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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大姨名陈国志，是我大舅母陈秋辉的大姐。上世纪50年代初，大舅沈之瑜任上海博物馆负责人（后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大舅母也是单位领导，两个人都忙，大姨就从家乡安徽来上海，五个孩子和一大家就全交给她管着。
1955年，母亲带着我和妹妹王安忆从南京部队转业到上海，住在淮海路思南路口的文化局宿舍，距离大舅住的淮海路雁荡路口的培文公寓只隔两条横马路，母亲常带我们去大舅家玩。
母亲兄妹五个，父母在他们童年时就死的死，走的走，大舅承担起家长的责任，母亲和几个舅舅就是在大舅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解放后，除了二舅在南京，其他都汇聚上海。每年国庆节晚上，大舅就邀请弟妹到培文公寓七楼的家中看焰火。四家大人十多个孩子加起来二十多号人，大人聊天，孩子捉迷藏，窗外天空不时烟花绽放，十分热闹，开心。
我们小孩的高潮时刻，是穿着大襟褂宽腿裤老布鞋脑后挽个发髻一口安徽家乡话的大姨端着一大盘“焦叶子”的出场，“焦叶子”是安徽点心，用面和上糖，滚上芝麻，切成面片在油锅里煎，形状似叶子，脆脆的又甜又香，是大姨的拿手好戏。一盤上来，孩子一窝蜂上去，瞬间就没了，大姨拿了空盘子进厨房装满再端出来：“吃吧，锅里还有。”那时候粮、糖、油凭票供应，各家都紧张（我小舅家三男一女四个孩子正在发育阶段，不够吃，想了个法子，顿顿饭用饭盒蒸好后均匀划好，谁也不许多占）。那晚上的焦叶子，大姨得从全家人口中省下多少粮、油、糖啊！
“文革”中，我们表兄弟姐妹闲荡无事，常去大舅家玩，来去都是一帮一帮的。进门先叫大姨好，大姨说：“来啦！”她记不住各人名字，点着我们脑袋跟邻居说，这是他姑家的，那是他小叔家的……到饭点，我们要走，围着围裙的大姨从厨房冲出来说：别走啦，别走啦，中午待这吧…… 那时的我们不懂事，也是因为那挽留含有太多的真诚，竟真的留下了。下一次，大姨仍然热情挽留。
大姨小时候得天花，脸上留下坑坑洼洼的麻子，否则她是很美丽的。她50年代初到上海，在上海待了十多年，仍是大襟褂、宽腿裤、老布鞋，脑后挽个发髻，一口安徽家乡话，在100多年前法国人建造的上海最时髦的，住满高干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的培文公寓，进进出出这样一位老太太，也堪称奇葩。我对这样的大姨感到亲切，还有几分敬仰，用现在的话说，酷！
“文革”中，我们表兄弟姐妹中不少轮到下乡，为抱团取暖，在大舅母组织下，1969年1月16日，我与表弟沈建文、茹卫平、表姐茹晓虹以及两位同学一共6人去安徽宿县陈营子村插队落户（当时叫宿县三八公社三八大队），那里是大姨的家乡。之后，我见大姨面就少了。大姨2000年在上海去世，享年91岁。
近年来我去看望大舅母陈秋辉，她也已九十多岁，搬离培文公寓，住到漕宝路大上海国际花园。她常常和我聊起大姨的一生。大姨比她大15岁，从小母亲就把她交给大姨带，后来大姨又来上海她家里管理家务，姐妹厮守大半辈子，情同母女。大舅母对这位大姐的记忆是终生难忘的。以下是她的口述，使我对从小敬爱的大姨有了进一步了解。
美丽的大姐遭天花毁容
大姐陈国志1909年出生时，脸蛋像苹果似的，圆圆的，五官端正，是个很漂亮的小女孩。但是1岁多时，一个大灾难落到她的头上，影响了她的一生。
那年月，淮河流域连年水灾，引发瘟疫，传染病中最可怕的是天花，这个病蔓延迅速，病势凶险。预防天花只有一个办法——种牛痘，但种牛痘很贵，穷人家种不起，很多人的生命就这样被夺走。我家好几口人都出过天花，有的就死了。
大姐一岁多时不幸患上天花，全身起小红点，发展成脓疱，发高烧……好不容易从死亡中挣脱，一个女孩最珍贵的美丽却毁掉了。全家人沉浸在悲痛中。母亲一定要给大姐缠小脚来弥补。当时有一双小脚，女孩身价就高。女儿脸有麻子，已没办法，再是一双大脚，将来怎么找婆家？
大姐不愿意裹脚，她是家里的主要劳力，脚那么小怎么走路？怎么帮家里干活？母亲犟不过，也就眼开眼闭随她去。
随着年龄的增长，面容被毁的阴影开始笼罩在大姐心上，她有了自卑心理。
旧时代男女授受不亲，在我安徽宿县家乡，只有每年正月十五灯会，男女才能见面。对于有未婚儿女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很隆重的日子，有点像现在的相亲会，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出来借看灯找漂亮女孩子，有女孩的人家把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带出来碰机会，如果被有钱人家儿子看中就嫁进豪门，从此改变命运。有人家举行婚礼，也把女眷们请来在客人面前露面，如被相中，也能成就一门好婚事。用当地土话这叫“眼黄客”。
表哥结婚时，我大舅邀请很多有身份的人去贺喜，也请家里女眷都去参加。大姐得到邀请却不敢去，怕人多遭人家嘲笑。她已经预感到自己一生的命运，常常背着人照镜子自悲自叹。
大姐在破庙里生下女儿
大姐到了出嫁年龄，父母亲就发愁，一脸麻子谁要呢？女孩不结婚谁养她呢？
