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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直译与意译孰优孰劣，是翻译界长久以来必争的一个话题。本文就直译与意译方面对中国近现代代表人物的观点进行总结概述。其实学者们观点各有千秋，直译与意译只是翻译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最终目的都是准确忠实地将原作呈现给读者。
关键词：直译；意译；观点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192-02
德莱顿认为，翻译有三种方法，即直译、意译和拟作。直译就是字对字、行对行将原作者的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意译又称活译，这种译法的作者会时刻让人见到作者的真面目，但并不拘泥原作字词句，只注重其意义，但不会更改原意；拟作是译者擅作主张，对原作字词、意义随意更改，有时索性一概背弃，完全脱离原作的格律和结构。德莱顿作为翻译文体分类法的始祖，对后世影响极大。他认为直译不可行，拟作这种‘随意删除、随意增补’的做法，只适合才华横溢的译者。他主张折中的译法，对一直以来纠缠不休的直译意译之争，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解决办法。而奈达的对等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直译与意译之争，强调翻译的过程和结果，为译者提供了一条新思路。本文围绕直译与意译对中国近现代的几个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进行了总结概述。
一、郑振铎：不失原意，译文流畅
郑振铎对翻译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最早的译论是1920年3月为耿济之等人翻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写的序。在这篇序言中，他赞扬了耿氏等人从原文直接翻译的工作，指出这要比转译更明确。在1920年7月，他又写了《我对于编译丛书底几个意见》，就直译、意译问题发表了看法：“译书自以能存真为第一要义。然若字字比而译之，于中文为不可好解，则亦不好。而过于意译，随意解释原文，则略有误会，大错随之，更为不对。最好的一面极力求不失原意，一面要译文流畅。”这是郑振铎对译学理论进行的认真探索，对直译与意译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二、周作人：信达不分，雅属于达
周作人认为，翻译是把原文的意思不多不少地移译出来，那么直译本来就是意译；假如以直译解作如字的抄译，以意译解作随意的改译，那么两者都是同样的不对。他认为翻译必要的条件便是信与达，如出毛病，便是因为两者发生偏差，走了极端。他指出：“其实这信与达是分不开的，有如俗话所谓盾的两面，至于雅则本是达的一种成分，不能成为译文的一种独立的要素。”他还认为：“达本是跟信来的。”原本的意思在那里，要设法把它传达出来，那才是达；若离开原意来乱道，达的是什么呢？现在译文中的不信多是因对原文不了解，不达则是由于对句子过于欧化，周氏认为这是另一个问题，并不是直译与意译的缘故。至于欧化句法问题，他认为事实上在汉语中早就存在，问题在于使它有利而无弊。
三、茅盾：直译的同时保留原作“神韵”
茅盾一贯赞成直译，他说：“翻译文学之应直译，在今日已没有讨论之必要；但直译的时候，常常因为中西文字不同的缘故，发生最大的困难，就是原作的‘形貌’与‘神韵’不是同时保留。”他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神韵’与‘形貌’未能两全的时候，到底应该尊重‘神韵’呢，还是重‘形貌’？”他的回答十分明确：“就我的私见下个判断，觉得与其失‘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所差异而保留了‘神韵’。”可见，茅盾原则上赞成直译，同时又强调保持原作的“神韵”，认为两者是一致的。为了从理论上更透彻地阐述这一观点，他在1922年8月的《小说月报》上特地发表了一篇《“直译”与“死译”》，驳斥了一些人对直译的诟病。同时指出凡令人看不懂的译文并不是“直译”而是“死译”，他是最早指出“直译”与“死译”的区别的。他还进一步阐明了“直译”有深浅两层意义：直译从浅层次说，一是“不妄改”，二是读得通；从深层次说，还是保留原作的神韵。
四、瞿秋白：直译
