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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按照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为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为保证香港回归后的繁荣和自由，做了大量工作。
“绝不做第二个李鸿章”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巨变。英国政府改变了对港政策，企图故意为香港政权交接制造障碍。
1989年12月4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派外交顾问柯利达作为首相特使秘密访华，转交她给江泽民总书记的正式信函。时任外交部长的钱其琛清楚地记得：“撒切尔首相致江总书记的信相当长。她在信中表示，希望双方扭转两国关系恶化的趋势，恢复过去的良好沟通，并重申了英方的立场：信守联合声明，特别保证‘无意让香港被用做进行颠覆的基地’，也不试图使香港问题‘国际化’。然后撒切尔夫人笔锋一转，提出英方面临着‘大大增加’香港1991年立法局直选议员名额的巨大压力，对此不能视而不见。她要求中方起草基本法时，能与英方的安排保持协调。”
第二天，江泽民会见柯利达，会谈进行了近两个小时。柯利达说：“双方如能就基本法和香港直选问题达成谅解，恢复两国良好关系的大门就是敞开的。”这显然是把香港选举问题当做恢复双边关系的先决条件。江泽民当即顶回了英方这种施压的手段。
大约半个月后，江泽民正式复信撒切尔夫人。1990年3月20日，在会见新加坡国会议员、总理政治秘书吴博韬时，江泽民回忆了这封信的内容：“我在给撒切尔夫人的回信中说，保持香港稳定繁荣是我们的基本国策，香港稳定繁荣对双方都有利。英国打‘民主牌’，这是玩火……有人曾酝酿花10亿英镑在1997年后继续租香港。我看，不要说10亿，就是100亿、1000亿，我也不会出卖香港。我绝不做第二个李鸿章！”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港英政府大搞基建项目，企图花空香港政府的财政储备。1989年底，港英当局不跟中方打任何招呼，突然提出要花1270亿港币建一个新机场。
“这些建设大约要20年的时间。起初几年要做可行性研究和设计，然后英国人就撤走了。这等于‘你请客、我付钱’。我没说绝对不行，但要双方商量。”江泽民说。
原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透露，中央领导认为，如此大一笔款项，任何一家政府都不可能拿出来，必须向银行贷款。当时特区政府还没成立，必须由中央政府代特区政府担保。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支持，这个钱就借不到。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以不变应万变，先不吭声，等着对方来找我们。
事情果然不出中央所料，很快，汇丰银行等就到大陆来做工作，谈贷款事宜。鲁平回复银行：我们对新机场不了解，无法承诺。把他们都打发回去了。
英方骑虎难下，1991年，接替撒切尔夫人的梅杰首相又一次派柯利达秘密访华。鲁平说：“柯利达就像一个老太太在菜场买菜一样，跟你讨价还价，还来还去，最后他说250亿，到顶了。”
“250亿”这个数字最终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准备草签备忘录时，江泽民特意交代鲁平：一定要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签署才生效。“我们为什么坚持这一点？1989年后，西方国家封锁我们，一个领导人都不来，我们要打破这个僵局。备忘录不仅是解决香港机场问题，也要解决国际封锁的问题。”鲁平解释。
但就是这一条，柯利达不干了。
“梅杰首相不可能到北京来。” 柯利达说。
“你们原来说过的，为何不算数？”鲁平问。
“没说过！” 柯利达气势汹汹。
“柯利达先生，你还想不想谈？不想的话请你马上回去！”鲁平也火了。
柯利达自觉理亏，马上坐下来表示要继续谈。他提出可否折中一下，在第三国签。鲁平说不行。这时柯利达又耍起了无赖：“首相不在伦敦，找不到。”
“你想办法打电话找吧，总有办法。”
柯利达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后悻悻地说：“首相同意了。”
仪式中的“一秒之争”
