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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黑泽明通过《罗生门》避雨一段情节的设置，使电影在主题上摆脱了芥川龙之介原著小说的限制，从原先的怀疑论中走出，在进行道德批判的同时又表达出对人性的信任及对道德修复和重建的希望。特别是通过对樵夫这一富有象征性形象的细致深入的刻画，黑泽明传达了人战胜内心虚伪和自私，真诚面对自己的可能性，重新树立了人对自身的信心。这也使芥川小说中隐遁不明的真相在电影中走向明朗，原先“无解的悬念”也变得有解。
【关键词】黑泽明 《罗生门》 真相 人性
电影《罗生门》使黑泽明导演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罗生门”这一原本让人很陌生的名字，也因为这部电影的巨大影响而进入社会生活成为事实隐遁不彰、真相扑朔迷离的代名词。人们习惯认为《罗生门》这部电影和原著小说《筱竹丛中》一样，最后给出的只是一个永远无解的悬念，没有给出真相：黑泽明导演也没有对事件和人物表现出道德上的倾向性，因此和芥川龙之介一样，他只是在用残酷的方式解剖人性，将其中的黑暗面展示给我们，他只是在道德批判而没有道德建构。是否真是如此?芥川的悬念在黑泽明的《罗生门》中是否仍然无解?黑泽明真的只是重复芥川小说在人性论上的立场。没有做任何改变吗?答案是否定的，可以肯定地认为，电影《罗生门》与原著小说相比，在关于人性的看法上是有着很大不同的，而且黑泽明导演所做的这种改变，与他解答芥川文本中的悬念有着密切的相关。本文将尝试就此问题做一探讨。
黑泽明的《罗生门》在情节上与芥川龙之介原著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即在原先真假难辨的堂上陈辞的基础上，他独具心裁地增加了罗生门避雨情节。正是这一情节设置使电影在主题立意上完全不同于原著小说，如果说原著给出的是一个永远无解的悬念，电影则表达出了明显的道德倾向性，以较为隐晦含蓄的方式暗示了真相，从而使原先小说无解的悬念变为有解。
罗生门避雨情节贯穿首尾，其功能显然不只是通过三人对话引出对案情的叙述那么简单，这段情节的核心人物是樵夫，他是整个事件的主要叙述者，除了叙述案情的情节外，这段避雨情节还可以细分为这样几个段落；1、樵夫流露出对人性黑暗真相的震惊：2、樵夫、行脚僧、打杂的人关于人性问题的争论：3、樵夫阻拦打杂的人剥婴儿衣服，自己隐瞒短刀一事被揭穿：4、樵夫收养婴儿。这些原著中没有的情节，恰恰是黑泽明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解开芥川无解悬念的过程，下面逐一分析。
一、“不懂，筒直不懂!”——对人性黑暗真相的震惊
“不懂，简直不懂”，这是影片开场的罗生门避雨情节中的第一句对白，我们看到樵夫目光发直，不停喃喃自语着这句话。他“不懂”人为什么会如此善于撒谎，不论是生者还是死者，男人还是女人，强盗还是武士，就没有人能够做到诚实，所有人都那样虚假，都在遮掩真相，其中包括他自己_就是这一可怕的事实让他感到震惊。人性丑恶一面的凶猛展示，冲击着他的固有信念。让这个老人目瞪口呆，所以才会表现出这样一种失魂落魄的样子。黑泽明通过这样的一个完全不同于原著小说的开头，引入对凶杀案件的叙述，同时也重点突出了樵夫的形象，这个形象在原著中不算很重要，但在电影中的作用却举足轻重，他寄托着导演的人道主义理想，这也意味着电影对原著的改弦更张主要是从樵夫这里入手，所以，樵夫及其形象的转变无疑是黑泽明解开芥川悬念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在此我们需要对樵夫的此种心理状态进行分析，他此时其实是陷入一种难以置信又不得不说服自己相信、无法接受却又不得不说服自己接受这样一种矛盾的心理困境之中。