有一天，庙里的一个尼姑来做媒，对方男孩20岁，与大姐年龄相当，开了个纺棉线的小店。父母觉得还不错，答应见见。就到庙里，把那个男的找来见面，见了觉得人老实，也长得端正，就同意了。男孩姓史，排行老二。但等结婚那天，新郎竟是史家老大，与父母见面的是老二，他是代他哥哥相亲的。史家一共有五个儿子。
这个史家老大脾气暴躁，打架闹事出了名的，30岁还找不到对象。婚后对大姐动不动就打骂：“看你一脸麻子，谁要你？”他不许大姐回娘家，一回去就打。大姐被打得全身青一块紫一块。后来他抛下家出走了，去哪里也不知道。
大姐只好回娘家。这时她已经怀孕了。父亲原本以为把这个包袱卸下了，现在大女儿又回来了，不仅要养女儿，今后还要养她的孩子。赶她走，不忍心，不赶她走，心里就不满，就要骂。每天晚上父亲回家，大姐都不敢照面，母亲就叫她先躲一躲，等父亲吃完饭，再给她饭吃。 大姐要生孩子了，在娘家生是不行的，直到现在那里还有这个风俗，认为不吉利。到哪里生呢，必须找个地方。
城里有个城隍庙，很大，当中是供菩萨的，隔出来外面一间，有个负责接生的人。逃难要饭的穷人生孩子都在那里。一天夜里，大姐肚疼要生了，外面大雪纷飞，地面结冰，一步一滑，父母扛着一捆高粱秆，背了装着麦秸的麻袋和一床薄被，口袋里装了几吊钱，扶着待产的女儿跌跌撞撞走着，好容易走到庙门口，再从大门走到后面院子，这之间也有一段路，那里就是穷人生产的地方。但是再三敲门，接生人就是不开门，说天冷夜里不接生。父亲哀求说，你行行好，我女儿不能把孩子生在雪地里啊。接生人说，那你明天送我两斤糖（没有规矩晚上送）。父亲答应了。
那时就用高粱秆和一袋麦秸铺在庙的地上，拾两块砖做枕头，大姐疼得直叫，孩子出生后就用薄被裹住。第二天，二姨带了红糖烙馍来看大姐。父母又买了两斤红糖送给接生人。大姐生了个女儿，起名玉琴。
我去庙里看大姐，见周围睡的都是穷人，后面一个厕所，里面扔的都是死孩子，狗咬死人，肠子拖得老远，臭气熏天。大姐就这样在城隍庙的地上坐完她的月子。
大姐生下女儿后，父亲更不高兴，经常给脸色看。
为了缓和与父亲的关系，大姐抱着几个月的孩子外出拾柴火、拾麦穗给家里。当时家里生活很困难。
母亲的大姑母是佃户，住在远乡，大姐就跟她说好，等收麦子时去拾麦穗。因是远乡，她要住在那里。每天把玉琴放在床上，自己下地。大姑母的儿子趁地主不注意，把麦子往大姐筐里塞。大姐下地，几个月的玉琴就哭，一哭就哭一天，小脚一蹬一蹬，脚后跟都蹬破流血，大姐只有回来才能喂她。
麦收后，大姑母的儿子把大姐拾的一大袋麦子碾好装好，还有麦秸、豆秸等柴火，装了满满一大车连人一起送回来。父亲见了就很高兴，这些东西够吃几个月，够烧几个月的了。对大女儿的脸色也好看了。
玉琴一岁时，母亲生了弟弟跟财，又添儿子，父亲很高兴。
为预防天花，父亲就想给跟财种牛痘，要花两斗米。母亲就说，要种牛痘玉琴也种，否则种过牛痘会散发毒气传染给没种过的，要么都不种。两个人种那就要四斗米，父亲觉得太多拿不出。于是两个孩子都没有种。
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先是玉琴得了天花，高烧不退，满身红疙瘩又发不出来，痒得直叫，身子拼命在墙上擦，脓疱擦破，留下一墙脓血，最后死了。接着跟财也传染上了，症状一样，后来也死了。大姐又伤心又担心，害怕父亲骂她，常常在母亲面前哭。很长时间，她走路两腿都是发软的。
弟弟死后，为种牛痘的事，父母亲吵了很多次。
大姐受“五四”影响立志培养妹妹
宿县有个姓岳的大地主，女儿和女婿都在北京的大学任教。他们生了个儿子，想在家乡找个保姆，条件是必须认识钟，因为孩子吃饭，今后学习，都要按钟点来。
当时钟很少，很多人没见过，大姐住得离城近，又跑火车搞贩运，见过世面，所以认识。就被录用了，就离开家去了北京。
大姐到北京的时候，各大学的学生运动都轰轰烈烈，常有学生到家里来动员岳氏夫妻参加活动。街上天天有学生游行，喊口号，贴标語。在这里，大姐看到的是与闭塞、落后的宿县陈营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她听到很多新名词，接触到很多新思想和进步人士，尤其是女性的精神面貌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她们想的、做的都是国家大事，跟男人一起烧日货，游行，喊口号，上台发言，号召大家起来救国，反对不合理的制度和不平等条约，要改变中国的命运，要人人平等。她觉得又新鲜又带劲儿。而且那些学生和教授，对她这个保姆的态度都很和蔼，很尊重。她从心眼里对他们产生好感。
在这些口号中，大姐对男女平等特别赞同。她开始思考女人的命运，为什么那些女学生、女教师胆子那么大，敢当着那么多人上台慷慨陈词？为什么台下男人们都很认真地听她们说话，以尊敬崇拜的目光看她们？她羡慕，又不理解，因为在她生长的农村，千百年来都是女人比男人低一头，男人打骂女人是家常便饭，自己就常挨男人的打。为什么同是女人，她们却能和男人平起平坐呢？通过观察和思考，她终于找到答案，女人必须要有文化，要读书明理，才能改变命运不受男人的气。这个认识，像一颗种子埋在她的心里，伺机发芽。
大姐后来又去宿县一家有钱人家做保姆。在这里看到一个女人，她的命运与北京女学生形成鲜明的对比。那家男人叫赵八贡，生了个女儿却没有儿子，于是收了一个丫头，想让她生个儿子。这丫头只能和佣人一起吃饭。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大老婆就把孩子留下，雇一个奶妈喂他，不让母子见面，让孩子叫自己妈。赵的老婆对这丫头极尽打骂侮辱，完全不当人，这女人仅仅是一个生养的工具。大姐看了，觉得她的命运比自己还要悲惨。