1997年6月30日，江泽民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香港，出席香港政权交接仪式。23时05分，江泽民会见了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安排这次会晤时，英方强调此次会见是在香港交接仪式前进行的，因此查尔斯王子应该是主人。中方对此当然不能接受，中国最高领导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竟然反成了客人？！为了维护国家尊严和主权原则，又适当顾及英方的面子，避免最后时刻产生不必要的纠葛，双方最后做出了淡化宾主角色的处理，安排江泽民主席和查尔斯王子同时分别从两个不同的门进入会见厅，然后面对面地坐在沙发上交谈。
除了宾主之争，香港回归仪式还经历了一场“一秒之争”。
英国方面提出，降英国国旗和演奏英国国歌持续至6月30日最后一秒结束，要求中国推迟一秒，即7月1日零时零分1秒才升中国国旗和演奏中国国歌。
中共中央坚决拒绝。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指挥于建芳回忆道：“军乐团当时接到的是死命令，不能早一秒，也不能晚一秒。如果英方故意拖延时间，我们也要准时奏响国歌，即使是我们和他们的国歌音乐叠在一起也在所不惜。”6月30日23时59分，英国乐队开始演奏英国国歌《上帝保佑女王》，降英国国旗。“正常情况下，英国国歌需要50多秒，可是他们一演奏我就觉得不对劲，节奏比平时还快了不少。结果，他们只用了30多秒就演奏完了。”这等于故意给中方军乐团留出了二十几秒的空白时间。“这是令人窒息的二十几秒钟。我看见李鹏总理抬起手腕仔细地看了看表。我的心也顿时提到了嗓子眼。”于建芳小声问身边的联络官张景山：“怎么办？”张景山回答：“不管它，按原计划走。”
23时59分58秒半，于建芳果断地举起指挥棒。零时零分零秒，指挥棒准时起拍，《义勇军进行曲》响彻维多利亚港，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伴随着庄严的国歌，江泽民代表中国政府宣告：“今天，中英两国政府举行了香港交接仪式，庄严宣告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
“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从1983年10月开始，香港实施联系汇率制度，即维持港币兑换美元的汇率不变。如果外汇大量涌入或者涌出香港，香港当局必须干预，适当增加或减少港币供应，才能维持汇率不变。 1997年底，香港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狙击港币，一方面在现金和期货市场疯狂抛售港币，企图迫使香港放弃联系汇率制度，一方面散布人民币贬值谣言，动摇国际投资者对港币的信心。最严重的时候，国际炒家们一天之内抛售200多亿港币，香港金融管理局不得不运用财政储备，把抛售的港币全部买进，才将汇率稳定在1美元兑换7.75港币的水平上。
关键时刻，中央政府多次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坚决支持维护港币的联系汇率制度，给予特区政府有力的支持。1997年12月12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发表了题为“认真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的讲话。“我一再讲，不要批判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朱镕基说，全香港有3000亿美元的港币存款，如果联系汇率制度不能保住，人们一听说港币要贬值，都会取出港币换美元，香港外汇储备将无法承担。“所以，我们只有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在这紧急的时候，大敌当前的时候，不能批判，只有支持，为他们鼓劲。”
1998年3月，刚刚出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任内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在答记者问时他强调：“如果在特定情况下，万一特区需要中央帮助，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
其实，1998年中国内地的经济也遇到不少困难：出口增长率下降、国内需求不振、特大洪涝灾害。全世界几乎异口同声地宣称：人民币如果不贬值，中国经济将举步维艰。1998年11月16日，江泽民走出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会场时，香港记者扬起手中的10元人民币，高声问：“江主席，我们都很关心，我手中的10元人民币，明年是否还值10元？”江泽民听到后，立刻回头，坚定地说：“当然，人民币不贬值！”最终，中央政府以强大的后盾支持特区政府打赢了汇率稳定这场“世纪大战”。