所以他显得痛苦、焦虑、无所适从。他分明亲眼目睹了真相，但又亲眼目睹了这一真相在层层谎言中逐渐被遮蔽，被扭曲，最后彻底消失。他的震惊源于这一切远远超出他的预料，这种震惊恰恰说明他曾有过一种对人性的较高期待和信任，而随着这种期待和信任被无情的事实粉碎。他原先稳固的价值观陷入解体，于是才表现出这样一种情绪。对人性的较高期待和信任，其实是一个人良知未泯的证据，善良的人总是更加容易相信人性，也更加容易对人性的恶有敏锐的痛感。
所以，樵夫在电影一开始表现出来的这种震惊和忧心忡忡的心理状态，无疑源自他的道德敏感，他未泯的良知，这使他与强盗、武士、武士之妻不同，他不再只是像别人一样将道德变成指控他人的工具，他更像一个道德观察者，虽然这个观察者本人在道德上也有污点——他一度也屈服于自己的欲望。将那把短刀据为己有，以致于不得不用另外一个错误掩盖这个错误，在庭审指证时也没能全部说出真相。更让他痛苦的是，因为他自己也不自觉地加入到说谎的行列之中，以致于他知道这些人在说谎，但却无法指证和揭露他们的谎言。因此他的痛苦无疑也有着自我谴责的因素。与其他说谎者不同，樵夫虽然也说谎，但他在这里表现出了一种道德上自我反省的能力，这一点也是黑泽明塑造的樵夫形象区别于芥川龙之介原著的最大不同。芥川对他笔下的人物没有表现出什么倾向性，不论是樵夫、强盗、武士、武士之妻，每个人的身上，都看不到任何道德光泽，黑泽明则不同，他在电影一开始对樵夫形象的刻画，使我们感到他与其他几个人不同，他当然也是一个说谎者，但他在人性的不道德面前表现出来的这种脆弱、震惊、痛苦自责的心理状态，无疑是黑泽明设置的一条伏线，它为片尾樵夫的人性复归预先做了逻辑上的铺垫，使最后樵夫的善举不再突兀而是显得真实可信。
二、“这世界是地狱么?”——关于人性问题的争论
电影通过樵夫的叙述，转入对案件的描写，但罗生门避雨的场景在这种叙述中仍然不断穿插出现。黑泽明一再让樵夫的叙述中断，加入三人对案件的议论，对世道人心的感叹。在这里行脚僧和打杂的人基本可以代表人性论上的两极。
打杂的人是性恶论的坚定支持者，他也在用自己现身说法、身体力行的方式证明着这种理论的正确性。毫无疑问，现实不断的为打杂的人所持的观点提供证据，这个案件之中每一个当事人的陈述，无不印证了打杂的人对人性的看法：
“嘿嘿……人就是不会说实话的!……人这种东西么，对自己本身都不肯坦白的事多着呢。”
“我看人这种东西么，就像是天生的尽把对自己不太合适的真事忘得一干二净，光把对自己合适的假话当作真的呢。”
“这世界压根就是个地狱嘛。”
可以认为，打杂者的观点，其实可以代表原著作者芥川龙之介在小说中对人性的观点，不论是在被改编成这一电影的《筱竹丛中》，还是另外一部叫《罗生门=》(黑泽明无疑也从这部小说中受到启发，才在电影中设置了罗生门这一场景)的小说。芥川都表现出对人性的巨大不信任，都将这个世界描绘成了地狱。电影虽然改编自小说，但黑泽明显然不想在电影中重复芥川这个观点，所以他电影中的行脚僧形象，不同于原著中走过场的证人，黑泽明将其设置成在人性论立场上和打 杂者截然相对的一个人物，行脚僧与打杂者在人性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毋宁是黑泽明自己对体现在芥川原著中的人性论和世界观的反对。
