spring.The American School，1642-2004[M].New York：The Mc-Graw-Hill companies，Inc.，2005.
[5]（美）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 教育和研究的作用[M].蒋斌，张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6] 彭波，邹蓉，贺晓珍.论教育精准扶贫的现实隐忧及其消解之径[J].当代教育论坛，2018（06）：25-30.
[7] 基层治理：一个现代性的讨论——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历时性分析[J].周庆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05）.
[8] 李中国，黎兴成.职业教育扶贫机制优化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7（12）：88-94.
[9] 施艳林，邓桦.教育精准扶贫背景下大理剑川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研究[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02）：175-177.
[10][15]孟照海.教育扶贫政策的理论依据及实现条件——国际经验与本土思考[J].教育研究，2016（11）：47-52.
[11][13]吴霓，王学男.教育扶贫政策体系的政策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7（5）：75-84.
[12]发达国家贫困地区教育支持政策及对我国教育精准扶贫的启示[J].张彩云，傅王倩.比较教育研究.2016（06）.
[14]袁振国.隐性教育公平透视[N].光明日报，2016-05-03.
[16]郝文武，李明.教育扶贫必须杜绝因学致贫[J].中国教育学刊，2017，（10）：61-64.
关键词：脱贫;教育扶贫;教育公平;
一、教育扶贫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于贫困的理解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实，贫困不仅是指物质方面的贫困，更加是一种能力上的短缺。世界银行在1990年就指出：贫困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1]知识技能的缺失导致贫困人口适应不同经济环境的能力差，缺乏利用经济机会的能力，无法获得较高收人的经济机会，是我国贫困发生机制的特点。愚昧不仅是致贫的深层次原因，也是脱贫后返贫的直接诱因。
（一）定义
教育扶贫论最早由我国学者林乘东于1997年提出，他认为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贫困功能，通过对贫困人口素质的改造达到把反贫困变成贫困户自觉行动的效果，从而避免“越扶越懒、越扶越贫”的出现。[2]教育扶贫的概念本身包涵“扶教育之贫”和“依靠教育扶贫”两重含义。前者是要改善教育资源地区差异大、提升贫困地区教育教学质量以及科技水平;后者指依靠教育带来的先进生产力提升贫困地区人口劳动力素质、观念意识和经济发展能力，以期达到脱贫的成效。
（二）必要性
国外学者研究发现：能力贫困、文化贫困、人力资本贫困是贫困代际相传的主要原因。从能力贫困理论来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指出：“贫困是指个体取得某种生活内容和相应能力的被剥夺，致使其丧失选择的机会和权利。”[3]从文化贫困理论看，贫困群体容易形成贫困的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是指教育的匮乏导致就业机会的丧失，进一步影响生活品质，造成食品、医疗、住房和下一代的教育等问题。[4]从人力资本理论角度看，人类需要拥有知识、经验、技能等资本以满足自身基本的生活需求。[5]而提高劳动力的知识技能、思想文化水平，转变人力资源为人力资本最根本的途径便是依靠教育。有学者指出：“教育带来的“羊皮效应”、“学分收益”能产生许多不易被直接看见的收益，如健康收益、机会补偿、避免犯罪的收益等。”[6]
从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方面看，从“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的政策转变表明，扶贫方式如果不配合以对贫困人口的素质改造，他们将无法成为反贫困的主体，扶贫就是“上热下冷”的状态而不是上下结合的行动，而失去主体积极参与的扶贫工作必然是一项缺乏可持续能力的行动。而教育扶贫正是针对提高贫困人口能力的“造血式”扶贫。
二、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现状
经过长期不断的探索与努力，我国教育扶贫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依靠教育将我国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国家还任重道远。教育扶贫问题涉及广度大、程度深，本文就教育公平一个角度探讨我们教育扶贫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包括：1、教育价值的低估;2、教育扶贫对象的识别失焦;3、贫困地区学前教育的缺失;4、教育的“统一化”、“规范化”所带来的公平问题;5、社会结构问题。
（二）问题分析
1、教育价值的低估
学者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容易形成利益过滤和选择机制，不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而选择自身政治、经济利益最大化。[7]例如，由于教育扶贫效果具有迟显性，在面临脱贫攻坚任务的紧迫性下，扶贫主体倾向于易出政绩、成效显著的项目，忽略了教育意义与价值的长期性，进而选择一些成效快、收益大的项目。