2002年11月，朱镕基访问香港，发表了近半个小时的演讲。他说，过去两天，香港特首董建华多次向他提及香港所面临的财政赤字问题，表示为此“忧心如焚”。朱镕基一边拍打讲台一边说：“有什么好怕？……我也告诉董特首，你去年不是有600多亿700亿财（政）赤（字），今年大概也是这个数目吧。你不是还有2700亿储备吗？你这个‘赤字特首’，跟我这个‘赤字总理’比起来还差得多呢！……你3年以后花光财政储备，你怕什么？你到中国（内地）发50年长期债券，我第一个带头买，我相信中国人民也会和我一起买。……我就不相信香港会搞不好，若香港搞不好，不单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手里搞坏，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不会的！”
朱镕基还特别引用在香港广为传唱的《狮子山下》的歌词勉励大家：“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们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狮子山下》是香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比较困难时候的一首歌，主旨是激励大家奋发生活。朱镕基背出这段歌词，意在鼓励香港人振作起来。结束演讲时，朱镕基高呼“我爱香港”，会场气氛沸腾，掌声经久不息。当晚，香港所有电视台反复播放朱总理此段演讲。“香港发债我第一个买”，“我爱香港”和“引用《狮子山下》勉港人”等成为全港各报的大标题。
“一天至少看3份港报”
除了给香港打气鼓劲、雪中送炭外，朱镕基还长期关注港媒报道。他在担任总理后的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直言：“香港报纸我一天至少看3份，看的就是经济版，不然我怎么知道它的股票行情、石油多少钱一桶。”
1999年，朱镕基访问美国、加拿大。在美国演讲的时候，他说上海是中国的纽约；在访问加拿大时，他说香港是中国的多伦多。香港媒体大肆报道，说多伦多的金融地位比纽约差多了，怎么香港才是多伦多呢？第二天，朱镕基到了在温哥华，在一个冷餐会上，他一上来就说：“我要做一个特别澄清。”他要让香港的民众知道，说这句话的背景是因为他自己在加拿大，而多伦多是加拿大的金融中心。由此可见朱镕基对香港舆论的重视程度。
朱镕基还说，在内地的报纸上找不到骂他的文章，香港报纸上这类文章就多了。2001年全国两会上，朱镕基说：“去年香港有家报纸说我是‘黑手党’的‘教父’，我一笑置之。这家报纸说是转引自美国的报道，而美国报纸只是说我不要像教父一样说教，并没说我是‘黑手党’。”他说，批评可以尖锐，这是新闻自由。
2002年5月30日，朱镕基在会见美国国会众议员时说，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没有干涉。“香港有的报纸每天都在骂中国的领导人，比美国的媒体骂你们的领导人还厉害，这说明我们没有对香港施加任何压力。”
“绝不做第二个李鸿章”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巨变。英国政府改变了对港政策，企图故意为香港政权交接制造障碍。
1989年12月4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派外交顾问柯利达作为首相特使秘密访华，转交她给江泽民总书记的正式信函。时任外交部长的钱其琛清楚地记得：“撒切尔首相致江总书记的信相当长。她在信中表示，希望双方扭转两国关系恶化的趋势，恢复过去的良好沟通，并重申了英方的立场：信守联合声明，特别保证‘无意让香港被用做进行颠覆的基地’，也不试图使香港问题‘国际化’。然后撒切尔夫人笔锋一转，提出英方面临着‘大大增加’香港1991年立法局直选议员名额的巨大压力，对此不能视而不见。她要求中方起草基本法时，能与英方的安排保持协调。”
第二天，江泽民会见柯利达，会谈进行了近两个小时。柯利达说：“双方如能就基本法和香港直选问题达成谅解，恢复两国良好关系的大门就是敞开的。”这显然是把香港选举问题当做恢复双边关系的先决条件。江泽民当即顶回了英方这种施压的手段。
大约半个月后，江泽民正式复信撒切尔夫人。1990年3月20日，在会见新加坡国会议员、总理政治秘书吴博韬时，江泽民回忆了这封信的内容：“我在给撒切尔夫人的回信中说，保持香港稳定繁荣是我们的基本国策，香港稳定繁荣对双方都有利。英国打‘民主牌’，这是玩火……有人曾酝酿花10亿英镑在1997年后继续租香港。我看，不要说10亿，就是100亿、1000亿，我也不会出卖香港。我绝不做第二个李鸿章！”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港英政府大搞基建项目，企图花空香港政府的财政储备。1989年底，港英当局不跟中方打任何招呼，突然提出要花1270亿港币建一个新机场。
“这些建设大约要20年的时间。起初几年要做可行性研究和设计，然后英国人就撤走了。这等于‘你请客、我付钱’。我没说绝对不行，但要双方商量。”江泽民说。