行脚僧虽然也承认人性有懦弱和自欺的一面，但他始终不愿意失掉对人性的信心：“我可不愿意把人看得那么坏!”他责备打杂者将人想得太可怕。他对人性的信心源自一种不想让这个世界成为地狱的良好愿望，“要是任何人都不能相信，那么，这个世界就成了地狱了”。他不愿这个世界成为地狱，所以无法接受性恶论。但是，让他绝望的是，他所信仰的观点，在现实中找不到任何有力的支持。不只如此，现实还在不断地提供着否定他观点的证据。
如果任由这一现实否定行脚僧的观点，则电影与原著小说在人性论的立场上并无不同，势必也将落脚于打杂者的观点上，即人是不可相信的，这世界本身就是地狱。显然，这是行脚僧无法接受也是导演本人无法接受的。这个时候，如果不能有这样一个形象，用实际行动否定打杂者的观点，将人性从黑暗的泥潭拯救起来，那么，性恶论者将胜利，而他们所认为的世界就是地狱将成为真理。这一人性救赎的最后希望，导演将其寄托于樵夫身上，而樵夫自己，在没有直面自己人性污点的前提下，是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的。这就有了下一个段落，樵夫不得不直面自己内心的段落。
三、“短刀哪去了?”——樵夫的谎言被揭穿
随着最后一个证人女巫陈辞结束，原著小说戛然而止。留给人们的是一个巨大的人性迷宫和永远说不尽的被悬置的真相。电影则再一次回到罗生门避雨的场景，并且添加了弃婴出现的情节。
坚信性恶论的打杂的人，毫不费力地将理论付诸实践，他剥去了那婴儿的衣衫。他是樵夫的一个镜像，因为樵夫也曾将别人之物据为己有，只不过打杂的人的行为性质更加恶劣。套用弗洛伊德的说法，如果行脚僧起到了樵夫的“超我”的作用，打杂者分明就是樵夫的“本我”。
面对如此赤裸的不加掩饰的恶，樵夫的良知和正义感被激发，他愤怒地出面制止打杂的人的不道德行径，指责他“自私自利”，这一指责，其实也可以说是樵夫内心对另外一个不道德自我的指责，他的“超我”对“本我”的指责，因为他自己也由于一念之差，被内心的贪欲所制服，表现得像这个打杂者一样自私自利。打杂者当然不会被这种指责所影响，因为他清楚这个指责者本身道德也有污点，他犀利的反驳让樵夫无言以对：
“难道你就不是那号人吗?……纠察使署的官们，也许叫你糊弄得过去：可我你可糊弄不了!”
“我问你，那把女人的短刀哪去了?多襄丸也说是镶螺钿的好家伙。那把短刀哪去了?难道落在草里就没有了吗?哼，不是你掖起来了，还有谁呀?”
这一质问揭开了樵夫一直不愿面对的真相，终于使樵夫能够直面自己内心的恶，这对于樵夫的内心转变而言是非常关键的。
将短刀据为己有这一行为不算大恶，但它的有害之处在于它破坏了一个人在自己心中的道德形象，使一个人在道德上的自我期许下降，而这一点却是非常危险的，随着一个人自我道德期许的下降，他极有可能在道德上自暴自弃从而实施更大的恶行，“一个人可能根本就不是恶的，却跨越了恶的界限。一旦人跨越了此界，就会有强大的力量把这个人一路卷进更残忍、暴烈、压迫性的行为中去”。所以，将短刀据为己有这一行为虽然看似很小的过错，却是道德大堤上的溃堤之穴，最终可能会彻底瓦解一个人的道德防线，这样，樵夫也就和打杂者没有了任何不同。
樵夫一开始选择了遮掩自己将短刀据为己有这一道德上的污点，而为了遮掩这一道德上的污点l他又给自己的人生添加了新的污点，那就是说谎，以及没有勇气制止别人作恶。而如果不去掩盖，让这一错误见光，则是一个人回归善良、重建道德自信的起点。道德上的污点使一个人的“理想自我”受损，而只有在真正面对这个错误的前提下才有可能重构自我。所以樵夫的不道德行为被揭露，对他来说反而是好事，如果没有这样的对内心之恶的面对和正视他可能会一直朝着不道德的方向滑落下去，而直面内心的恶，一个人将通过自我道德批判，尝试修补受损的自我形象，重新获得道德上的勇气、信心和力量。
四、“我还是可以相信人了”——重获对人性的希望和信心