两种女人的对比，使她产生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悲哀的是，自己年龄大，不识字，脸有麻子，而且家里穷，再努力也来不及了。但是两个妹妹还年轻，又有文化基础，希望寄托在她们身上，大姐决心尽其一生之力帮助我和三妹读书，培养我们成为有文化，受人尊敬，生活独立，具有社会地位的人，决不让妹妹重蹈祖祖辈辈农村女人的老路。
大姐从此有了新的人生目标。
此时， 听说离阜阳南八十里路中村岗的地方，有个名叫孔禾青的同乡人办了个颍州师范学校，读书不要钱，还提供吃住，发给衣服。还听说，太和县也有一个太和二十一中学，读书也不要钱。我就想去颍州师范，三妹就想去二十一中。当时父亲生病已无力摆摊补贴家用，大哥不满婚姻离家参加革命，大嫂难产死了留下幼年的侄子，我们一走，养家的责任就全部压在大姐一人身上。三叔反对，说，祖祖辈辈女人嫁夫吃饭，读这么多书干啥，以后拉车挣钱，又不能把毕业证挂车上。大姐坚决支持，说，你们放心去，好好读书，家里有我。 1940年，我和妹妹分别离家踏上求学之路。大姐跑火车，做保姆，养侄儿，供妹妹，赚钱为家里还债……
多年后，我和三妹陈健，一个成了领导干部和画家，在刘海粟纪念馆开个人画展并出版画册；一个成了新华社记者（陈健丈夫周原是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作者之一），改变了旧农村世世代代女人的命运，大姐为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视我们的成就为自己一生的成就。
大姐“跑火车” 维持家庭生计
陈营子村离宿县城仅二三里路，宿县处于南北交通线上，通火车，所以经济相对活跃，村里人除了种粮，还种蔬菜卖，到城里做小生意，到外地搞贩运，当地叫“跑火车”。
大姐就跟着城西关一批男人“跑火车”，爬货车去蚌埠等城市买洋布，拿到涡阳、蒙城等远乡卖，便宜进，加价出。当时路口有日本人检查，此时，脸有麻子保证了她的安全。
她还从宿县贩鸡到蚌埠卖，鸡放在大圆笼子里，跟的是敞篷车，上面压的货物多，人挤在货物中可以挪动，鸡压在下面动不了，往往车到目的地，鸡被压死很多。于是大姐一路上就不敢闭眼，不停地在鸡笼里翻动鸡，将压在下面的拽到上面来，碰到下雷暴雨，还把衣服脱下来盖在鸡笼上，车到站后，浑身上下被雨水淋透，衣服和两只手上沾满鸡屎，鸡都没有被压死淋死。一路上，同去的小伙子在睡觉，只有大姐一人照顾鸡，卖鸡的钱却大家平分，大姐也不说什么。
搞贩运，一个女人单枪匹马是不行的，肯吃苦，不计较，所以西关和城里一起跑火车的男人都愿意带大姐一起去，称她“老史姐”（大姐丈夫姓史）。一次大姐收了100多斤“铜角子”（解放军造武器需要，有收的）背在身上，爬翻斗车去蚌埠，车厢里挤满人，她扒住车门怎么也进不去，身上背着重物，脚尖踮着车厢边，手使不上劲，车越开越快，眼看扒不住门就要掉下铁轨，大姐大声求助：“北强，快救我！”已经翻到车厢里面的北强，忙从拥挤的人头上翻过来，一手抓住门，一手抓住大姐，连人带东西从人头顶上拽进车子，大姐连累带怕，满头大汗，像死人一样倒下直喘。
我和妹妹读书，父亲要看病，全家要吃饭，大姐承担起一切责任。父亲死后，两个妹妹走了，大姐就把母亲和侄儿托付给别人，自己脱开身去跑火车。
大姐两次救我于危难之中
1937年日本侵华，抗战爆发。日本人不敢到离城远的地方烧杀淫掠，怕农民打他们，有去无回，只敢在城郊。离县城仅二三里路的陈营子是日本鬼子最疯狂的地方，他们挨家挨户找花姑娘，捉鸡鸭猪羊杀了吃。
那时我13岁，正害眼病，眼睛模糊看不清，就和祖母、嫂子坐在车上，还有父亲做小生意卖的很多布也放在车上，这是全家的生计，拉来拉去躲避。大姐把我头发剃掉充男孩扶着我走，喂我饭吃。想到自己一个女孩头发也没有了，还要变成瞎子，兵荒马乱给家里增加多大负担，我就想跳井自杀，母亲、大姐就死死拦住我，说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大姐安慰我说，你不要着急，我来想办法给你治。她打听到当地有个土方，去到磨房里，墙上有结的蜘蛛网，有一种蜘蛛，八条腿，身子圆圆的，有白点，她捉这样的蜘蛛，七个蜘蛛一副药，捣碎和上水给我吃，给我擦眼，又把地里的“绞股蓝”敷在脚心。这些土方很灵，我的眼睛逐渐好转。
1940年我和另外三个女孩子一起去阜阳颍州师范，因为要经过日本人封锁线，是躺在软床上身上盖上麻袋从河上推过去，在日本人哨所眼皮下过的河，到河对岸，再由熟人繼续送，才终于到了阜阳中村岗。可是我们去晚了，学校已经开学上课，其他三个女孩，一个去四川找未婚夫，一个被家人接走嫁人，一个凭关系插班读书，只有我一个没着落，要等下一个学期才能上学。这半年的吃饭问题怎么办？我天天哭，不好意思跟家里讲，临来前家里把钱都给我了。接着我又生病，发高烧，膝盖肿大两腿变细，眼睛也睁不开，眼看就不行了。师范的熟人带信给我家里，说你家女儿在颍州病危了。
接信那天，大姐跑火车刚到家，就见母亲在哭，听说我病得厉害，她当天就把两匹洋布卖了，穿双胶鞋就上路。
她直接从大堤往西走，十里就是十里铺，再是二铺，三铺、涡阳，蒙城到阜阳，大姐沿大堤走了两天两夜，跑到颍州师范找到了我，当即用卖洋布的钱请医生，买药。又上街买来一大茶缸牛肉汤，我饿坏了，大口大口吃得很快，舌头都烫出泡了，大姐心疼地看着我吃，说，吃慢点。我说“大姐，我饿得要命”。其实我没有病，是连饿带急的，几天饱饭吃下来，人就胖起来，病也好了。大姐又留点钱给我，才回家。在大姐照顾下，我病好了。下学期考完试就编到一年级，在学校吃饭。