剥夺贫困地区困难群众受教育的机会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从能力贫困视角看，我们使其丧失取得某种生活内容和相应能力的机会;从文化贫困角度分析，失去教育的机会会使贫困群体形成贫困的恶性循环;从人力资本角度说，没有知识、经验、技能等资本，他们将不能满足自身基本的生活需求。
2、教育扶贫对象的识别失焦
扶贫对象的识别往往通过基层民主评议与上级部门审批后建档立卡实现，但在实际过程中，这样的筛选方式往往会因为缺乏科学、客观、公正的标准而影响效果。
例如：扶贫对象仅仅停留在贫困户子女身上，缺乏深层次的识别。[8]我们必须注意到在群体均衡导向下，弱势个体教育机会的丧失，也就是在平等原则下的公平问题。例如留守儿童的问题，如果儿童的原生家庭并非来自建档立卡户家庭，即使该儿童的寄宿家庭为建档立卡户家庭，他在享受国家教育扶贫相关政策时便会面临很大的局限性。而据学者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心理健康问题、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导致的学习问题以及由于缺少亲情关爱的美德品质问题。[9]缺乏对特殊群体的关爱由此也将产生扶贫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
3、学前教育的缺失
早期教育影响孩子的一生，但由于学前教育不在义务教育范畴之内，学前教育资源供给不充分。因此，很多儿童由于经济、文化等因素被排斥在该阶段的教育之外。农村父母对学前教育重视程度很低，加上许多农村地区并没有足够的资金修建幼儿园，适龄儿童的学前教育情况堪忧。
4、教育的“标准化”和“统一化”问题
农村学子经历着“标准化”教育，也可以理解为“教师”、“教材”“选拔路径”的统一化、规范化。
从教师培养上看，农村地区的教师也经历着标准化的教育，其所学、所教未必适用于当地情况。从知识结构和内容上看，全国统一标准化教材使贫困学生接受完全陌生的知识文化，同时还面临“精致编码”和“限制性编码”之间的冲突，使得其在知识、语言等方面的准备上都不能与精英阶层同龄人相竞争。[10]从选拔机制上看，考试仍是目前我国最主要的考核与选拔手段，使得因材施教、因地施教问题难以解决。换句话说，即使教师能够通过创新满足贫困学生的特殊需求，外部考试制度也会起到抑制作用。这对于身处基础教育教学资源薄弱地区的学生来说是有失公允的，因为寒门学子表现欠佳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们享受的基础教育条件太差，难以与城市精英阶层子女相比，即使通过努力，高考成绩普遍也不会很高，陷入马太效应困境中的贫困学生很难超越城市精英阶层子女，那么就会迫使其继续停留在这个恶性循环之中。 5、社会结构问题
贫困学生的政治身份、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限制他们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从教育的结果分析，贫困毕业生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更大。经验表明，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会出现“人力資本失灵”现象，这会进一步降低贫困群体进行人力资本积累的意愿。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分析，社会制度和结构也会阻碍穷人获得成功。例如，成绩低下、不受管教、急功近利等标签会形成教师和同学，甚至社会对于贫困学生的刻板印象和社会区隔，这种标签效应与社会阶层固化是贫困人口逐渐形成了贫困的自我锁定和无限循环之中，教育扶贫的初衷不能实现。
三、启示与建议
由于贫困受诸多因素影响，我们不能单纯地将贫困原因归结为个体的能力缺陷或文化基因，教育扶贫还必须考虑社会因素。我国教育扶贫顶层设计的核心理念应该加大力度落实由追求教育起点公平转向追求教育过程公平，关注数量与质量两个层面，两者统筹兼顾是精准发力的必须要求。针对本文所探讨的问题，笔者从教育角度，综合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提以下建议：
（一）加大力度提升贫困地区办学条件和思想意识
经济基础、师资水平、办学条件等巨大的差异造成了教育质量、学业成就和就业机会等方面显性和隐性输出结果的差距。[11]必须大力提高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重视学前教育，优化义务教育，扩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上学资助、就业安排上要有前瞻性的安排。在对教育扶贫的价值认识不够问题上，要强调教育价值的长期性和教育效果的迟显性。在学前教育阶段，提高农村妇女的教育基础。妇女作为最能影响儿童的群体，改变其观念和知识储备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抚育儿童的观念和效果。
（二）加强贫困地区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教育信息化是实现教育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信息化在对象识别、过程检测、后续情况追踪方面具有精准的优势。在识别对象时依据建立数据库可了解该地学生的动态趋势，大量数据信息有利于当地有关部门制定更为精准的扶贫项目，比如课程类型、管理制度等。此外，教育信息化还利于后期对项目实施成效的监测和优化，利于相关部门监测扶贫过程，追踪扶贫成效。
（三）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教育关注