打杂者恶行对樵夫的刺激，以及他对自己内心道德缺陷的正视，终于使樵夫在人格上站立起来，重获正常人所应有的道德情感与道德良知，于是收养弃婴便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虽然这只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善举，但在世事险恶人心凋敞的当时情景下，连一向对人性保留信任的行脚僧，也忍不住对樵夫的行为产生怀疑，而当他最终明白樵夫的用意，他说出了这样的话：
“啊，你做了一件好事。……亏得你，我还是可以相信人了。”
很平常的一句话，但在此时说来却有着很沉重的分量 因为它意味着行脚僧所秉持的性善论最终战胜了打杂者所代表的性恶论：意味着电影《罗生门》走出了小说《筱竹丛中》的人性论立场：意味着黑泽明走出了芥川龙之介原著的拘囿，由原先的道德虚无主义和怀疑论走向对人性的信任和对人的道德能力的肯定。正是这句话，说出了黑泽明的《罗生门》与芥川龙之介小说在人性立场上的最大不同，即黑泽明仍然认为“人是可以相信的”，而在芥川的小说中，看不到这一点。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樵夫的形象在这部电影中的所具有的象征性意义，他是个有缺点(胆小、贪小便宜)的善良的人，也就是说他可以代表这个世界的绝大部分芸芸众生，黑泽明在他身上寄托了人性复归、道德重建的信心和希望，他的存在代表了人战胜内心虚伪、自私和贪欲，直面自己的可能性。也正是因为樵夫形象在电影中承担着这样的功能，我们才可以肯定地认为，樵夫关于凶杀案件情节的叙述，除了隐瞒他拣的东西外没有说谎，于是案件的真相，不再暗昧不明，芥川小说的“无解悬念”，在黑泽明这里不再无解而是得到了解答。随着遮蔽人心的阴霾散去，被放逐的善性终于复归人心，肆虐于罗生门上的狂风暴雨也终于止歇。雨过天晴，世界露出它美好的一面，它并不全是地狱。同样，人性仍然有可以信任的一面，并不全是丑恶虚伪：抱着婴儿离去的樵夫，不再像影片开头那样萎靡不振、垂头丧气，而是挺直了身躯，脸上的表情不再痛苦扭曲，而是自信而又坦然，这是一个战胜自我获得新生的人，落日将余晖洒在他的脸上，让他显得容光焕发，那是人性的光辉，是拥有道德的信心与力量的人脸上共有的表情。
【关键词】黑泽明 《罗生门》 真相 人性
电影《罗生门》使黑泽明导演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罗生门”这一原本让人很陌生的名字，也因为这部电影的巨大影响而进入社会生活成为事实隐遁不彰、真相扑朔迷离的代名词。人们习惯认为《罗生门》这部电影和原著小说《筱竹丛中》一样，最后给出的只是一个永远无解的悬念，没有给出真相：黑泽明导演也没有对事件和人物表现出道德上的倾向性，因此和芥川龙之介一样，他只是在用残酷的方式解剖人性，将其中的黑暗面展示给我们，他只是在道德批判而没有道德建构。是否真是如此?芥川的悬念在黑泽明的《罗生门》中是否仍然无解?黑泽明真的只是重复芥川小说在人性论上的立场。没有做任何改变吗?答案是否定的，可以肯定地认为，电影《罗生门》与原著小说相比，在关于人性的看法上是有着很大不同的，而且黑泽明导演所做的这种改变，与他解答芥川文本中的悬念有着密切的相关。本文将尝试就此问题做一探讨。
黑泽明的《罗生门》在情节上与芥川龙之介原著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即在原先真假难辨的堂上陈辞的基础上，他独具心裁地增加了罗生门避雨情节。正是这一情节设置使电影在主题立意上完全不同于原著小说，如果说原著给出的是一个永远无解的悬念，电影则表达出了明显的道德倾向性，以较为隐晦含蓄的方式暗示了真相，从而使原先小说无解的悬念变为有解。