原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透露，中央领导认为，如此大一笔款项，任何一家政府都不可能拿出来，必须向银行贷款。当时特区政府还没成立，必须由中央政府代特区政府担保。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支持，这个钱就借不到。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以不变应万变，先不吭声，等着对方来找我们。
事情果然不出中央所料，很快，汇丰银行等就到大陆来做工作，谈贷款事宜。鲁平回复银行：我们对新机场不了解，无法承诺。把他们都打发回去了。
英方骑虎难下，1991年，接替撒切尔夫人的梅杰首相又一次派柯利达秘密访华。鲁平说：“柯利达就像一个老太太在菜场买菜一样，跟你讨价还价，还来还去，最后他说250亿，到顶了。”
“250亿”这个数字最终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准备草签备忘录时，江泽民特意交代鲁平：一定要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签署才生效。“我们为什么坚持这一点？1989年后，西方国家封锁我们，一个领导人都不来，我们要打破这个僵局。备忘录不仅是解决香港机场问题，也要解决国际封锁的问题。”鲁平解释。
但就是这一条，柯利达不干了。
“梅杰首相不可能到北京来。” 柯利达说。
“你们原来说过的，为何不算数？”鲁平问。
“没说过！” 柯利达气势汹汹。
“柯利达先生，你还想不想谈？不想的话请你马上回去！”鲁平也火了。
柯利达自觉理亏，马上坐下来表示要继续谈。他提出可否折中一下，在第三国签。鲁平说不行。这时柯利达又耍起了无赖：“首相不在伦敦，找不到。”
“你想办法打电话找吧，总有办法。”
柯利达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后悻悻地说：“首相同意了。”
仪式中的“一秒之争”
1997年6月30日，江泽民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香港，出席香港政权交接仪式。23时05分，江泽民会见了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安排这次会晤时，英方强调此次会见是在香港交接仪式前进行的，因此查尔斯王子应该是主人。中方对此当然不能接受，中国最高领导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竟然反成了客人？！为了维护国家尊严和主权原则，又适当顾及英方的面子，避免最后时刻产生不必要的纠葛，双方最后做出了淡化宾主角色的处理，安排江泽民主席和查尔斯王子同时分别从两个不同的门进入会见厅，然后面对面地坐在沙发上交谈。
除了宾主之争，香港回归仪式还经历了一场“一秒之争”。
英国方面提出，降英国国旗和演奏英国国歌持续至6月30日最后一秒结束，要求中国推迟一秒，即7月1日零时零分1秒才升中国国旗和演奏中国国歌。
中共中央坚决拒绝。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指挥于建芳回忆道：“军乐团当时接到的是死命令，不能早一秒，也不能晚一秒。如果英方故意拖延时间，我们也要准时奏响国歌，即使是我们和他们的国歌音乐叠在一起也在所不惜。”6月30日23时59分，英国乐队开始演奏英国国歌《上帝保佑女王》，降英国国旗。“正常情况下，英国国歌需要50多秒，可是他们一演奏我就觉得不对劲，节奏比平时还快了不少。结果，他们只用了30多秒就演奏完了。”这等于故意给中方军乐团留出了二十几秒的空白时间。“这是令人窒息的二十几秒钟。我看见李鹏总理抬起手腕仔细地看了看表。我的心也顿时提到了嗓子眼。”于建芳小声问身边的联络官张景山：“怎么办？”张景山回答：“不管它，按原计划走。”
23时59分58秒半，于建芳果断地举起指挥棒。零时零分零秒，指挥棒准时起拍，《义勇军进行曲》响彻维多利亚港，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伴随着庄严的国歌，江泽民代表中国政府宣告：“今天，中英两国政府举行了香港交接仪式，庄严宣告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
“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从1983年10月开始，香港实施联系汇率制度，即维持港币兑换美元的汇率不变。如果外汇大量涌入或者涌出香港，香港当局必须干预，适当增加或减少港币供应，才能维持汇率不变。 1997年底，香港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狙击港币，一方面在现金和期货市场疯狂抛售港币，企图迫使香港放弃联系汇率制度，一方面散布人民币贬值谣言，动摇国际投资者对港币的信心。最严重的时候，国际炒家们一天之内抛售200多亿港币，香港金融管理局不得不运用财政储备，把抛售的港币全部买进，才将汇率稳定在1美元兑换7.75港币的水平上。
