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代甘肃地区非常注重教育类图书的刊刻。清末，甘肃地区教育类图书的刊刻主体是政府机构和书院。进入民国以后，甘肃各地的书局逐渐成为教育类图书刊刻的主体。近代甘肃地区所刊刻的教育类图书，既有儒家经典，也有新式教材，其新旧交融的刊刻内容折射出甘肅近代社会过渡、转型的历史特征。
　　[关 键 词] 近代；甘肃；教育图书；刊刻主体；刊刻活动
　　[中图分类号] G64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18）13-0007-01
　　甘肃虽然地处偏远，但是地方社会注重文教，全省各地都建有完整的教育机构，读书之风盛行，教育类图书需求旺盛，带动了相关图书刊刻业的发展。清末，甘肃教育类图书的刊刻多由政府机构完成。如，陕甘总督左宗棠就非常重视教育，左宗棠在甘肃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发展教育，重视教育图书的刊刻。左宗棠在汉口、西安等地设立书局专门为西北印书，又在甘肃的安定、肃州等地设立临时的印书机构进行图书刊刻，左宗棠所刊刻的图书主要是“四书五经”等经学类书籍，这些图书成为当时甘肃贡院、书院等各类学校的教材。
　　除了政府热衷于教育类图书的刊刻活动，书院也是当时教育图书刊刻的主体。关于书院的地位，胡适就说“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渊源，惟书院是赖”[1]。清代甘肃书院众多，如兰山书院、五泉书院、求古书院、皋兰书院等，其中以兰山书院最为著名。书院一般由当地著名的学者主持，具有良好的学术氛围，藏书丰富，学风醇厚，多数有自己专门的刻书场所。当时甘肃的书院所刊刻图书有《皋兰课业诗赋编》《兰山课业松崖诗录》《兰山课业风骚补编》等。这些图书校雠精良，并能结合书院的教学实际，具有书院的特色，深受书院学子的欢迎。
　　进入民国以后，随着科举的废除、近代教育的发展，甘肃成立了新式的学校。科举虽然被废除，但是传统儒学依然具有生命力。新式教育和传统教育开始并存，教育的新旧鼎革使教育类图书的需求大增。和其他省份相比，近代甘肃印刷业相对落后，图书刊刻力量有限。针对当时的教育用书需求，甘肃首先从外地购买了许多当时的教学用书，以供应学校，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正中书局都曾为甘肃出版过教育类图书。除了从外省引进教育图书外，甘肃还通过重组本省的印刷刊刻资源出版了大量的教育类图书，让教育类图书的刊刻逐渐走向了本土化和规模化。
　　宣统初年，甘肃兰州建立了陇右乐善书局。陇右乐善书局最早选址在兰州贡元巷内，该书局由陇上硕儒刘尔炘先生创办。对陇右乐善书局的创办初衷，《民国人物碑传集》记载道：“先生（刘尔炘）重念甘处边陲，交通远阻，士子得书不易，欲为闾里育人才，求学识，莫急于广储典籍，因设立陇右乐善书局于省垣，一方翻印新学书籍，廉值以饷寒畯。”[2]可以看出，刊刻教育类图书是陇右乐善书局的重要目的。陇右乐善书局机构完备，传统优良。该书局刊刻的图书多半都是刘尔炘先生的教学讲义，“自光绪三十三年起印书，多系刘尔炘在甘肃高等学堂的讲义。可考者有《四书讲义》《小学弦歌节抄》《小儿语摘抄说意》《陇右轶事集》……《伤寒论类方》等。”[3]陇右乐善书局除了刊刻刘尔炘的著作外，还刊刻了李元度、牛载坤等人的相关教育类著作。除陇右乐善书局外，当时的中华书局兰州分局也以出版当时新式的中小学课本为主要业务。成立于民国24年的商务印书馆兰州支馆也出版了大量的中小学教科书。
　　除了书局以外，当时甘肃的各类新式学堂也刊刻出版了很多教育教学类图书。这些学堂所刊刻的教育类图书，既有儒家经典，也有新式教材，反映了当时教育教学内容的社会变迁。“各级各类学堂及大学也采用并刊印学校教员及省内外学者编写的讲义，如《论道德讲义》《教育心理学》《政治学概论》《国际公法讲义》《心理学讲义》《法学注释》《律例讲义》《伦理学讲义》《中外政治论衡》《春秋解》《史学概要》《教育计划书》《述忍堂家训》。”[4]
　　甘肃近代所刊刻的教育类图书既有传统的儒家经典，也有新式的教材，《四书讲义》《春秋解》和《中外政治论衡》《心理学讲义》并行不悖，都深受当时学校师生的欢迎。图书刊刻是社会政治文化的一面镜子，近代甘肃教育类图书的刊刻折射出甘肃从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交替过渡的历史景象，传统教育和新式教育并存，传统知识分子和新兴知识分子同台，地处内陆的甘肃也从传统社会向着近代化和现代化艰难过渡。
　　参考文献：
　　[1]胡适.书院制史略[J].东方杂志（二十一卷），1924.3.
　　[2]卞孝萱，唐文权.民国人物碑传集[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334
　　[3][4]白玉岱.甘肃出版史略[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47，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