罗生门避雨情节贯穿首尾，其功能显然不只是通过三人对话引出对案情的叙述那么简单，这段情节的核心人物是樵夫，他是整个事件的主要叙述者，除了叙述案情的情节外，这段避雨情节还可以细分为这样几个段落；1、樵夫流露出对人性黑暗真相的震惊：2、樵夫、行脚僧、打杂的人关于人性问题的争论：3、樵夫阻拦打杂的人剥婴儿衣服，自己隐瞒短刀一事被揭穿：4、樵夫收养婴儿。这些原著中没有的情节，恰恰是黑泽明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解开芥川无解悬念的过程，下面逐一分析。
一、“不懂，筒直不懂!”——对人性黑暗真相的震惊
“不懂，简直不懂”，这是影片开场的罗生门避雨情节中的第一句对白，我们看到樵夫目光发直，不停喃喃自语着这句话。他“不懂”人为什么会如此善于撒谎，不论是生者还是死者，男人还是女人，强盗还是武士，就没有人能够做到诚实，所有人都那样虚假，都在遮掩真相，其中包括他自己_就是这一可怕的事实让他感到震惊。人性丑恶一面的凶猛展示，冲击着他的固有信念。让这个老人目瞪口呆，所以才会表现出这样一种失魂落魄的样子。黑泽明通过这样的一个完全不同于原著小说的开头，引入对凶杀案件的叙述，同时也重点突出了樵夫的形象，这个形象在原著中不算很重要，但在电影中的作用却举足轻重，他寄托着导演的人道主义理想，这也意味着电影对原著的改弦更张主要是从樵夫这里入手，所以，樵夫及其形象的转变无疑是黑泽明解开芥川悬念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在此我们需要对樵夫的此种心理状态进行分析，他此时其实是陷入一种难以置信又不得不说服自己相信、无法接受却又不得不说服自己接受这样一种矛盾的心理困境之中。所以他显得痛苦、焦虑、无所适从。他分明亲眼目睹了真相，但又亲眼目睹了这一真相在层层谎言中逐渐被遮蔽，被扭曲，最后彻底消失。他的震惊源于这一切远远超出他的预料，这种震惊恰恰说明他曾有过一种对人性的较高期待和信任，而随着这种期待和信任被无情的事实粉碎。他原先稳固的价值观陷入解体，于是才表现出这样一种情绪。对人性的较高期待和信任，其实是一个人良知未泯的证据，善良的人总是更加容易相信人性，也更加容易对人性的恶有敏锐的痛感。
所以，樵夫在电影一开始表现出来的这种震惊和忧心忡忡的心理状态，无疑源自他的道德敏感，他未泯的良知，这使他与强盗、武士、武士之妻不同，他不再只是像别人一样将道德变成指控他人的工具，他更像一个道德观察者，虽然这个观察者本人在道德上也有污点——他一度也屈服于自己的欲望。将那把短刀据为己有，以致于不得不用另外一个错误掩盖这个错误，在庭审指证时也没能全部说出真相。更让他痛苦的是，因为他自己也不自觉地加入到说谎的行列之中，以致于他知道这些人在说谎，但却无法指证和揭露他们的谎言。因此他的痛苦无疑也有着自我谴责的因素。与其他说谎者不同，樵夫虽然也说谎，但他在这里表现出了一种道德上自我反省的能力，这一点也是黑泽明塑造的樵夫形象区别于芥川龙之介原著的最大不同。芥川对他笔下的人物没有表现出什么倾向性，不论是樵夫、强盗、武士、武士之妻，每个人的身上，都看不到任何道德光泽，黑泽明则不同，他在电影一开始对樵夫形象的刻画，使我们感到他与其他几个人不同，他当然也是一个说谎者，但他在人性的不道德面前表现出来的这种脆弱、震惊、痛苦自责的心理状态，无疑是黑泽明设置的一条伏线，它为片尾樵夫的人性复归预先做了逻辑上的铺垫，使最后樵夫的善举不再突兀而是显得真实可信。
二、“这世界是地狱么?”——关于人性问题的争论
电影通过樵夫的叙述，转入对案件的描写，但罗生门避雨的场景在这种叙述中仍然不断穿插出现。黑泽明一再让樵夫的叙述中断，加入三人对案件的议论，对世道人心的感叹。在这里行脚僧和打杂的人基本可以代表人性论上的两极。