瞿秋白主张直译，他认为正确的直译，就是翻译时按照中国的语法和修辞，可以倒装，主语、谓语、宾语可以重复。瞿主张直译有两个原因：其一，他将翻译看成无产阶级文学的一部分，认为翻译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名著，并有系统地介绍给中国读者是中国文学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应该将原文本的内容介绍给中国读者；其二，直译可以促进现代汉语的发展。那时，封建宗法制度还束缚着中国人的言行，在这种情势下，无产阶级有必要推动现代语言拜托束缚，创造出新鲜、有生命力的语言，这也是无产阶级的重大任务。直译可以帮助中国人创造出很多新的词汇、新的语法及句法结构，从而丰富现代汉语。所以他认为对翻译要有要求——直译，就是正确的、绝对的中国白话文，借此把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语言介绍给中国的普通大众。
五、朱自清：译名中的意译
朱自清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同时又是一位学者和教育家。他有关翻译的论述不多，但比较精辟，主要见诸于《译名》和《译诗》二文。在《译名》中，朱氏将译名的方法概括为五种：音义分译、音义兼译、造译、音译和意译，他还对这五种方法逐一作了分析。他认为，意译的办法用得最多的是译名的正法，也是造新词的唯一方法。他分析了非难“意译”者的一些理由，所谓意译“混于作界”，并非即是“作界”，仍然只是立名。意译不能反映原名全部涵义，这是难免的，但要力求准确，能表达原名涵义的大部分就好。意译既非“作界”，自然不会像界说那样固定，也尽可随时引申。至于说意译易引起争论，也没有大的关系。他还指出，意译固然比其他译法好，但因可能的译名较多，必须认真选择，挑选表达原义较多、既不滥又不晦涩的词。他的这些分析，都比较实事求是，纠正了一些偏颇之见、含混之说。
六、邹韬奋：以读者看懂为标准
邹韬奋认为翻译最重要的是让读者看得懂，如果直译能够看懂，不妨直译，否则宜意译。即在一本书中，直译可懂之句即直译，直译不懂之处须略为变通，略加意译。他又说：“鄙意以为译书之最大要素，在使看的人懂，而且觉得畅快舒服，若使人看了头痛或糊里糊涂，不但不足劝人看书，反使人懒于看书。”“译的人也许看惯了原文，不自觉得译文里有使人不堪易懂之处，所以无论译得如何，最好能由一二人校阅一遍。”翻译必须使人看得懂，这是他一贯为读者负责的精神在翻译上的体现。他的主张其实就是严复说的“不达，虽译犹不译也”，“为达即所以为信也”。邹还认为：“直译似以白话为较易，意译则文言白话都差不多。” 七、林语堂：直译意译融为一体
林语堂认为，翻译的“忠实”程度大致可以分为四等，就是“直译”、“死译”、“意译”、“胡译”。“死译”为“直译”走向极端的结果，“胡译”是“意译”走向极端的结果。对于“直译”与“意译”两个名称，他认为虽然便于使用，但仍是“不中肯的名称，不但不能表示译法的程序，并且容易引起人家的误会”，使之成为“死译”和“胡译”的庇护所，或令人以为翻译有两种同时可行的标准。“直译”和“意译”本应是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在真正成功的翻译中，这两者是融为一体的。
八、焦菊隐：直译为主，意译辅助
焦菊隐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家，而且是一位精通英文、法文的著名翻译家。对于意译和直译，焦氏提出了“思想的过程”的观点，认为意译是能做到把原作的思想与情感化为译者自己的，然后用译者的“说法”、译者自己的态度、表现方法、文字形象的组织法和自己的笔调，把那个思想和情感重新写出来。译者的笔调、态度和表现方法，往往因为和原著的精神不合，很难不因形象而歪曲了它的内容，所以焦菊隐不赞成意译。而直译是既保持原文内容、又保持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用这样的方法，作者的思想的出发点、重心和情感分寸，原来是用怎样的方法表现出来的，能够在译文里尽量予以保存。总之，直译是以原文的思想和情感及其发展过程为中心的，这是必须直接传达出来的，至于服从于这个中心的个别句子、个别字与片语，却可以意译。可见，焦菊隐认为直译是意译的更高阶段，是“二度创造艺术”。
本文就直译与意译，对郑振铎、周作人、茅盾、瞿秋白、朱自清、邹韬奋、林语堂和焦菊隐这些对中国近现代翻译理论作出贡献的代表人物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希望对当前的翻译实践有所助益。
参考文献：
〔1〕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M].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2〕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3〕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00.
〔4〕张艺.从目的论看直译与意译之争[J].海外英语，2010，（5）：189-190.