科学鉴定贫困的标准，单一依靠人均年收入的衡量标准无法公平识别弱势群体。加强对弱势群体和边缘化群体的教育关注，如留守儿童和随迁儿童的教育问题。针对留守儿童问题，笔者认为应科学划分贫困标准。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经验，实行学生需求本位制实行教育经费分配，根据学生家庭收入水平确定每位学生的教育资助经费。[12]其次，建议精准建立留守儿童和随迁儿童档案，建立并利用大数据服务平台掌握儿童状况，加强对其的心理疏导等心理健康教育，重视宣传传统思想美德，将思想道德引导作为教育的重点内容。
（四）教育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我们需要通过教育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为“寒门出贵子”创造有利条件，避免教育目标倾向城市化和精英化而降低贫困学生的文化适应性。比如，适当调整教学内容，在学科建设上，建设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市场需求量较高的专业。探索融合当地特色与实情的教学模式，促使地区教育与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例如生态旅游、地方工艺等。在招生方面，由于纵向流动渠道的疏通是教育公平的重要体现，也是帮助贫困家庭子女实现脱贫的重要途径，招生政策的倾斜是必要的。但政策应该从普惠型教育与政策转向补缺型专项政策，[13]包括：定向招生政策倾斜、扶贫招生专项、预科班、特有民族班。
（五）关注学校教育中隐性公平问题。
逐渐减少教育教学各个环节中教师、学校管理中存在的对贫困学生的刻板印象和隐性歧视，思考从知识内容、人才选拔等方面重建规则体系，根据贫困群体的能力特征提供多样化的路径。[14]教育扶贫政策不仅要改变贫困学生的个体特征和不合理的教育结构，而且还应积极转变社会大众对于贫困学生偏见和期望，防止标签效应使其产生贫困的自我锁定。[15]因此，教育扶贫政策必须关注主流群体对贫困群体“污名化”。此外，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我们还应注意，在帮助困难学生自强自立的同时，也要保护好其自尊心，做到需润物细无声。
（六）社会关系重建
固化的社会阶层不利于形成自强、自立、自信的人生态度与人生追求。教育中如果缺失公平正义，因学致贫和读书无用必然使个人对教育改变命运的动力衰竭，那么国家以教育激励寒门学子改变生存状态、调节社会阶层结构的安排就会失效，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和整体功能将会减弱，贫富将代际遗传。[16]
四、结语
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教育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具有基础性、根本性、支撑性与持续性的作用。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教育，我国庞大的人力资源在转化为人力资本途径中必须加强优质教育。
在教育扶贫过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人格、权利、劳动、能力、成效平等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发展和社会公平，我国的脱贫攻坚与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4.
[2]林乘东.教育扶贫论[J].民族大家庭，1997（5）：56-57.
[3] 阿玛蒂亚·森.论经济之不平等/ 不平等之再考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 Joel Spring.The American School，1642-2004[M].New York：The Mc-Graw-Hill companies，Inc.，2005.
[5]（美）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 教育和研究的作用[M].蒋斌，张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6] 彭波，邹蓉，贺晓珍.论教育精准扶贫的现实隐忧及其消解之径[J].当代教育论坛，2018（06）：25-30.
[7] 基层治理：一个现代性的讨论——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历时性分析[J].周庆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05）.
[8] 李中国，黎兴成.职业教育扶贫机制优化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7（12）：88-94.
[9] 施艳林，邓桦.教育精准扶贫背景下大理剑川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研究[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02）：175-177.
[10][15]孟照海.教育扶贫政策的理论依据及实现条件——国际经验与本土思考[J].教育研究，2016（11）：47-52.
[11][13]吴霓，王学男.教育扶贫政策体系的政策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7（5）：75-84.
[12]发达国家贫困地区教育支持政策及对我国教育精准扶贫的启示[J].张彩云，傅王倩.比较教育研究.2016（06）.
[14]袁振国.隐性教育公平透视[N].光明日报，2016-05-03.
[16]郝文武，李明.教育扶贫必须杜绝因学致贫[J].中国教育学刊，2017，（10）：6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