打杂的人是性恶论的坚定支持者，他也在用自己现身说法、身体力行的方式证明着这种理论的正确性。毫无疑问，现实不断的为打杂的人所持的观点提供证据，这个案件之中每一个当事人的陈述，无不印证了打杂的人对人性的看法：
“嘿嘿……人就是不会说实话的!……人这种东西么，对自己本身都不肯坦白的事多着呢。”
“我看人这种东西么，就像是天生的尽把对自己不太合适的真事忘得一干二净，光把对自己合适的假话当作真的呢。”
“这世界压根就是个地狱嘛。”
可以认为，打杂者的观点，其实可以代表原著作者芥川龙之介在小说中对人性的观点，不论是在被改编成这一电影的《筱竹丛中》，还是另外一部叫《罗生门=》(黑泽明无疑也从这部小说中受到启发，才在电影中设置了罗生门这一场景)的小说。芥川都表现出对人性的巨大不信任，都将这个世界描绘成了地狱。电影虽然改编自小说，但黑泽明显然不想在电影中重复芥川这个观点，所以他电影中的行脚僧形象，不同于原著中走过场的证人，黑泽明将其设置成在人性论立场上和打 杂者截然相对的一个人物，行脚僧与打杂者在人性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毋宁是黑泽明自己对体现在芥川原著中的人性论和世界观的反对。
行脚僧虽然也承认人性有懦弱和自欺的一面，但他始终不愿意失掉对人性的信心：“我可不愿意把人看得那么坏!”他责备打杂者将人想得太可怕。他对人性的信心源自一种不想让这个世界成为地狱的良好愿望，“要是任何人都不能相信，那么，这个世界就成了地狱了”。他不愿这个世界成为地狱，所以无法接受性恶论。但是，让他绝望的是，他所信仰的观点，在现实中找不到任何有力的支持。不只如此，现实还在不断地提供着否定他观点的证据。
如果任由这一现实否定行脚僧的观点，则电影与原著小说在人性论的立场上并无不同，势必也将落脚于打杂者的观点上，即人是不可相信的，这世界本身就是地狱。显然，这是行脚僧无法接受也是导演本人无法接受的。这个时候，如果不能有这样一个形象，用实际行动否定打杂者的观点，将人性从黑暗的泥潭拯救起来，那么，性恶论者将胜利，而他们所认为的世界就是地狱将成为真理。这一人性救赎的最后希望，导演将其寄托于樵夫身上，而樵夫自己，在没有直面自己人性污点的前提下，是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的。这就有了下一个段落，樵夫不得不直面自己内心的段落。
三、“短刀哪去了?”——樵夫的谎言被揭穿
随着最后一个证人女巫陈辞结束，原著小说戛然而止。留给人们的是一个巨大的人性迷宫和永远说不尽的被悬置的真相。电影则再一次回到罗生门避雨的场景，并且添加了弃婴出现的情节。
坚信性恶论的打杂的人，毫不费力地将理论付诸实践，他剥去了那婴儿的衣衫。他是樵夫的一个镜像，因为樵夫也曾将别人之物据为己有，只不过打杂的人的行为性质更加恶劣。套用弗洛伊德的说法，如果行脚僧起到了樵夫的“超我”的作用，打杂者分明就是樵夫的“本我”。
面对如此赤裸的不加掩饰的恶，樵夫的良知和正义感被激发，他愤怒地出面制止打杂的人的不道德行径，指责他“自私自利”，这一指责，其实也可以说是樵夫内心对另外一个不道德自我的指责，他的“超我”对“本我”的指责，因为他自己也由于一念之差，被内心的贪欲所制服，表现得像这个打杂者一样自私自利。打杂者当然不会被这种指责所影响，因为他清楚这个指责者本身道德也有污点，他犀利的反驳让樵夫无言以对：
“难道你就不是那号人吗?……纠察使署的官们，也许叫你糊弄得过去：可我你可糊弄不了!”
“我问你，那把女人的短刀哪去了?多襄丸也说是镶螺钿的好家伙。那把短刀哪去了?难道落在草里就没有了吗?哼，不是你掖起来了，还有谁呀?”