〔5〕彭晓颖.直译与意译漫谈[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综合版），2006，（6）：57-59.
（责任编辑 姜黎梅）
关键词：直译；意译；观点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192-02
德莱顿认为，翻译有三种方法，即直译、意译和拟作。直译就是字对字、行对行将原作者的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意译又称活译，这种译法的作者会时刻让人见到作者的真面目，但并不拘泥原作字词句，只注重其意义，但不会更改原意；拟作是译者擅作主张，对原作字词、意义随意更改，有时索性一概背弃，完全脱离原作的格律和结构。德莱顿作为翻译文体分类法的始祖，对后世影响极大。他认为直译不可行，拟作这种‘随意删除、随意增补’的做法，只适合才华横溢的译者。他主张折中的译法，对一直以来纠缠不休的直译意译之争，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解决办法。而奈达的对等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直译与意译之争，强调翻译的过程和结果，为译者提供了一条新思路。本文围绕直译与意译对中国近现代的几个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进行了总结概述。
一、郑振铎：不失原意，译文流畅
郑振铎对翻译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最早的译论是1920年3月为耿济之等人翻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写的序。在这篇序言中，他赞扬了耿氏等人从原文直接翻译的工作，指出这要比转译更明确。在1920年7月，他又写了《我对于编译丛书底几个意见》，就直译、意译问题发表了看法：“译书自以能存真为第一要义。然若字字比而译之，于中文为不可好解，则亦不好。而过于意译，随意解释原文，则略有误会，大错随之，更为不对。最好的一面极力求不失原意，一面要译文流畅。”这是郑振铎对译学理论进行的认真探索，对直译与意译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二、周作人：信达不分，雅属于达
周作人认为，翻译是把原文的意思不多不少地移译出来，那么直译本来就是意译；假如以直译解作如字的抄译，以意译解作随意的改译，那么两者都是同样的不对。他认为翻译必要的条件便是信与达，如出毛病，便是因为两者发生偏差，走了极端。他指出：“其实这信与达是分不开的，有如俗话所谓盾的两面，至于雅则本是达的一种成分，不能成为译文的一种独立的要素。”他还认为：“达本是跟信来的。”原本的意思在那里，要设法把它传达出来，那才是达；若离开原意来乱道，达的是什么呢？现在译文中的不信多是因对原文不了解，不达则是由于对句子过于欧化，周氏认为这是另一个问题，并不是直译与意译的缘故。至于欧化句法问题，他认为事实上在汉语中早就存在，问题在于使它有利而无弊。
三、茅盾：直译的同时保留原作“神韵”
茅盾一贯赞成直译，他说：“翻译文学之应直译，在今日已没有讨论之必要；但直译的时候，常常因为中西文字不同的缘故，发生最大的困难，就是原作的‘形貌’与‘神韵’不是同时保留。”他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神韵’与‘形貌’未能两全的时候，到底应该尊重‘神韵’呢，还是重‘形貌’？”他的回答十分明确：“就我的私见下个判断，觉得与其失‘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所差异而保留了‘神韵’。”可见，茅盾原则上赞成直译，同时又强调保持原作的“神韵”，认为两者是一致的。为了从理论上更透彻地阐述这一观点，他在1922年8月的《小说月报》上特地发表了一篇《“直译”与“死译”》，驳斥了一些人对直译的诟病。同时指出凡令人看不懂的译文并不是“直译”而是“死译”，他是最早指出“直译”与“死译”的区别的。他还进一步阐明了“直译”有深浅两层意义：直译从浅层次说，一是“不妄改”，二是读得通；从深层次说，还是保留原作的神韵。
四、瞿秋白：直译
瞿秋白主张直译，他认为正确的直译，就是翻译时按照中国的语法和修辞，可以倒装，主语、谓语、宾语可以重复。瞿主张直译有两个原因：其一，他将翻译看成无产阶级文学的一部分，认为翻译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名著，并有系统地介绍给中国读者是中国文学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应该将原文本的内容介绍给中国读者；其二，直译可以促进现代汉语的发展。那时，封建宗法制度还束缚着中国人的言行，在这种情势下，无产阶级有必要推动现代语言拜托束缚，创造出新鲜、有生命力的语言，这也是无产阶级的重大任务。直译可以帮助中国人创造出很多新的词汇、新的语法及句法结构，从而丰富现代汉语。所以他认为对翻译要有要求——直译，就是正确的、绝对的中国白话文，借此把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语言介绍给中国的普通大众。