从入学这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这5年间，我读了中师四年，高师一年，5年没回去，大姐支撑着家，还托人带给我钱和衣服。
我毕业后教了几年小学美术，大姐又资助我去苏州美专深造。她趁跑火车机会来苏州看我，身上穿得破破烂烂，背了鸡和鸡蛋，晚上来学校。我那时有点文化就有了虚荣心，怕大姐被同学看到丢人，就把大姐拉到黑影里暗处。大姐塞给我饼，怕我饿着。父亲去世后人家送的帛，她也卖了钱寄给我。在大姐的支持下，我才步步走到今天。
“地主也是人”！
大姐虽然不识字，但是聪明能干，能说会道，正直善良，公平公正，没有私心，而且工作能力很强，因为我家是贫农，军属（我大哥在部队），大姐在村里威信很高。解放后搞土改，她在陈营子成了掌大印的人，带领村里人分田地分粮食，给政府交公粮，大小事都由她拿主意，盖章。村民都很服帖她。
弟妹参加革命都在外面，村里分田地分房子，她都没要，全分给乡亲们了。
上海刚解放，我在南市区宣传部工作时，接到大姐写来的一封信。她碰到一个问题。
陈营子搞土改斗地主，与地主有私仇的人就趁机折磨他们，不给粮食吃，只给吃烂掉的南瓜，大热天不许进屋，让烈日暴晒他们……总之，想尽法子折磨地主。大姐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共产党对地主也是有政策的，凡事应该根据政策来。可以批斗地主，分田地分房子，但地主也是人，不能虐待他们。这样不人道，是违反党的政策的。 大姐的这个观点，出发点不仅是党的政策，更出于她血脉之中根深蒂固的善良品质，无论何时，善待他人，尊重人格，都是她做人的道德。我母亲是最典型的善良的中国妇女，是我们最早的人生老师。大姐又成长于陈营子中国传统道德形成的氛围之中，人与人之间讲究仁义礼信。即使在革命的疾风暴雨之中，这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道德都没有使大姐迷失方向。口头上她以党的政策作为反对虐待地主的理由，但是真正的抵制力量还是来自她的内心深处。
人性中善与恶的冲突，这时候是以政治面貌出现的。就为了这个，有人就批评大姐包庇地主，敌我不分，立场不稳，不能做领导。
不做领导没什么，却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人受折磨，她不忍心看，又无法阻止，唯一的办法是想离开。我同意大姐的做法，就回信说：大姐，你就来我这里吧，我有孩子（当时大儿子沈建文刚出生，50年代我生了5个孩子）家务多，我和沈之瑜工作又忙，很需要你来帮我照顾一下家里。
大姐就把村里的工作交给一个名叫陈素贞的妇女，来上海了。 大姐的正直使她失去了一个个人事业发展的机会。
“三面红旗”时期，陈营子成立人民公社，因社长陈素贞是女的，公社起名为“三八”公社。三八公社成为刘少奇的试点，陈素贞以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女社长而闻名全国，当上全国劳模，受到刘少奇、邓小平的接见，后来还参加中国代表团出访苏联。
影响更大的是，当年还拍摄了一部以这位女社长为原型的电影——《三八河边》，在全国放映，由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主演。
陈素贞的职位原来就是陈国志的。如果她顺应时代潮流，出名的就是她。但是提起这事，大姐一点不后悔。
博物館馆长在家里受大姐领导
大姐来时，我的大儿子沈建文出生。那是供给制时期，每月保姆费12元，每个孩子18元，由国家出资，经济很紧。大姐来了后，就成为一大家子的总管。再往后，孩子一个个出生，到1958年，我一共生了5个孩子，孩子从小到大都是大姐照应。另外还要管理保姆，承担所有家务。每月的钱也交给大姐安排。
后来拿工资了。我每月工资七八十元，沈之瑜处级干部，一百二三十元，两口子加起来200元出头。那时候我母亲和侄儿（侄儿在上海读书）也来了，我按平均每人10元伙食费每月给大姨100元，大姨精打细算还有盈余，有人家到月底没钱跑来借，她还借钱给人家。为了省钱，她常常去买带菜帮的便宜菜。洗脸水也不舍得打，用孩子洗过剩下的水。
一大家，有北方人有南方人，有领导干部知识分子有没文化的农村人，但是几十年来家庭和睦。大姐个性强，性子直，在这个家当家作主意识很强。沈之瑜是南方人，学者，领导干部，在单位他领导别人，回到家却心甘情愿接受我大姐的领导。有时下午饿了去厨房看看晚上吃什么，大姨就撵他，一边笑骂“饿死鬼”，他就笑笑退出来。他喜欢味精，大姨不喜欢不肯放，他就在口袋里揣上味精瓶，吃饭时趁大姐不注意偷偷放一些。沈之瑜还常在饭桌上教育孩子，大姨买菜烧饭很辛苦，不容易，她做的饭菜谁都不许说不好，都要吃。大家都要尊重大姨。
大姐全心全意照管我的家和5个孩子，给她钱她也不要，因为感到这就是自己的家。在家里，她讲话大家都听，发脾气大家也不计较。孩子们对大姨都很尊敬，很听她的话，在家里，大姨吵，骂谁都可以，没人不服。大姐过得很舒心。
辛劳一生的大姐，晚年中风瘫痪在床，我为她请针灸医生打针治疗，请保姆专门悉心照顾。半夜发病要送医院，电梯停开，建文、建平，还有邻居，就把她从7楼背下去就医。沈之瑜妹妹茹志鹃也很关心，好几次烧了菜让儿子安桅送去。
2000年大姐去世，我和三妹陈健一起送她的骨灰去家乡符离集安葬，和母亲安葬在一起。墓碑上刻：大姐陈国志之墓，陈国英、陈国兰立。陈国英就是我，后自己改名陈秋辉，陈国兰是三妹，后改名陈健。陈健还写了长长一篇铭文记叙大姐的一生。
