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被视为中国电影的一个文化传统。多年以前，早期电影先驱郑正秋就说过。电影实在不宜太深，不宜太高，应该替大多数人打算。这话说得太好了。电影杂志呢，能不能蹑、配合以至模仿这样的一种电影的范型，在电影解读、电影文化传播上持久地做一件关于“看”电影的指南工作，充溢这么一种自由而又意义非凡的图景?
　　《电影评介》创刊于1979年，它便是这样的一种刊物，而且我们回顾这个杂志的主持者和参与者三十年来的工作，便完全明白他们是无可企及的。文革结束后，电影的广泛影响力可以由当时的观影人次得到直接的印证。1977年8月，官方宣布文革结束，1978年全国电影观众达到了231.4亿人次，1979年则更是高达293.1亿人次。平均每天有7000万以上人次的观众看电影，创下全国观众人均观看电影28次的空前记录。在这样浓浓的观影氛围中，当偏居一隅的《电影评介》开始在国内电影界兴建独特风格的观看电影的桥梁、博物馆和期刊方阵时，人们还不清楚这份杂志的耐力和坚韧超绝的意志力，人们只能隔开一段距离看取而无法立即给予全情而尊祟的关注。不过，《电影评介》的主持者显然有信心以关于“看”的电影观去支持自己的办刊理念。进而通过时代的诚实和伟大渗透进宏伟的电影的殿堂。1979年这个刊物发表过一篇谈看电影的文章。文章说。谈到电影，可以说少有人不喜欢，特别是广大的青少年朋友，对电影的浓厚兴趣更是不必说了。人们喜欢电影，自然原因很多，但其主要原因，在于电影是一门以视觉形象为主的。综合性的艺术，它能使人获得直接的印象，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电影的感人力量，较之读书、听报告等等，在某些方面不知强过多少倍。在这样的不愿“受教育”而更愿意“看”电影的强烈意识之下，刊物竖立起的影像阅读的桥梁，庄严朴素，精美雅致，参与感其实是非常强的，《电影评介》的自我角色定位，是基于相信对于“看”电影的文化、理想、精神的复兴总会起到微小却关键的作用。
　　也是在1979年的那期刊物上，我还看到自己熟识的章柏青先生谈美术电影的文章，这让我尤感亲切。章老师后来在这份刊物上还几次发表过文章。他是搞电影观众学研究的，与“看”电影本身结缘本来就非常深。他在《电影评介》上，看到了他契合并一直尊崇的那些特定的价值观。这是意味悠长的。多年以来，刊物在看电影的观念与理想指导、激励之下，从未停止这样的追求：向其读者呈献、宣传自己的观念，编发各类文章，从中体现出一种精挑细选的形象。即使是在实用主义侵染的外壳之下，也从没有放弃自己沉实而高调地介绍、提升并重新铸造“看”电影理想的努力。
　　虽然表面上我们对于理想几度失去耐心，可不管电影风潮几起几落，电影创作与理论的先锋对观众、对电影“看”的理念何等轻蔑，《电影评介》历经变化，在本质上仍无法完全摒弃自己的理想。
　　这里，贯注着一种朝向自己目标前进的执著，而且隐含最理性的尽善尽美的热望。编一份刊物，工作本身也许经常是乏味重复的，不过《电影评介》的编辑者期望他们的工作创造性与活跃性兼具。刊物主编刘斯奇先生说：电影，从来就不是纯粹的电影：文章，也不会是纯粹的文章。它们都来自人心，是人心的一种物化形态。当我们把电影、把文章、把《电影评介》作为我们的心来对待时，那么，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春花，就是夏雨，就是秋香，就是冬雪。这样的话语，包含了一种对于理想化的努力的朴素而美丽的期许。但编刊物毕竟大不易，是苦乐参半的。我自己做过出版，也曾担任过一份杂志的社长、主编，当时誓要成为一个现代刊物的楷模，成为创造性智慧的理想化身，但是，虽然进行过许多努力，却并没有能够创造一种全新的现实。因此，现在回望、远观《电影评介》的坚守、前行与扎挣，体察它如何在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的过程中，极力抹去外界的喧嚣与贫困，不能不油然而生特别的敬意。也许确实，它并非要象征一种已然存在的不同于其他电影刊物的现实，而是要以其自身的形象。对抗我们内心腐化、乏味的部分，重塑我们的理想。这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