关键时刻，中央政府多次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坚决支持维护港币的联系汇率制度，给予特区政府有力的支持。1997年12月12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发表了题为“认真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的讲话。“我一再讲，不要批判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朱镕基说，全香港有3000亿美元的港币存款，如果联系汇率制度不能保住，人们一听说港币要贬值，都会取出港币换美元，香港外汇储备将无法承担。“所以，我们只有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在这紧急的时候，大敌当前的时候，不能批判，只有支持，为他们鼓劲。”
1998年3月，刚刚出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任内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在答记者问时他强调：“如果在特定情况下，万一特区需要中央帮助，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
其实，1998年中国内地的经济也遇到不少困难：出口增长率下降、国内需求不振、特大洪涝灾害。全世界几乎异口同声地宣称：人民币如果不贬值，中国经济将举步维艰。1998年11月16日，江泽民走出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会场时，香港记者扬起手中的10元人民币，高声问：“江主席，我们都很关心，我手中的10元人民币，明年是否还值10元？”江泽民听到后，立刻回头，坚定地说：“当然，人民币不贬值！”最终，中央政府以强大的后盾支持特区政府打赢了汇率稳定这场“世纪大战”。
2002年11月，朱镕基访问香港，发表了近半个小时的演讲。他说，过去两天，香港特首董建华多次向他提及香港所面临的财政赤字问题，表示为此“忧心如焚”。朱镕基一边拍打讲台一边说：“有什么好怕？……我也告诉董特首，你去年不是有600多亿700亿财（政）赤（字），今年大概也是这个数目吧。你不是还有2700亿储备吗？你这个‘赤字特首’，跟我这个‘赤字总理’比起来还差得多呢！……你3年以后花光财政储备，你怕什么？你到中国（内地）发50年长期债券，我第一个带头买，我相信中国人民也会和我一起买。……我就不相信香港会搞不好，若香港搞不好，不单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手里搞坏，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不会的！”
朱镕基还特别引用在香港广为传唱的《狮子山下》的歌词勉励大家：“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们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狮子山下》是香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比较困难时候的一首歌，主旨是激励大家奋发生活。朱镕基背出这段歌词，意在鼓励香港人振作起来。结束演讲时，朱镕基高呼“我爱香港”，会场气氛沸腾，掌声经久不息。当晚，香港所有电视台反复播放朱总理此段演讲。“香港发债我第一个买”，“我爱香港”和“引用《狮子山下》勉港人”等成为全港各报的大标题。
“一天至少看3份港报”
除了给香港打气鼓劲、雪中送炭外，朱镕基还长期关注港媒报道。他在担任总理后的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直言：“香港报纸我一天至少看3份，看的就是经济版，不然我怎么知道它的股票行情、石油多少钱一桶。”
1999年，朱镕基访问美国、加拿大。在美国演讲的时候，他说上海是中国的纽约；在访问加拿大时，他说香港是中国的多伦多。香港媒体大肆报道，说多伦多的金融地位比纽约差多了，怎么香港才是多伦多呢？第二天，朱镕基到了在温哥华，在一个冷餐会上，他一上来就说：“我要做一个特别澄清。”他要让香港的民众知道，说这句话的背景是因为他自己在加拿大，而多伦多是加拿大的金融中心。由此可见朱镕基对香港舆论的重视程度。
朱镕基还说，在内地的报纸上找不到骂他的文章，香港报纸上这类文章就多了。2001年全国两会上，朱镕基说：“去年香港有家报纸说我是‘黑手党’的‘教父’，我一笑置之。这家报纸说是转引自美国的报道，而美国报纸只是说我不要像教父一样说教，并没说我是‘黑手党’。”他说，批评可以尖锐，这是新闻自由。
2002年5月30日，朱镕基在会见美国国会众议员时说，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没有干涉。“香港有的报纸每天都在骂中国的领导人，比美国的媒体骂你们的领导人还厉害，这说明我们没有对香港施加任何压力。”