十多年了，几乎每年清明，大儿子建文都去安徽为大姨扫墓。
（作者退休前为《长宁时报》记者）
1955年，母亲带着我和妹妹王安忆从南京部队转业到上海，住在淮海路思南路口的文化局宿舍，距离大舅住的淮海路雁荡路口的培文公寓只隔两条横马路，母亲常带我们去大舅家玩。
母亲兄妹五个，父母在他们童年时就死的死，走的走，大舅承担起家长的责任，母亲和几个舅舅就是在大舅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解放后，除了二舅在南京，其他都汇聚上海。每年国庆节晚上，大舅就邀请弟妹到培文公寓七楼的家中看焰火。四家大人十多个孩子加起来二十多号人，大人聊天，孩子捉迷藏，窗外天空不时烟花绽放，十分热闹，开心。
我们小孩的高潮时刻，是穿着大襟褂宽腿裤老布鞋脑后挽个发髻一口安徽家乡话的大姨端着一大盘“焦叶子”的出场，“焦叶子”是安徽点心，用面和上糖，滚上芝麻，切成面片在油锅里煎，形状似叶子，脆脆的又甜又香，是大姨的拿手好戏。一盤上来，孩子一窝蜂上去，瞬间就没了，大姨拿了空盘子进厨房装满再端出来：“吃吧，锅里还有。”那时候粮、糖、油凭票供应，各家都紧张（我小舅家三男一女四个孩子正在发育阶段，不够吃，想了个法子，顿顿饭用饭盒蒸好后均匀划好，谁也不许多占）。那晚上的焦叶子，大姨得从全家人口中省下多少粮、油、糖啊！
“文革”中，我们表兄弟姐妹闲荡无事，常去大舅家玩，来去都是一帮一帮的。进门先叫大姨好，大姨说：“来啦！”她记不住各人名字，点着我们脑袋跟邻居说，这是他姑家的，那是他小叔家的……到饭点，我们要走，围着围裙的大姨从厨房冲出来说：别走啦，别走啦，中午待这吧…… 那时的我们不懂事，也是因为那挽留含有太多的真诚，竟真的留下了。下一次，大姨仍然热情挽留。
大姨小时候得天花，脸上留下坑坑洼洼的麻子，否则她是很美丽的。她50年代初到上海，在上海待了十多年，仍是大襟褂、宽腿裤、老布鞋，脑后挽个发髻，一口安徽家乡话，在100多年前法国人建造的上海最时髦的，住满高干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的培文公寓，进进出出这样一位老太太，也堪称奇葩。我对这样的大姨感到亲切，还有几分敬仰，用现在的话说，酷！
“文革”中，我们表兄弟姐妹中不少轮到下乡，为抱团取暖，在大舅母组织下，1969年1月16日，我与表弟沈建文、茹卫平、表姐茹晓虹以及两位同学一共6人去安徽宿县陈营子村插队落户（当时叫宿县三八公社三八大队），那里是大姨的家乡。之后，我见大姨面就少了。大姨2000年在上海去世，享年91岁。
近年来我去看望大舅母陈秋辉，她也已九十多岁，搬离培文公寓，住到漕宝路大上海国际花园。她常常和我聊起大姨的一生。大姨比她大15岁，从小母亲就把她交给大姨带，后来大姨又来上海她家里管理家务，姐妹厮守大半辈子，情同母女。大舅母对这位大姐的记忆是终生难忘的。以下是她的口述，使我对从小敬爱的大姨有了进一步了解。
美丽的大姐遭天花毁容
大姐陈国志1909年出生时，脸蛋像苹果似的，圆圆的，五官端正，是个很漂亮的小女孩。但是1岁多时，一个大灾难落到她的头上，影响了她的一生。
那年月，淮河流域连年水灾，引发瘟疫，传染病中最可怕的是天花，这个病蔓延迅速，病势凶险。预防天花只有一个办法——种牛痘，但种牛痘很贵，穷人家种不起，很多人的生命就这样被夺走。我家好几口人都出过天花，有的就死了。
大姐一岁多时不幸患上天花，全身起小红点，发展成脓疱，发高烧……好不容易从死亡中挣脱，一个女孩最珍贵的美丽却毁掉了。全家人沉浸在悲痛中。母亲一定要给大姐缠小脚来弥补。当时有一双小脚，女孩身价就高。女儿脸有麻子，已没办法，再是一双大脚，将来怎么找婆家？
大姐不愿意裹脚，她是家里的主要劳力，脚那么小怎么走路？怎么帮家里干活？母亲犟不过，也就眼开眼闭随她去。
随着年龄的增长，面容被毁的阴影开始笼罩在大姐心上，她有了自卑心理。
旧时代男女授受不亲，在我安徽宿县家乡，只有每年正月十五灯会，男女才能见面。对于有未婚儿女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很隆重的日子，有点像现在的相亲会，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出来借看灯找漂亮女孩子，有女孩的人家把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带出来碰机会，如果被有钱人家儿子看中就嫁进豪门，从此改变命运。有人家举行婚礼，也把女眷们请来在客人面前露面，如被相中，也能成就一门好婚事。用当地土话这叫“眼黄客”。
表哥结婚时，我大舅邀请很多有身份的人去贺喜，也请家里女眷都去参加。大姐得到邀请却不敢去，怕人多遭人家嘲笑。她已经预感到自己一生的命运，常常背着人照镜子自悲自叹。
大姐在破庙里生下女儿
大姐到了出嫁年龄，父母亲就发愁，一脸麻子谁要呢？女孩不结婚谁养她呢？
有一天，庙里的一个尼姑来做媒，对方男孩20岁，与大姐年龄相当，开了个纺棉线的小店。父母觉得还不错，答应见见。就到庙里，把那个男的找来见面，见了觉得人老实，也长得端正，就同意了。男孩姓史，排行老二。但等结婚那天，新郎竟是史家老大，与父母见面的是老二，他是代他哥哥相亲的。史家一共有五个儿子。