五、朱自清：译名中的意译
朱自清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同时又是一位学者和教育家。他有关翻译的论述不多，但比较精辟，主要见诸于《译名》和《译诗》二文。在《译名》中，朱氏将译名的方法概括为五种：音义分译、音义兼译、造译、音译和意译，他还对这五种方法逐一作了分析。他认为，意译的办法用得最多的是译名的正法，也是造新词的唯一方法。他分析了非难“意译”者的一些理由，所谓意译“混于作界”，并非即是“作界”，仍然只是立名。意译不能反映原名全部涵义，这是难免的，但要力求准确，能表达原名涵义的大部分就好。意译既非“作界”，自然不会像界说那样固定，也尽可随时引申。至于说意译易引起争论，也没有大的关系。他还指出，意译固然比其他译法好，但因可能的译名较多，必须认真选择，挑选表达原义较多、既不滥又不晦涩的词。他的这些分析，都比较实事求是，纠正了一些偏颇之见、含混之说。
六、邹韬奋：以读者看懂为标准
邹韬奋认为翻译最重要的是让读者看得懂，如果直译能够看懂，不妨直译，否则宜意译。即在一本书中，直译可懂之句即直译，直译不懂之处须略为变通，略加意译。他又说：“鄙意以为译书之最大要素，在使看的人懂，而且觉得畅快舒服，若使人看了头痛或糊里糊涂，不但不足劝人看书，反使人懒于看书。”“译的人也许看惯了原文，不自觉得译文里有使人不堪易懂之处，所以无论译得如何，最好能由一二人校阅一遍。”翻译必须使人看得懂，这是他一贯为读者负责的精神在翻译上的体现。他的主张其实就是严复说的“不达，虽译犹不译也”，“为达即所以为信也”。邹还认为：“直译似以白话为较易，意译则文言白话都差不多。” 七、林语堂：直译意译融为一体
林语堂认为，翻译的“忠实”程度大致可以分为四等，就是“直译”、“死译”、“意译”、“胡译”。“死译”为“直译”走向极端的结果，“胡译”是“意译”走向极端的结果。对于“直译”与“意译”两个名称，他认为虽然便于使用，但仍是“不中肯的名称，不但不能表示译法的程序，并且容易引起人家的误会”，使之成为“死译”和“胡译”的庇护所，或令人以为翻译有两种同时可行的标准。“直译”和“意译”本应是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在真正成功的翻译中，这两者是融为一体的。
八、焦菊隐：直译为主，意译辅助
焦菊隐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家，而且是一位精通英文、法文的著名翻译家。对于意译和直译，焦氏提出了“思想的过程”的观点，认为意译是能做到把原作的思想与情感化为译者自己的，然后用译者的“说法”、译者自己的态度、表现方法、文字形象的组织法和自己的笔调，把那个思想和情感重新写出来。译者的笔调、态度和表现方法，往往因为和原著的精神不合，很难不因形象而歪曲了它的内容，所以焦菊隐不赞成意译。而直译是既保持原文内容、又保持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用这样的方法，作者的思想的出发点、重心和情感分寸，原来是用怎样的方法表现出来的，能够在译文里尽量予以保存。总之，直译是以原文的思想和情感及其发展过程为中心的，这是必须直接传达出来的，至于服从于这个中心的个别句子、个别字与片语，却可以意译。可见，焦菊隐认为直译是意译的更高阶段，是“二度创造艺术”。
本文就直译与意译，对郑振铎、周作人、茅盾、瞿秋白、朱自清、邹韬奋、林语堂和焦菊隐这些对中国近现代翻译理论作出贡献的代表人物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希望对当前的翻译实践有所助益。
参考文献：
〔1〕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M].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2〕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3〕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00.
〔4〕张艺.从目的论看直译与意译之争[J].海外英语，2010，（5）：189-190.
〔5〕彭晓颖.直译与意译漫谈[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综合版），2006，（6）：57-59.
（责任编辑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