这一质问揭开了樵夫一直不愿面对的真相，终于使樵夫能够直面自己内心的恶，这对于樵夫的内心转变而言是非常关键的。
将短刀据为己有这一行为不算大恶，但它的有害之处在于它破坏了一个人在自己心中的道德形象，使一个人在道德上的自我期许下降，而这一点却是非常危险的，随着一个人自我道德期许的下降，他极有可能在道德上自暴自弃从而实施更大的恶行，“一个人可能根本就不是恶的，却跨越了恶的界限。一旦人跨越了此界，就会有强大的力量把这个人一路卷进更残忍、暴烈、压迫性的行为中去”。所以，将短刀据为己有这一行为虽然看似很小的过错，却是道德大堤上的溃堤之穴，最终可能会彻底瓦解一个人的道德防线，这样，樵夫也就和打杂者没有了任何不同。
樵夫一开始选择了遮掩自己将短刀据为己有这一道德上的污点，而为了遮掩这一道德上的污点l他又给自己的人生添加了新的污点，那就是说谎，以及没有勇气制止别人作恶。而如果不去掩盖，让这一错误见光，则是一个人回归善良、重建道德自信的起点。道德上的污点使一个人的“理想自我”受损，而只有在真正面对这个错误的前提下才有可能重构自我。所以樵夫的不道德行为被揭露，对他来说反而是好事，如果没有这样的对内心之恶的面对和正视他可能会一直朝着不道德的方向滑落下去，而直面内心的恶，一个人将通过自我道德批判，尝试修补受损的自我形象，重新获得道德上的勇气、信心和力量。
四、“我还是可以相信人了”——重获对人性的希望和信心
打杂者恶行对樵夫的刺激，以及他对自己内心道德缺陷的正视，终于使樵夫在人格上站立起来，重获正常人所应有的道德情感与道德良知，于是收养弃婴便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虽然这只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善举，但在世事险恶人心凋敞的当时情景下，连一向对人性保留信任的行脚僧，也忍不住对樵夫的行为产生怀疑，而当他最终明白樵夫的用意，他说出了这样的话：
“啊，你做了一件好事。……亏得你，我还是可以相信人了。”
很平常的一句话，但在此时说来却有着很沉重的分量 因为它意味着行脚僧所秉持的性善论最终战胜了打杂者所代表的性恶论：意味着电影《罗生门》走出了小说《筱竹丛中》的人性论立场：意味着黑泽明走出了芥川龙之介原著的拘囿，由原先的道德虚无主义和怀疑论走向对人性的信任和对人的道德能力的肯定。正是这句话，说出了黑泽明的《罗生门》与芥川龙之介小说在人性立场上的最大不同，即黑泽明仍然认为“人是可以相信的”，而在芥川的小说中，看不到这一点。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樵夫的形象在这部电影中的所具有的象征性意义，他是个有缺点(胆小、贪小便宜)的善良的人，也就是说他可以代表这个世界的绝大部分芸芸众生，黑泽明在他身上寄托了人性复归、道德重建的信心和希望，他的存在代表了人战胜内心虚伪、自私和贪欲，直面自己的可能性。也正是因为樵夫形象在电影中承担着这样的功能，我们才可以肯定地认为，樵夫关于凶杀案件情节的叙述，除了隐瞒他拣的东西外没有说谎，于是案件的真相，不再暗昧不明，芥川小说的“无解悬念”，在黑泽明这里不再无解而是得到了解答。随着遮蔽人心的阴霾散去，被放逐的善性终于复归人心，肆虐于罗生门上的狂风暴雨也终于止歇。雨过天晴，世界露出它美好的一面，它并不全是地狱。同样，人性仍然有可以信任的一面，并不全是丑恶虚伪：抱着婴儿离去的樵夫，不再像影片开头那样萎靡不振、垂头丧气，而是挺直了身躯，脸上的表情不再痛苦扭曲，而是自信而又坦然，这是一个战胜自我获得新生的人，落日将余晖洒在他的脸上，让他显得容光焕发，那是人性的光辉，是拥有道德的信心与力量的人脸上共有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