这个史家老大脾气暴躁，打架闹事出了名的，30岁还找不到对象。婚后对大姐动不动就打骂：“看你一脸麻子，谁要你？”他不许大姐回娘家，一回去就打。大姐被打得全身青一块紫一块。后来他抛下家出走了，去哪里也不知道。
大姐只好回娘家。这时她已经怀孕了。父亲原本以为把这个包袱卸下了，现在大女儿又回来了，不仅要养女儿，今后还要养她的孩子。赶她走，不忍心，不赶她走，心里就不满，就要骂。每天晚上父亲回家，大姐都不敢照面，母亲就叫她先躲一躲，等父亲吃完饭，再给她饭吃。 大姐要生孩子了，在娘家生是不行的，直到现在那里还有这个风俗，认为不吉利。到哪里生呢，必须找个地方。
城里有个城隍庙，很大，当中是供菩萨的，隔出来外面一间，有个负责接生的人。逃难要饭的穷人生孩子都在那里。一天夜里，大姐肚疼要生了，外面大雪纷飞，地面结冰，一步一滑，父母扛着一捆高粱秆，背了装着麦秸的麻袋和一床薄被，口袋里装了几吊钱，扶着待产的女儿跌跌撞撞走着，好容易走到庙门口，再从大门走到后面院子，这之间也有一段路，那里就是穷人生产的地方。但是再三敲门，接生人就是不开门，说天冷夜里不接生。父亲哀求说，你行行好，我女儿不能把孩子生在雪地里啊。接生人说，那你明天送我两斤糖（没有规矩晚上送）。父亲答应了。
那时就用高粱秆和一袋麦秸铺在庙的地上，拾两块砖做枕头，大姐疼得直叫，孩子出生后就用薄被裹住。第二天，二姨带了红糖烙馍来看大姐。父母又买了两斤红糖送给接生人。大姐生了个女儿，起名玉琴。
我去庙里看大姐，见周围睡的都是穷人，后面一个厕所，里面扔的都是死孩子，狗咬死人，肠子拖得老远，臭气熏天。大姐就这样在城隍庙的地上坐完她的月子。
大姐生下女儿后，父亲更不高兴，经常给脸色看。
为了缓和与父亲的关系，大姐抱着几个月的孩子外出拾柴火、拾麦穗给家里。当时家里生活很困难。
母亲的大姑母是佃户，住在远乡，大姐就跟她说好，等收麦子时去拾麦穗。因是远乡，她要住在那里。每天把玉琴放在床上，自己下地。大姑母的儿子趁地主不注意，把麦子往大姐筐里塞。大姐下地，几个月的玉琴就哭，一哭就哭一天，小脚一蹬一蹬，脚后跟都蹬破流血，大姐只有回来才能喂她。
麦收后，大姑母的儿子把大姐拾的一大袋麦子碾好装好，还有麦秸、豆秸等柴火，装了满满一大车连人一起送回来。父亲见了就很高兴，这些东西够吃几个月，够烧几个月的了。对大女儿的脸色也好看了。
玉琴一岁时，母亲生了弟弟跟财，又添儿子，父亲很高兴。
为预防天花，父亲就想给跟财种牛痘，要花两斗米。母亲就说，要种牛痘玉琴也种，否则种过牛痘会散发毒气传染给没种过的，要么都不种。两个人种那就要四斗米，父亲觉得太多拿不出。于是两个孩子都没有种。
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先是玉琴得了天花，高烧不退，满身红疙瘩又发不出来，痒得直叫，身子拼命在墙上擦，脓疱擦破，留下一墙脓血，最后死了。接着跟财也传染上了，症状一样，后来也死了。大姐又伤心又担心，害怕父亲骂她，常常在母亲面前哭。很长时间，她走路两腿都是发软的。
弟弟死后，为种牛痘的事，父母亲吵了很多次。
大姐受“五四”影响立志培养妹妹
宿县有个姓岳的大地主，女儿和女婿都在北京的大学任教。他们生了个儿子，想在家乡找个保姆，条件是必须认识钟，因为孩子吃饭，今后学习，都要按钟点来。
当时钟很少，很多人没见过，大姐住得离城近，又跑火车搞贩运，见过世面，所以认识。就被录用了，就离开家去了北京。
大姐到北京的时候，各大学的学生运动都轰轰烈烈，常有学生到家里来动员岳氏夫妻参加活动。街上天天有学生游行，喊口号，贴标語。在这里，大姐看到的是与闭塞、落后的宿县陈营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她听到很多新名词，接触到很多新思想和进步人士，尤其是女性的精神面貌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她们想的、做的都是国家大事，跟男人一起烧日货，游行，喊口号，上台发言，号召大家起来救国，反对不合理的制度和不平等条约，要改变中国的命运，要人人平等。她觉得又新鲜又带劲儿。而且那些学生和教授，对她这个保姆的态度都很和蔼，很尊重。她从心眼里对他们产生好感。
在这些口号中，大姐对男女平等特别赞同。她开始思考女人的命运，为什么那些女学生、女教师胆子那么大，敢当着那么多人上台慷慨陈词？为什么台下男人们都很认真地听她们说话，以尊敬崇拜的目光看她们？她羡慕，又不理解，因为在她生长的农村，千百年来都是女人比男人低一头，男人打骂女人是家常便饭，自己就常挨男人的打。为什么同是女人，她们却能和男人平起平坐呢？通过观察和思考，她终于找到答案，女人必须要有文化，要读书明理，才能改变命运不受男人的气。这个认识，像一颗种子埋在她的心里，伺机发芽。
大姐后来又去宿县一家有钱人家做保姆。在这里看到一个女人，她的命运与北京女学生形成鲜明的对比。那家男人叫赵八贡，生了个女儿却没有儿子，于是收了一个丫头，想让她生个儿子。这丫头只能和佣人一起吃饭。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大老婆就把孩子留下，雇一个奶妈喂他，不让母子见面，让孩子叫自己妈。赵的老婆对这丫头极尽打骂侮辱，完全不当人，这女人仅仅是一个生养的工具。大姐看了，觉得她的命运比自己还要悲惨。
两种女人的对比，使她产生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悲哀的是，自己年龄大，不识字，脸有麻子，而且家里穷，再努力也来不及了。但是两个妹妹还年轻，又有文化基础，希望寄托在她们身上，大姐决心尽其一生之力帮助我和三妹读书，培养我们成为有文化，受人尊敬，生活独立，具有社会地位的人，决不让妹妹重蹈祖祖辈辈农村女人的老路。
大姐从此有了新的人生目标。
此时， 听说离阜阳南八十里路中村岗的地方，有个名叫孔禾青的同乡人办了个颍州师范学校，读书不要钱，还提供吃住，发给衣服。还听说，太和县也有一个太和二十一中学，读书也不要钱。我就想去颍州师范，三妹就想去二十一中。当时父亲生病已无力摆摊补贴家用，大哥不满婚姻离家参加革命，大嫂难产死了留下幼年的侄子，我们一走，养家的责任就全部压在大姐一人身上。三叔反对，说，祖祖辈辈女人嫁夫吃饭，读这么多书干啥，以后拉车挣钱，又不能把毕业证挂车上。大姐坚决支持，说，你们放心去，好好读书，家里有我。 1940年，我和妹妹分别离家踏上求学之路。大姐跑火车，做保姆，养侄儿，供妹妹，赚钱为家里还债……
多年后，我和三妹陈健，一个成了领导干部和画家，在刘海粟纪念馆开个人画展并出版画册；一个成了新华社记者（陈健丈夫周原是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作者之一），改变了旧农村世世代代女人的命运，大姐为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视我们的成就为自己一生的成就。
大姐“跑火车” 维持家庭生计
陈营子村离宿县城仅二三里路，宿县处于南北交通线上，通火车，所以经济相对活跃，村里人除了种粮，还种蔬菜卖，到城里做小生意，到外地搞贩运，当地叫“跑火车”。
大姐就跟着城西关一批男人“跑火车”，爬货车去蚌埠等城市买洋布，拿到涡阳、蒙城等远乡卖，便宜进，加价出。当时路口有日本人检查，此时，脸有麻子保证了她的安全。
她还从宿县贩鸡到蚌埠卖，鸡放在大圆笼子里，跟的是敞篷车，上面压的货物多，人挤在货物中可以挪动，鸡压在下面动不了，往往车到目的地，鸡被压死很多。于是大姐一路上就不敢闭眼，不停地在鸡笼里翻动鸡，将压在下面的拽到上面来，碰到下雷暴雨，还把衣服脱下来盖在鸡笼上，车到站后，浑身上下被雨水淋透，衣服和两只手上沾满鸡屎，鸡都没有被压死淋死。一路上，同去的小伙子在睡觉，只有大姐一人照顾鸡，卖鸡的钱却大家平分，大姐也不说什么。
搞贩运，一个女人单枪匹马是不行的，肯吃苦，不计较，所以西关和城里一起跑火车的男人都愿意带大姐一起去，称她“老史姐”（大姐丈夫姓史）。一次大姐收了100多斤“铜角子”（解放军造武器需要，有收的）背在身上，爬翻斗车去蚌埠，车厢里挤满人，她扒住车门怎么也进不去，身上背着重物，脚尖踮着车厢边，手使不上劲，车越开越快，眼看扒不住门就要掉下铁轨，大姐大声求助：“北强，快救我！”已经翻到车厢里面的北强，忙从拥挤的人头上翻过来，一手抓住门，一手抓住大姐，连人带东西从人头顶上拽进车子，大姐连累带怕，满头大汗，像死人一样倒下直喘。
我和妹妹读书，父亲要看病，全家要吃饭，大姐承担起一切责任。父亲死后，两个妹妹走了，大姐就把母亲和侄儿托付给别人，自己脱开身去跑火车。
大姐两次救我于危难之中
1937年日本侵华，抗战爆发。日本人不敢到离城远的地方烧杀淫掠，怕农民打他们，有去无回，只敢在城郊。离县城仅二三里路的陈营子是日本鬼子最疯狂的地方，他们挨家挨户找花姑娘，捉鸡鸭猪羊杀了吃。
那时我13岁，正害眼病，眼睛模糊看不清，就和祖母、嫂子坐在车上，还有父亲做小生意卖的很多布也放在车上，这是全家的生计，拉来拉去躲避。大姐把我头发剃掉充男孩扶着我走，喂我饭吃。想到自己一个女孩头发也没有了，还要变成瞎子，兵荒马乱给家里增加多大负担，我就想跳井自杀，母亲、大姐就死死拦住我，说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大姐安慰我说，你不要着急，我来想办法给你治。她打听到当地有个土方，去到磨房里，墙上有结的蜘蛛网，有一种蜘蛛，八条腿，身子圆圆的，有白点，她捉这样的蜘蛛，七个蜘蛛一副药，捣碎和上水给我吃，给我擦眼，又把地里的“绞股蓝”敷在脚心。这些土方很灵，我的眼睛逐渐好转。
1940年我和另外三个女孩子一起去阜阳颍州师范，因为要经过日本人封锁线，是躺在软床上身上盖上麻袋从河上推过去，在日本人哨所眼皮下过的河，到河对岸，再由熟人繼续送，才终于到了阜阳中村岗。可是我们去晚了，学校已经开学上课，其他三个女孩，一个去四川找未婚夫，一个被家人接走嫁人，一个凭关系插班读书，只有我一个没着落，要等下一个学期才能上学。这半年的吃饭问题怎么办？我天天哭，不好意思跟家里讲，临来前家里把钱都给我了。接着我又生病，发高烧，膝盖肿大两腿变细，眼睛也睁不开，眼看就不行了。师范的熟人带信给我家里，说你家女儿在颍州病危了。
接信那天，大姐跑火车刚到家，就见母亲在哭，听说我病得厉害，她当天就把两匹洋布卖了，穿双胶鞋就上路。
她直接从大堤往西走，十里就是十里铺，再是二铺，三铺、涡阳，蒙城到阜阳，大姐沿大堤走了两天两夜，跑到颍州师范找到了我，当即用卖洋布的钱请医生，买药。又上街买来一大茶缸牛肉汤，我饿坏了，大口大口吃得很快，舌头都烫出泡了，大姐心疼地看着我吃，说，吃慢点。我说“大姐，我饿得要命”。其实我没有病，是连饿带急的，几天饱饭吃下来，人就胖起来，病也好了。大姐又留点钱给我，才回家。在大姐照顾下，我病好了。下学期考完试就编到一年级，在学校吃饭。
从入学这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这5年间，我读了中师四年，高师一年，5年没回去，大姐支撑着家，还托人带给我钱和衣服。
我毕业后教了几年小学美术，大姐又资助我去苏州美专深造。她趁跑火车机会来苏州看我，身上穿得破破烂烂，背了鸡和鸡蛋，晚上来学校。我那时有点文化就有了虚荣心，怕大姐被同学看到丢人，就把大姐拉到黑影里暗处。大姐塞给我饼，怕我饿着。父亲去世后人家送的帛，她也卖了钱寄给我。在大姐的支持下，我才步步走到今天。
“地主也是人”！
大姐虽然不识字，但是聪明能干，能说会道，正直善良，公平公正，没有私心，而且工作能力很强，因为我家是贫农，军属（我大哥在部队），大姐在村里威信很高。解放后搞土改，她在陈营子成了掌大印的人，带领村里人分田地分粮食，给政府交公粮，大小事都由她拿主意，盖章。村民都很服帖她。
弟妹参加革命都在外面，村里分田地分房子，她都没要，全分给乡亲们了。
上海刚解放，我在南市区宣传部工作时，接到大姐写来的一封信。她碰到一个问题。
陈营子搞土改斗地主，与地主有私仇的人就趁机折磨他们，不给粮食吃，只给吃烂掉的南瓜，大热天不许进屋，让烈日暴晒他们……总之，想尽法子折磨地主。大姐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共产党对地主也是有政策的，凡事应该根据政策来。可以批斗地主，分田地分房子，但地主也是人，不能虐待他们。这样不人道，是违反党的政策的。 大姐的这个观点，出发点不仅是党的政策，更出于她血脉之中根深蒂固的善良品质，无论何时，善待他人，尊重人格，都是她做人的道德。我母亲是最典型的善良的中国妇女，是我们最早的人生老师。大姐又成长于陈营子中国传统道德形成的氛围之中，人与人之间讲究仁义礼信。即使在革命的疾风暴雨之中，这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道德都没有使大姐迷失方向。口头上她以党的政策作为反对虐待地主的理由，但是真正的抵制力量还是来自她的内心深处。
人性中善与恶的冲突，这时候是以政治面貌出现的。就为了这个，有人就批评大姐包庇地主，敌我不分，立场不稳，不能做领导。
不做领导没什么，却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人受折磨，她不忍心看，又无法阻止，唯一的办法是想离开。我同意大姐的做法，就回信说：大姐，你就来我这里吧，我有孩子（当时大儿子沈建文刚出生，50年代我生了5个孩子）家务多，我和沈之瑜工作又忙，很需要你来帮我照顾一下家里。
大姐就把村里的工作交给一个名叫陈素贞的妇女，来上海了。 大姐的正直使她失去了一个个人事业发展的机会。
“三面红旗”时期，陈营子成立人民公社，因社长陈素贞是女的，公社起名为“三八”公社。三八公社成为刘少奇的试点，陈素贞以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女社长而闻名全国，当上全国劳模，受到刘少奇、邓小平的接见，后来还参加中国代表团出访苏联。
影响更大的是，当年还拍摄了一部以这位女社长为原型的电影——《三八河边》，在全国放映，由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主演。
陈素贞的职位原来就是陈国志的。如果她顺应时代潮流，出名的就是她。但是提起这事，大姐一点不后悔。
博物館馆长在家里受大姐领导
大姐来时，我的大儿子沈建文出生。那是供给制时期，每月保姆费12元，每个孩子18元，由国家出资，经济很紧。大姐来了后，就成为一大家子的总管。再往后，孩子一个个出生，到1958年，我一共生了5个孩子，孩子从小到大都是大姐照应。另外还要管理保姆，承担所有家务。每月的钱也交给大姐安排。
后来拿工资了。我每月工资七八十元，沈之瑜处级干部，一百二三十元，两口子加起来200元出头。那时候我母亲和侄儿（侄儿在上海读书）也来了，我按平均每人10元伙食费每月给大姨100元，大姨精打细算还有盈余，有人家到月底没钱跑来借，她还借钱给人家。为了省钱，她常常去买带菜帮的便宜菜。洗脸水也不舍得打，用孩子洗过剩下的水。
一大家，有北方人有南方人，有领导干部知识分子有没文化的农村人，但是几十年来家庭和睦。大姐个性强，性子直，在这个家当家作主意识很强。沈之瑜是南方人，学者，领导干部，在单位他领导别人，回到家却心甘情愿接受我大姐的领导。有时下午饿了去厨房看看晚上吃什么，大姨就撵他，一边笑骂“饿死鬼”，他就笑笑退出来。他喜欢味精，大姨不喜欢不肯放，他就在口袋里揣上味精瓶，吃饭时趁大姐不注意偷偷放一些。沈之瑜还常在饭桌上教育孩子，大姨买菜烧饭很辛苦，不容易，她做的饭菜谁都不许说不好，都要吃。大家都要尊重大姨。
大姐全心全意照管我的家和5个孩子，给她钱她也不要，因为感到这就是自己的家。在家里，她讲话大家都听，发脾气大家也不计较。孩子们对大姨都很尊敬，很听她的话，在家里，大姨吵，骂谁都可以，没人不服。大姐过得很舒心。
辛劳一生的大姐，晚年中风瘫痪在床，我为她请针灸医生打针治疗，请保姆专门悉心照顾。半夜发病要送医院，电梯停开，建文、建平，还有邻居，就把她从7楼背下去就医。沈之瑜妹妹茹志鹃也很关心，好几次烧了菜让儿子安桅送去。
2000年大姐去世，我和三妹陈健一起送她的骨灰去家乡符离集安葬，和母亲安葬在一起。墓碑上刻：大姐陈国志之墓，陈国英、陈国兰立。陈国英就是我，后自己改名陈秋辉，陈国兰是三妹，后改名陈健。陈健还写了长长一篇铭文记叙大姐的一生。
十多年了，几乎每年清明，大儿子建文都去安徽为大姨扫墓。
（作者退休前为《长宁时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